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哲学
1987-7
云南人民出版社
克里斯托弗·霍金森
刘林平 等
无
无
作者的材料当然还是比较充分的，但也由于材料收集方法上的局限（我觉得蛮搞笑的是，作者认为他对干部简历的收集加上深度访谈这种方式是研究方法上的一种创新。我倒认为这是最基本的田野调查的一个方面吧。只不过就是说过去的研究在系统整合两方面材料时可能做的不足），导致了论证当中存在的不严谨的问题。
例如页68前后，作者声称凭借关系进入的人员必然会导致一单位在达到人员承载的最高点后造成内部管理混乱、效率低下、盛极而衰，甚至最后的毁灭。这种声称存在很严重的问题。虽然作者告诉我们每个阶段有多少人进入或试图进入某单位，但是这个进入和试图进入的人员究竟如何影响到该单位的各方面运作的，包括具体事务的开展，人事管理，利益分配等等方面的问题，这在文章中是看不到的。略过这么多的细节，直接给出一个姿态明显的因果关系结论，是非常有违学术发言的准则的。而我相信，促成这些结论的，可能不少是作者观察到的，但也有可能很多也是道听途说，不是由那个特定部门的参与者那里得到的信息与材料。凭借各种社会上的官场上的道听途说就来阐发学术意见，多少会有一些不够严谨的危险。去下这样的一个结论，我觉得最恰当的方式是你对那个单位做一个深度的个案调查，陈述清楚关系户进入单位造成影响的每个步骤的积累如果造成它最终的小体制的崩溃。
本以为像个书生 才看到冯军旗看起来像个官员 估计是当了两年官 也就像个官了 斜眼一下~
冯的这篇论文 开头介绍完方法后 对于外行就已经开始精彩了 主要其他人 做的中国官'场政治生态的调查研究。大陆的 台湾的 美帝的 学者对于中国'生涯的研究概括。如邹谠所说：“正式的政.治最好由等级制金字塔来代表，而非正式政.治则由蜘蛛网来代表。。。。为制度化及长期稳定的目的，金字塔形的等级制应该得到蜘蛛网的补充而不是支配。因此，邹谠认为运转良好的政治体系，需要非正式关系对正式关系起补充和支持作用。
冯主要研究的是以下问题（更确切地说 应该是描述了一下这些问题 描绘出中国县级.官.场的整个生态体系）
1 中县县乡领.导的基本特征
2 中县领导干.部的来源，他们进入党.政.机关的 方式和机制
3 中县县乡领.导的政治轨迹和生涯模式
4 多出干.部的机构和岗位
5 政绩和领.导干.部的仕途
6 关系和领.导.干.部的仕途
近期新闻所说最多的是冯的第七章 尤其第一节 政.治家.族，一些看过新闻报导的人可能会误认为 政.治.家.族已经牢牢控制县级政.治体系 只有政.治.家族的人才能当官 获得重.要。这绝对是记者们的曲解，论文的重点如果是政.治.家.族怎么会只写一节 。政.治.家族那节是列出大大小小百来号与政治有关的家族 这样就被一些人误认为 只有政治家族的人才能当官。而在冯的第一章里 就将官.员的家庭出身统计的清清楚楚 在县领.导这一级别中 只有19%来自干.部家庭；59%农民 13% 9%教师。在正科级一把手家庭出身统计中25%干部；63%农民 8%工人 4%教师。合并来统计 干部出身的24%；农民62% 工人9% 教师5% 。看到有人感慨到： ”我国一个小小的县级行政单位，就找出了21个政.治大家族，15+35+90个政.治小家族，这到底是权力世袭集权的体现还是流动开放的体现呢？“ 如果再看看官员的出身统计 就不会这样扯了。
对有关中县的政府指导经济的描述可以看第六章 县级政府如此基层都难以做好国.营经济 那上面在国.营上的浪费 扯淡更不知有多少
= =看到几个非常让人反感的说法 你们都是爷 看你们就闹心 不说了
列下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的对象和方法
第二节 文献综述
第三节 研究问题和意义
第二章 构成
第一节 四级金字塔
第二节 出身
第三节 性别
第四节 年龄
第五节 教育
第六节 籍贯
第三章 进入
第一节 三个来源
第二节 初值获得
第三节 单位间流动
第四章 轨迹
第一节 副科级
第二节 正科级
第三节 副处级
第四节 正处级
第五章 摇篮
第一节 多出干部的机构
第二节 多出干部的岗位
第六章 政绩
第一节 中心任务和目标考核
第二节 政绩与干部仕途
第三节 政绩真伪
第七章 关系
第一节 政治家族
第二节 关系网与关系运作
第三节 拉票网
第四节 关系模型
第八章 结语
我说了方法论有问题的吧。
那个师门就是这么个风格的师门啊，奇妙的师门啊
