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后与我
2012-1
云南人民出版社
(英)埃蒙德·特拉内·巴恪思爵士
278
190000
王笑歌
无
相信本书的读者会和译者一样，经历下面的阅读之旅：初则为其深度、广度惊人的情色信息冲击，感觉天翻地覆，心、脑茫然；大浪涌过之后，留于心底的，却是中国式的黍离之悲，它纯粹而灵性，超越了沉重的肉身。 由此，冒着过誉的危险，译者愿意把《DM》称为当代的《金瓶梅》。 下面分四个部分，讲述译者的所见所感。 一、名人之性爱 男男、男女性事，受虐、虐待，口部、肛部行事，人兽行事，形式丰富多彩，描写明确直白，译者估计，全本的《金瓶梅》也不过如此。乍见之下，实在震撼。 更加让人惊叹的是，这些性事、爱事的主角常常是中国历史、外国历史上的名人。 作者着墨最多的乃是慈禧太后。这位统治中国近五十年的人物，乃是此书的女主角。书中情色内容的大半，即是对于慈禧性生活的描写。慈禧的搭档，是林林总总的男性。与之相偕出镜次数最多的，正是本书作者。此人系英国爵士、学者，一生中的大半时间工作、生活于京师(后改名为北平)，1944年七十一岁时在此离世。作者曾为《泰晤士报》、北京大学、英国领事馆工作，出版过学术和通俗著作，因此亦非无名之辈——虽然在此前，译者并未听说过此位人物。与作者“同情”诸人之中，最著名者，当是清廷重臣荣禄。虽然书中并无正面描写，但是二人的精神、肉体之爱亦反复被提及。 清室的几位皇帝也各有特点。嘉庆喜好同性，横死之时，正与男宠行事；同治出人风月场所，染上梅毒，不治身亡；光绪亦有同性之好。 因为本书作者的同性取向，男同的事例遂令人目不暇接。嘉庆、光绪故事尚属耳闻，作者亲历的喜好同性或双性的皇亲国戚足有几十位。宫中众位太监，如李莲英这样名噪一时的人物，几乎都乐于此道。作者并提及其他古代！当代的名人同好，如王尔德、米开朗基罗、苏格拉底、恺撒、黎留塞主教、张勋等等的此类轶事，不一而足。 相形之下，除了作者与慈禧，男女之事反倒少见。不过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与其仆从约翰·布朗之恋)、法国总统福尔(与妓女行事时中风死去)、英国人赫德(曾长期担任清朝的海关总税务司)等等，也都是重磅人物。 与男女之事同样数量不多，却奇异得很多很多的，乃是人兽行事。乐于此道者，包括李莲英等太监、某些与宣统皇帝同辈的贵族。人虽名气不大，有此与常人迥异之能，连本书作者都感觉不适，译者更是瞠目难言了。 如此种种，可以概括为名人的“月之暗面”。自然，这些人并非清心寡欲之善男信女，但是，人们此前对于他们的认知，总是局限于比如说慈禧的政治举措、苏格拉底的言辞思想。其中某些人、事，比如同治的非正常死亡、王尔德的同性之好，在坊间多有流传，但只是涓涓细流，今日忽而成为汪洋大海，难免令人恍惚。读者看惯了虽有圆缺、却总归是正面的月色，忽然被暗面笼罩，会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本书与《金瓶梅》情调有种种相似，这是最夺人耳目的一种。如所周知，《金瓶梅》作为情色作品的名气实在太大，掩盖了其杰出小说之名。读者看到《DM》，第一印象恐怕也只会是上文所述名人之性爱。 不过，再震撼的景致供应过量之后，也难免令人疲劳。所幸，本书的性爱作为前景固然出彩，背景所展现的时代一样颇有可观之处。 二、清末人物、国政与风俗 清代末期既是多欲之秋，亦是多事之秋。本书叙及，慈禧一身所系，从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入京、珍妃之死、西行逃难，到宫廷起居、光绪的幽禁生活、光绪与慈禧之死、东陵被盗掘，无一事不引人注目，几乎在在关涉重大——不仅是当事者的存殁悲喜，更是中国亿万小民命运改变的源头。作者以接近政治最高层之利，在本书中或直接白描、或通过相关人物口述，为诸事提供了真切的细节、独特的视角。 以光绪皇帝为例。此人一生，乃是慈禧威压之下的傀儡，但毕竟是一国之君，行止值得关注。本书作者叙及两次与他相见，时间不长，却亦展现出其人性格。从光绪之言语、神态判断，其确知本书作者与慈禧的暖昧关系，但是交谈之间，光绪只是以“私下”、“秘密”等词暗示，并不明言——应该是无此胆量——对于慈禧的命令，其唯唯诺诺之态难以掩饰，所以译者有此推测。不用说，慈禧及其手下对于光绪非常轻蔑，李莲英即曾在背后直呼“载湉”，本书作者也以“乡下人”蔑称之，他的同性取向，甚至是否有性能力，也是人们议论的焦点。在慈禧眼中，光绪更是无知儿童一般，不妨当面斥责、呼来喝去。矛盾的是，慈禧诸人完全认同皇权。他们心目之中，“当今皇上”无用，“皇上”之地位却是至高无上。所以，慈禧对于光绪总是称呼“皇上”，仅有一次，恼怒之下，“贱骨头载湉”脱口而出。反观光绪，其可怜自不必言，但其个性中的懦弱在本书作者笔下跃然纸上：在慈禧背后、面前，他一样全无血性。慈禧手下的太监将其杀害，完全没有心理负担，也根本没有遭遇抵抗。这个人物在本书中着墨不多，但是作者提供的细节符合人们对于其性格、命运的了解，又有新的内容，因而相当有价值。一斑想见全豹，可见本书作者除了有能力提供丰富的性信息，对于人情事态的描摹一样细致。 与政治高层同样难为人知、却又引人人胜的，是关乎天意、鬼魂的神秘事件。本书中有不小篇幅叙及水晶球占卜、扶乩、通灵、魔鬼附身等等，今人观之，或许难以尽信，但是一百余年之前，统治中国人的思想世界的，正是这些怪力乱神。 其他方面的人情风俗。比如打赏仆佣的例钱，比如市风开放因而少年时的荣禄与慈禧可以相偕赶集，等等，也为本书提供了背景的宽阔和纵深。 三、事实还是想象？ 其实，在本文一开始，这个问题就应该提出。或许，读者也会早早地怀有大大的问号：这些，是否真实？ 作为私人写作的历史，本书中颇多记载与官方历史所记录者大相径庭，读者生疑，非常自然。以译者所见，重大的不同有三：京师的同性恋盛况、慈禧的性生活、慈禧与光绪的死因。 本书之中，京师的同性恋爱及其交易蔚为大观，涉及人物主要是梨园优伶、皇亲国戚和宫中太监；慈禧性欲极其旺盛，因而男宠众多，常常通宵云雨。这两方面，对于译者——虚度三十余岁，阅读量在同龄人之中不算太小——而言，却基本是闻所未闻。 为什么会这样？先说对于慈禧的认知。人们所知的慈禧，究竟是什么样子？看看下面的文字即可。 慈禧太后(1835—1908)又称“西太后”、“那拉太后”。清成丰帝妃。满族。叶赫那拉氏。1861年(成丰十一年)咸丰帝死，子载淳六岁即位(年号同治)，被尊为太后，徽号“慈禧”。杀辅政大臣垂帘听政，镇压民众起义，立光绪，采用洋务派政策，对外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破坏维新变法，利用义和团、对外宣战，签订《辛丑条约》，“预备立宪”抵制资产阶级革命。