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舟独树
2012-6
陕西人民出版社北京博闻春秋
康国雄 口述，何蜀 整理
290
300000
无
这本书，原意只是留给子孙后代的。20世纪90年代初，我因病从香港回到北京，治病期间，经常回忆过去，想到自己这一生的种种遭遇，以后孩子们再也无法了解，也难以理解了。要讲给他们听，他们也没时间听，都各忙各的工作去了。这时，我妹妹康昭也退休了，她对我走过的道路很有感慨，认为应该写出来，留给孩子们。以前，康昭是个思想很“正统”的人，跟我完全不同。我跟她同年高中毕业，同年到北京考上大学。我在天津南开大学读书，以后历次政治运动挨整。她从北京大学外语系法语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外交学会做翻译。“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调换过两个单位，最后到了社会科学院。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紧跟社会“主旋律”，积极表现，唯恐落后，但她却始终因“家庭出身”而被视为另类，再怎样努力工作，忘我工作，也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多年，她已经临近退休了，才在社科院获准加入了共产党。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折腾，康昭终于清醒了，对那套“左”倾路线的危害深恶痛绝，对我以前那些被她视为“落后”的表现有了理解。她曾感叹说：你做的那些事我都做不出来。她积极鼓励我把这一生经历写下来，留给后人。而且，她还自愿帮我记录。于是，我就从头给她口述，由她记录下来，打印成册，有了一个初稿。从1998年开始，前后断断续续用了一年多时间。完成后不久，康昭就被查出癌症，虽经治疗，仍不幸病逝。最初要不是有了她的鼓励和帮助，我这个回忆录是很难写出来的。这本书的出版，也有她一份心血，也算是对她的一个纪念。我这个口述回忆录初稿写出来后，给几位朋友看过，都觉得很有意思。还有个朋友曾打算把其中我与蒋介石相识那一段内容重新整理出来，拿到杂志上去发表。但是因种种原因，也没有完成。2002年秋，我作为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轰炸”的幸存者，应邀到重庆去参加一个有关的纪念活动。行前，已退休的《炎黄春秋》杂志原执行主编刘家驹（我当年在重庆巴蜀中学的同学），建议我去重庆后找一个他交往多年的作者何蜀。我拿着刘家驹写的信，按照他给的电话，到重庆后就与何先生联系上了。见面后，相谈甚欢。我回北京后，与何先生继续保持着联系。我一直有个打算，希望能有人写我父亲康心如的历史，听了刘家驹的介绍，我本想请何先生来做这个工作，当我向他提出时，他表示对我父亲的情况虽有些了解，但对写我父亲的历史则感到为难，说是对金融方面的情况太陌生，而且主要兴趣在作“文革”历史方面的研究，无法再深入到另一个领域。不过，他愿意为我介绍另外更合适的人来写我父亲的历史。在这期间，他先读到了另一位朋友整理出来的我与蒋介石相识和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在重庆参加反蒋学生运动那段回忆，并从他所了解的重庆有关历史、地理情况，指出了一些背景和细节方面的差错，提出了一些修订意见。这使我对他在这方面的学识和能力有了进一步了解。当他知道我的回忆录中包括“文革”时期的内容时，很感兴趣，提出想看一看，我便把全部文稿寄给了他。他看后，提议将此稿重新整理加工，争取出版，并且愿意承担整理工作。何先生的提议使我很高兴，但我又有些疑惑，这本写给自己子女、后代的回忆录，是否有出版的价值？