对他这个道听途说就拿来写的再有一个辅助证据是，我发现他引用我前老板的东西，但居然把他的所属机构都搞错了！页100。
太不严谨了，只要google一下就能搞清楚的事情。
你们说的是这些内容吗？？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臧小伟认为，中国党委系统和政府系统的政治精英呈现二元精英路径模式，
即党委系统和政府系统选拔领导干部时有不同的标准，政府系统比较强调高学历和专业知识，党委
系统则强调较高的政治忠诚。也就是政府系统选拔专业性精英，党委系统选拔政治性精英。（Zang
Xiaowei ,2008:265—277）台湾政治大学黄信豪博士通过对1978—2008 年中国政治精英的大规模统
计分析，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政府部门干部选拔，不存在特定技术专长的集体性考量。政府
部门精英甄补并无外于党务部门之外的单独管道（黄信豪，2008：130）。从政—党螺旋晋升模式来
恩，前一个。
基本就是行外人觉得很好，行内人觉得很一般
我觉得这个论文可能最大的问题是道听途说，有很多东西读起来就像是听来的，就拿来写了。虽然作为各种谣传的道听途说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用来分析政治生态，但是如果有更确实的材料，或者可以对这些道听途说加以核准后更系统化就好了。
有行内人做过类似的研究？有谁啊？
你也臆断了吧，道听途说或许有，但你如何证明它是“最大”的问题。
各位大侠，能推荐本行内人觉得很好的吗？
何慕古你没看到我说的是可能吗？
作者引述的你前老板的所属单位不确，这个只能表明作者存在粗心笔误，不能作为“道听途说”的辅助证据吧。
如果你要表明作者在100页对Zang,Xiaowei 2004,Elite dualism and leadership selection in China第265至277页的引述只是道听途说，你需要指出的是，作者的引述与原文有什么严重不符之处。
我觉得这篇论文挺好，但当然不是从论文的角度。如果方法有问题，也是因为人家不鸟方法。郑门的学生，不拘泥于规矩，太拘泥可能写得没生命力~~
你要么再举一些例子来说说他道听途说好了~反正上文言简意赅的让人觉得有些论断~而且”可能最大“这种词组，经我对你的下笔动机的心理解释中，其侧重应该在”最大“。。。
如果按照一篇博士论文，水平实在有点危险：没有理论框架、研究设计和研究方法简陋。内容看似丰富，但是没有用严谨的方法确保资料的可信性和效度(reliability, credibility和validity)。
你对第68页“凭借关系进入的人员必然会导致一单位在达到人员承载的最高点后造成内部管理混乱、效率低下、盛极而衰，甚至最后的毁灭”这一声称的批评，我认同一方面，不认同另一方面。
我认同的是，下“必然”这样的断语太决然了，容易招致疑问。
我不认同的是，“细节略过太多”“道听途说”这两个批评。准备和提供多少细节，取决于这一部分本身的难度和在全文中的份量。从难度上，关系户人浮于事导致单位衰落并不是一个奇特、困难的观点；从份量上，如果这一部分单独成文或单独成章来写，当然需要更多调研和细节。但这一部分只是一小节中的一个分段中的一小块，作者所提供的县医院和乡镇政府的事例已颇有说服力，似不必为此额外提供太多。
而“道听途说”这个批评，你自己也同意这只是“可能”。
按照楼主的指引，我注意到到《中县干部》在第100页，101页举出数十名干部的政-党螺旋晋升路径，对Zang xiaowei的观点有一个严厉的批评，“臧小伟之论无疑是把党委系统和政府系统割裂的‘书生’之论，是对魏德昂教授的中国管理精英和专业精英二元路径的过度演绎，没有从中国党政精英互相流动和混岗培养的实际来进行考察”。
单就这一点而论，看起来论文作者所批评的Zang的观点更象道听途说、缺乏实际考察。
楼主如果要反过来批评《中县干部》的作者是依据“作为各种谣传的道听途说”，楼主最好也能扎实地指出作者的哪些观点、材料是缺乏实际调查的、与实际割裂的，而不是模模糊糊地评论说“但也有可能很多也是道听途说”。
@快三
您的认真已经让我感到十分不好意思。于是我努力想去回应一下您的提问，结果我特意查了那本书，发现那是一本只有244页的书。我不知道作者引述的第265至277页是从哪来的。所以我不准备对您后续的问题作任何的回应了。
另外旁注里写的是(Zang Xiaowei ,2008:265—277),但正如快三给出的reference,这书其实是出版于2004年。