后病死。 这是权威的辞典《辞海》之1999年版对于斯人的描述。为节省篇幅，“杀辅政大臣”至“资产阶级革命”部分系引者的概括。 这就是现代标准的宣传、教育文字：描述、评价人物，着眼于“群体的人”，即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等方面的外在的行为、特征，而对于“个体的人”，即人物之性情、心态、情爱等等全不措意。不可否认，辞典的形式限制了这些文字。然而，更大的限制显然是当前历史叙事的两极分化：一极是学术化的严肃文字，另一极是娱乐化的荒诞游戏。兼得两极之利的作品并非没有，却如凤毛麟角。像“慈禧及满族贵族之性生活”这样的题目，不适宜以学术文字讲述，遂只能堕落为猎奇故事，完全丧失历史价值。在两种路线之外平实地讨论历史人物的性生活，反而成了不正常，这实在令人悲哀。同性恋话题虽然日见开禁，毕竟还未完全进入大众认同的叙事，更是难得见到平实可靠的文字。本书所描写者，在程度上给人过度之感，但是译者缺乏可靠信息与之比照，因而无从确定其真伪，只好存疑。 慈禧与光绪的死因万众瞩目，本书的说法明显只是孤证。通常认为，二人均系病亡，慈禧之死因从未见到异议。近来的研究表明，光绪乃是死于急性砒霜中毒，但砒霜的来源并无定论。以此论之，本书只是一家之言。作者已逝，我们无法请其提供证明。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自行考证。译者认为，无论是否事实，作者的描写细节丰富、且保持了足够的自省，已然具备了独立的价值。 四、黍离之悲 黍离，字面意思是植物茂盛之状。《诗经》某篇以此为名，据说是周人行经故国，见昔日之堂皇宫室尽已成废墟，生满黍稷，遂有人情世事无常之伤痛。 中国朝代兴亡倏忽，转眼物是人非、沧海桑田，如《三国演义》开篇词所言：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中国人却正是于此种无常之中，体味到深切的存在之感：以人之渺小，参天地之悠悠，会心在远，才能超脱物我。 比如《金瓶梅》，艳名远播，但是识者如袁宏道、鲁迅见其“描摹世态，见其炎凉”，“虽间杂猥词，而其他佳处自在”，故将之归为“世情书”。这就是透过三级之幕，洞悉黍离之悲。 以译者之见，此种黍离之悲，正是本书与《金瓶梅》神似之处，亦是本书的精华所在。虽然情色满眼、真假莫辨会影响世人对于此书的接受，但是有此深邃之悲情《DM》就具备了长久的价值。 比如第二章，慈禧将要出场，读者正在企盼、想象，作者却荡开一笔，写道：“彼时她刚从东陵返回；二十二年之后，她那安放在灵柩之中的圣体被扯出寿衣，完全赤裸，覆以可怕的黑斑，头发蓬乱，虽细微处亦清晰可辨，暴露于陵前，任由‘庸众’围观。”这几句所描述的惨状，在第十八章“被玷污的陵墓”之中通篇皆是。但是此处的几十个字，比起那一章所有的文字更加黑暗。繁华逝去、尊荣不再，突然之间，读者会感到，整个世界都失去了光明。 本章还有如此文字：“那日，她身穿一件火红的无衬里袍子，绣着代表皇后的凤凰和象征长寿的仙鹤图案；外罩同色的罗纱罩裙，印着一束兰花。外穿一件绣着‘寿’字的古铜色马甲，配了一根色泽华贵的珍珠项链。她手上戴了许多戒指，其中一只翡翠红宝石戒指尤其可爱，我猜是来自宁境街的式样。” 明快灿烂的描写之后，作者却笔锋一转：“我怎能想到有一天会看到她干瘪的尸体裸露在七月毒辣的阳光下。即便是不朽的汉尼拔或恺撒，最终也是尘归尘，土归土。” 此处的悲凉更加浓重。生死本是人之常情，而在与慈禧相关的大量的性事细节展开之前，作者即以黍离之悲笼罩全局，令所有的享乐、高潮都存在于“色即是空”的阴影之下。如此笔调，使作者自己从第一人称叙事的强烈的“在场感”之中抽离出来，既得近距离描摹之细致，亦使其间炎凉无处可遁。 本书中更有一些文字沧桑沉痛，即使完全没有语境，仍属杰出。 斯人去矣，如雪化无痕，而我总是希望，他仍在世间，不再拘于促狭之生、男妓之身与嫖客之癖，自由自在。或许，他会偶尔想起，曾有一个异国青年，与他缱绻如许。“虚空的虚空”：或者如荷马笔下的海伦所言：“并非尽是梦幻！”当灵魂化做肉体，与无可言喻的、无尽的、灵肉合一的狂喜融化在一起；如是种种，可能莫非蜃景与幻觉：灵魂受难、心愿成空，然而，毕竟也为浮生所系，纵是身化尘土，追思仍为之灿烂：“直至破晓，暗影飘逝”。(第一章) 如果没有想象，记忆全无用处。想象是不可知论者对于永恒的真实颂歌，它用青春的晚霞照亮逝去的时光。这些关于过去的美好幻景，即使不能让人生活得更美好，至少可以助人面对生活的煎熬。“活过，爱过”：我复何言？(第九章) 这些思绪、这些文字，出自母语是英语的西人之手，令人惊叹。由于语言、文化的隔膜，西人理解此中曲折，已属不易。本书作者能以西文表述此中堂奥，殊可赞赏。 这恰好也是一个极妙的隐喻。孔子早就说过，礼失而求诸野。在学术化文字的严肃难近和娱乐化文字的荒诞无稽之间，有《DM》这样的作品出现，译者幸甚，读者幸甚。 ——中文版译者 王笑歌
这不是纯粹的情色书，除了其中的轰动效应之外，它还有文学方面的意义。他这本最后的著作，是对清朝的颂歌；是写给一个逝去时代的性爱情书。我本人并不认为此书在编造事实，即使是，也是一个渊博的语言天才花了无数心血写出的一部令人惊叹的历史小说。
—— 英文版编辑 Derek Sandhaus 2010年
以译者之见，此种黍离之悲，正是本书与《金瓶梅》神似之处，亦是本书的精华所在。虽然情色满眼、真假莫辨会影响世人对于此书的接受，但是有此深邃之悲情，《太后与我》就具备了长久的价值。
——中文版译者 王笑歌 2009年
《太后与我》收录了20章内容，描写清朝宫廷的见闻以及与此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人物。慈禧太后是关注焦点；作者在大多数场景中都亲临其中，但只有极少数有其他人证明。整本书出色地刻画了一个行将就木的王朝。从历史学家的观点看，最重要的一节莫过于已经提到的皇帝和太后之死。
——R.
贺普利 （R. Hoeppli）1945年
埃蒙德·特拉内·巴恪思爵士（Sir Edmund Trelawny Backhouse）
巴恪思，1873年出生于英国约克郡的里士满（Richmond），祖上是曾经显赫的奎克（Quaker）家族，后就读牛津大学。
1898年，巴恪思来到北京，由于精通汉语、蒙古语和满语。1903年，满清政府擢升他为京师大学堂（后来成为北京大学）法律和文学教授；一年后成为英国外务处专员。
1913至1922年之间，巴恪思把大量珍贵的中文印刷书以及部分卷轴和手稿，都捐献给牛津大学博多莱安（Bodleian）图书馆。
1944年1月辞世于北京，在临终前一年，他完成了自传体著作《太后与我》。在书中，巴恪思以回忆录的形式记录了他在清朝末年寓居中国的生活。巴恪思身故后，《太后与我》的手稿由其友人贺普利（R.
