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形书写
1999-9
江苏人民出版社
戴锦华
283
200000
无
90年代，大众文化无疑成了中国文化舞台上的主角。在流光溢彩，盛世繁华的表象下，是远为深刻的隐形书写。凸现这隐形字样，并在新的坐标中勾勒一幅文化的地形图，是一个文化研究者的选择。 作者简介： 戴锦华，1959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现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和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系教授。从事电影史论、女性文学及大众文化领域的研究。著有《浮出历史地表——现代中国妇女文学研究》（合著）、《电影理论与批评手册》、《镜城突围》（论文集）、《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犹在镜中——戴锦华访谈录》、《拼图游戏》（随笔集）、《雾中风景：中国电影文化1978——1998》，以及 Cinema and Dsire:A Feminist Max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Dai Jinhua's Works.主编、撰写有《书写文化英雄：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等。
戴锦华，曾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现为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系客座教授。著有《浮出历史地表》（与孟悦合作）、《电影理论与批评手册》、《镜城突围——电影·女性·文学》（论文集）、《镜与世俗神话——影片精读十八例》、《镜城地形图——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拼国游戏》（随笔集）、《犹在镜中——戴锦华访谈录》、Cinema and Desire:Dai Jinhua's Works,英文论文集，由美国王瑾教授和Tani Ballow教授编选，Verso,1999。伦敦
结论：文化地形图及其他 文化风景线的延伸 文化研究及其陷阱 理论旅行与现实观照 何谓“大众” “格调”还是阶级 现实与话语逻辑 “大众”·主体 权力·媒介 共用空间 媒介的权力第一章 镜城突围 前史Ⅰ：“文革”叙事与“启蒙”时代 前史Ⅱ：新时期的“文化英雄” 前史Ⅲ：关于“历史” 创伤与“失语” 市声之畔 沉寂与众声喧哗 文化镜城第二章 消费记忆与突围表演 意识形态、禁忌与记忆的消费 梦魇与禁忌 窥秘与奇观第三章 救赎与消费 文化毛泽东 “原画复现” 记忆的“价格”第四章 想象的怀旧， 时尚与记忆 怀旧的需求 无处停 泊的怀旧之船 怀旧感与构造“个人” 南国的浮现 第五章 雾中风景 乐观之帆 一种描述 影坛“代群” 困境与突围 空寂的舞台之上 镜城一景 对话、误读与壁垒 “新人类”与青春残酷物语 结语或序幕第六章 镜像回廊中的民族身份， “留学生文学”与畅销书 世界想象与中国 转型与文化浮桥 “美国”梦与种族、阶级第七章 全球景观与民族表象背后 民族主义潮汐 流行图全景 一次回溯 “视觉”误差 地形图一隅 家与国第八章 现场、戏仿与幻象 在“边缘” “现场” 中国的“后现代”命名 转型时期的魔幻与戏仿 复制与戏仿之镜 个案举隅：狂言或搅局第九章 隐形书写 广场一市场 挪用与遮蔽 “无名” 的阶级现实 阶级的“修辞”
