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路
2009-12
广东人民出版社
杨黎光
221
无
《中山路：追寻近代中国现代化脚石》以“中山路”为切入点，回顾中国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的艰难与曲折，试图洞彻历史的幽微。
引子 2008：从中山到北京，走上寻踪之旅第一章 1514：两个世界的捷径与歧途第二章 1840：专制帝国的末路与转折第三章 1894：香山，走出一位孤独的寻路人第四章 1905：国内国外，遍地是开路的先锋第五章 1911：武昌，中国徘徊在十字路口第六章 1912：南京北京，寻找两条道路的交集点第七章 1919：上海，对希望之路的再思索第八章 1924：广州，艰难的光荣之旅第九章 1925：北京，一个人的终点，一个民族的起点第十章 1929：长江右岸，每条中山路都是蜿蜒的曲线第十一章 1953：新中国，和平建设的第一个“五年”第十二章 1978：改革开放，中国“闯”出一个新世界尾声 2008：见证历史，看遍中山路后记
第一章 1514：两个世界的捷径与歧途 东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按照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各自前行，最后终于在中世纪之后彻底分道扬镳。 欧洲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后，历史性地告别了漫长的黑暗时期，昂首走向现代文明；同期的中国正经历着内忧外患，仍然沉沦、迷醉、封闭在一乱一治的传统泥淖里不能自拔。 1514年，葡萄牙人代表欧洲率先来到广东沿海，开始反复叩击古老中国的沉重之门。香山，顺天时，得地利，从此成为近代中西文明的第一个碰撞点、交汇点。 许久以来，在中国一直广泛流行着这样一句西谚：条条大路通罗马。 它喻示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殊途同归。然而，事实上，总有一些民族能够以理性和智慧率先发现捷径，并且幸运地选择捷径，而有些民族则长期习惯于故步自封，因循不前，甚至在蒙昧中走上与文明发展背道而驰的歧途。 这样两种不同的历史走向，被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从科学史的角度归结成两个具体的问题：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诞生？在许多领域里，中世纪时的中国人是远远超过同期的欧洲人，可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这就是著名的，让中外学术界争论不休的“李约瑟难题”，或称 “李约瑟之谜”。 众所周知，没有现代科学，就没有工业革命，没有工业革命，也就谈不上现代文明。从更广义的范畴审视“李约瑟难题”，它所追问的其实就是在中世纪之后，曾经有过灿烂古代文明的中国为什么被欧洲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这的确是一个意义重大的“难题”。从这个“难题”的发现者李约瑟本人，到经济、文化、历史等多个领域的学者，都曾对此提出过自己的真知灼见，却似乎都没有为它找到十分圆满的答案。 李约瑟首先从“智性的因素”和“社会经济结构”人手，试图解答自己设下的难题。就“智性因素”，他说：“中国哲学永远不可能产生出那会在欧洲占主导地位的对自然界的构思形式。”而欧洲的科学家恰恰是在对自然规律的穷原竟委中获得了灵感。更进一步，他又分析了中国人与欧洲人在世界观上的差异：“自然律是由神的规律引申而来。可是，中国人从来没有‘造物主’的观念。……在他们的哲学或宗教里，‘创世’的概念是不存在的。……他们以为这是不值得加以研究的。” 李约瑟把现代科学的特色归结为“假设和实验方法的应用”。我们或许可以把“神的规律”理解为一种假设，而将对“自然律”的不断追究理解成一种“实验”。中国人从来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更不曾有过“上帝的法典或律则”，从而，也就彻底失去了那个作为现代科学产生的“假设”。 不可否认，哥白尼、伽利略等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家们正是在探索、求证“上帝的法典或律则”的过程中，培养了理性的精神，从而也孕育了现代科学的萌芽。 除了这些哲学与宗教方面的“智性因素”之外，李约瑟同时也强调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同才是更重要的，因为。“现代科学的出现是社会经济的因素促成的”。就此，他又做了这样的比较：“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人们以为中世纪时的欧洲贵族比中国官僚主义更强固，可是事实刚巧相反。在欧洲，当时机一到，商人与城市居民竟能与贵族联盟，推翻封建制度。他们先建立了商业资本主义，之后是工业资本主义。在中国朝廷，文人官僚们看起来好像比欧洲的骑士软弱，其实，他们比后者强得多。中国的商人从未成功地摧毁这个官僚阶层。”换句话说，现代科学是与现代资本主义相伴而生的。 近代的衰落，百年的屈辱，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难愈的伤，更是理性的中国人需要不断省思、探究，进而引以为戒的永久命题。 前不久，经济学家林毅夫又一次关注起了“李约瑟难题”。他先对在当前学界具有代表性的主流观点做了这样的介绍：“目前一种被广为接受的‘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认为，中国技术创新的停滞缘自人地比例的失调，在前现代社会中国先进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科学技术使得中国达到了很高的经济发展水平，然而由于儒家文化重视以男性为主的传宗接代伦理思想使得中国的家庭盛行早婚多育，人口的较快增长和膨胀使得人均耕地不断下降，劳动力越来越便宜，对劳动替代型技术的需求随之减少，因而尽管14世纪中国已接近工业革命门槛，但人口的数量已经多到再也不需要任何节约人力的装置了’。同时，人均剩余因为人均耕地下降而减少，也使得工业化所需的积累不足。相较之下，欧洲则由于人地比例合理，拥有未加利用的经济潜力，当知识积累足够冲破工业革命大门时，‘节约劳动的需求仍然十分强烈’，且还存在大量农业剩余可供积累。” 林毅夫显然并不认同这个“‘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所以，他又提出了自己的“假说”。其主要内容：一是“技术发明方式的转变”，一是科举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 关于“技术发明方式的转变”，他认为：“不管在前现代社会或是现代社会，技术发明的机制本质上都是依靠‘试错和改错’。在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前，不管是在中国或是西方世界，新技术的发明一般来自于直接从事生产的工匠或是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偶然的偏离常规方式的试错的结果而发现。到了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发明首先转为发明家有意识的‘试错和改错’的实验的结果，到了19世纪以后，发明家的实验则更进一步转为在现代科学引领下的实验。” 那么，中国为什么未能及时实现“从经验为主的技术发明方式转为以实验为主的技术发明方式”的飞跃？林毅夫的解释是，因为15、16世纪的科学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至此，我们仿佛跟着林毅夫的思路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李约瑟难题”的原点。 林毅夫的进一步解释是：“李约瑟认为中国的官僚体系重农抑商，因而无法把工匠的技艺与学者发明的数学和逻辑推理方法结合，是中国未能自发产生科学革命的原因。……我个人认为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原因不在于恶劣的政治环境抑制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创造力，而在于中国的科举制度所提供的特殊激励机制，使得有天赋、充满好奇心的天才无心学习数学和可控实验等，因而，对自然现象的发现仅能停留在依靠偶然观察的原始科学的阶段，不能发生质变为依靠数学和控制实验的现代科学。” ……
站在世界近代文明发展的历史高度上，以遍布中国的“中山路”为由头，以孙中山的革命与人生轨迹为主要线索，截取1840、1911、1919、1925、1978等十二个历史节点，追寻、探考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这是一条文明与愚昧、进步与落后、民主与专制相互缠绕、激烈斗争的求索之路，这是一条是内忧外患、水深火热的求生存、求发展之路。从洋务运动到实业救国，从立宪救国到议会救国，从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到改革开放……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一起走过的艰难历程，也是孙中山先生锲而不舍地追求的中国现代化之路和中华民族复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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