Hoeppli）医生转交给牛津大学博多莱安图书馆保存至今。
译者介绍：
王笑歌 《太后与我》翻译
女，上海外国语大学翻译专业硕士。翻译、小说家。
主要翻译作品：
《聚焦：决定你公司的未来》 上海人民出版社
《迪士尼电影英语系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太后与我》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
主要小说作品：
《爱是一场奢华之旅》 文化艺术出版社
《庭外和解》 《上海文学》杂志
编者序
译者序
第一章 一个时代的开始
第二章 荣禄大人
第三章 颐和园夜曲：麦瑟琳娜的游憩时光
第四章 密会桑树
第五章 浴室的不速之客
第六章 危机一发
第七章 众位太监
第八章 吸血鬼亲王
第九章 魔鬼附身的太监
第十章 天堂之火，爱侣之厄
第十一章 处置匿名信
第十二章 术士之能
第十三章 白云观
第十四章 太后最后的秋日野餐
第十五章 他们殒命之时
第十六章 被玷污的陵墓
第十七章 追忆旧日荣光
后记
版权页：插图：清室的几位皇帝也各有特点。嘉庆喜好同性，横死之时，正与男宠行事；同治出入风月场所，染上梅毒，不治身亡；光绪亦有同性之好。因为本书作者的同性取向，男同的事例遂令人目不暇接。嘉庆、光绪故事尚属耳闻，作者亲历的喜好同性或双性的皇亲国戚足有几十位。宫中众位太监，如李莲英这样名噪一时的人物，几乎都乐于此道。作者并提及其他古代、当代的名人同好，如王尔德、米开朗基罗、苏格拉底、恺撒、黎留塞主教、张勋等等的此类轶事，不一而足。相形之下，除了作者与慈禧，男女之事反倒少见。不过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与其仆从约翰·布朗之恋）、法国总统福尔（与妓女行事时中风死去）、英国人赫德（曾长期担任清朝的海关总税务司）等等，也都是重磅人物。与男女之事同样数量不多，却奇异得很多很多的，乃是人兽行事。乐于此道者，包括李莲英等太监、某些与宣统皇帝同辈的贵族。人虽名气不大，有此与常人迥异之能，连本书作者都感觉不适，译者更是瞠目难言了。
2007年，北京电视台的《科教观察》节目中，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副馆长向斯首次披露慈禧有过持续六年的跨国恋。2008年第12期《文史月刊》上刊登了向斯先生在《中国第一女人的奢侈生活》中揭露的一个惊人的资料，慈禧在六十几岁的时候，曾有一位英国情人。 据向斯先生所说，牛津大学一个图书馆的负责人透露，他们那儿有一个特别珍贵的手稿，那里面详细记载了慈禧的这段忘年恋：与慈禧发生恋情的这位军官叫埃蒙德·巴恪思，当时二十九岁，慈禧已是六十三岁。资料记录了慈禧和这个年轻军官第一次发生关系的详细过程。这个外国军官长得非常漂亮，后来，慈禧还送给他一册刘仁写的《渔樵二十咏》。刘仁乃是乾隆时期的大学士，这本书是用泥金写的。 后来，向斯先生翻看这段历史的时候发现，确实有埃蒙德·巴恪思这么个人。他是1873年出生的，1899年到北京。1902年6月份的时候，慈禧正式召见外国的一些公使和公使夫人，那么他作为一个重要的中国通，肯定是进入了宫里，这个时间上也是吻合的。 正是北京电视台的这则报道，将众人的视线集中到埃蒙德·巴恪思这个人身上，实际上这部《太后与我》的手稿总共被印制了四份，转给伦敦的英国博物院图书馆、牛津大学博德莱安(Bodleian)图书馆、巴黎国立图书馆、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城的哈佛大学图书馆。而书的手稿和留有作者更改手迹的第一本副本，则送给牛津大学博德莱安图书馆。 向斯先生在《向斯说慈禧》一书中写道：“1908年10月，慈禧太后去世，结束了中国这位第一女人长达五十年的铁腕统治。然而，关于她的故事没有结束。巴恪斯突然宣布：他拥有许多宫中秘密档案和大量中文古旧手稿，一些是在1900年“拳乱”期间搜集到的，还有许多则是他与慈禧太后秘密情人关系的六年期间所获得的。这无疑是一枚杀伤力极大的重磅新闻炸弹，此言一出，天下哗然，人们不敢相信，晚年的慈禧太后，竟然在她生命的最后岁月还有一位厮守到最后的英国情人！ “可是，巴克斯手中掌握了大量的宫廷秘档和大量只有亲历者才会知道的深宫秘密。他的这些秘密材料，不仅证实了康有为当年的生动描述，渲染慈禧太后确实是一个淫荡的女人，而且，也真实地证明了巴恪斯确实是慈禧太后晚年忠实的情人。最令人惊奇的是，许多宫中内幕和后宫生活细节以及离奇的经历，巴恪斯都描述得十分真实和准确，若非亲身经历，许多细节是无法杜撰和虚构的，其中，包括如何下毒结束了东太后的性命，如何将假太监留在宫中供她寻欢作乐…… “更值得书写一笔的是，巴恪斯将一批八吨重的中文古旧手稿，大约二万七千件的中文手稿和卷轴，赠送给牛津大学图书馆。唯一的条件是让牛津大学给予他教授头衔。然而，牛津大学欣然接受了他的中文手稿，却没有答应他的唯一条件。但是，牛津大学却在图书馆的荣誉名单上写下了巴恪斯的名字：名字刻在图书馆最醒目的大理石上，与大名鼎鼎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并列在一起。” 本书是英国人埃蒙德·巴恪思男爵于1944年辞世前写成的一部手稿，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已出版本书的繁体中文版。 但凡读过此书者，惊叹为奇书者有之；斥它无耻者有之；赞它“描摹世态，见其炎凉”者有之。有称其“基本上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亦有指责其“有计划、有步骤地伪造证据，欺世盗名”，伤风败俗的。 本书译者王笑歌认为：清代末季既是多欲之秋，也是多事之秋。《太后与我》所叙述的故事，以慈禧一身所系，从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人京、珍妃之死、西行逃难，到宫廷起居、光绪幽禁、光绪和慈禧之死、东陵被盗，无一不引人注目，这些不仅是当事者的存殁悲喜，更是中国亿万小民命运改变的源头，“作者以接近政治最高层之利，在书中或直接白描，或透过相关人物口述，为诸事提供了真切的细节、独特的视角”。 鉴于此稿出自一位那一时期确实在中国北京生活过的英国爵士、学者之手，虽其中许多情节的真实性尚不可考，但对于历史，永远都需要有正视的勇气与不为所惑的鉴别能力。对于书中为了情节连续而保留下的少部分关于宫廷性乱、同性恋等的描写，相信读者能用理性的眼光辩证看待，真正体味在学术化文字的严肃难近和娱乐化文字的荒诞无稽之间，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借作者的视角把它作为了解清末人情风俗的参考。 相信拿起这本书，任何一个读者都会问：是真实的，还是胡编的？作为私人写作的历史，加之作者追忆时记忆的失误，书中颇多记载与官方历史所记录的大相径庭。书中所记载之事大多打破常人所想、所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书多层面的人文与艺术价值还是需要读者去发现，去考证。
