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的对抗
2009年06月
贵州人民出版社
诺尔曼·布朗
320
冯川/等
无
诺尔曼·布朗也许算不上本世纪的文化名人，然而他的著作《生与死的对抗》却一度发生广泛的影响并引起深刻的震荡。厄内斯特·贝克尔曾说：“如果几本至诚的书能够直接改变世界，那么刚才提及的5位作家可能就已经摇撼了各个民族的基础。”①他所说的这5位作家是弗洛伊德、克尔凯郭尔、奥托·兰克、诺尔曼·布朗和R·J·利夫顿。把布朗与弗洛伊德相提并论，可能过高地估计了布朗的影响，然而不容否认的是，布朗的某些见解确实揭示了弗洛伊德未曾揭示的问题。 布朗写作此书的基本动机，是试图以精神分析学的观点对全部人类历史或至少是西方文明史作一剖析，借以诊断当今社会究竟在什么地方出了毛病。他的诊断使他发现：入是一种普遍患有神经症的动物；全部人类文化、人类历史以及种种社会制度，统统不过是神经症的产物；普遍的神经症使文明人永远处在受压抑的状态中，而由于始终得不到渴望得到的满足，人便像浮士德一样开始了不安宁、无休止的追求。这种追求成为历史的动力，它一方面创造出新的文明形态和社会组织来完成对人的压抑并因而加剧了人的神经症；另一方面，它作为人在被压抑状态中的一种奋斗和挣扎，又揭示出入内在地具有渴求痊愈的要求并因而为人的解放指示了一条出路。布朗出于对现代社会的失望和不满，对文明及其成果采取了否定的态度。
为什么说人是一种创造出文明或社会来压抑自己的动物？是一种什么样的根深蒂固的需要把人造成了自我压抑的动物呢？为什么人宁可压抑自己的爱欲也不愿使它得到完整的满足呢？面对此种种困惑，作者从“压抑”这一作为全部精神分析奠基石的概念出发，对人类文明史和人性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为我们解释了人类努力创造历史的原因、动力和本质等问题，并指出人类走出历史这场噩梦的唯一途径就是重建生与死的统一，让人在爱中坦然接受自己的死亡。
当代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
编者的话中译者序绪言第一部 问题第一章人是一种疾病第二章神经症与历史第二部 爱欲第三章性欲与童年第四章自我与他人第五章艺术与爱欲第六章语言与爱欲第三部 死亡第七章本能的二元论与本能的辩证法第八章死亡 时间 永恒第九章死亡本能与童年时代第四部 升华第十章升华在概念上的含混第十一章治疗与文化第十二章日神与酒神第五部 肛门性研究第十三章排泄幻象第十四章新教时代第十五章肮脏的金钱第六部 出路第十六章肉体的复活注释
死与个体性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从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中也能隐约感觉到。弗洛伊德把生本能与性欲相等同，实际也就是把生本能与那种保存物种之不朽的力量相等同。这也就暗含着这样一层意思，即是死亡本能构成了物种中某个特殊成员必有一死的个体性。进一步讲，在弗洛伊德关于爱欲或生本能旨在通过寻求结合与统一来保存和丰富生命的定理中，含蓄地包含着这样一个定理：死亡本能的目的所在是分离（separation）。弗洛伊德的焦虑理论也明确地把出生和死亡都说成是分离危机。［36］这样，弗洛伊德实际是在对有机生命进行一种结构分析，即将它视为由结合或相互依存与分离或相互独立之间的一种辩证运动所构成。结合或相互依存的原则维持了物种的不朽生命和个体的有限生命；分离或相互独立的原则则赋予个体以个体性并保证了他的死亡。 如果说死赋予生以个体性，如果说人是一种压抑了死亡的有机体，那么，人就是一种压抑了他自身个体性的有机体。这样，我们自豪地视人为天生禀有个体性的物种的观点，我们认为低级动物不具有个体性的观点，便都是站不住脚的。田野里的百合花有其个体性是因为它们根本不考虑明天，而我们却做不到这点。低等生物过着适合它们物种的生活；它们的个体性就在于它们是它们物种本质的具体化身，它们以一种特殊的生命形式存在而最后则终止于死亡。 如果精神分析学的压抑理论确实包含着某种真理，那么，人其实根本就没有展开过那适合于他这个物种并被赋予给他的肉体的那样一种存在方式。压抑作用使人本能般地被驱迫着要去改造人的内部自然和他生活于其中的外部世界，并因此而使人拥有了一部历史和把个人的生命附属于物种的历史性追求。历史不是由个体而是由群体创造的；而那些贩卖陈词滥调的人则令人厌烦地重复着人天生就是社会性动物这一说法。精神分析学的观点要求指出人类社会性中的病态性，这种病态性不是与“原始”社会对立的“文明”社会才有的，也不是与“原始共产主义”对立的“阶级社会”才有的，而是所有人类社会性中所固有的。弗洛伊德“原始父亲”（Primal Father）和“原始部落”（Primal Horde）的说法（见《群体心理学与自我之分析》）无论是否对存在于群体组织中的病态作了充分的解释和阐明，其重要之处就在于它从临床的角度宣布了社会性就是一种疾病。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