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
1993
江苏人民出版社
张灏
183
172000
崔志海，葛夫平
无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呀的是，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本书一反“西方的冲击”这一研究模式存在的偏颇，强调了中国文化传统在面临外部冲击时所具有的活力。作者通过对1890-1907年过渡时代梁启超思想的研究，详细考察了中西思想在很多领域内的相互影响，勾画出它们在梁启超思想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指出梁启超塑造的一代新民，与现代中国之间的联系，要比五四“新青年”更具有代表性。本书不愧为继李文森之后国外研究梁启超思想的又一力作。
张灏，1937年出生，哈佛大学博士，曾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部教授，专长研究中国思想史与政治思想史等。
前 言第一章 思想背景第二章 康有为在19世纪末的思想地位第三章 梁启超的早年生活和思想背景第四章 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想的形成：1896-1898第五章 流亡中的梁启超第六章 新民第七章 改良与革命：梁启超的政治观和传统观第八章 新民和国家主义第九章 新民和私德第十章 结语
然而，在有关儒家国家的道德目标方面，经世学派必定存在重大的矛盾心理。这种态度在1826年由魏源和贺长龄编辑出版的《皇朝经世文编》中得到反映。该文编者以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努力，搜集一切可资利用的思想以抨击官僚国家存在的种种行政和组织问题——六部的行政管理以及像税收、盐政、漕运、军制和边防这样一些相关的问题。初一看它的内容没有任何背离儒家国家传统方向的现象，因为有关专门的行政管理思想的整个汇编是以肯定儒家的学问和政府的理想为前提的。但由儒家士绅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搜集活动，并提出官僚国家的行政管理和组织方面的专业看法，便意味着除承认一般的儒家经典外，有关经世的专业知识也是有用的。 这一立场与儒家士绅的正统思想有着重大的区别，传统思想认为士绅领会了儒家的道德教义便足以使国家和社会稳定。更有意思的是，在该文编的主编魏源的文章中时有在儒家的思想理论中容纳一些法家治国目标的倾向。魏源力图通过对东周讲实力政策的诸侯和法家的秦始皇的赞扬，来模糊英雄和圣人之间的区别，弥合“王道”和“霸道”理想之间的裂缝。在他的著作中，不仅像实绩和赢利这样一些思想得到了肯定的估价，而且法家富强的目标在他的儒家经世观中也找到了正当的地位。“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根据这种观点，魏源认为对一个儒家学者来说，热情地叙述清初帝国的向外扩张以及歌颂康熙帝的武功不是不相称的，也是毫不奇怪的。虽然魏源的这些思想不能作为整个经世学派的代表，但在中国与西方相遇之前，有关集体能力和集体成就的思想已存在于晚清的思想中。 一般来说，19世纪60年代的同治中兴以重新肯定儒家国家的正统的政治目标为特征。这一特征在朝廷里确实存在，清朝对宋代新儒家思想的官方保护必然要使同治中兴符合儒家正统的治国目标。但对一大群在地方上掌权的儒家政治家来说，情况要更为复杂。虽然这一群体的重要人物曾国藩信守宋代新儒家的一些政治观点，但这一群体中的另一些人物的态度则比较暖昧。例如，冯桂芬是19世纪初经世学派的嫡传门生，是当时一位重要的思想代言人。对他来说，富强理想是一种公认的价值。
无
看完这本书，先辈们的爱国情怀跃然纸上。对先辈们的崇敬无以形容，也无法言说。
好书！值得。。。。。。。。。。。。。。。。。。。。。。。。。。。。。。。。。。。。。
思想史方面专业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