《太后与我》：文稿首次面世震惊全球，英国驻清外交官回忆与慈禧的六年情史，牛津大学图书馆尘封六十八载的手稿回忆录首次出版，大太监李莲英日记，解答慈禧与光绪的死亡之谜，最天才的作家，最叛逆的浪子，最情色的人生。
无
一般來説，我們要求图書對廣大讀者的公平，帶給大家閲讀的享受和價值。但這本書，我的感覺是很難給原作者給一個公平。我認爲原因是稿件的真正價值是隱藏在稿件傾重情色描寫，驚世駭俗的文字背後的；在沒有介紹和鋪墊的情況下很容易使讀者即時產生一些見解，卻往往是固執的偏見。事隔百年，讀者也很難了解到作者寫作時的社會環境和心境。
《太后與我》的創作目的及其人文價值
埃蒙德•巴恪思男爵（Sir Edmund Backhouse），1873年出生於英國約克郡列治文市。埃蒙德是長子，承襲了男爵爵位，就讀於牛津大學。 1898年巴恪思來到北京，由於精通漢語和滿語，很快成為《泰晤士報》以及英國外交部的翻譯。 1903年，滿清政府擢升他為京師大學堂（1912年後改稱北京大學）法律和文學教授。
1910年巴恪思與《泰晤士報》記者布蘭德(J. O. P. Bland)合作，出版了風靡世界的《太后統治下的中國》（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該書首次以全面的視野向讀者展示了中國帝制史上最後一位強權統治者慈禧太后的形象，影響深遠。今人對慈禧皇太后的間接印象，或多或少恐怕都與巴恪思的介紹有關。
巴恪思在中國生活了45年， 1944年1月辭世於北京。臨終前一年，在好友瑞士人賀普利（R. Hoeppli）醫生的幫助下，他完成了自傳體著作《太后與我》（作者原題《穢亂清宮》（DÉCADENCE MANDCHOUE）），追記了他在清朝末年寓居中國的一段經歷。巴恪思身後，《太后與我》的手稿由賀普利醫生轉交給牛津大學博多萊安圖書館保存至今。塵封68年之後，今年由兩個香港出版社分別以中英文同步發行，該手稿首見天日。
巴恪思稱自己不但見過許多赫赫有名的文化人和政治人，而且曾與他們同床共枕。他細緻入微地記述了不少與名人的性交往，描寫大膽，毫無顧忌，包括詩人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以及首相索爾茲伯里（Salisbury）。他所披露的曖昧關係幾乎都是同性戀，只有一人例外，而此人竟是中國一代專制統治者慈禧皇太后。
本來驚世駭俗是傳記性作品難能可貴的優點，但巴恪思的大膽手筆卻為其手稿引致災難性的後果。原因很簡單，69嵗的統治中國的女性獨裁者與32嵗的英國男同性戀的性關係實在是太過匪夷所思。不是男性常常過分自我誇耀獵艷成績麽？儘管書中所述的巴恪思自己對太后既怕又愛，而且是具有受虐傾向的性奴隸，充其量只是太后的獵艷對象而已。因此，牛津大學歷史學家休•特雷弗羅珀（Hugh Trevor-Roper）輕而易舉在廣為人知的《北京隱士》（Hermit of Peking）一書 中使人信服地把作者定性為「虛榮導致巴恪思的盲目自大，滿腦子幻想」。
《太后與我》中那些看來確實過分的性描寫，在很大程度上幫助了特雷弗羅珀將手稿說成是「病態的淫蕩」以及「壓抑扭曲性欲」的「最後發洩」。在本書的編輯過程中，這確實也是一個難以逾越的問題：爲何作者如此片面地詳盡描述自己的性生活？如果其寫作的目的是回憶異國風情，爲何不去描寫其北京生活中對西方讀者同樣會有興趣的其他方面？如果其寫作的目的是回憶自己與太后的性關係，爲何中間插入大段如何與各種動物行事的描述？難道他不是一個「變態的妄想狂」嗎？
這樣的問題直到本書最後付印也沒有一個滿意的解答。無可奈何之時，無意中的一個發現竟帶來了轉機。那是一封阿拉斯德爾•莫里斯（Alastair Morrison）在1977年9月14日發表在《紐約書評》上的讀者來信，題爲《為賀普利醫生辯護》，其中披露了幫助巴恪思完成手稿的賀普利醫生一些細節，為探索巴恪思的寫作目的提供了綫索。阿拉斯德爾•莫里斯的父親G.E. 莫里斯（G.E. Morrison，1862-1920）自1897年起，是《泰晤士報》第一任駐北京記者，也是第一個賞識並且利用巴恪思出色語言天賦之人。他的信中披露，一生未婚的賀普利醫生是一個「沉穩的學者」，在北京過著「禁欲生活」，而且「與巴恪思有足夠的共同點」因而可以互相理解。據此我們有理由相信，賀普利醫生或是同性戀，或者是出於人類學的好奇，總之對巴恪思有足夠的同情。而巴恪思寫作此書的目的，可以理解成是為一位知己留下來的「追記」。
首先，這個推斷解釋了手稿異乎尋常的流傳過程。我們知道巴恪思成稿時間是1943年，而根據本書英文版編輯的研究：「賀普利不願把兩部手稿在他生前出版。他於1973年去世，六個月後，兩部手稿由他的朋友、從前的同事魯道夫•格里（Rudolf Geigy）博士在巴塞爾機場秘密轉交給休•特雷弗－羅珀。」一本書從完成到「爲人所知」經過了30年，再到2011年首次出版竟又過了38個年頭。一個合理的解釋是，《太后與我》並不是一部我們通常所見的以普儸大衆為對象的回憶錄，而是一部針對被社會邊緣化的同性戀群體的，意在私下流傳（甚至是「地下」流傳）的「性追記」。
在領悟了本書作者的寫作目的以後，那些讓人目瞪口呆的「傷風敗俗」之筆便有了有別于「病態淫蕩」的另外的理解角度。仔細品味思索之後，不難發現還有其合理且比較深刻的原因：作者意在描述滿清社會中對同性戀，特別是男子之間的同性關係寬容的倫理環境。這種環境在當時的西方是不可思議的，與1895年愛爾蘭詩人王爾德（Oscar Wilde）被控曾「與其他男性發生有傷風化的行為」而被判刑，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有歷史材料可以證明，巴恪思本人在離開英國之前，曾爲王爾德奔走呼號，徵集資金爲其在法庭上辯護；既到中國之後，在滿清統治的北京，他居然找到了寬鬆的樂土，從此定居斯邦，而對西方人則避而遠之，甘願充當一位「北京隱士」。
至此，我們至少可以認定：本書不是出於「妄想狂」之手筆，其内容亦非「壓抑扭曲性欲的最後發洩」。
《太后與我》的價值，需要從多方面進行發掘。它所目擊的光緒、諸大臣與慈禧之間接心動魄的故事，和史書的記載有很大的距離。但作品的人文價值則浮出水面。躍然紙上的滄海桑田人間變幻無常的蒼涼悲傷之感，顯示了作者深厚的文學功底；作者作爲一個西方人，對滿清社會生活的方方言面面觀察角度自然不同，它大量使用俚俗的京腔習語，為研究19至20世紀之交盛行於宮廷或市井的北京話，提供了一批活化石。
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本書多層面的人文價值要由廣大讀者去發現，去考證了。
只可惜，編者寫作此文，竟在本書全部印刷完成以後，只能是一篇「追記」了。