书摘 创伤与“失语” 90年代初年的中国文化跌入了一份苍白的窒息与失语之中。仿佛是幕落、幕启间的一个匿名的时段，一个必须去经历却无从去体验的无为时间。一种深刻的挫败与无力感弥散在这份社会文化的沉寂之间。毋庸置疑，它来自于现实的窒息氛围和再度涌现的政治迫害情结，事实上，80年代终结作为一份重要的历史经历，再度成为90年代文化的又一个缺席的在场者。但与此同时，这份挫败与无力感，亦来自于80年代文化逻辑的碎裂与混乱：依照前者，80年代的终结再次印证历史循环的死亡魔力。笔者也曾将这幕宏大的剧目称之为“一场后现代革命，有着一个中世纪式的结局”。但就在这份巨大的创伤与挫败近旁，“伟大的现代化进程”(或称“经济体制改革”)，却在稍事游移之后继续延伸。那么，这究竟是循环的历史悲剧中古老、痛楚而稔熟的一幕，还是现代舞台上血色殷红却并不鲜见的章节?如果说，80年代，整个中国知识界在历史进步／历史循环、救亡／启蒙、世界(西方)／民族(东方、中国)、时间／空间的二项对立式中组织起“中国走向世界”、“球籍”，“现代化与民族化”的历史与现实叙事，组织起世界景观中民族命运的大故事，以不断增殖的语词渲染着浸透了狂喜的“忧患意识”，并以此构造出关于知识分子主体位置的想象(或日误认)，然而，90年代初年，在失落了历史命名的基本参照的同时，知识界失落了自我指认与命名的前提。 在此，一个颇为怪诞的情形是，对于90年代的中国文化界说来，失语却并非无言，整个90年代，所谓“文化失语”的命题被不断地提出并讨论。但事实上，一种躁动的、有如精神病患者的谵妄式的语词涌流，是90年代文化“失语”症的主要表征。1990年，与精英知识界的骤然沉寂相伴随，是姑且称作“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的渐趋鼎沸之声。先是《渴望》(“中》第一部大型电视室内剧”即本土生产的第一部准肥皂剧)的问世，瞬间搅动起一阵全社会性的“《渴望》冲击波”；继而在作为官方说法的众多“主旋律’电影的制作中，以60年代的共产党模范人物为主角的传记片《焦裕禄》获得了不仅是高票房而且是高上座率的成功；同时，一部在台湾遭到票房惨败的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奇迹般地高居1990年电影票房之首。稍作辨析，便不难发现，三部似乎相去甚远的影视作品，至少在其社会接受的意义上，包含了一个共同特征，即中国最“古老”的电影情节剧类型(“苦情戏”)的基本特征。毋庸赘言，苦情戏的社会功用，刚好在于它能以充裕的悲苦与眼泪，成功地负载并转移社会的创伤与焦虑。通过苦情戏所唤起的廉价且合法的泪水，我们得以释放现实中的匿名伤痛与巨大的失落和绝望，将它转换为一份“人间真情”与“日常生活之正义”的安全情感。但彼时彼地，人们所忽略的，是在由《渴望》、《焦裕禄》、《妈妈，再爱我一次》所构成的“冲击波”与流行格局之中，大众神话与官方话语呈現出一种新的历史合谋，一次新的书写建构过程。这一次，历史之手将再度假大众传媒之便，在‘纸船明烛”中完成着一次80年代人文知识精英入主中国社会格局之梦的放逐式。 继苦情戏的流行事实上宣告着中国“大众文化”(“大众社会”?)正式登堂入室之后，充满了王朔式的语词奔溢与温和的政治调侃的电视系列剧《编辑部的故事》、香港导演徐克的电影《新龙门客栈》、大陆、香港合拍的“搞笑”稗史电视剧《戏说乾隆》、中国版的好莱坞式爱情故事《青春冲动》，继续推进并深化着这一过程．而伴随着“毛泽东热’的形形色色的出版物(中国共产党重要历史人物传记、将帅传奇)的风行，《王朔文集}的出版，林语堂英语小说译本的再度刊行，所谓香港“财经小说”女作家梁凤仪取代琼瑶、竺毛而流行，《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的大陆征服之旅，共同制造着一种时尚，一种不无怪诞意味的大众趣味。在抚慰与宣泄之间，在询唤与移置之间，在消解与重构之间，90年代初年的中国文化艺术界，经历着一个王朔或《一点正经也没有》／《编辑部的故事》式的滔滔不绝的“失语”。作为90年代初年诸多的、不无荒诞的文化情境之一，是在1988年开始冲击中国文坛、影坛的作家王朔成了榜上有名、应予以批判(如果不说是清算)的“反面典型’之一，但事实上，却是在这一颇为沉闷的时段中，四卷本的{王朔文集}赫然出版——“个人文集”，这一主流经典作家的“改写。《王朔文集》无疑成了90年代第一畅销书。一时间，街谈巷议，人手一卷，老少咸宜。