@风之子
回应得我都想吐了。另外，究竟有哪个行内人作过类似东西啊？
@hmugu
我不晓得要怎么理解你说的他的不鸟方法，不鸟方法为什么要说收集简历以外补充深度方法是方法论上的一个创新。至于你对郑也夫及其门下风格之评价，不作评论。我想对那些不做实证研究或者实证不足空谈还欠火候的，方法论什么的自然不太成为问题。
另外，你也不用揣测我下笔的心理。我最讨厌别人没事在那揣测我的心理。
我不关注干部制度的，所以连臧小伟的研究我也不知道，所以说不上什么
@whoever
哈哈，我纠正一下，我是读了100页的旁注后张冠李戴地认为zangxiaowei 2008就是209页参考文献中的zangxiaowei 2004。我马大哈了。zangxiaowei 2008是指205页参考文献中的臧小伟2008，收录在《社会分层与流动》2008。这本书在新浪爱问上有下。第265至277页是指的这个。
各位严肃人士别被我的马虎误导了啊。
我之前term paper有写过相近的主题，有一些了解，不过也就是这个作者提到的那几个人，他们的材料上主要是依靠文献事后统计解释的。臧老师也是这样，虽然他私底下跟老多官关系很好，可能有些内部材料。暂时的确没看到过用田野方法收集这方面材料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作者，田野这块还是有意义的。
酸葡萄啊，酸葡萄。
臧小伟的论文讨论的是大学文凭和党龄在政治精英选拔当中的作用，他的问题意识是用数据来检测西方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中精英选择的方式，一种是技术官僚论，一种是二元精英论，他的检测结果更支持二元精英论的解释力，尤其是在显示党系统的干部和政府官员在政治性和专业化程度上的差异。但这一结论并不完全否认技术官僚论，因为在二元精英论中本身也包含了技术官僚的元素。他考察的党员干部和官员从中央级别的领导人和国务院各部委官员到各省地方书记和行政官员，乃至到一些重要城市如深圳青岛的主要党政官员。他考察的时段是改革开放时期，但实际运用的材料截止于1994年。
黄信豪的博士论文第五章考察的是中央/国家级别的党政机关精英甄补模式，他以自己收集的材料来考察1978年到2008年整个长时段中这一甄补模式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他的结论是在1993年以前，科技专长的精英相对集中任职在政府部门（页130）【在页114中，他提到党务部门的领导干部专业化的趋势明显晚于政府部门精英】。93年以后，甄补进入党务系统的干部也呈现出又红又专的特点。作者小结说，除了90年代中期后党务部门甄补专业精英现象显著提升外，另一方面，政府部门精英来自党务出身的比例也显著提高。这表示政府部门精英甄补并无外于党务部门之外的单独管道…..随着时间演变，政府精英在政治忠诚通过中央审核而可能向上晋升至党务部门外，任职于政府部门的领导干部也有越来越高的比例来自于党务出身。在时间的更替下，或许中共党政精英出现专业化倾向，但是级别较高，以及相同级别的党务部门的精英甄补，应具有甄补相似政治性条件成员的量变色彩。
冯军旗在使用黄信豪的博士论文来反驳臧小伟的论文时，存在几个值得商榷的问题。首先，黄信豪的基本结论在我看来与臧小伟的并不矛盾，一则他们考察的时间实际上是错开的，臧小伟的论文显示的结论，如果有其历史局限性的话，它只能解释1994年以前的情况。而黄信豪亦认为93年以前，党务部门的专业化程度慢于政府部门。这个方面两位作者结论其实是相似的。
多谢解释，看来93，94年是个界限呢。
补充一点，我自己阅读黄信豪论文时候觉得，他认为93年以后甄补进入党务系统的干部也呈现出又红又专的特点。其中，党务部门甄补专业精英现象显著提升，政府部门精英来自党务出身的比例也显著提高。这个其实就是冯军旗论文中所要表达的一个观点。我亦同意这个观点，因为它是符合中国党政逻辑的，因为党的执政措施中的一项就是要控制政府部门的职务任命，将政治上可靠的同时专业性又比较强的党务干部安排到政务系统，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黄并没有很系统地说明在93年以前，这两套系统之间的人力资源互动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存在这样的互动（我的猜想是存在的，而且从党务到政务这个方向上的输出干部应该是一样的，差别可能主要在于政务官如何进入党务系统）。