2011年4月13日
本文作者是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人
江山/文
深情款款的情色文本加上历史的厚重，形成了独特的阅读能力。然而，又把这种性文化放在了封建清王朝，落在了一个掌握权势的女人慈禧身上，无疑给这种阅读增添了无数的遐想。所谓历史，是用来照亮未来的，而不是用来耍嘴皮子的。读这样的作品，我们大可不必纠结于历史的真假，权当作穿越剧来看，不知所以然的败俗于假不假白玉为堂金做马的三流世界中，嘻笑兴奋紧张之余后的轻松闪念而以。毕竟，这样的小说，看的就是热闹。
因作者巴恪思是一位生活在清末贵族生活中的英国爵士，所以凭他看到听到想到的事情，都会带着个人杜撰的色彩来展现当时历史发生与变化的情景。全书以回忆录的形式记录了他在清朝末年寓居中国的生活，不仅在因为爱情之后，与太后老佛爷发生暧昧关系，更是从个人性取向的角度来描写当时社会的性活动以及性状态景象。讲究爱情向来不是王朝时代所拥有的资本，所以当爱情剥落之后剩下的只有性而以，所以，就当这本书出版之后，我们的性爱大师李银河老师都肆无忌惮地评论了一番关于这本书的性爱价值。
噱头相当给力，只因放在了性压抑的旧中国，却忽视了那个年代的特殊位置和文化背景。看戏的人很多，真正读懂地却很少，李银河也不过是凭借着自己那点点牛毛找些话题而以。如今，我们无法怀疑当年这个手稿的真实性，但可以推断这场中国回忆带上了思想的枷锁，因何回忆，因何撰写，出于爱，还是出于性，是主观描写还是客观存在，一切都不重要，因为这只是连野史都谈不上的小说而以。
书中附有大量的图片资料，并且详细地记录了清宫岁月中的点点滴滴，生活中的细节更是充斥在作品中。对于某些历史事件，书中也作出了非常惊人的叙述，从义和团到光绪之死，到最终的清末宫廷突变，慈禧这个脱不了干系的女人始终被放在风口浪尖。然而这本书最大的精彩之处还不只是因为历史事件的意外，而是关于作者与慈禧晚年的性爱生活，并在这段岁月中见证了不为人知的宫闱秘史。
秘密往往在于被发现之余需要开始更长一段时期的贴合历史，用再发现来检验，所以性爱与政治的联姻使得这本书形成了更加丰富的感召力。匪夷所思的故事，惊心动魄的情节，把性爱当做获取胜利的政治筹码，更显得清王朝的没落与衰败。所以，在与作者维系多年的性爱关系后，慈禧完成了这场政治生命的终结。如果说这是一部发生在中国的性的抒情诗，那么慈禧就是这首诗中最大的牺牲品，毕竟，爱情可以拿出来宣扬，性爱应该在低调中慢慢地奢华。
1898年，巴恪思来到北京，由于精通汉语、蒙古语和满语。1903年，满清政府擢升他为京师大学堂（后来成为北京大学）法律和文学教授；一年后成为英国外务处专员。1913至1922年之间，巴恪思把大量珍贵的中文印刷书以及部分卷轴和手稿，都捐献给牛津大学博德莱安（Bodleian）图书馆。
自1898年到北京，这个叫埃蒙德•巴恪思的英国爵士（作者）长期生活在中国，曾是京师大学堂的教授，英国驻华外交官，1944年死在中国，身后留下一本惊世骇俗的英文回忆录手稿，在尘封六十八年之后，终于出版本。
巴恪思在书前誓言记录的绝对是事实。他自述与慈禧太后自1902年开始交往，直到1908年慈禧驾崩前夕他们还有接触。他与慈禧之间“秽乱清宫”的细节叙述更是触目惊心，多次细致入微的性生活细节描述，明代小说《金瓶梅》的场景也不过如此。
巴恪思身故后，《太后与我》的手稿由其友人贺普利（R. Hoeppli）医生转交给牛津大学博德莱安图书馆保存至今。
巴恪思身后，《太后与我》的手稿由其友人贺普利医生转交给牛津大学博多莱安图书馆保存至今。本书的出版是该手稿尘封68年之后首见天日。
刚刚拿到这本书。很是迫不及待拿着翻看了一番。
慈禧有位英伦情人?这是一本与慈禧太后秘密情史有关、由晚清寓居北京的英国巴恪思爵士所写的《太后与我》。是一本自传体回忆录，书中以作者的宫廷奇特见闻为主轴，揭露诸亲王与军机大臣、后妃之间种种情爱，以及作者与慈禧之间维系多年的情史。在那时外人看来这些是不能被见光且无法被接受的。不管这本书有多少的真实性。但不得不说这是一部很伟大的小说！
《太后与我》主要是以“我”的视角，描写清朝宫廷的见闻以及与此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人物。慈禧私隐生活是贯穿全书主线及关注焦点。
从文学角度，作者一点没有辜负当时众人对他语言天才的评价，将文字的张力毫不吝惜地发挥至极致。
从语言学说，手稿成稿时间在1943年，作者是精通满、汉、蒙、英语的文字高手，手稿中大量满、汉语言是直接用汉字写成，不存在再次翻译之误，极大程度地保存了清末俚语，成为真正的语言化石。除去社会学、文学、语言学方面的意义，它还是写给一个逝去时代的性爱情书。当然从历史学家的观点看，最重要的一节莫过于光绪和太后之死。
埃蒙德•特拉内•巴恪思爵士（Sir Edmund Trelawny Backhouse），1873年出生于英国约克郡的里士满（Richmond），祖上是曾经显赫的奎克（Quaker）家族，后就读牛津大学。
一九四四年一月，七十一岁的巴恪思于北京病逝。临终前一年，在好友瑞士人贺普利（R. Hoeppli）医生资助下，他以回忆录写就在欧洲的年轻时代的《往日已逝》和晚清寓居中国经历的《太后与我》。
贺普利的后记（也收录在本书中）是特雷弗-罗珀的参考资料，在《北京隐士》中对巴恪思的多次揭露俱是以此为据。作为首次，贺普利还提到《DM》和维克多•谢格兰（Victor Segalen）的小说《勒内•莱斯》（Rene Leys）之间有惊人的相似，后者出版于1922年，描写的是太后的一位外国情人的故事。后记还写到，1910年左右有人试图偷窃慈禧的珍珠马甲，据说巴恪思也有份参与其中。
巴恪思是长子，承袭男爵爵位，就读牛津大学。一八九八年巴恪思来到北京，他精通汉语、满语和蒙语（官话），很快成为《泰晤士报》以及英国外交部的翻译。一九零三年，满清政府擢升他为京师大学堂（后为北京大学）法律和文学教授。一年后成为英国外务处专员。
《太后与我》（Décadence Mandchoue，直译为《满人的衰落》）一书近日几乎同时推出中、英文版。作者“北京隐士”巴恪思（Edmund Backhouse，史学界通译“白克浩司”）用惊人“坦率”的笔触，描述了他作为慈禧太后情人的经历以及晚清贵族高官之间频密的同性恋情，穿插了无数真假难辨的政坛内幕，勾起了不少人的阅读欲望。
曾在海外引起轰动的一本奇书《太后与我》被引进到大陆市场，元旦期间与读者见面。该书作者是英国人埃蒙德•巴恪思男爵。书中写了他清末寓居北京期间的宫廷奇特见闻，披露了诸亲王与军机大臣、后妃之间的种种情爱，以及他32岁时与69岁的慈禧的一段恋情。
英国驻清外交官回忆与慈禧的六年情史，文稿首次面世震惊全球。牛津大学图书馆尘封六十八载回忆录首次出版。大太监李莲英的日记，解答光绪与慈禧的死亡之谜。最天才的作家；最叛逆的浪子；最情色的人生。