至此，王朔成了1949年之后，在市场意义上的、中国第一本土畅销书作家，成为90年代第一文化流行，继而王朔作为电视剧{渴望}的主要策划人之一，成了官民同乐、同悲的一位准大众文化的“大师，与高手(时称“文化大腕儿”)；紧接其后的、王朔“体”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爱你没商量》、《过把瘾》，则使王朔“文体”、“语体”风摩中国尤其是北方城市，及至1993年以王朔为核心的“海马影视创作中心”成立，王朔已成了初兴的中国文化市场一位颇具楷模意味的成功者，一种新的主流文化的代表。如果使用一个或许不恰当的比喻，那么，90年代初的王朔及王朔一族，颇似萨满教中的巫师。以其谵妄语流提供过剩的能指；凭借它们，人们试图组织起社会性的、无名／匿名的创伤与焦虑；而且为个中人所不自知的是，这一过程本身亦悄然地完成着由80年代中国政治文化理想／拯救朝向90年代经济奇迹和物质／经济拯救的现实与话语的转换，完成着由精英文化的“指点江山”朝向大众文化引导、建构社会的转换。 市声之畔 彼时彼地，类似的大众／通俗的市井之声，并未引起中国知识界的真正关注。在一份深切而不无自恋的悲情之中，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将中国的现实境况想象为一座巨石压顶之下的火山，将自身指认为遭受重创而犹不自甘的英雄，而等待着一个“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时刻。1992年，关于邓小平南巡的众多的传闻，引动、复苏着巨大的希望。时至1992年底，在人们的殷殷期盼与懵然未明之间，中国的现代化(或日“改革”进程)因南巡讲话的推进，再一次进发为突进，商业化大潮的浪头怦然而至，迅速地席卷、覆盖了整个中国。中国知识界于90年代初年曾深刻体验着的那份历史阻塞与停滞感，此时显影为一股始终不曾停息，但与知识界的初衷及预期图景相去甚远的金元及欲望的潜流，而后者一旦奔涌而出。便将裹挟并再度度量一切。人们企盼的政治转型、再度开放与社会“拯救”已经到来．只是带有一副始料不及的可怖却别样迷人的面目。似乎无须“撞击世纪之门”，中国已然以不可逆转的加速度推进其“现代化”进程，甚至不容反身与抗议，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一加入全球市场，成为全球化格局中的一个远非中心处的成员。对于知识、文化界说来，这一变迁显然并非一场狂欢，而是再一次的震惊。一个事实上并不是此时方才到来，而是在此刻清晰地显影而出的心理体验，是一个远为深刻的失落：急剧推进的现代化进程，并未带来一个知识分子入主中国社会的时刻，“穿白大褂的新神”或许确实在“登基即位”，但那是些“可以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的应用科学和科技知识分子。……
书评绪论：文化地形图及其他 文化风景线的延伸 毋庸置疑，进入90年代以来，姑妄称之为“大众文化”的通俗、流行文化以愈加有力而有效的方式参与着对转型期的当代中国文化的构造过程。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现、当代中国不同的历史阶段，“大众”文化始终在通过不尽相同的途径或隐晦或直接地作用于中国社会，只是由于某种文化的“视觉误差”的存在，使它长期以来成了文化视野之外的盲区。而90年代尤其是1993年以降，“大众”文化的迅速扩张和繁荣，以及它对社会日常生活的大举入侵和深刻影响，使得我们无法对它继续保持可敬的缄默。无论是已成为普通家庭内景的电视机拥有量在中国城乡的惊人增长，还是在时间与空间维度及权限范围的意义上不断扩大其领地的电视节目；无论是好戏连台、剧目常新的图书市场，还是乍冷乍热、令人乐此不疲的电影、影院与明星趣闻；无论是面目一新的电台里种类繁多的直播节目，还是林林总总的热线与专线电话；无论是耳熟能详、朗朗上口的电视、电台广告，还是触目可见的海报、灯箱、广告牌、公共汽车箱体上诱人的商品“推荐”与商城“呼唤”；无论是不断改写、突破着都市天际线的新建筑群落间并置杂陈的准仿古、殖民地或现代、后现代的建筑风格，还是向着郊区田野伸展的度假村与别墅群。