我反复向何先生提出这个问题，请他好好斟酌一下。他毫不含糊地答复我说：肯定有价值，可以通过一个人的命运反映一个大时代的变迁。而且，据他判断，这个回忆录很有可读性。于是，我与何先生就开始了对这部书稿的重新整理工作。一方面，我重新对他进行口述，并提供给他一些相关资料；另一方面，他向我提出各种问题，要我重新回忆和解答。他还查阅了一些资料，找了另外的有关人士了解情况，把了解到的情况和查到的资料向我介绍，特别是与我的回忆不相吻合的内容，与我探讨、斟酌，考虑如何表达更准确……他的认真负责精神使我十分佩服，也增强了我写好这部书稿的信心。2004年5月，他把整理完成的书稿全部传给我后，我再详细提出了修订补充意见，他又再作修改，其间，又建议我补充了一些内容……这样反复多次。总算有了一个我们都较为满意的稿子。现在，这个口述回忆录摆在读者诸君面前了。它是否真有价值？是否真如何先生所说通过一个人的命运反映了一个大时代的变迁？有待读者诸君的评判。不过，我可以肯定的是，我的回忆是真诚的，也许有个别因记忆不确而造成失误的地方，但我没有说一句假话。康国雄2004年8月25日
本书是八旬老人康国雄先生的口述回忆录，记述了传主及其父辈两代人坎坷而传奇的经历。康心如，祖籍陕西城固，民国著名金融家、四川美丰银行总经理、陪都参议会议长。康国雄，是康心如最小的儿子。1941年，在陪都重庆的汪山，12岁的康国雄，因举止大方、对答得体而获得偶遇的蒋介石夫妇的喜爱。然而这段偶然而短暂的交往，却在日后数十年中，以“蒋介石的干儿子”的罪名，紧紧束缚着这位“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直到花甲之年，几乎全部精力都用于帮家人“活下去”……
这段人生，虽被裹挟、被荒废，却也积极奋斗，令人惊叹于个体生命的坚韧；这段历史，是个人史、家族史，但可见微知著，从中窥见整个大时代的变迁。
康国雄，男，1929年9月生，民国著名民族企业家、金融家康心如之子。1951年从重庆巴蜀中学毕业，考入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1955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机械学院任教。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因所谓“蒋介石的干儿子”罪名遭受审查和打击。改革开放后，参与创办北京朝阳区职工大学，任系主任、副教授。后兼北京黄埔大学副校长。20世纪80年代中期，康国雄只身闯香港，打拼一片新天地。1987年赴香港定居。1991年因病返回北京治疗。
何蜀，1948年6月生于重庆，祖籍河南。曾在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主办的《红岩春秋》杂志社任副主编，职称编审。已出版作品有：《雾城血》(重庆出版社)、《雾都明灯》(中央文献出版社)、《从中共高干到国军将领：文强传》(广东人民出版社)、《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香港三联书店)等。撰写并发表了若干文革历史研究文章。退休后致力于文革历史研究。
序
第一章 “干儿子”罪名的由来
与蒋介石初次见面
同宪兵赌气，蒋介石以为我病了
“哦，你是康心如的儿子！”
到黄山官邸做客
我成了“汪山要人”
与蒋介石的最后一次交往
蒋介石最后一次问起我
第二章 父亲被指定为陪都参议长
从反清革命到实业救国
重庆城里康公馆
不愿从政的陪都参议长
康家哪个最大
关于父亲的“豪赌”
刘航琛想收我做干儿子
捐助教育二三事
第三章 少年也识愁滋味
我有一个“妈”一个“娘”
战争环境使“小先生”厌学
父亲对我教育的唯一失误
恨铁不成钢
第四章 我成了反蒋急先锋
