呆在原地
2013-1
广东人民出版社
樊克宁
无
知识分子的“原地” 这是我的工作,但又不完全是工作。如果仅仅为了工作,不需要做那么多功课,采访那么多内容。应该说,这是兴趣所在。我在新闻媒体工作29年,前10年在《广西日报》担任文学编辑和文化记者;后19年,在《羊城晚报》干时政和科教文新闻。在我50岁的时候,管理干部年轻化的时代潮流到来了,我从部主任位置上退出,选择重新当记者。于是,在退休前的最后3年里,我做了这件自己最想做的事情——访问中国的文化老人。 这是从2006年初开始的工程,我开始寻访那些尚存于世的文化老人.他们处于中国人文科学领域的顶尖位置,其中像饶宗颐、季羡林、任继愈、杨绛、贾植芳、侯仁之等都是90多岁的老人了,年纪最大的是禅宗临济宗第44代传人本焕长老,当时他102岁。他们中相当部分人出生时,慈禧太后还在世,这是一种特别奇特的感觉。每当在他们身边坐下,仿佛坐在一条源远流长的大江旁边,这是我最为期待的时刻。 这些文化老人,任何一人都是一本大书。同他们聊,会生出一种遗憾,就是可惜不能常常随从他们左右。有时候,好不容易找到名单上的电话,可是人已于不久前逝去,永远地带走了他们的故事,比如钟敬文。于是,我踩着生命的脚步拼命追赶,赶上他们了,就坐下来聊一阵,有如坐在生命长亭,那是一个可以暂时歇歇脚,讲讲往事的地方。他们把一生经历都浓缩在这貌似随意,却意蕴隽永的交谈中了。每当这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尽量在他们身边多坐一会儿。所幸的是,那时我已经不是一线记者,心态已从浮躁状态有所剥离,看问题的角度也有所不同。我醉心于面对面倾听他们从容诉说,准备好的采访提纲有时也就搁置在一边,因为我们的谈话内容,已经超出事先的计划,我已被领入到一个更为迷人的境地,看到了另一片更为广阔的天空。 采访这些老人是困难的,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我自己的问题。尽管他们大部分属于社会科学界,但各有不同的学科背景,其中多数领域于我而言非常陌生。他们不会同我讲基本的东西,那都是需要我自己去做功课的。如果我的提问击中了他们愿意重视的话题,他们就会打开话匣子,在我面前敞开一扇历史之门,甚至打都打不住(当然我巴不得他们多讲,可是往往有家属或保姆在一旁紧盯着时钟,生怕谈久了会累坏老人。我最担心的是如果问来问去都不到点子上,他们就要去睡觉了)。所以,我特别重视谈话前做功课。我得看书,查资料,做笔记,找学界人士作前期“备课”。打下了这样的底,才能去揣摸哪些话题能形成交谈的兴奋点,从而理出思路,列好提纲。 我所接触的这些文化老人,大多数具有自由知识分子之特质,这是我尤为敬重他们之处。即使有一些看来一度同“意识形态”贴得很近的人,骨子里面也仍然向往自由。我曾倾听汤一介先生谈到他在“文革”中参加北大“梁效”写作班子的经历,痛苦的回忆和深刻的反省令我震撼。当他以沉静的声音说出“自由的思想最重要”时,我感觉那是内心深处爆发的一声呐喊。同他们相对而坐,我曾有过一个感觉,好像他们是一块钢,曾被历史的手臂扭曲,扼颈之力稍一松弛,就又回到了原地。我一直在想,这个“原地”是什么?至少,它意味着不变。在思想或精神领域,总有一些东西是永远不变的,即使处于万物速生异变纷呈的时代,也有那么一些人愿意就在原地呆着。他们以一辈子的学术人生告诉我,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而不是别人要求的方式)去生活,去思想,去做事,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地”。在人类所有愿望中,这是多么贴近人之本性的要求,即使遭遇扼颈之危,也无法将其泯灭。为何如此说道?