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宣时代
2008-7
陕西人民出版社
宋超
157
无
说到汉，自然就想到汉人，汉语，汉字，汉碑，汉赋，汉仪，汉制，汉子……。一个伟大的朝代，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是我们永远为之骄傲，关于它的论述，已经多移不计其数，我不是学才专家，说不出更新的见解，我知道汉文化是继承了周、秦文化雄沉之骨，保持了文化的绚丽之风，又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异域国度文化交流融汇，它开始于多源，结果于复合，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以致于使中国传统文化尽管有不断的演变，创新，但其体制，风貌再也没有脱离了这个基础的范围。
后元二年（前87）至黄龙元年（前49）的三十八年间，正是史家乐道的昭宣“中兴”时代。这一时代，既不似高祖时代那样波澜壮阔，亦不如武帝时代那样灿烂夺目。如果给昭宣时代以一个历史定位，似乎更类于“文景之治”。不同的是，“文景之治”迎来是是武帝英雄时代，而宣帝辞世之后，嗣君元帝“优洲不断，孝宣之业衰焉”。
宋超，吉林长春人，1951年11月生，198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现在《历史研究》编辑部古史室工作，副编审。发表过《潜夫论选释》及《从史记汉书货殖传看两汉义利观的演变》（《求索》，1988年第5期）等论文十余篇。又撰有《汉匈战争三百年》（“历史爱好者丛书”，华夏出版社，1996年）等历史普及读物。
前言第一章 武帝晚年的政治遗产第一节 “奇女子”与“钩弋子”第二节 “巫蛊之祸”与“轮台诏”第三节 “五柞宫”武帝托孤第二章 昭帝时期的政治局势第一节 辅翼少年天子的重臣们第二节 来自兄长的威胁第三节 “群儿自相贵”第四节 “卫太子案”第五节 盐铁会议第六节 霍光“威震海内”第三章 风云激变的昭宣之际第一节 昭帝去世与议嗣之争第二节 短命的天子刘贺第三节 “如芒在背”——初登皇位第四节 霍氏之祸，萌于骖乘第四章 励精图治与汉室中兴第一节 完善“中外朝”制度第二节 推行“循吏”政治第三节 “尚德缓行”与置“廷尉平”第四节 石渠阁会议与穀梁学复兴第五章 汉匈关系的重新调整第一节 设置西域都护府第二节 匈奴内讧与复议和亲第三节 “汉与匈奴合为一家第六章 宣帝的性格及对政局的影响第一节 游侠习性与儒生气质第二节 善纳谏言与择善而从第三节 猜忌心理与苛察群臣简短的结语
第一章 武帝晚年的政治遗产 在甘肃玉门花海汉代烽遂出土的简牍中，有一件七面棱形觚，前半部分是一篇诏书的抄件，计一百三十三字： 制诏：皇大子，朕体不安，今将绝矣！与地合同，众（终）将不复起。谨视皇天之笥（嗣），加曾（增）朕在，善禺（遇）百姓，赋敛以理；存贤近圣，必聚糈士；表教奉先，自致天子。胡孩（亥）自汜（圮），灭名绝纪。审察朕言，众（终）身毋失。苍苍之天不可得久视，堂堂之地不可得久覆，道此绝矣！告后世及其孙子，忽忽锡锡，恐见故里，毋负天地，更亡更在，去如舍庐，下敦闾里。人固当死，慎毋敢佞。 据整理者分析，这篇诏书就是武帝后元二年（前87）临终遗诏的抄写本，虽然抄录得不甚完全，但大体上能反映出武帝临终前的真实心态。 这篇遗诏，语气沉重而感伤，“苍苍之天不可得久视，堂堂之地不可得久覆，道此绝矣！”统驭宇内长达五十四年的一代英雄之主，以如此伤感的口气道出生命末途的真实感言，不免令人深感悲切。然而，政治家本色在关键时刻还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武帝在遗诏中谆谆告诫皇太子要善待百姓，赋敛有度，亲近贤圣，集聚良才，奉行名教，遵从祖制，忠实履行天子的职责。秦二世自取灭亡，断送祖先基业，应当时刻汲取这一教训。 