其二，冯军旗当然是可以借助黄信豪的观点来批评臧小伟那种静态的描述。但是除了时间段上的问题以外，我认为冯引用的两位作者本身在思考回应的问题本身是不一样的，臧思考的是在技术官僚论和二元精英论哪个更具有解释力，而黄思考的是这个精英甄选的过程究竟是怎样的。并且两者所用的材料也是差别比较大的，臧讨论的对象是从大城市党政官员一直到中央系统，而黄主要是中央这个级别。所以假使臧的时间跨度更长一些，万一他们两人的结论不符，其实也是可能的。冯用黄的材料和结论来批臧，虽然不是不可以批，但是有点擦边球。而且冯自己的对象和黄的也不是一致的，一个是县的级别，一个是中央，它们的结论能够符合当然好，可以让我们来整体性的概括一下。但是万一不符合，其实也是可能的。就像撞了一个运气。基本上，冯的一个疏忽可能是没有看到黄和臧的结论有相似之处。
@快三
93年作为一个界限，可能和80年代末的政治事件有关，这个事件的影响一直延续到92年小平的南方谈话。90年代后的改革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官僚体制改革。
可能跟央地税务改革有关
关于道听途说这个批评的主观性，我是完全不否认的。我自己也做田野调查，材料里面非常多的就是一个谁跟我说另一个人的情况，或者对一个事情做出解释。但是我自己调查时候非常纠结的是对同样一个事情的说法，对同样一个人的评价可能非常多而且非常不同，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有必要去搞清楚，到底哪种说法是真实的，或至少较多人赞同，并且那些多数人任何会赞同--因为恰恰我有一些个案就是少数人的说法可能更可信，我有其他的渠道来证实。我们做人类学的非常重视材料的double check，不能谁说了什么就信了，我们要看他到底行动的时候怎么做，我们要看别人怎么说。阅读冯的论文，他在这方面缺乏一种让我作为读者希望获得的确信感，我们管这叫“ethnographic authority”。
所以我的根本问题还在于像风之子说的--没有用严谨的方法【其实所谓严谨的方法，后现代地来说，也不过是一种修辞上的问题，但有跟没有差别显然很大】确保资料的可信性和效度(reliability, credibility和validity)。
推荐 《小镇喧嚣》 虽然是故事体，理论的部分也很少，但是多少比道听途说好一点。
翻过小镇喧嚣，不错的书。书中的材料，当事人自我陈数、第三人的转述和作者现场观察都有。缺乏旁证的第三人转述（也就是所谓道听途说）在《小镇喧嚣》中也很多，差不多每段访谈里都有。并且因为是故事体，为了叙事的顺畅，作者很少跳出来去和其他证据比较，在double check方面可能还要更差一些。
非也。此书至少在ethnographic authority上的修辞做的比较好，他至少会陈述清楚，哪些是当事人的自我陈述，哪些是现场观察，哪些是所谓缺乏旁证的第三人转述，把这些交待清楚，对于材料的可信度的判断之后主要是读者的观感了。
冯文中的材料的证实我觉得我觉得可以分几种情况。
一种是相对简单而客观的情况，比如某年县里下达过什么政令，谁做过谁的下属，这些利用文件档案和采访一两人就够了，虚假的可能性很小。
一种是复杂但公开的情况，象历史上县委书记的治理情况，冯的做法是采访多个重要当事人（当时的县乡干部），把他们的各自不同的看法都概括出来，但最支持那些多数人都接受、并能与其他材料互证的看法，这样基本可以纠正道听途说的扭曲。
一种是隐秘的情况，如某某为了升迁都找了什么特殊关系，要如何给好处等。——这类内容如果要搞彻底清楚，那得公检法靠强制力量才能弄明白。对研究者来说，根据当事人的自陈加上若干旁人的说法，能给出一个笼统的样貌就不错了。这样的调查有意义，但受条件的限制，不可能获得很强的证据。
有的人可能喜欢现场观察的方法。但按冯所最关心的问题“干部流转的轨迹和关系”，现场观察恐怕是不可能的。现场的人事干预和决策过程，拉票过程，不可能让外人实地参与和观察。研究者能得到的最好结果，似乎也只能是事后的深入访谈。
关于道听途说的讨论根本不涉及政令、出版物和档案文献的使用问题。那些东西即使有问题，也至少是白字黑字，有理有据的。
深入访谈所面临的困境确如你所说，这个困难我们都是认可的。所以我的批评，我已经表述过很多遍了，是修辞的问题，是作者应该如何将材料呈现在读者面前的问题，而不是材料本身的问题。所以你纠结的问题，试图向我们证明的，根本不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问题。