活跃在校园演艺圈
自由结社埋下祸根
罢考英语风波
我的同学王泽远
炮轰“漆家班”
想要组织“第三党”
在军警包围中组织营火晚会
第五章 满怀希望迎接新生活
杨森的部下亮出手枪
意外遭到政治打击
我怎么会成了“特嫌”
到北京考大学
我差点进了电影学校
时代风浪中的家庭变故
第六章 困惑的大学生
被迫改学政治经济学
我扮演美国资本家
我成了专案调查对象
“马列主义”专门人才
“肃反”中我被隔离审查
第七章 坎坷岁月
初上讲台
我们学校的几位“右派”教师
我侥幸过关，父亲中“阳谋”
“革命虫”与“大粪香”
不让我再上讲台
搞“理论研究”也行不通
把父母接到北京
周恩来关照我父亲
刘文辉为我给吴晗写信
第八章 恐怖的日子
风暴来了还在想调动工作
揪出了“蒋介石的干儿子”
劳改队里“牛兄牛弟”
半夜转移财产遇险
父亲遭到三次抄家
父母失去了自己的房子
“主任大人”发威风
几十个人没有抄出我的秘密
父亲的遗嘱吓我一跳
我想出对付灾祸的计划
第九章 罪名的来历原来如此
章士钊、邵力子、沈醉为我写历史证明
群众组织给我“平反”
为造反派跑“动态”材料
派性斗争结下不解之仇
我偷看了查档案的记录本
来自亲属的诬陷
父亲愤然立下“断绝关系”遗嘱
造反派组织跟我“划清界限”
第十章 乱世苟活也很难
提心吊胆兑换公债券
我发起的居民自保救了我自己
“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了
我又成为“专案审查”对象
挖“活思想”
父亲拒不诬陷邓小平
父亲含冤病逝
第十一章 周恩来保护我的三次指示
周恩来第一次指示
“准备打仗”大搬迁
我被宣布有“严重三反罪行”
农民帮我偷寄家信
与“专案组”较量
周恩来第二次指示之后
我又成了“五一六”
“帮促会”闹剧
“五一六分子”的命运突变
周恩来的第三次指示
第十二章 章士钊恩重如山
特殊身份的章士钊
“刘少奇的贡献更大”
致信周恩来“为友呼吁”
“生死攸关之急迫重案”
章老的遗憾
第十三章 重新创业
为何北衡之死大哭一场
向邓颖超求助
工宣队帮助我调回北京
第一次给共产党员上政治课
从无到有办“职大”
得到社会最好的肯定
书记让我提工资
第十四章 父亲平反一波三折
屈武支持我为父亲申诉
重庆通知“不予改正”
屈武在中央统战部慷慨陈词
承认“改正”又留尾巴
原来他们本不想“改正”
中央同意召开康心如追悼会
感慨万千回重庆
戚继光的传家宝哪里去了
令人困惑的“发还抄家物资”
居然说我想“捞一把”
第十五章 总是不安分
想当“诤友”
初次“下海”不成功
动起了出国念头
给胡耀邦的信批下来了
好事多磨
再找中央统战部
第十六章 年近花甲闯香港
独自拖两口箱子过海关
一事无成
开办“美丰行”
遭遇打劫与彩票中奖
乘“专机”回北京
文件可作两种理解
第十七章 宝岛行
联系上台湾老友
蒋纬国邀请我到台湾访问
独自来到蒋介石陵园
陈立夫还记得我们重庆的家
在医院里会见蒋纬国
浮光掠影看宝岛
尾声
附录一 忆心孚兄（康心如）
附录二 我与报（康心如）
附录三 对联（康心如）
后记（何蜀）
再版后记
版权页： 插图： 第一章“干儿子”罪名的由来与蒋介石初次见面我那个“蒋介石的干儿子”的罪名，是怎么来的？说来话长。1941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陪都重庆不断遭到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我父亲为了全家人的安全，在重庆南岸汪山上买了一块地（一个小山包），盖了别墅，挖了防空洞。为了躲避大轰炸，家里很多人都搬到那里居住，我母亲带着我和妹妹也搬到了那里，我们兄妹俩进了汪山一所私立小学读书。那年我12岁。从重庆老城南边的望龙门渡口摆渡过江，就到了长江南岸，一条崎岖的公路，从江边蜿蜒而上，经过南岸山上的重要乡场黄葛垭（又作“黄桷垭”），再往前到达黄山——蒋介石和他夫人的别墅就建在这里。