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道
2006-5
陕西人民
邹范平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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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人们大概已经不太知道，原始儒家的君臣观念是开放的，理想的君臣关系是平等对待的关系。孔子说：“君对臣以礼相待，臣为君做事尽忠。”孔子时代的“忠”是诚信的意思。孔子说：“为朋友谋划能不尽忠吗？”臣对君的忠心，与为朋友的尽忠没有什么不同。鲁穆公问子思（孔子的孙子）：“什么样的人是忠臣？”子思回答：“经常指出国君缺点的人，可以称为忠臣。”这里臣对君的忠表现为谏诤。所以唐朝的魏征说，希望做良臣，而不要做忠臣。因为忠臣可能会遭杀身之祸，君主也会因此而落个骂名。后来，“忠”的涵义逐渐变化，变成了在下者对在上者的诚信态度，忠言就不再逆耳，而是悦耳了。清朝人钱大听说：“后人但以忠为臣道，又以捐躯殉国者为忠，而忠的含义就狭隘了。”现在我们理解的忠，意义就很狭隘，这种狭隘的君臣意识渗透在中国人的上下级人际关系中。许多人都把它归罪于孔子，从而痛恨中国文化。其实这是孔子的思想已被后人歪曲，现代的批评者又不去做探本溯源的工作，而只是站在门外批评的缘故。 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以及之后的战国时期，君臣关系是一种松散形式的结合。在战国群雄争霸形势的逼迫下，各国君主莫不求贤若渴。
朝堂之上，君贵臣轻——历史长河上空的君臣关系宛如一条抛物线，在康乾盛世达到制高点。君与臣的博弈不曾缓和，反而随着极权的膨胀而更加剧烈，君臣之道便在双方较量的夹缝中苟延残喘。康熙崇尚理学，能与臣以师友相处；雍正澄清吏治，重用能臣酷吏；乾隆纵容贪官和绅，引发官场的生死角逐。而无论是痛恨臣子结党，“兔死狗烹”，还是大兴文字狱，实质上都是基于对极权的向往，归根结底都是权力之争。即使是清官，违背了当时的朝堂法则，也只能成为殉葬品。当然，也有自由游走于朝堂者，像文中的李光地，康熙到了晚年只与其一人商讨立嫡之事；张廷玉受雍正帝重用，因其谨慎得以明哲身。
上篇：帝王与师友处——康熙帝的宽仁放弃满洲家法，确立君权一揽虚君摄政是儒家之本旨鳌拜辅政成为乱政剪除鳌拜恢复君权一揽每帝师熊赐履南书房师友以汉治汉，乃异种称王之道不使汉将全面倒向吴三桂非郑氏叛将不能收复台湾君臣以义合于成龙以道事君康熙帝对汤斌态度的转变保护清官张伯行君臣治河与朋党之争康熙帝的法家治术整肃帝师索额图由每功臣变为第一罪人特殊而棘手的君臣关系中篇：霸者与臣处——雍正帝的苛察即位之谋戴铎献“戒急用忍”之策以儿才华，博取父皇的欢心夺位成功确立秘密建储制度恶犬不可不烹年羹尧之自裁隆科多之圈禁澄清吏治，重用能臣模范疆吏田文镜压抑李绂及科举士人追查志亏空，怡亲王大搞抄家诺敏、高成龄首倡养廉银制度岳钟琪弹劾贪官污吏宠臣李卫以密斩制度威慑地方大员给事中并入御史台鄂尔泰于难以措手之地显才干张廷玉制定机处章程神道设教以整治贪官不臣之民与文字狱汪景祺与钱名世之献查嗣庭之狱陆生柟之狱谢济世之狱曾静、吕留良之狱下篇：亡国与奴处——乾隆帝的专横初政尚宽好大喜功，遥控军机既重贤臣，也宠奸相佞文化与文字狱乾隆帝制霸道结语
在守信方面，君主应当效法狐狸与狮子。由于狮子不能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则不能抵御豺狼。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 ——马基雅维理《君主论》 康熙帝是所谓的“理学皇帝”，对于儒家“圣君贤相”的政治模式是赞同的。在君臣关系上讲究“君臣谊均一体”，有“帝者与师处”的胸襟气度，博得了“宽仁”的美名。 ——《帝王与师处·康熙帝的宽仁》 雍正帝能做到“霸者与臣处”已属不易。他对于权术的运用十分在行，说到底，就是把臣子当工具。雍正帝为入苛刻，性喜猜忌，却也有任贤使能的胸襟。 ——《霸者与臣处·雍正帝的苛察》 乾隆帝明确反对儒家“圣君贤相”的政治模式，把臣子视为奴役。只求好用，不论忠奸；过则归臣，善则归君。 ——《亡国与奴处·乾隆帝的专横》
“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奴处”，作者力图以此为视点，从翔实的史料出发，在整个中国历史君臣关系的嬗变中挖掘和梳理三帝处臣之道，折射国运乃至一个时代由盛而衰的深层原因。君臣无论成败，人性和命运错综复杂，既囿于制度，又侵蚀着制度，这正是《君臣道（盛世朝堂的存亡法则）》的意理所在。作者激扬的文字背后彰显的是冷静的史观、沉着的理性和锐利的镜鉴，关照着古老文化中的人生哲学的现实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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