或者换句话来说，田野本身的难度和完成是作者取得读者青睐的一个必要条件，但绝非充分条件。
你在主帖中首先和直接批评的是“材料收集方法上的局限”。我上一篇回应（2011-11-02 09:49:23）也是针对这种所谓局限。
让我回顾和提炼一下谈论的过程：（略过对其他作者的谈论）
A:冯文的材料收集方法有局限，这种方法缺乏信度效度保证。
B:冯文采取这种材料收集方法，是因为研究主题和材料本身的客观限制决定的。
A：我上面根本就不是在说材料，我说的是“材料向读者呈现的方式”，是在说“修辞”。
B：我前面恰恰是在说为什么作者需要采用这种呈现方式：是因为上述客观限制。
我没看出你这种修辞方式（"你根本不是在谈论我们的问题，我们在谈呈现你却在谈材料blabla”）表明了什么实质问题。
= =！
我觉得你对我的这个帖子的摘取与解释就是舍本求末的。我什么时候是首先和直接批评的是材料收集方法上的局限？！我明明谈的是“由于材料收集方法上的局限....[所]导致了论证当中存在的不严谨的问题。”
A:冯文的材料收集方法有局限，这种方法缺乏信度效度保证。
B:冯文采取这种材料收集方法，是因为研究主题和材料本身的客观限制决定的。
这两个根本就不是我的论点！我觉得你这个人评论人太hundan了，没搞清楚别人在谈什么就瞎掺和。
幸好这个帖子的阅读者不是一个人，否则我花的时间完全白费，完全牛头不对马嘴。
把这些评论转到去某个政治学小组之类吧。每个读者的个人评论并不是重点，讨论还是回到这篇博士论文本身。研究方法有缺陷不是问题，只要在文中交代清楚，作为文章的局限完全可以接受。
我想我还是有必要归纳一下我这个帖子，包括主贴和跟帖里回复的主要观点，两者之间有一个深入的过程，我想跟帖回复里的观点可能更本质化，而主帖尚且是引出问题的。
我这个帖子主要讨论的是方法论上存在的缺陷导致的研究陈述上出现的不严谨。我对于作者所用的方法论当然不是没有批评的，比如他以为把收集简历和深度访谈融合了就算是一种方法论的创新，这个说法我是不赞同的，因为我认为这个田野调查的基本要求之一。然而，鉴于作者的研究主题的敏感性，他在方法论上的一些局限我认为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注意：理解和接受不代表不可以批评）。接着，我需要指出，我所谈及的方法论可以包含更广义上的方法，包括田野调查的过程和表述这一过程的形式，而“道听途说”这一评论不仅涉及到田野调查过程本身所采取的方法，同时也牵涉到如何表述调查结果，尤其是如何建立ethnographic authority来确认材料与论述本身的reliability, credibility和validity。如果田野过程中方法论的局限，由于人所共知的困境，而能被理解和接受；那么表述上的不严谨在我看来主要是作者的责任，是他应当承担起并且需要深化的一个方面。当然，关于表述的评论，自然会有评论人的主观判断，然而这种主观性仍是被学术书评所支持的。
对于纪恩的观点我有两点比较赞同：第一，这篇论文方法论的部分的确欠妥，他所提到的所谓收集简历和深度访谈融合的创新实在是一个扎眼的问题。在这里我只看到了方法，根本没有“论”啊，更不要说创新了。第二，文章在行文论述中的不严谨我觉得也是有的。个人感觉是，在提出问题，收集资料，分析资料和展现研究成果这几个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步骤中，分析资料这一步在这篇论文中显得尤为欠缺。比如，我们根本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coding的，而coding在这个倚重质性研究的论文中显得十分重要。同样，我的印象是我们也不了解他到底用了什么方法来确保他的研究的效度的，比如member check或者peer debrief 之类，这就让人看了他的研究之后比较没底。不知道到底该不该相信他的结论，虽然直觉上我感觉他的很多资料都是有效的。另外，实际上也正是分析资料这一步为最后在论文中进行论述提供了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有些论断自然会显得不严谨。个人感觉，大家可以批评。
回应一下对我的摘取的指责。