再往前到汪山，我家别墅就在汪山马路边上。蒋介石当时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总裁，无论是在一般老百姓心目中，还是在国际上看来，他当时都是领导中国进行抗日战争的最高领袖。他在黄山有一处官邸——当时可能有汉奸告密，日本飞机曾经轰炸黄山，但炸弹丢到了汪山。人们都知道那是冲着蒋委员长来的。那次轰炸中，著名经济学家何廉的双胞胎儿子大宝、二宝（我的小学同学）就被炸死了一个。他们一个姓韩的老师也被炸断了腿。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经常在周六或周日下午从黄山乘车到汪山，到了汪山，离我家别墅前不远，就双双下车，沿公路散步。有一天，蒋介石夫妇二人在我家后山坡野餐，我家有仆人看到了，说：“看，那是蒋委员长！”幼年的我和妹妹大人们站得远远地仰着头观看，我和妹妹出于好奇，悄悄爬到后山树林边去偷看。有几只警犬冲我们叫，被蒋介石的侍卫官制止了，蒋介石夫妇见到是两个小孩，也觉得好玩，便亲热地招呼我们过去。并叫侍卫官把警犬牵走。我从小就不怕陌生人，大大方方地迎上前去，妹妹跟在我身后。蒋介石和宋美龄席地而坐，地上铺了一块白桌布，放了点心、饮料之类。蒋介石很和蔼地问我姓名，住在哪里，在哪里上学等，还给我们兄妹二人各一块点心，临别时，他还说：“小朋友，我们下次来，再找你们玩。”这就是我和蒋介石的第一次见面。同宪兵赌气，蒋介石以为我病了从这次之后，蒋介石每次来汪山散步，经我家门口时都要叫上我，蒋夫人同来时，也会叫上我妹妹，让我们陪他们散步、聊天。我妹妹第一次被宋美龄牵着手散步后，发现手上留下了很好闻的香水味，到处给别人闻：“蒋夫人的手好香啊！”后来，蒋介石来汪山叫上我陪他散步，几乎成为惯例。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每次散步到我家门口时，都用很重的浙江地方口音叫我“国雄，国雄”，侍卫官马上跑进我家里，叫我去陪蒋委员长散步。从此，只要看到有宪兵在马路两旁开始站岗放哨，我就知道他们要出来了，我就会主动站在我家前面的花园里等着。有一次，我和几个小伙伴在我家花园玩，看见宪兵又开始在马路上站岗放哨了，我就对他们说：“一会儿蒋委员长就要出来了。”过去在这一带站岗的宪兵都认识我，也都知道蒋委员长和我的关系。对我也很友好，不巧这次在我家花园前站岗的宪兵是新换的，他不认识我，他听我和别的孩子说蒋委员长要出来了，就很粗暴地向我说，等一会儿委员长出来时你们不许乱叫。我听了之后很生气，我想你知道什么？我和委员长是老熟人了！我也没理他。那次正巧蒋介石和蒋夫人不是来散步，只是坐着一辆敞篷车经过我家门前，我照例大叫了一声“委员长”，蒋介石抬头一看是我，笑眯眯地把帽子摘下来向我挥动。车很快就开过去了。可是这一下惹恼了那位宪兵，等蒋介石的车一过去，这位宪兵就对我嚷嚷道：“我刚才跟你招呼了，委员长来时不许向他乱叫，你还敢乱叫，下次你再这样，我开枪打死你！”我当然不敢做声，扭头回到家里。可是我心里并没有服气，我想报复他。从那天起，我只要看到宪兵站岗，估计蒋委员长又要出来了，就有意躲在家里不出去。接连两三次，我都没主动出去。终于，有一天，一位侍卫官到我家来找我，说委员长来了，在马路上等我，问我为什么不出去，是不是生病了等。我就把那个宪兵威胁我的事说了。这位侍卫官说，我去告诉他们。以后这批宪兵就换成了熟面孔。从此，蒋介石又跟过去一样，叫我和他们一起散步、闲聊。“哦，你是康心如的儿子！”在和我闲聊中，蒋介石最喜欢提的问题是老百姓生活方面的，我虽然只是个小孩子，但是平时听大人们讲得多，家里有仆人，有厨师，在汪山还专门请有两个“大班”（轿夫，除抬轿外，还做些杂活），他们的家一般都在乡下，有时家里人还要到乡下去赶场，因此对老百姓的生活情况我多少有些了解，居然能答得上来，这使他很满意。