贺普利是两部书的编辑，并写了后记，但巴恪思不愿在自己还活着时出版两书。他于一九七三年去世。贺普利的友人将手稿留给巴恪思生前喜爱的牛津大学博德莱安图书馆。贺普利生前也将手稿复印多份，分转伦敦英国博物馆、巴黎国立图书馆、美国麻萨诸塞州剑桥城的哈佛学院图书馆。尘封六十八年之后，手稿才首见天日，以中英文同步发行。
《太后与我》是清末寓居北京的埃蒙德•巴恪思爵士以自传体形式撰写的一本回忆录，全书内容以他的宫廷奇特见闻为主轴，揭露诸亲王与军机大臣、后妃之间种种情爱。
港新世紀出版社在今年四月出版了慈禧的英國貴族情人埃蒙德*巴恪思爵士（Sir Edmund Backhouse1873-1944）於一九四三年寫成的一本回憶錄《太后與我》。雖然此書以英文寫成，但當中夾雜大量外語包括法文、希臘文、日文和中文，連書名也是用的法文《Decadent Mandchoue》（直譯：頹廢的滿清）。
一九一零年巴恪思与《泰晤士报》记者布兰德合着《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一书，出版后旋即风靡世界。该书首次以独特视野，向读者展示中国帝制史上最后一位强权统治者慈禧太后与摇摇欲坠的清朝形象，此书文笔平易，引人入胜，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内幕，被传为旷世之作。翌年清朝灭亡，作者声名如日中天。
1913至1922年之间，巴恪思把大量珍贵的中文印刷书以及部分卷轴和手稿，都捐献给牛津大学博多莱安图书馆。
在《北京隐士》中所描写的巴恪思的晚年生活，大量借用了贺普利所著的后记。特雷弗•罗珀甚至写到了贺普利的满族车夫认出巴恪思是已故慈禧太后的情人的细节。
1914年，巴恪思又出版《北京宫廷回忆录》，和《太后统治下的中国》披露了大量闻所未闻的清廷内幕，材料都来自于埃蒙德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于混乱之中找到的一本清朝高官景善的日记。
你信吗？慈禧有位英伦情人? 一本与慈禧太后秘密情史有关、由晚清寓居北京的英国巴恪思爵士所写的《太后与我》。
出版商力劝贺普利在《北京隐士》里透露若干手稿的情节，但被他婉拒了。他认为这会让他本人显得低劣，或许会招来巴恪思家人的鄙视。于是他将手稿留给巴恪思钟爱的牛津大学博德莱安。贺普利同样也将手稿复印了几份副本，转给伦敦的英国博物院、巴黎国立图书馆、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城的哈佛学院图书馆。
关于重殓慈禧。一九二八年清东陵被军阀孙殿英掠劫，同年八月满清皇族派了代表去清东陵善后，重殓了慈禧和乾隆。巴恪思说当时他亦有受邀一同前往参与这次重殓的工作。巴恪思在见到慈禧遗体时的描述是这样的：走近礼堂，我们看到，烈日之下，小路上有一具矮小的遗体，完全赤祼，扭曲变形，极其可怕，令人震惊诧异，以至于无辞以置之，无笔可描述之。我们匆忙向前，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躺在我们眼前的，是统治中国近五十年的伟大的女君主，我的高雅的女主人。她曾给予我无比的恩宠，埃塞克斯、波特金和费尔森都会羡蓦。她乌黑闪说的头发骇人地散乱着，面孔扭曲惨白，但是仍可辨认出熟悉的特征，和我二十年之前最后一次见到她一样，当时她穿着寿袍；她的嘴大张着，形成恐怖的笑容；眼睛半睁，蒙着浅黄的翳；左腹的颜色与身体其它部分不同，可能是受到袁的致命枪击之后，内部出血。她曾经美丽的私处如此神圣，此刻却蒙受大不敬，完全赤裸地暴露在我们面前。《太后与我》页312
日军占领北京后埃蒙德结识瑞士领事贺普利，贺普利竭力劝说他将年轻时的经历写下来，并为此自掏腰包支付老人稿酬。这就是《太后与我》（还有一本《往日已逝》晚写成一些），贺普利为两书做了编辑并写了后记。完稿后半年，巴恪思去世，终年71岁。
太后与我（文稿首次面世震惊全球！英国驻清外交官回忆与慈禧的六年情史！牛津大学图书馆尘封六十八载回忆录首次出版！大太监李...
1910 年巴恪思与《泰晤士报》记者 布兰德合作，出版了《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一书，风靡世界。该书首次以全面的视野向读者展示了清朝末年中国帝制上最后一位伟大统治者慈禧太后的形象。
自传体《太后与我》的作者埃蒙德巴恪思男爵，男同性恋者，又被视为慈禧太后的「情人」。他生于一八七三年英国约克郡列治文市，祖上是曾经显赫的奎克家族。
在《清实录》五十八册 记载：光绪二十八年三月，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拜谒东陵，至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裕陵、定陵、定东陵、惠陵及修建中的菩陀峪定东陵（慈禧陵），还去了朱华山端慧皇太子陵，回京后正是埃德蒙•巴恪思男爵所写的公历的5月。
作者英国人巴恪思爵士，与晚清女性执政者慈禧太后保持了四年的性爱关系。二人由于身份地位与时局政治等诸多因素，将普通性爱关系演绎成一段猥琐且干净通透的情。
《太后与我》在一些清宫重大事件中，也有添加部分。譬如：处死光绪珍妃一事，尽管史料上种种说法不一，焦点是谁推珍妃下井。而《太后与我》中所写，慈禧太后对埃德蒙•巴恪思男爵说：珍妃骂她是娼妓，实在难以忍受，才让太监推珍妃下井的。这种把家事、国事混淆一起才处死珍妃，是与事理相悖的。
特雷弗-罗珀在书中最耸人听闻的部分，是揭露巴恪思在临终前一年所完成的自传体著作--《往日已逝》（The Dead Past）及《DM》英文版《太后与我》的简称，根本是伤风败俗的淫秽之作。
对于历史，永远都需要有正视的勇气与不为所惑的鉴别能力。对于书中为了情节连续而保留下的关于宫廷性乱、同性恋等的描写，相信读者能用理性的眼光辩证看待，真正体味在学术化文字的严肃难近和娱乐化文字的荒诞无稽之间，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借作者的视角把它作为了解清末人情风俗的参考。
那么巴恪思跟太后的关系是否实有其事或是作者的痴人说梦，实在无关重要，因为依Sandhaus所说这是一个老去的恋人为纪念一个逝去的年代写的情书。
在埃德蒙•巴恪思男爵，《太后与我》中，以第一人称，把慈禧的情人们，都写得出神入化，把那些人与慈禧之间的私情，也写得丝丝入扣。
细读了这个译本，了解到《太后与我》本是英国人埃德蒙•巴恪思男爵于1944年辞世前写成的一部手稿，封尘了68年，至今才得以出版。
埃德蒙•巴恪思男爵在《太后与我》书中描写与慈禧太后的情爱，不是编造，而是真实的。
巴恪思於1944年1月辞世於北京，在临终前一年，他完成了自传体着作《太后与我》。
巴恪思在《往日已逝》中写道：“如果一个青年有幸与首相发生性关系，其过程中所有要求必定是后者提出的。”他所披露的暧昧关系几乎都是同性恋，只除了一人例外，此人竟是个石破天惊的大人物：中国一代专制统治者，1908年驾崩的慈禧太后。