纪恩在主帖中第一个负面批评是“由于材料收集方法上的局限，导致了论证当中存在的不严谨的问题”。按语文常识这是个因果复句，表达了方法局限、论证不严谨、前者导致后者这三点，这三点中方法局限无疑是首先和直接提出的。而且，我在此文中说的很清楚，我并不是在提炼纪恩的所有观点；我所提炼的是我和纪恩的往复回应中所围绕的观点。
设想一篇文章《基因导致的感冒问题》开篇就说“由于基因损坏，导致了小恩经常感冒的问题。”在这样的文章里，小恩基因损坏无疑是主要观点之一，而且是最先提出的。
纪恩对我的摘要的指责是虚妄的，他急于转进到人身攻击和谩骂，已经失去了基本的耐心。
楼主动辄跳出来说，你跟我讨论的不是一个问题。是不是有点太居高临下了。
跟你讨论的不是一个问题，人家还辛辛苦苦写那么多贴在你下边干吗。
这种姿态对人缺乏起码的尊重。
@星影
我有"动辄跳出来"么？
倚照几位意见评论人的说法，如果你要表明我有“动辄跳出来”的取向，你需要举出我常常、动不动就跳出来的例子来。否则我不会接受你所谓的动辄跳出来这一在我看来多少拟物化且相当有辱斯文的情态。我大概本不想这么回应，然而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尝尝这种“有理取闹”的滋味。
以及说“跟我讨论的不是一个问题”就有居高临下的感觉，我想大概是很多人心理太脆弱了。如果有这么一种姿态，我想在我考虑这么表达的时候，我已经尽力表达我的一部分尊重了。当然你不理会我的表达，自然也就可以完全忽视我在里面放置的克制的修辞。但是anyway，说我失去耐心倒是确实--只不过，我并没有失去“基本的”耐心，我失去的只是在我看来不需要继续保留的耐心，花费时间和精力去阐明澄清我的观点以及我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观点及其理据。我有信心把这个帖子的内容留在这里，当读者看到的时候，他们自然会有自己的判断，关于批评本身是否有意义，是否有可取之处，以及究竟是哪个葡萄比较酸。
@jerrypassme
忽然想起来问，你说跟可能跟央地税务改革有关，怎么解释？
我想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在听完讲座后，当听众提出问题时，演讲人的第一句话总是说，这是一个好问题。这是一种对人尊重的态度。
而有一类人，不是说别人提的是伪问题，就是说别人提的不是同一个问题，表示不屑作答。
如何对待别人的问题，最能看出一个人的风度。
请问关于coding，中文的基于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一般是怎么coding的？中县作者在第21页对研究问题类别的罗列和第11页对访谈对象类比的罗列在作为调查线索的同时，似乎提示出一些分析资料时a priori coding的线索，但作者也没有专门详细说明。
我翻过的中文社会学或人类学作品如《小镇喧嚣》《浮生取义》，除了从作品的章节划分里获得一点暗示外，我也看不出它们是怎么coding的。以及，《中县》和这两部作品，好像也都没有member check或者peer debrief的部分。
coding和效度方面的member check，peer debrief是不是此类中文作品的普遍问题？能否拿出一个满足上述要求的基于深度访谈的中文质性研究，作为榜样？
把我针对《中县》的谈论按时间顺序归纳一下：
最先是讨论一些无关内容的错误。《中县》作者在将学者zangxiaowei的工作单位弄错，我指出这是个疏漏，但根本不能作为指责作者“道听途说的辅助证据”，这样的评论只是意气之谈。
接着，我讨论了内容上的表述不严谨。我在第一拨回复（2011-10-30 19:18:39）中就同意原文中有表述不严谨。但我同时也说明，在表述时并不是任何细节缺少都是“表述不严谨”，相反，对于那些易获信服、份量很轻的论题，提供较少的细节是恰当的。因此，表述不严谨是我从一开始就关注和说明的，纪恩后来对我的指责（所谓我没有理解他所重视的表述问题）是虚妄的。我只是没有在讨论步伐上刻意和他同步而已。
后来，我看到有人在反复强调方法局限性。（“确保资料的可信性和效度”“double check”这些谈论显然主要在是收集、分析的方法方面而不是在表述方面。）于是我解释道原作的方法局限性有种种客观限制，是可理解的。因此，纪恩对我的指责（所谓我对这些方法的客观限制的谈论脱离他的讨论）也是虚妄的。——恰恰是因为他此前在热情地谈这一点，我才有兴趣对此略作说明。