因为即使已经百岁高龄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无人能够有如饶宗颐先生那样的幸运,可以免除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羁勒,可以免除时代大潮的裹胁而倾注毕生精力以探求真知。尽管如此,他们毕竟是受到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熏陶的一代,是曾经耳濡目染中国最纯粹的前辈文化大师独立自由风骨的一代,他们于内心保留了一间纯净的书斋,对理想执著于坚守。也正因为如此,当经历过十年、二十年的历史劫难之后,他们仍能凭借着强烈的自省意识,重新爆发思想创造力,加倍地焕发智慧之光。 还记得那是在2006年冬,香港所有高校联手为饶宗颐先生庆贺九十大寿,这是莫大的尊荣。那天采访完,已是深夜,坐进被中,把手提电脑搁于膝上,这样的句子从脑海里涌了出来: 2006年12月14日,香港维多利亚港湾著名的会展中心灯火通明。这个晚上,香港的主角是一位九秩学者——饶宗颐先生。 国家领导人许嘉璐、特区首席行政长官曾荫权、华人首富李嘉诚、中联办主任高祀仁、学界名流、知名作家……全都甘当陪衬——在国际汉学大师饶宗颐先生九十华诞之际,舞台灯光为他而聚焦。 所有枯灯独坐、皓首穷经的日子都退隐到幕后,他与等身著作相伴而来,走到盛宴中央,拱手一揖,对众人说:“无量感恩!”我一直认为这些句子融入了对所有那些执于理想、甘于坚守的人们的理解和认知。对他们了解多了,有时就会这样想:让漂浮的泡沫往前去吧,就在水湾安静呆着,这样很好。 2008年夏初,我同我的一群文化教育界朋友聚会,一位教授朋友对我说,年初他介绍我采访他的博导王元化,这可能就是导师最后的绝响了。王元化病危了,他刚去上海探望过他,情况不是很好。到了4月份,就传来王元化和贾植芳先后去世的消息。这年秋初,同事打来电话,说季羡林和任继愈刚刚去世。说实在的,我不是很惊讶,他们都是过九望百之人啊。可是我的内心为何仍然有着如此深切的惋惜?他们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而标本般存在着,标本没有了,永远失去的将会是什么? 2010年底,我退休,决定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重新整理这些原始录音和文字笔记,让它们基本保持原貌而留存。当有一天,人们翻阅这本书的时候,或许会思考一些问题,会想:“哦,他们曾经说过这些话呢。” 安静地坐下来,回过头一句句重读那些对话,仿佛重新回到了与那些智慧老人相对而坐、娓娓交谈的场景。有时读到某一段对话,心里会猛地一咯噔,就想,怎么不在这个问题上继续追问下去呢?从某种角度上说,这种采访永远都是有遗憾的。很有意思的是,在这重新的阅读中,心理不期然地发生着一些变化,似乎比当时更能领悟其中一些话语中的机锋,更能体会言语的本意。就想,当时怎会把这节忽略了?这是因为没有了工作的负累,变换了一种心境的原因吧。如果说,当年在为报纸供稿时,必须考虑新闻纸的特点,必须重视“即时”、“新鲜”以及版面字数诸多要素,并以此作为标准作出取舍,那么现在,基本完整的原始对话,能够还原他们的真实想法,能够还原一些历史真相,也更能体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品格,以及他们从漫长人生经历中凝聚而来的智慧。 整理这些原始采访笔记,用了一年多时间,慢慢地做,也不着急。他们都是年事很高的老人,记忆也会有误,核对、查实相当花时间。而且.他们谈到的一些内容,我自己若是不懂的,也要先搞懂,所以恶补知识也是必须的。现在终于完成了,感觉上像是又读了一次大学,而且学得相当杂。尽管如此,我学问终究肤浅,想必仍然有错,若不幸果然,先于此致歉了。 当初,同报社领导商谈这个选题的时候,报社领导要求我带一带年轻的记者,目的是能够延续羊城晚报的业务传统。也因此,青年记者邓琼参与过其中一些题材的采访。比如对饶宗颐、季羡林、任继愈、樊锦诗、叶嘉莹的采访她都在场,我们一起工作的时间紧张、充实而又快乐,那是一段永远难忘的回忆。 樊克宁 2012年8月