这篇遗诏是武帝留下的最后政治遗产，寄希望于昭帝及辅弼大臣霍光等能够遵行遗诏，谨慎行事，开创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武帝这一希望并没有落空，一个英雄时代的结束，代之而起的则是一个汉室中兴的新时代。 第一节 “奇女子”与“钩弋子” 在战国时赵国故地的东北部，即今河北省的东北部，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曾设置一个河间郡。文帝十五年（前165），河间国复改为郡。景帝即位后，封皇子刘德为河间王。在众多的诸侯国中，河间国只是一个不甚引人注意的小国，然而却因为河间王刘德“好学修古，实事求是”而一时间美名远播。刘德孜孜于收藏善书古籍，不惜以金帛重赏献书之人，以至“四方道术之人不远万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刘德谥号）”，一个小小的河间国所藏的先秦古文旧书，竟然能与中央朝廷相媲美。 不过，赵地终究不像齐、鲁地一样有着悠久浓郁的学术传统，在河间王刘德死后，继位的诸王多沉湎于酒色而碌碌无为，所精心培育的学术氛围也随之烟消云散。然而在历史上，赵地却是以盛出美女艳妇而闻名遐迩，所谓“赵女”与“郑姬”一样，则成为天下美女一个优雅的代称，是各国诸侯垂涎追逐的尤物。入秦为客的李斯，在面临着被驱逐的危险时上书秦王赢政，即著名的《谏逐客书》说：“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将“随俗雅化佳冶窈窕”的“赵女”与“宛珠之簪、傅玑之珥”等同样令人心动的宝物相提并论，打动了喜好犬马声色的秦王赢政之心，不仅使自己免于被驱逐的厄运，反而从此平步青云，进入秦国统治集团上层，得以尽情地实展自己的政治才华。 李斯所说当然不是无的放矢。据说秦始皇的生母，原本是“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班固记述赵地风俗时说，“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舌余民。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女子弹弦跕（足丽），游媚富贵，遍诸侯后宫”。入汉之后，美艳的赵女同样充斥着诸帝的后宫。文帝窦皇后、宠姬慎夫人、尹姬，武帝的宠姬王夫人、李夫人等均是出自于赵地的美女。 武帝十六岁即位，上天似乎对这位少年天子格外垂青，不仅给予他一个健壮的体魄，也赐予他一副多欲的情感，这与性格节俭谨慎的祖父文帝，行为中规守矩的父亲景帝大相异趣。早在武帝年幼之时，就曾留下了一段“金屋藏娇”的佳话，即位之后，对美女的追逐则更为炽烈。而在武帝美女如云、翡颤翠摇的后宫之中，出于赵地的王夫人和李夫人堪称宠中之最。王夫人之子刘闳于元狩六年（前117）封为齐王。在刘闳尚未封王之时，王夫人病重将死，武帝亲临探视。王夫人希望将爱子封在大都雒阳（今河南洛阳），但自从有汉以来，关中地区不分封诸侯王已成制度，武帝无法破坏祖制，遂以“先帝以来，无子王于雒阳者”为由婉绝，并表示“关东之国无大于齐者”，将刘闳封为齐王，满足了宠姬王夫人最后的心愿。王夫人卒后，武帝思念不已，方士齐人少翁自称能降其神，于是“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之貌”，使武帝居于他帐，遥望王夫人之貌。这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幻境，更是勾起了武帝满腹相思悲戚之情。少翁也因为降王夫人之神有功，竟然由一个以鼓舌为生的方士，转瞬之间竟被封为文成将军。 王夫人、李夫人如此得宠，表明武帝对美艳的赵女情有独钟。