正式出版的《小镇喧嚣》《浮生取义》与作为学位论文的《中县干部》，性质不一样。前者需要考虑图书市场读者的偏好，后者则应该严谨考虑研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所有数据都需要研究者的解释而向读者展示数据的意义，尤其是通过深入访谈、观察、文献收集得到的定性数据。这也是定性研究的可靠性往往受到质疑的地方，为了避免研究者和受访者的偏见，在数据来源上应尽可能多个来源，反复验证某些事实；在数据分析上，研究者应该有一套根据理论或研究框架而设计的主题编码，然后分析田野中得到的数据与这套编码是否符合；这些数据是否有之前编码未囊括的内容，却被不同的数据来源反复提及的主题（这大致上是运用扎根理论的过程）。之后，更严格的一种方法是，请一位熟悉该项研究的同学或指导老师，对这些数据重新编码，对比作者与后者两套编码系统的一致性，从而确保信度、效度。
在学位论文写作上，研究者应该对采用什么研究方法最能处理研究问题有清楚认识，并选择他认为最适当的方法收集数据，同时准确地向论文读者汇报。另外，也应该清楚指出目前采用的研究方法有何缺陷，在研究过程中作者采用了什么方法去弥补，由于什么原因始终无法完善等等。
没有这一套严谨的方法，得到的内容的确与一般小说内容无疑。这就是《中县干部》作为一篇社会学博士论文最受质疑的地方。
比较好的定性博士论文，我会提到赵鼎新老师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名字就不提了，禁书一本，网上可以找到。
纪恩，我就是随便一假设。干部选拔制度的改变与94年央地财税整合相近，要不就是干部选拔制度史的总结有问题，要不就是二者不相关，但在常委制度下好像又不能分裂。我个人觉得94年与77年一样重要，所以就提出来了。又红又专的干部下去可能是为了在地方财政相对独立的基础上组织上控制的手段吧，可能需要定量来做。
@快三：只是讨论一下没有指责：我觉得如果他们在训练的时候能够关注相关研究主流使用的是混合方法，可能更容易达到冯论文的目标。同时考量中英文文献，你讲的所谓细致的深度访谈的例子在逐渐结构化的社会科学中几乎不存在。小镇喧嚣是个有政治关怀（不是社会科学关怀）的人类学著作。理论上基于两年时间和他的地位足够发放问卷提出假设了。如果他急着毕业找工作的话，也就只能是这样一篇东西了，大家应该能理解。在最新的文献的基础上找到自己的论点是学者的工作，只能希望他在工作中做得更好。例子我个人推荐Lily Tsai和K. O'brian。
@风之子：赵老师的论文是历史材料吧。。。。。
定性的coding一直是个问题，只有扎根理论做得最好。。。。所以大家基本不把访谈作为最有证据的材料，而是佐证公开统计材料、红头文件和法律法规的一个补充。
Lily Tsai 2011那篇论文我看了好一阵都还没看懂就放下了
94年分界的话，可能与各地经济发展的取向转变有关吧，需要更多技术官僚而不是纯粹技术工人
那篇好扯的，我看了她在哈佛的一个演讲就傻了。我是说那篇china journal上的。
@jerrypassme 哈哈，你这么说，说明你一定没看过全书，他在北京加拿大都访问了很多人，并且讲解了怎样从不同的访谈内容中抽取“他认为”核心和真实的东西。例如，很多人都提到某地方死了军人，怎么死表述不同，但死了就是死了
@jerrypassme
我当时在想说跟80年代末事件有关有几个考虑，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我觉得是政府在反思造成运动的原因当中有一个是85年以后经济闯关的问题。可能基于对这个政治经济问题的反思，持续的经济增长可能更需要专家型的官员来运行。另外的诉求可能也包括对于老人政治的再思，所以年轻化高学历化也是一种体制调整和对社会的回应。
对了，吴逢时的博士论文好似也行。。。。
写啥的？
赵鼎新的显然不只是历史材料阿，那里面政治社会学的东西才是大大的亮点阿~
@风之子：没时间看啊，那么厚。。。。我只是猜他用历史材料。。。呵呵！如果中县能像你说的那么个比法我觉得也行。。。。我怀疑冯找不出。。。。
吴用参与式观察的方法考察了中国环境和公共卫生（防艾）的国际NGO，针对原来跨国倡议理论中动员单一与抗争特性的描述，她从中国经验中总结出跨国倡议的双重动员模型。
赵写得很清楚，无论是理论还是方法，读起来完全停不下，而且有些细节可以跳过，例如校园生态什么的
哪里找得到？你有的话发我一份？
