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
2003-1
刘艳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01出版)
刘艳
无
本书介绍和阐述了曹禺的生涯与命运、创作历程与艺术成就。内容涵盖人生的幕启、苦闷：为艺术而生、诗意的起步、演剧生涯等23章。
引子第1章 人生的幕启第2章 苦闷：为艺术而生第3章 诗意的起步第4章 演剧生涯第5章 哲学的沉思： 人究竟应该怎样活着第6章 在大师的殿堂里徜徉第7章 清华园里的热恋第8章 《雷雨》：寂寞的高峰第9章 罪性的悲剧第10章 被误解与被曲解的第11章 另类社会问题剧《日出》第12章 在国立剧校的日子第13章 回到旧路的《原野》第14章 艺术的蜕变第15章 不幸福的爱情第16章 局部的归复第17章 永远的兄长第18章 被遮蔽的第19章 随风而逝第20章 热闹的事业第21章 抒情时代第22章 暮年之痛第23章 挽歌为谁而唱后记
书摘 第4章 演剧生涯 戏剧有它自身的内在规律，不同于小说和电影。掌握这套规律的重要途径，就是舞台实践。因此，如何写戏，光看剧本不行，要自己演；光靠写不成，主要在写作时知道在舞台上应如何举手投足。 ——曹禺 世界上许多大戏剧家如莎士比亚、莫里哀都有过演剧的经历。曹禺的戏剧生涯，经历了从看戏、演戏到写戏的全过程，其中，演剧实践对曹禺日后走上戏剧创作道路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它不但使曹禺有了丰富的舞台经验，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他对戏剧的兴趣。 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南开新剧团与“春柳社”、“春阳社”、“进化团”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1909年，在“春柳社”于日本东京演出《黑奴吁天录》之后两年，南开校长张伯苓即在南开倡导新剧，旨在练习演讲，改良社会，并自编自导了三幕新剧《用非所学》，由南开师生同台演出。此后，“鉴于新剧可作社会教育之利器”，“每值南开学校周年纪念日即公演新剧”。①至1914年，南开十周年纪念时演出《恩怨缘》，大获社会好评，于是正式成立南开新剧团，时趾周任团长，周恩来任布景部长。在南开新剧团期间，周恩来积极参与编剧和演出活动，并于1916年发表《吾校新剧观》，阐明自己对新剧的看法。在这篇论文里，周恩来将新剧同民族复兴这一伟大目标联系起来，指出新剧具有重要的教育作用：“言语通常，意含深远；悲欢离合，情节昭然；事既不外大道，副以背景而情益肖；词多出乎雅俗，辅以音韵而调益幽。以此而感昏聩，昏聩明；化愚顽，愚顽格”，“行之一夕，期之永久；纵之影响后世，横之感化今人，夫而后民智开，民德进，施之以教，齐之以耻，生聚教训不十年，神州古国，或竟一耀列强国之林，亦意中事也”。同时，周恩来充分肯定在世界戏剧潮流中，尤以写实剧最为发达，而南开新剧“于潮流中已占有写实剧中之写实主义”。② 南开新剧团成立后，先后公演了《一元钱》(1915)、《醒》和《一念差》(1916)、《天作之合》(1917)、《新村正》(1918)等剧，名声大振，颇得各界好评。1919年9月12日，李大钊在与天津青年进步组织“觉悟社”成员座谈时，充分肯定南开新剧运动是“新文化运动坚劲之一翼”，是“激励民气除旧布新”的利器。同年3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6卷，第3号发表胡适的评论文章，称： 天津的南开学校，有一个很好的新剧团，他们编的戏，如《一元钱》、《一念差》之类，都是“过渡戏”的一类；新编的一本《新村正》，颇有新剧的味道，他们那边有几位会员(教职员居多)做戏的功夫很高明，表情、说白都很好。布景也极讲究。他们有了七八年的设备，加上七八年的经验，故能有极满意的效果。以我个人所知。这个新剧目要算顶好的了。 曹禺参加南开新剧团时，南开新剧团已经公演了几十部剧目，形成了雄厚的基础和传统。曹禺是幸运的，在中学时代，他有幸遇到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不可多得的好校长张伯苓，而在南开新剧团，他又遇到了恩师和引路人、深谙戏剧艺术真谛的留美博士张彭春。 张彭春，字仲述，南开校长张伯苓胞弟，因排行老九，故又被南开人称为“九先生”。1892年生于天津，1908年从南开学校毕业，1910年以优异成绩通过第二届“庚款”留学考试。与赵元任、竺可桢、胡适等70人赴美留学，先后求学于克拉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获艺术硕士和哲学教育硕士学位。在美留学期间，正值易卜生的戏剧风行欧美，小剧场运动蓬勃发展，张彭春对戏剧产生浓厚兴趣，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开始创作剧本。1916年回国后，南开校刊报道说：“先生于此道久有研究，且极热心，从此吾校新剧前途，自必更放异彩。”①张彭春回国后，主持南开新剧团事务，他把西方现代戏剧创作的新观念、新方法带到南开，力图打破旧剧乃至文明戏的束缚，亲自编剧和导演。 1916年12月18日的《南开英文季报》用英汉两种语言同时刊出了张彭春创作的《醒》，受到各方称赞：“情旨较高，理想稍深，……写实述景历历目前，可以改弊维新，发人深省”，“颇多引人人胜之点，获此良辰，聆斯妙剧，佳音佳景，而极其妙矣”③。 1917年，张彭春创作了“更具新剧的意味”的《新村正》，次年10月在天津公演，同年12月，以英汉双语形式刊载于《南开英文季报》。1919年5月又刊登于《春柳》杂志。《新村正》反映的是辛亥革命后发生在中国北方农村的故事：无恶不作的恶霸地主吴绅，革命后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反而摇身一变当上了“新村正”，揭示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该剧在京津地区上演后，获得很高评价。