在王夫人、李夫人去世之后，武帝虽然已经步人老年，鬓生华发，但对“北方佳人”的喜爱之心，并没有随着身体的衰老而稍有减退，反而似乎更加郁烈，于是，一个据说颇具奇异特征的美丽的河间少女又进入了武帝的视野之内。 武帝天性喜动厌静，对禁卫森严、礼仪周备的宫廷生活颇为厌倦，即位不久就与亲信近臣微行出游，走马南山，驰骋射猎，其乐融融。一生之中曾经多次巡行天下，周视郡国，遍览山川之秀美，探悉民间之风情，更是武帝乐此不倦之事。而“尤敬鬼神之祀”的武帝最为喜欢的则是东巡，那山势巍峨秀丽、一直被帝王视为封禅宝地的东岳泰山，与那据说为群仙所居，充满了芳草奇药的神秘的海上世界，是最为吸引武帝注意的一个地方。自从元封元年（前110）武帝在壮健之时首次登泰山封禅，直到征和四年（前89）以衰老之躯最后一次东巡的近三十余年间，曾经八次御驾亲临泰山封修，数次至海滨候仙，可见神奇的东方之地，对于热衷于求仙寻药的武帝充满巨大的吸引与诱惑。 在武帝每次巡行之时，除了侍从的文武百官及禁卫部队之外，一批据说具有奇异之方、可与神灵交通的方士，或是通晓占卜之术、能够预言凶吉的所谓望气者，则是不可或缺的人物。这些善于揣摩人主之意，又巧舌如簧的方士及望气者，或是进献祠灶致福、辟谷却老之方，或是大言不惭地自称“常往来海中”，数与神仙“安期、羡门之属”相见，尽管其中许多人屡屡因骗局事败而身首异地，但是许多方士及望气者还是纷至沓来，“莫不扼腕，自言有禁方，能神仙”，以谋求高官与财富。或许就在太始三年（前94）之前，武帝又一次东巡路过河间国的时候，这些方士与望气者或是揣摩到了武帝对美艳的赵女的偏爱之心，或许是出于事先的某种精心安排以讨取武帝的欢心，一位善于观测星云变化而能预知凶吉的所谓“望气者”，断言在河间国的东北处有一位“养在深闺无人识”，前途贵不可言的“奇女子”。果然，此言一出，立即引起了武帝的极大兴趣，急忙派出使者召“奇女子”前来晋见。 这位姓赵的河间“奇女子”，据说从小就喜欢“清静”，或云“少好学沉静”，曾经卧病六年，虽然日常饮食甚少，然而身态姿色却是“甚佳”，不过那双隽秀的小手（一说为右手）却从此紧紧拳握起来，再也没有舒展开来，似乎表明这位“奇女子”果然是与芸芸众生大不相同。当这位亭亭玉立的赵地少女奉命随使者来到武帝面前的时候，武帝伸出手出去抚摸这双紧紧拳握的小手，谁知奇迹顷刻之间出现，多年来那双始终紧握的小手立刻舒展开来，原来在这位“奇女子”的右手中紧握着一个玉钩。因为奇女子两手皆拳的缘故，故而得到一个“拳夫人”的美称。 这些见诸史籍、颇具传奇与美艳色彩的记载究竟有多少真实性与可靠性，今日已经无法得知。不过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这幕武帝东巡巧逢“奇女子”的喜剧，或许是由一些扈从武帝巡行的大臣与“望气者”共同谋划，由赵氏女精心配合而共同完成的。以这种巧妙的方式为武帝举荐美女，自然是一种聪明之举，不仅能博得武帝“龙颜一粲”，或许也包含着“即贵，愿无相忘”的冀望在内。其实，“拳夫人”除了这些出自于“望气者”口中的经历之外，其身世并没有任何奇异之处，反而倒有些。“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孤苦伶仃的苦涩意味：“先是，其父坐法宫刑，为中黄门，死长安，葬雍门。”除了这位身受被时人视为“诟莫大于宫刑”的父亲外，母亲及同胞兄弟姊妹均不见史籍记载。昭帝即位之后，只能追尊外祖父为顺成侯，外戚赵氏再无在位者。 在西汉都城长安城中，有一片“干门万户，不可记其名”巍峨壮丽的宫殿建筑群，这就是武帝晚年时宠姬拳夫人所居住的“钩弋宫”。由于拳夫人居住在钩弋宫，故又号日钩弋夫人，亦作钩翼夫人。关于钩弋宫的得名，据说也与这位“奇女子”的经历有密切关系。《艺文类聚》卷62《居处部二》引《列仙传》日：“钩翼夫人，齐人也，右手拳。望色者云‘东方有贵人气’。及到，姿色甚伟。帝披其军，得一钩，手寻下不拳，故名其宫日钩翼宫。”《太平御览》卷173《居处部。》引文与此同。若据是说，钩翼宫之得名应与赵氏女初见武帝时手据玉钩有关，故命其所居之宫为名钩翼宫。