Proquest上有她的。回到冯的论文，我觉得如果赵老师的方法可行，可能跟特定选题有关。赵能找到运动的几点核心考量的地方，因为前人相关方法的文献很多了。冯的研究问题，如果大概知道文献的话，一看就是合适做混合而非讲故事。这类故事不仅是学者，普通人或多或少都知道。。。或者他可能就没个研究问题。。。。呵呵！
貌似“行内人”们最关心的是用什么方法来研究，而不是研究什么问题。
对于冯文讨论的中国现实政治，似乎没人有兴趣讨论。
冯文至少说出了一些事实，而掌握了无数先进“方法”的高人们，所做的不过是无补于社稷的空谈。
@纪恩：我就是随便一个假设。。。80年代末的运动对干部选拔制度的影响可能比我们讨论的更复杂吧。有文献支持吗？推荐一下？
作为一篇社会学博士论文，他的文献回顾就没展示出多少的理论基础和问题意识。退而求其次，不解释理论问题而只是描述现状，他也需要回答方法论最基本的问题“我们如何知道我们知道”。
这是要做普及还是任由人批评啊两位？风之子&纪恩。。。。哈哈！
@jerrypassme
好像是有的，不过我自己有段时间没有关注那些方面问题了，等到碰到的时候告诉你。我猜风之子可能知道，他们系里有些老师做administration。
批评是有针对性的。对什么事情都滥发批评，尤其对不懂的事情随意批评，那就太惊悚了。反过来说，有些文章有些著作谈的一些问题，我有个偏见认为，如果是在挖掘问题的初期阶段，或者是很浅层面上的讨论，我觉得记者的参与已经足够了。职业之间应当有所分工，而学者的任务在于深度。与此同时，不是所有学者都该扮演公知的角色，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不表态就会死的情状。某种程度上来说，那些动辄比划江山社稷以言论出柜远多于学术生产的“学者”，才是顽疾。
@风之子
放到我们这边来答辩，只描述现状，恐怕毕业不了吧。
估计在很多211高校都很难
简单解释就是，research=re+search，就是重新、再次、多次寻找的意思。学者们是做research的。。。。不是如冯文一样search就好滴。。。。
没有一点人文关怀，毕业了也是废物。
再说中国当代政治，我们这些专业读文献的就发现，你想到的别人也做了，你没想到的别人也做了。怎么理解现象再成为可传递的知识才是关键。。。。建议有异议的同学多使用贵校英文搜索引擎。。。。。
哟 好热闹 马克~
楼上做质性研究有什么心得？另外，你有没有人文关怀？！
我咽下一口口水，忍住不骂人。
就一个人在那喷愤青民科，有什么热闹的
我们家秋秋最有人文关怀的，哈哈！是吧秋秋，多人文关怀一下阳光比国妞丫！
所谓讲究方法，文字狱后的清代学者也很讲究方法，考据功夫个个了得。虽然确实有助于学术，但也不能不承认，这是被阉割后不得已的选择。
作为学者，没有“铁肩担道义”的勇气也就罢了，你就缩着也没人强求；别人担了，还要对人冷嘲热讽。说什么英文引擎，中国一句简简单单的“文以载道”你读懂了吗。
愤青民科大概可以对犬儒学者吧
我来展现下我的人文关怀： 大家和圈外人士交流要有耐心，人家挺有诚意的来讨论，但是也要注意交流的时候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达，而且不能钻的太深~ 大家讨论的时候是有很多共同背景的，但是他不一定有~
秋秋，你变得人文关怀了！！！！好鸡冻。。。。
举个简单例子，“在听完讲座后，当听众提出问题时，演讲人的第一句话总是说，这是一个好问题。“ 一般人可能反应是这是蛮尊重的，但是圈内人可能心中来一句：我擦，看来我提的问题不是很在点子上，他不是很有兴趣回答啊~
我的质性研究的心得是： 捂着！
呵呵，似乎也不全是啊。你们的圈子是这样吗，我们的不是。
举个简单例子，“在听完讲座后，当听众提出问题时，演讲人的第一句话总是说，这是一个好问题。“ 一般人可能反应是这是蛮尊重的，但是圈内人可能心中来一句：我擦，看来我提的问题不是很在点子上，他不是很有兴趣回答啊~
看来社会学比较深沉一些
然后 星影 是不是把自己的回复删了？我现在能看到的就是11楼求推荐，25楼说酸葡萄，48楼就说LZ动辄跳出来了。。。
乃们究竟在纠结啥。。。
原来我们谈赵老师如何严谨的研究春夏之交风波，lily Tsai运用混合方法解释为什么没有民主也能够有良好公共产品供给都是没有人文关怀啊~~
出身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LZ笑了。
别笑，严肃点。人文关怀呢。
我从社会学跑出来的。。所以我现在有人文关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