戏剧理论家宋春舫对该剧“非常满意”，认为其“好处”“就在打破这个团圆主义。那个万恶不赦的吴绅，凭他的阴谋，居然受了新村正。不但如此，人家还要送‘万民伞’给他。那个初出茅庐、乳臭未干的李壮图，虽有一腔热血，只能在旁边握拳顿足，看他去耀武扬威呢。这样一做，可把吾国数千年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两句迷信话打破了”。①《新村正》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就写作时间而言，它早于胡适的《终身大事》；从思想性和艺术性来看，亦较《终身大事》深刻得多，堪为中国现代话剧的先驱性作品。 1919年，张彭春再度赴美留学，于192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育博士学位。留美期间，张彭春继续研习戏剧，并应洪深约请，创作了剧本《木兰》，该剧两度在纽约上演。张彭春回国后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教务长。 曹禺刚人南开新剧团时，张彭春尚在清华任上，曹禺只是从老师那里听到了“九先生”的大名。曹禺在南开新剧团首次参加排演的戏，是洪深据英国剧作家王尔德的四幕喜剧《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改译的《少奶奶的扇子》。这部戏曲折的情节、巧妙的构思和风趣的语言，给曹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这时曹禺还不能登台表演，但他对这部戏入了迷，台词背得滚瓜烂熟。后来他还排练过京剧《打渔杀家》和《南天门》，分别扮演萧恩和曹福，据看过他演京剧的同学说，曹禺是个演剧天才，演什么像什么，演京剧照样动人。 ……
后记十多年前，我在上研究生期间，开始研读曹禺的作品。和很多读者一样，我喜欢他的早期剧作，那些鲜活的人物，那种隆重的悲剧氛围和命运意识，构成一个迷人的世界，深深地吸引了我。后来，我以曹禺剧作为研究对象，完成了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曹禺：中国现代话剧的突破与超越》。这些年来，随着对曹禺研究的深入，我对曹禺其人其作形成了这样的基本看法：一、早期曹禺是个为人类而艺术的作家，他的几部代表作如《雷雨》、 《日出》、 《原野》等，寄寓着其宽厚的人类同情心，以及从人类存在的根本缺陷着眼来探究理想与前途的终极关怀精神。20世纪40年代以后，由于外界的压力和性格的弱点，他逐渐从一个为人类而艺术的作家蜕变为一个为阶级而艺术的作家。二、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曹禺的剧作实现了对同时代剧作家的突破和超越，但和世界戏剧大师比起来，尚有一定的差距，所以还不能算是世界戏剧大师。而这一结果的造成，则与他在创作的盛年放弃为人类而艺术的追求密切相关。此次写作《曹禺传》，就是在上述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曹禺曾经对为他写传的田本相先生说： “应当把我的心情苦闷写出来。”我总觉得，厨川白村的“文学是苦闷的象征”，道出了文学创作的一大缘由，就是说，即使我们不能同意苦闷是文学创作的惟一动力，但至少应该承认是最重要的动力之一。曹禺的天性中就有一种孱弱、忧郁、敏感的血质，这种与生俱来的卡夫卡式的血质，使他过早地滋生出对人情和世事的生命感受，外界的任何一种侵袭，哪怕在别人看来几乎是微不足道的，都可能给他心灵带来深深的苦闷。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增加和阅历的丰富，伴着大量地阅读、改编、演出外国戏剧，曹禺的苦闷与对人类悲剧命运的思考和终极关怀联系起来。这样的苦闷促成了他前期作品的辉煌。成名之后，他的剧作因为浓厚的宿命色彩和没有明确反映现实斗争而遭到左翼评论家的严厉批评，曹禺表现出主观上想适应左翼的要求而客观上比较困难的苦闷。及至终于迎合了主流的需要，却发现艺术水准大大降低，而且几乎写不出作品来了。对于一个天才的剧作家来说，心灵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这样的灵魂苦闷使他晚年的精神世界异常悲壮。应该说，力图进入曹禺的精神世界，写出他的苦闷，是我贯穿全书的主线。环境把一个天才作家一步一步逼向平庸，让我在写作过程中常常产生揪心的痛惜。 同时，在写作过程中，我深深感到，为20世纪中国作家立传，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这不仅是因为很多珍贵的史料不复存在，像曹禺写给郑秀的300余封信被付之一炬，就使我们失去了大量记录曹禺与郑秀情感生活以及当时的工作、创作、思想状况的第一手资料；更让我感到麻烦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20世纪中国作家说了太多违心的话，做了太多违心的事，因而很多见诸报刊的“史料”，包括主人公的文章、表态，甚至日记、访问记，都必须进行艰难的辨伪工作，设身处地地揣摩他们真实的心理。曹禺的女儿万方曾经这样形容他的父亲：“他的身体里绝对有一个灵魂。我觉得我不可能把它写出来，因为它太复杂太丰富，太精致太脆弱，太旺盛太强烈，太荒谬太狡猾，根本无法穷尽。”当我写完这部传记的时候，我和万方有着同样的感受。 不过，我已经尽力了。 200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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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曹禺其人及其作品，有些新的观点和看法，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