不过，这种说法似乎是为了强调钩弋夫人之得宠而多有附会。据《汉书?外戚传上》载：“‘拳夫人进为婕妤，居钩弋宫。”表明赵氏女初号为“拳夫人”，进为婕妤后才居住在钩弋宫，始号为“钩弋夫人”。（《三辅黄图》卷三述未央宫诸殿时亦云其中有“钩弋殿”。似应先有钩弋宫，后有钩弋夫人之号。 按汉制，夫人是皇帝众多侍妾的通称，婕妤则是武帝时始置的称号，其地位仅次于皇后，“常从婕妤迁为皇后”。《汉书‘外戚传上》日：“婕妤视上卿，比列侯。”颜师古注：“婕，言接于上也；妤，美称也。”婕妤始置的具体时间不详，但出现于武帝中晚年似属无疑。武帝的宠姬王夫人、李夫人至死都用“夫人”的名号，显然此时婕妤尚未设置。见诸《史记?外戚世家》及《汉书’外戚传上》，始用婕妤之号的是在王夫人、李夫人死后，武帝的另一位宠姬尹婕妤，此外就是赵婕妤。拳夫人进宫后即被赐予婕妤的称号，显然是得宠于武帝的一个重要标志。 然而，在佳丽云集后宫之中，以色事人者光凭着年轻美貌，就幻想长期得到皇帝的宠幸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能为皇帝奉献上一个天生贵胄的“龙子”，则是后宫诸佳丽固宠保位的最佳途径。出身微贱的卫子夫能够夺走“擅宠骄贵”陈阿娇皇后的宝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陈皇后“十余年而无子”，而卫子夫却在元朔元年（前128）为武帝生下长子刘据。刘据被立为太子后，卫子夫母以子贵，登上皇后的宝座。王夫人与李夫人之所以能够得到武帝如此的宠爱，除了自身美貌妩媚之外，她们分别为武帝生下了两位皇子，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钩弋夫人或许真有些“奇异”，据说在“任（通妊）身十四个月”之后，于太始三年（前94）为武帝生下了一子，是年，武帝巳逾六十，在垂暮之年又喜得一“龙子”，自然是喜出望外。况且其母与十月怀胎分娩的凡女大不相同，妊娠竟长达十四月，武帝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高兴地说：“闻昔尧十四月而生，今钩弋亦然。”于是“命其所生门日‘尧母门’”，少子名弗陵，号日“钩弋子”。尧帝十四个月而生的传说不见于先秦典籍之记载，可能是较为晚起的一种传闻。司马迁著《史记?五帝本纪》，述尧帝事迹时亦不载其事，恐怕是将这一传闻归为“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一类。直至魏晋时人皇甫谧撰《帝王世纪》云：“帝尧，陶唐氏，祁姓也。母日庆都，孕十四月而生尧于丹陵，名日放勋，或从母姓伊祁氏。”才将这一传闻故事串缀得首尾俱全。 武帝是否真的相信少子是妊娠十四个月而生，或许这又是那些“望气者”编造的所谓“奇女子”故事的续编，这一点已不可得知，其实也并不重要。因为至少到了武帝晚年、昭帝出生之时，西汉的各种礼仪制度的设置已相当完备，后宫制度亦应如此。东汉卫宏《汉旧仪》卷下“中宫及位号”载：“掖庭令昼漏未尽八刻，庐监以茵次上婕妤以下至掖庭，访白录所录，所当推御见。刻尽，去簪珥，蒙被入禁中，五刻罢，即留。女御长入，扶以出。御幸赐银环，令书得环数，计月日无子，罢废不得复御。”这是婕妤以下的嫔妃得皇帝御幸时的制度。钩弋夫人贵为可与皇后抗礼的婕妤，自然不在此制之列，其礼制可能更为尊贵，但也更为严格，尤其在涉及皇子出生时辰这样重要问题上，当然不可能搞错或误记。而武帝却坚持宣称“钩弋子”十四月而生，不过是反映出老父对少子一种尤为强烈的舐犊之情。这种感情对于所有人而言不过是一种常情，武帝自然也不能超脱。但是，武帝终究是莅临天下的一国之君，父子亲情不可能不受到政治因素的左右。高祖刘邦晚年因宠爱戚姬及少子如意，多次欲废除太子刘盈而改立如意，但由于群臣的激烈反对而未果，即为一显例。