《呆在原地:与世纪学人面对面》基本完整的原始对话,能够还原他们的真实想法,能够还原一些历史真相,也更能体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品格,以及他们从漫长人生经历中凝聚而来的智慧。从2006年初,著名记者、媒体人樊克宁开始寻访那些尚存于世的文化老人,他们处于中国人文科学领域的顶尖位置,如饶宗颐、季羡林、任继愈、杨绛、贾植芳、侯仁之、本焕长老等等。
樊克宁,1955年10月生。《羊城晚报》高级记者、首席记者。
释本焕:百岁老和尚的百年佛缘杨绛:不愿做敲锣打鼓的事季羡林:辞了三顶帽 朴厚一学人侯仁之:一个守望大地的人王为一:中国电影史“活化石”贾植芳:最后的“胡风案骨干分子”任继愈:静水深流 凤毛麟角饶宗颐:大隐于市一鸿儒钱谷融:知识分子要做人民的良心王元化:容纳王元化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叶嘉莹:缪斯神坛的护诗女使陆广莘:医者最高境界:上工治未病汤一介:自由的思想最重要乐黛云:与最好的导师相伴同行李学勤:自述质疑“疑古派”的学术历程阮仪三:执拗的古城守护者樊锦诗:保护敦煌,一生就做这一件事
2008年2月27日上午,七时半。深圳弘法寺本焕长老法堂隔壁小餐厅。引路的小和尚请我稍等,说是本焕老和尚要来同我一起用早餐。实话说,我没料到这么快就要见到这位著名的百岁高僧,而且缘分竟是这样开始的,内心不觉有些紧张起来。 为了这次采访,我提前半年开始做“功课”,又得到了广东省民宗委陈绿平主任的支持,他说内地媒体此前还未曾获得采访本焕的机会,这个“第一次”给了《羊城晚报》。 在约定的采访时间的头一天下午,我从广州赶到深圳,直接上山住进弘法寺,当晚同应顺大和尚就采访内容作了详细沟通。山里空气好,不需要太多睡眠,自以为起了个大早,却听院里扫地的小和尚说,本老凌晨四点就开始早课了,不觉惭愧。小和尚将我引到小餐厅,本老就在应顺大和尚的陪同下出现了。我说:“方丈好!”本老操一口湖北官话说:“我是个老和尚。”我心领神会,因为应顺大和尚告诉我本老最喜欢的称呼就是“老和尚”。老和尚的微笑平和而明朗,令人感到了安详。在这过程中,早餐陆续送来。餐桌转盘上,摆放了一大钵水饺,一小钵汤圆,配有四样小菜:豆芽炒木耳、枸杞叶、豆腐皮炒辣椒、土豆丝。小和尚用托盘送来本老的专用早餐,为一小碗饺子,五只;一小碗番茄烧玉脂豆腐,三件;一小碗小米粥。 三人入座。本老、应顺闭目合什祈祷,顷刻毕。 本老捧起了他的小碗饺子,又指着桌上的菜对我说:“吃菜吧。”我正要应答,本老从他碗中夹起一只饺子,送到我的碗里。我受宠若惊,连声说“哎呀,谢谢谢谢!太有福了!”在我不迭声感谢时,印顺为我舀起一勺饺子。我见状忙说:“等等等等,让我先把这只饺子吃了,这是本老给的。”印顺等我吃完这只饺子,为我连舀两勺饺子,我忙不迭声地说:“够了够了,吃不了可要浪费了。”我发现本老和印顺都手捧着碗,低头快快吃,不言语,便问“可以说话吗”,“食不语”,印顺小声说。我知道造次了,小声说“知道了”,赶紧专心吃饭。本老吃完饺子,端起玉脂豆腐,又是先从碗里夹出一颗来给我,才再自己吃。在这连连惊喜中,我紧张的心放下了。本老吃饭,一小碗一小碗地清,每吃完一样,把空碗摞起。 本老饭毕,操着湖北话开始说起了闲话。“今天是对你的特别照顾。”本老说。我指着一桌食物说:“特别为我做的?”“对。平时我在那边吃早餐(手指方丈室),今天你来了,我特意过来陪你。”“哎唷,太有福了,谢谢谢谢!”