当然，尚有铺陈在街头报摊之上的各类消闲性的大小报章与体育、军事、青年、妇女类通俗刊物，装点都市风光的时装系列、悄然传播的商品名牌知识，比比皆是的各种类型的专卖店，使城市居民区钻声不绝、烟尘常起的居室装修与“厨房革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毋庸置疑，这一特定的文化现实对中国的人文学者乃至人文学科构成了全新的挑战。一如雷蒙德·威廉斯所指出的，至此，“文化”的涵义已转化为“表达特定意义与价值的特定的生活方式，它不仅存在于艺术与学识中，还存在于制度与日常行为中。就此而言，对于文化的分析便是对特定生活方式即特定文化中隐含于内彰显于外的意义与价值的分析”。我们间或需要一种文化理论，以研究“全部生活诸要素间的关系”，用以显现这一过程中历史的维度及日常生活表象背后的社会发展趋势。对此，我们姑且借助“文化研究”来称呼这一新的研究对象与领域。 然而，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对人文学者们所构成的挑战，不仅仅意味着研究与关注对象的转移与扩展，而且意味着对既定知识结构、话语系统的质疑；它同时意味着对发言人的现实立场和理论立场的追问。如果说，站立于经典文化的“孤岛”上，将杂芜且蓬勃的“大众”文化指斥为“垃圾”并慨叹当代文化的“荒原”或“废都”，是一种于世无补的姿态，那么，热情洋溢地拥抱“大众”文化，或以大理石的基座、黑丝绒的衬底将其映衬为当代文化的“瑰宝”，则同样无益且可疑。在此，且不论中国是否已进入或接近了一个“后现代”境况，也不论西方的“后现代”情境是否真正“填平了雅俗鸿沟”，在今日之中国，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大众”文化不但成了日常生活化的意识形态的构造者和主要承载者，而且还气势汹汹地要求在渐趋分裂并多元的社会主流文化中占有一席显位。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无助于拓清这一斑驳多端而又生机勃勃的文化格局。试看，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1993年)在重述美国梦的同时，也在抒发着不无激愤、痛楚与狡黠的民族情感，在建构“富人与穷人”、“男人和女人”、“美国人和中国人”的故事的同时，也在消解并转移着二者间的对立。同样，《过把瘾》(1994年)、《东边日出西边雨》(1995年)在美妙光洁的准肥皂剧表象下展现着中国的无名世界化大都市景观，构造着“个人”和关于个人的文化表述，同时也在重申着“核心家庭”、家庭伦理、“平装版”的人道主义信条及商业社会的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而《苍天在上》(1996年)、《车间主任》(1998年)、《抉择}(1999年)，则无疑试图触摸社会现实中的重大命题，同时以经过缝合的革命经典叙事和通俗情节剧样式规避现实的沉重与挤压。同样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纪实片《5·18大案》(1994年)，专题系列报道《中华之剑}(1995年)，感人且迷人的电视剧《西部警察》(1995年)，催人泪下的4n自爸咱妈》(1996年)、《儿女情长》(1997年)、《岁月如歌》(1998年)，轰动朝野、老少咸宜的《雍正王朝》(1999年)与《还珠格格》(1998年)，其多元文化定位与繁复的社会功能，都在向我们提示着今日大众”传媒及“大众”文化中在当代中国所扮演的重要而极度复要的角色。我们姑妄将同样成功并流行的电视连续剧或系列剧《我爱我家》（1994年）、《武则天》（1995年）、《宰相刘罗锅》（1996年）、《英雄无悔》（1996年）、《孽债》（1995年）、《好好过日子》（1999年）《牵手》（1999年）等等存而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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