此时嗣君卫太子的地位已经确立多年，武帝又将刚刚出生的少子比之为古之圣王尧帝，将其母比之尧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失慎之举。司马光为此而评论说： 为人君者，动静举措不可不慎，发于中必形于外，天下无不知之。当是时也，皇后、太子皆无羔，而命钩弋之门日“尧母”，非其名也。是以奸人逆探上意，知其奇爱少子，欲以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蛊之祸，悲夫！ 若是从“正名”的角度讲，在皇后、太子俱在的情况下而命名钩弋宫之门为“尧母门”，无论武帝出自于何种考虑，事实上必然会对皇后、太子的地位构成一种潜在的威胁，这确实如司马光所言“非其名”；但若将三年后发生的，从而导致卫太子之死、外戚卫氏集团彻底诛灭的巫蛊之祸，完全归于江充一类的“奸人”窥察到武帝“奇爱少子，欲以为嗣”之意，于是而产生“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蛊之祸”，则不尽然。事实上，巫蛊之祸发生的背景极为复杂，江充一类的“奸人”固然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却不是由他们所能决定和左右得了的，司马光此论似乎又有夸大武帝命名“尧母门”的过失之嫌疑。 然而无论如何，此时卫太子因与武帝政见存在分歧而产生罅隙，其嗣君地位已经出现某些不稳的征兆。史称太子刘据性格“仁恕温谨”，武帝“嫌其材能少，不类己，而所幸王夫人生子闳，李姬生子旦、胥，李夫人生子髆，皇后、太子宠浸衰，常有不自安之意。”当武帝每次外出巡视时，“常以后事付太子，宫内付皇后。所平决，（武帝）还，白其最”。而武帝“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虽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皇后恐久获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不应擅有所纵舍。上闻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与，故太子誉少而毁多。”特别是在大将军卫青死后，卫太子在朝臣之中失去了一位最为坚决、亦是最有权势的支持者，处境更为困难，“臣下无复外家为据，竟欲构太子。”在这种形势下，卫太子行事更加谨慎，常以“上聪明，不信邪佞，不足忧也”以自慰；而卫皇后则“善自防闲，避嫌疑，虽久无宠，尚被礼遇。”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已有的地位。是时武帝诸子之中，除了齐王刘闳巳卒之外，其余三子似乎都存在着窥视太子之位的机遇。恰逢此时，“尧母门”中又走出了一位既深得武帝之宠、又同其母一样“奇异”的“钩弋子”，为武帝晚年的继嗣明争暗斗再增添上一笔浓重的色彩。 第二节 “巫蛊之祸”与“轮台诏” 距长安三百里处右冯翊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县界之内，有一座风景秀丽，林深草茂的甘泉山，这本是秦朝离宫林光宫所在之地，或因山为名，故又称为甘泉宫。经过武帝建元年间大规模的修治，形成了周回十九里，宫馆台榭众多、规模庞大的宫殿建筑群。
读者以史为镜，在《昭宣时代》可以看到西汉帝国由盛转衰之前的政治变迁。史家乐道的“昭宣中兴”时代，既不似高祖时代那样波澜壮阔，亦不如武帝时代那样灿烂夺目。昭宣时代更类似于“文景之治”。不同的是，“文景之治”迎来的是武帝英雄时代，而宣帝辞世之后，西汉帝国已显出迟暮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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