又似感到不妥,忙说:“我专门从广州跑过来陪您吃早餐。”本老笑起来,问我“你哪里人”。“我湖南人。”“我是湖北的。”“您的胃口很好。我这次采访的都是九十岁左右的老人,多数九十岁以上,您年龄最大,身体最好。”印顺说:“老和尚每天四点钟就起来诵经,一直到晚上十点才睡,天天如此。” 吃完早餐,我们来到隔壁本老法堂。本老在桌前宽椅上坐下,指着倚在一边的小木椅对我说:“你坐这里。”我乐得紧挨着他坐下,一时间竟模糊了佛门与俗世的区别,就像祖孙一对。国家领导人尊他为佛门泰斗 记者:我第一次同102岁的人坐得这么近。 本焕长老:我102岁,减去100岁,我两岁。 记者:我的年龄减去整数,也两岁呢。 本焕长老:那你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呢? 记者:您的名字原来是释本幻,后来为什么改成了释本焕? 本焕长老:我原来叫本幻,这个“幻”字是幻化的“幻”,佛教认为一切皆是幻象。为什么改成现在这个光“焕”的“焕”呢?1948年,我接法于虚云老和尚宗下,在他的宗门里,我也是排本字辈的,所以虚云老和尚就给我改动一个字,改为光焕的“焕”。你觉得焕发的“焕”好呢,还是幻化的“幻”好? 记者:在您面前不打诳语,以我个人的喜欢,我喜欢原来那个“幻”。 本焕长老:不错,本来就是幻化啊。呵呵,你还有这种幻化的幻想啊。 记者:那您呢?您自己喜欢哪一个名字? 本焕长老:不是我喜欢不喜欢的问题。当然我喜欢以前那个“幻”。本来幻化有幻化的作用,光焕有光焕的作用。虚云老和尚的意思是要我光焕佛法。1948年我在南华寺接了他的法,第二年做了南华寺的方丈。那时虚云老和尚111岁了,他从百里之外的云门寺步行来为我送方丈座。 记者:南华寺是禅宗六祖惠能弘扬南宗禅法的道场,之后形成了临济、曹洞、云门、法眼、沩仰五大流派,因此南华寺有“祖庭”之称。您在南华寺接虚云老和尚的法,成为禅宗临济宗的传人,您是第几代? 本焕长老:第44代。 记者:现在临济宗的规模有多大? 印顺法师(本焕长老的弟子):目前中国禅宗大多数都是临济宗。 记者:本老,在您的经历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来果禅师。他对您的影响又是怎样的? 本焕法师:来果老和尚与虚云老和尚齐名,是当代禅宗两大宗师,都是已经明心见性了的。1930年我到了扬州高曼寺,在那里参禅七年。来果老和尚对我最好,教导我苦修苦练。我给他当过侍者,也当过衣钵,他要我在高曼寺当方丈,可是我发愿去五台山修行。 记者:据说前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同本老的缘分也很深。 印顺法师:1986年落实宗教政策,广州光孝寺庙产归还佛教界,是赵朴初居士礼请本老出山任光孝寺住持的。光孝寺是达摩初祖东来创立的禅宗祖庭,地位崇高。当时庙宇年久失修,佛像法器严重毁坏。在主持光孝寺的十多年中,本老不负使命恢复了光孝寺。本老先后修复和新建的寺庙共有11座,修建深圳弘法寺时,也是赵朴初居士亲自礼请本老再度出山主持大局的。 记者:本老出自前辈高僧门下,自己也修成高僧了,现在是弘法寺的镇寺之宝了。 P2-4
《呆在原地(与世纪学人面对面)》——《羊城晚报》首席记者樊克宁访问文化老人的精神之旅。本焕长老、饶宗颐、季羡林、任继愈、杨绛、贾植芳、侯仁之等文化大师的心路历程。 基本完整的原始对话,还原他们的真实想法,还原一些历史真相,也更能体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品格,以及他们从漫长人生经历中凝聚而来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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