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变迁与近代文化转型
2008-04-01
四川人民出版社
郑大华,彭平一
676
无
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拥有四五千年连续不断的文明发展史的国家，其文化积累之丰富，传统价值观念之持久稳定，都是世界文明史上少见的。在中国漫长的文明发展史中，发生了两次重大的转变。一次是从列国并立的先秦时代，转变到秦汉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时代；另一次是从晚清开始的，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时代，向基于人民自治的民主的现代社会转变。这种重大的转变，既是社会形态的转变，也是文化形态的转变。本书是研究近代文化转型的，即是研究自晚清以来中国文化从中古的、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相适应的文化，转变到与近现代的、基于人民自治的民主制度相适应的现代文化。这个过程至今仍在继续。这一个转变过程与先秦到秦汉的转变过程有一个重大的区别。那就是，从先秦到秦汉的历史转变，完全是由于中国社会内部的种种变化积聚起来产生动力所驱动的；而晚清开始的这次转变，是在有巨大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发生的。从文化转型的角度去看，前一次转变，是中国文化内部的价值转换；而后一次转变，看起来好像是由某种外来的价值观念取代中国固有的价值观念，由某种外来的文化取代中国固有的文化。（当然，只是外表上看来像是如此；实质上，只不过因为西方文化之进步比较快了一些，显得先进一些。因而，中国文化向近代转进之时，可以在许多方面借鉴西方文化。）所以，许许多多的人，对这种转变都感到不适应。偏于保守的人，有的认为，这种转变是“用夷变夏”，犯了祖宗之大忌。有的认为，这种转变远不如像从前那样在旧传统中生活得自在。一般人，也多因为不适应这种带有外来色彩的变化而陷入深沉的、持久的困惑。这困惑，首先，是关于文化之“中”与“西”的对立和难于化解；其次，是由此而强化了的文化之“古”与“今”的困惑，以及关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关系的困惑，等等。诸如此类的困惑问题，人们争论了一百多年，只有很少数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都有相当了解的人，才能以比较健全的心态对待之，才能超脱这些困惑。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讨论热中，大体上仍是围绕着上述这类问题展开的。也就是说，中国人仍然未能完全摆脱上述的种种困惑。人们对西化问题的过分敏感，以及所谓“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要用中国文明去拯救世界文明”等说法，就是明证。
我们研究的对象是非常复杂而庞大的跨学科的课题，其中涉及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例如哲学、史学、文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传播学等等。 在中国漫长的文明发展史中，发生了两次重大的转变。一次是从列国并立的先秦时代，转变到秦汉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时代；另一次是从晚清开始的，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时代，向基于人民自治的民主的现代社会转变。 本书是研究近代文化转型的，即是研究自晚清以来中国文化从中古的、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相适应的文化，转变到与近现代的、基于人民自治的民主制度相适应的现代文化。本书主要探讨了社会结构与近代文化转型的原因、过程、结果和关系。
郑大华，男，湖南永顺县人，1990年北京师范大学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先后出版了国内外第一本以梁漱溟和胡适为中心、系统比较文化保守主义和西化思潮的著作《梁漱溟与胡适：文化保守主义与西化思潮的比较》（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一本系统研究中国现代著名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张君劢的生平和思想的著作《张君劢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一本研究嘉道经世思想家包世臣的著作《包世臣》（台北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一本系统研究乡村建设运动的著作《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以及《晚清思想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民国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民国思想家论》（中华书局2006年版）等著作。到目前为止，共出版中国近代思想史专著11部、合著3部、译著4部，点校整理资料8种12册，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目前任湖南省人民政府“芙蓉学者计划”首批特聘教授，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主任。
导论 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学术史回顾 二、本书对一些理论问题的认识 三、本书研究的主要问题及其结构第一章 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的历史起点 一、清中叶以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演变的新态势 二、嘉道之际经学的新变化与经世思潮的复兴 三、鸦片战争与经世思潮的新发展 四、经世思潮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第二章 社会的初步变迁与文化的初步转型 一、鸦片战争后经济和阶级结构的变化与新文化因素的出现 二、洋务运动对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推动作用 三、口岸城市的初步转型对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影响 四、思想观念和社会风气的初步变化第三章 社会的进一步变迁与文化的进一步转型（上） 一、维新运动引起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 二、清末新政对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进一步推动 三、城市近代化于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重要意义 四、近代新文化结构的初步形成第四章 社会的进一步变迁与文化的进一步转型（下） 一、20世纪初阶级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新变化 二、政治改革和革命对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影响 三、民国初年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新陈代谢 四、清末民初农村的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第五章 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的新趋向 一、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影响 三、近代新文化体系的基本形成参考文献人名索引后记