埃蒙德•特拉内•巴恪思爵士埃蒙德爵士称谓自己是"Bacchus"，中文"巴恪思"，但他宗戚的后人告诉我们，应该是"Backhouse"。，英国从男爵，祖上曾是显赫的奎克家族（Quaker）。
这本《太后与我》揭祕了巴恪思在三十多岁时，被祕宣进宫，成为慈禧太后的性宠物的往事，大量栩栩如生的细节。
巴恪思的性对象有奥斯卡王尔德、奥布里比奥兹利、保罗魏尔伦，以及索尔兹伯里首相，几乎都是同性恋，仅一人例外，此人就是中国一代专制统治者、一九零八年去世的慈禧太后。
鉴于他的记录疑点重重，我们有理由认为《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中提到的《景善日记》是巴恪思自己别有用心的编造，这轰动一时的自传，不过是一部色情小说而已。
若由此章情况推论，或许书中慈禧太后种种离经叛道的作为，就是当时人对慈禧太后的八卦及巴恪思个人对慈禧幻想的大集成。
关于慈禧宫闱中的秘事，1910年英国人巴克斯（即埃德蒙•巴恪思）和《泰晤士报》记者濮兰德合著的《慈禧外传》或《慈禧外纪》（又称《太后统治下的中国》）出版，该书向西方读者披露了慈禧大量鲜为人知的内幕
近两个星期我在埋头埋脑读一本新书《太后与我》（原作拟名《秽乱清宫》），作者是埃蒙德•巴恪思爵士。
因为争议，巴恪思的这部书一直被拒绝出版。专家认为，《太后与我》的文学价值远远大于它的史料价值。不妨把它当做小说来看。
完全可以想象，埃德蒙巴恪思男爵与慈禧太后发生性爱，是可能的。
在四月香港黃梅天卻不降雨的濕悶空氣裡，在那樹影翻飛的茶餐廳外座，我們聽著鮑樸先生剴切激憤地說著，《北京隱士》這本書及巴恪思對中國學術所有的貢獻，全被打成了瘋子、同性戀、偽造的騙子，說實話當時我深感鮑樸先生以一種超過了出版者，而是著迷於歷史研究或考據癡的激情，在向我們描述一個（像深海打撈的一艘封印了太多謎團之沉船）極複雜、裹脅了史料學術界的暗黑走廊、性別或政治正確主義、自傳內容揭開一個太過巨大卻鮮少同等級視鏡證據以檢驗對照的幽祕世界（太后的性！）
巴恪思在这本《太后与我》（无论当它是回忆录或是一本不可能的「小说」），展示了一种观看方式的无限丰饶，像夏多布里昂那样自然光照穿过了一个奇淫异想的褶曲时空黑洞
這本《太后與我》揭祕了巴恪思在三十多歲時，被祕宣進宮，成為慈禧太后的性寵物的往事，大量栩栩如生的細節。
1908年10月，慈禧太后去世，结束了中国这位第一女人长达50年的铁腕统治。然而，关于她的故事没有结束。巴恪斯突然宣布：他拥有许多宫中秘密档案和大量中文古旧手稿，一些是在1900年“拳乱”期间搜集到的，还有许多则是他与慈禧太后秘密情人关系的六年期间所获得的。
埃德蒙•巴恪思的这些秘密材料，证实了康有为当年的生动描述，渲染慈禧太后确实是一个淫荡的女人
推論，或許書中慈禧太后種種離經叛道的作為，就是當時人對慈禧太后的八卦及巴恪思個人對慈禧幻想的大集成。
《太后与我》作者，埃德蒙•巴恪思男爵，是一个英国人，他在中国生活了45年，他精通汉语、满语、蒙语，仪表超群、风度迷人、健谈诙谐，和蔼可亲，
据向斯先生所说，牛津大学一个图书馆的负责人透露，他们那儿有一个特别珍贵的手稿，那里面详细记载了慈禧的这段忘年恋：与慈禧发生恋情的这位军官叫埃德蒙•巴恪思，当时29岁，慈禧已是63岁。
在《太后与我》中，巴恪思无情地揭开了笼罩在清朝皇室的大部分皇族成员和达官贵人头上的礼仪、道德的虚伪面纱，暴露了这些表面道貌岸然的上流社会人士那不为人知的丑恶一面。
书的封面印有两行黄色字：清朝末年寓居中国的「北京隐士」；巴恪思爵士回忆录六十八载首见天日。
层层玻璃盏复叶之下，巴恪思仍像他在和太后对话时，看似平庸堆砌之华丽高蹈虚词后面，常是最世故狡黠的浮浪子的谑笑与胆小。
層層玻璃盞複葉之下，巴恪思仍像他在和太后對話時，看似平庸堆砌之華麗高蹈虛詞後面，常是最世故狡黠的浮浪子的謔笑與膽小。
本书的英文版主编Derek Sandhaus认为，巴恪思写此书的目的似乎并不是为了耸人听闻或自夸自大，而是作为回忆，告诉读者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两段时间，一在英国，一在中国
作者在大多数场景都亲临其中，但衹有极少数有其他人证明。整本书出色地刻画了一个行将就木的王朝。从历史学家的观点看，最重要的一节莫过于已经提到的皇帝和太后之死。
巴恪思又有提及乾隆裕陵的情况： 我们穿过三重院落，到达宝城，它已被炸开。棺椁被砍成碎片，乾隆及太后、九个妃子合葬于一个巨大的棺椁，现在他们都躺在小道之上，连内衣也被掠走，骨骸外露，蜷曲堆积，乱作一团。《太后与我》页309-310
巴恪思看似能够自圆其说。他到底和太后有没有发生过性关系，现在已经无法证明，只能留待推断。
巴恪思又写道： 我们颇为费劲地找来一片席子，盖住太后的私处，避免俗众观看。墓室里洗劫一空。所有她所喜欢的古玩、摆设，包括她特别钟爱的著名的翡翠白菜（现在属于宋美龄），无一幸免。《太后与我》页313
两本书出版之后，埃蒙德在北京过起隐士生活。1939年，日军占领北京，埃蒙德避难于奥地利驻华使馆，结识瑞士领事贺普利，贺普利为巴恪思治疗，并成为好友。巴恪思向贺普利详述了自己年轻时的性史，贺普利被他的故事所震撼。
书中巴恪思自言是同性恋者，自称曾是慈禧太后的情人，曾经与慈禧、太监、皇族、伶人发生性行为。
当问到巴恪思关于《往日已逝》的片段，他"多多少少记起来，不可能见到过兰波（Rimbaud）"。贺普利不止一次提到巴恪思想象力惊人，在文中也写到过作者似乎无法把头脑中的空想与亲身经历区分开来。简而言之，贺普利相信回忆录是事实而非捏造，但他也提醒读者不可全盘相信。
埃德蒙•巴恪思扩大了知识面，迎合了欧洲读者的口味，所以《太后与我》一出版就风靡欧洲。
实际上这部《太后与我》的手稿总共被印制了四份，转给伦敦的英国博物院图书馆、牛津大学博德莱安（Bodleian）图书馆、巴黎国立图书馆、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城的哈佛大学图书馆。而书的手稿和留有作者更改手迹的第一本副本，则送给牛津大学博德莱安图书馆。
虽说一定会有人质疑巴恪思的可信度，难道因此就得把《太后与我》的内容全都弃而不论吗？
巴恪思以回忆录的形式按时间顺序记录了他在英国和欧洲的年轻时代（《往日已逝》），以及晚清末年寓居中国的生活（《DM》）。他称自己不但见过许多赫赫有名的文学和政治人物，而且曾与他们同床共枕。
雖說一定會有人質疑巴恪思的可信度，難道因此就得把《太后與我》的內容全都棄而不論嗎？
巴恪思在這本《太后與我》（無論當它是回憶錄或是一本不可能的「小說」），展示了一種觀看方式的無限豐饒，像夏多布里昂那樣自然光照穿過了一個奇淫異想的褶曲時空黑洞
贺普利说巴恪思根本不是势利小人，他对贵族阶层相当"傲慢"，反而"和下层阶级的人能够迅速打成一片"。贺普利不否认巴恪思过分敏感，情绪无定，有他的缺点，但正是他内心的善让人们忘记他的缺点。埃蒙德爵士的"善良"，贺普利补充说，"正是他最大的魅力"。
很多材料真实地证明了巴恪斯确实是慈禧太后晚年忠实的情人。