如果说，过去百余年来，由于国家积贫积弱，受欺受辱，因而难以在激烈的内外矛盾冲突中，建立起理性的健全的文化心态；那么，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国毕竟比过去富裕和强大了，在世界上争得了自己的地位，发挥着谁都无法忽视的影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统治阶级生活的奢侈和吏治的腐败。以皇室庆典的耗费为例。据统计，仅乾隆为他母亲做60、70、80大寿，耗费的白银达数百万两。而乾隆自己生日庆典的耗费更是惊人。他80寿辰庆典中仅景点一项，就花费白银114万多两。乾隆还两次举行千叟宴，每次耗费白银都在100万两以上。除皇室成员外，王公贵族、文武百官的生活也非常奢靡。乾隆帝的内侄福康安，“在其家奢汰异常，舆夫皆着毳（豆）之衣，姬妾习花，日费数万钱”。福康安的弟弟福长安，仅一座花园就有房675间，游廊楼亭282问，后来他犯罪被抄家，在热河的一处寓所就搜出贵重的珠宝玩器6450件。一般官僚、地主和商人也是奢靡成风。他们穿锦绣，食阁宴，饮佐酒，过着花天酒地的奢华生活，“京外各官寻常宴会，动至一席费五六金，外官款宴上司，竟有一日而费百金者，此类糜耗不一而足”。 统治阶级生活的奢侈，必然导致吏治的腐败，而乾隆晚年又耽于游乐，疏于朝政，听任军机大臣和珅专权聚敛，贪赂公行，这更使吏治的败坏越来越严重起来，甚至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朝中自亲王以下，多向和坤贿赂求庇护。地方官员自督抚以下，也没有几人不向和珅贿赂求官的。由于大肆纳贿，和珅任军机大臣二十年，聚积的不义之财数量惊人。嘉庆四年（1799年）和坤获罪被查抄，其查抄的家产编号登录，共编一百零九号。仅对其中的二十六号的估价，即值银二亿二千万两，当时国库每年收入不过七千万两。所以民间流传有“和坤跌倒，嘉庆吃饱”的谚语。督抚提镇等地方官吏既以行贿得官，到任后也上行下效，向下级官员大肆索贿以求补偿。而下级官员也以送礼为名，向上司行贿，以便得到关照或升迁，已成为公开的通例。据史料记载，当时督抚提镇以至道府官员出巡，下级要馈送“站规”、“门包”。平时有节礼、生日礼。每年还有所谓“帮费”。州县官为向上司行贿只得加倍或数倍向老百姓征收钱粮漕米，征刮所得，以一半送上司，一半归自己，开始他们还有所畏忌，久而久之，则成了惯例。嘉道年间，嘉庆和道光皇帝都曾试图对乾隆后期以来腐败不堪的吏治进行一些整顿，但无奈已积重难返。进入近代以后，吏治的腐败程度与嘉道时期相比，又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造成近代以来社会矛盾始终尖锐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吏治越来越败坏的同时，军队的腐化也日益严重起来。满洲贵族主要依靠八旗兵夺得全国政权。夺得政权后，八旗兵大多常驻京师，由政府按月发给优厚的饷银和粮米，同时还占有大量民地，收取地租，过着不战不耕的安逸生活。他们平时很少训练，整天只知道在京城四处游荡，久而久之，八旗兵逐渐成了浮荡子弟，骁勇善战的满洲传统早已丢失。到了乾隆时期，八旗兵已基本丧失战斗能力，乾隆连年用兵，主要用的是由汉人组成的绿营兵。绿营兵建立于清初，目的是为了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抗。但随着八旗兵战斗能力的丧失，绿营兵逐渐取代八旗兵成了清军的主力。然而进入乾隆末年后，绿营兵也开始走上了腐化道路，其战斗能力日益削弱。嘉庆年间，为镇压白莲教农民起义军，嘉庆皇帝不得不下令汉人地主实行团练，武装自卫。后来咸丰皇帝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便向嘉庆皇帝学习，要求地主组织团练武装，于是有曾国藩湘军的产生。湘军产生后曾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 二是人地之间矛盾尖锐而且后果严重。土地兼并加剧，人口增长而耕地不足，是这一时期的又一严重的社会问题。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土地占有制度，有一个规律，即每当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初，土地集中现象不那么严重，而到了王朝的中后期，土地兼并则日益加剧，当土地兼并达到一定程度，必然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旧王朝被推翻，土地兼并的趋势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这一规律也适合于清王朝。清初，由于明末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以及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采取了一些诸如招民垦荒和建立更名田的土地政策，使明中叶以来土地兼并日益加剧的趋势有所缓和，许多无地的农民得到了一小块土地，成为自耕农或半自耕农。然而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到了乾隆的中后期，特别是进入嘉道年间，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起来。与土地兼并而行的，是人口的急剧增长。明末清初，连年的战乱和灾荒，造成人口锐减，据估计，1650年前后，其人口仅为明代峰值的50％-60％，也即在8000万-1亿左右。此后，由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口得到迅速恢复和增长。到1740年前后，也即乾隆初年，人口增加了一倍多，达到2亿左右。到了1841年，也即道光十一年，人口又翻了一倍多，达到4.13亿。这是官方统计数，实际人口数可能比这还要多些。① 人口的急剧增长，必然导致人均占有耕地量的减少。清政府虽然也采取了一些鼓励垦荒的政策和措施，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耕地面积的增长远远落后于人口的增长。据官方的统计，从顺治十八年（166）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的105年问，耕地面由550万顷扩大到780万顷，增长了40％，而同时期的人口则增长了一倍多，从1亿左右增长到2亿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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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导论和前两章，感到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