除了令人咋舌脸红的与七旬老太太的情色生活描写，他还在书中大量穿插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大学士孙家鼐、邮传部尚书岑春煊密谋将太后与作者“捉奸在床”不果；醇亲王福晋（荣禄之女幼兰）指使御膳房厨师下砒霜毒杀作者这个“奸夫”未遂；载沣、奕劻、军机大臣毓朗、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策划废掉太后让光绪“归政”；慈禧得知密谋，即派太监绞死光绪，准备立溥伦为帝并处死袁世凯；接着，袁世凯在召见时拔出手枪，“向太后连发三枪”……
巴恪思早年在牛津大学念书，却最终没有完成学业。1898年，25岁的他来到北京，至于为什么来，简体中文版没有做任何说明，而据一些网上的考证，他因为负债累累与家庭决裂，不得不来到万里迢迢躲避到中国。从此，他开始了45年的中国生涯，并且最终老死在北京。
贺普利在书的后记写道，他相信巴恪思的回忆录「是基本上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但「这些事实在多大程度上因记忆混淆而歪曲，在多大程度上加入了想象成分，只能留待以后判断，在研究完所有资料之后再作评论」。
在1993年版的《北京隐士》的附录中，特雷弗-罗珀回应贺普利的维护者，他提醒他们说，贺普利"多次公开宣布，巴恪思的'回忆录'真实可信"。"如果贺普利确实觉得巴恪思在骗人，" 特雷弗-罗珀说，"为什么他从来没有把他的怀疑记录下来？"
巴恪斯将一批八吨重的中文古旧手稿，大约27000件的中文手稿和卷轴，赠送给牛津大学图书馆。唯一的条件是让牛津大学给予他教授头衔。然而，牛津大学欣然接受了他的中文手稿，却没有答应他的唯一条件。但是，牛津大学却在图书馆的荣誉名单上写下了巴恪斯的名字：名字刻在图书馆最醒目的大理石上，与大名鼎鼎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并列在一起。”
巴恪思（1873～1944年）出生于英国一个中产家庭，才气横溢且雄心勃勃，但花钱如流水，肄业于牛津大学，因负债累累而与家庭决裂，被迫到中国躲避，很快学会汉文，在驻京外国人圈子中凭嘴皮子、笔杆子讨生活。
不少读者认为该书太荒唐，纯属瞎掰。但本书译者、小说家王笑歌认为，许多宫中内幕和后宫生活细节以及离奇的经历，巴恪思都描述得十分真实和准确。
当日本占领北京、纳粹肆虐欧洲时，巴恪思年事已高，身体病弱，作为敌国公民，本该被扣押，但日本人给了他特殊照顾，才得以幸免官方的说法是，他因老迈多病得到豁免，但据贺普利说，巴恪思称自己1920年之后被迫做日军的翻译。真相究竟如何不得而知。无论是照他自己还是别人的说法，巴恪思是个胆小之人。灾难临头时，他多是临阵逃脱或称病躲避。
埃德蒙•巴恪思男爵在北京，在紫禁城内，把所听到、看到、经历到的晚清社会，宫廷生活，用回忆录形式，书出了一部作品。
我相信作者亲身见过慈禧，不过说慈禧可以出宫私访同性恋澡堂（第六章「浴室里的不速之客」）、为退休太监驱鬼（第十四章「魔鬼伏身的太监」、让作者巴恪思参与占卜会（第十二章「术士之能」）等，这实在是太妙想天开了，当中亦有一些不太合乎逻辑的地方。
埃德蒙•巴恪思说“孙殿英送给宋美龄的那件‘翡翠白菜’，正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展出。读者可能会信以为真。实际那件“翡翠白菜”是原北京故宫永和宫的陈设，是光绪皇帝瑾妃入宫时，娘家陪送的珍贵物品；而慈禧棺中的那件“翡翠白菜”，不仅白帮、绿叶，除了顶端停落两个碧绿的蝈蝈之外，还在白菜上落着一对黄色的马蜂。这在雕工中，尽显了雕玉艺人“选材”、“巧作”的高超技艺，是与台湾故宫展出的“翡翠白菜”不同的。
本书是英国人埃德蒙•巴恪思男爵于1944年辞世前写成的一部手稿，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已出版本书的繁体中文版。
《太后与我》主要是以“我”的视角，描写清朝宫廷的见闻以及与此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人物。慈禧私隐生活是贯穿全书主线及关注焦点。
书中有大量性事描写，巴恪思坦言自己是同性恋，慈禧是他唯一的异性情人。
巴恪思是个性格极为复杂的人。他身为没落英国贵族，在Hoeppli医生眼中却是个他生平所遇到的「最反英国的英国人」
最引人注意的可能是贺普利对巴恪思性情和人格的描写。他与特雷弗-罗珀所持的观点大相径庭，如果原因仅仅是因为贺普利曾见到过巴恪思，那么就值得深思了。
看到这本书刚刚出了大陆版，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书中很自然得反映了性的描写，北京宫廷，慈禧太后，洋人男爵，全书男男同爱，男女风流，以晚清末期的慈禧太后為故事的主线。
慈禧是中国歷史上罕有的几个颇具争议的女性之一。她是满清咸丰帝之妃，同治、光绪两朝实际最高统治者。
慈禧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是心胸狭窄、卖国求荣的娇奢太后，她的残暴、刻薄、无情，闻名於世，令后人争论不休。《太后与我》却描述了慈禧不为人知的一面。
作者埃蒙德·特拉内·巴恪思是个英国贵族，已经于1944年在北京去世。
北京當時曾有一個叫「新淨」的澡堂，其實是一個男妓館。由於館內伺者個個年輕討人喜愛，因此是當時滿清王公們常去之地。有一次常自稱被滿清化了的巴恪思爵士也在那家澡堂和其他男人雲雨，女扮男裝的慈禧和隨從突然駕到，把裡面一眾光著身子的男人嚇個半死，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結果是慈禧希望看看同性是怎麼性交的。
巴恪思指名道姓，当时很多旗人、太监都有断袖之癖，如恭亲王溥伟、庆亲王奕劻、李莲英、大学士荣庆等。撇开书中各历史人物是否同性恋者这个问题不谈，单是巴恪思对当时同性恋妓院、澡堂的经营运作情况及同性恋行为的实际操作，从他的文字上看来，我觉得是假不了。
其实此书最初的编者贺普利（巴恪思口述，由他整理而成书）早在一九四六年的编后记中就指出，书中应该是有做假的地方。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人鲍朴接受采访时说，在领悟了巴恪思的写作目的以后，那些让人目瞪口呆的「伤风败俗」之笔原来竟有深刻而合理的原因：作者意在描述满清社会中对同性恋，特别是男子之间的同性关系宽容的伦理环境。这种环境在当时的西方是不可思议的
从现在可以查到的网络上的资料来看，埃蒙德于1873年出生于一个英国中产阶级。他是男爵，小弟罗杰•巴恪思是英国海军大臣，1944年他在北京病故后，爵位传给了罗杰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