他还经常让侍卫官给我送一些从印度加尔各答空运来的水果和糖块。有一次，蒋介石听我说身体不好，经常生病，就关心地问我平时找什么医生看病。我告诉他，家里主要是找一个叫周伦的医生给我看病，周伦是留德博士，因失恋曾经自杀未遂，留下残疾，但医术很好。不久以后，有一次周伦对我说：“国雄，你还把委员长的孙儿给我介绍来了！”原来，有一天，有人带了两个外国人模样的小孩到他的诊所看病，他一看是两个洋娃娃，有些奇怪，一问，才知道是蒋经国的儿子，他问他们怎么知道他的诊所，回答说是听康国雄介绍的。就这样一起散步许多次以后，蒋介石偶然想起问我，你姓康，你们家与康心如什么关系？我答道，康心如是我的父亲。他这才恍然大悟地说，“哦，你是康心如的儿子！”那时，我父亲在重庆独立经营美丰银行，对发展繁荣西南金融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影响很大。1939年，蒋介石指定我父亲担任了重庆市第一届临时参议会议长，任期四年。父亲一直不愿参政，因为蒋介石的指定，他才出于无奈连任了两届。在任初期，我父亲曾上书蒋介石，提出建议：为了领导全国抗日，应设重庆为陪都。蒋介石非常欣赏，曾两次召见我父亲和他面谈。1940年9月，国民政府正式发布命令，定重庆为陪都。
2002年9月，重庆刚摆脱了漫长的高温酷暑，有了一些令人舒适的凉意。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康国雄先生打来的，他从北京来重庆开会，下榻于离我家很近的市政协招待所，他说，是刘家驹向他介绍了我。刘家驹先生任《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时，曾发表过我几篇稿子，相互有些了解，对现代史有些共同的兴趣和认识，以后经常通信通电话。加上刘先生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从重庆参军的，算是老乡。有了他的介绍，我跟康国雄先生见面就自然很亲切了。跟康先生相识后，他谈到了他的一个心事：希望有人能写他的父亲康心如。康心如是重庆的历史名人，大金融家，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临时参议会议长。当年他经营的美丰银行，在重庆可谓家喻户晓。我从小就知道雄踞于朝天门码头上方的那幢黑色建筑是美丰银行大楼（即使现在重庆城中高楼林立，那幢大楼也并不显得逊色），而且我从小就听老人们说，那大楼异常坚固，日本飞机轰炸只炸坏了顶上一层，1949年的“九二”大火灾也是烧到大楼前就被挡住了……总之，对美丰银行，对康心如，以及他和两个同样驰骋商场的弟弟康心之、康心远，重庆人的“龙门阵”是不少的。加上我从事党史研究多年，对康氏兄弟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时有所知。在我几年前所写的《雾都明灯》一书中，还专门写到了周恩来在陪都时期与康氏兄弟的关系。但要专门写康心如这样一个大金融家的历史，我自觉缺乏条件，因为我对商业、金融这方面的知识太贫乏，太外行了。因此我无法满足康国雄先生的这个愿望，十分抱歉。在与康国雄先生交谈中，我得知他因为那样的家庭出身，还有过许多独特的经历，并且写有一个口述回忆录稿子。这引起了我很大兴趣。后来，我先看到了一个朋友整理的康先生少年时代与蒋介石相识和中学时期参加反蒋学生运动的回忆，因为整理者不了解重庆的历史情况和地理环境，我便提出了一些修订意见。过后，我向康先生提出，想看看他回忆录中的“文革”部分，这是我最感兴趣的内容。康先生便把全部口述记录稿交给我了。我读完后，凭着十几年编辑党史期刊的经验，感觉这是很有价值的一个题材，完全应该好好加工整理出来正式出版。我自认为整理康先生这个回忆录还是能够胜任的。我提出这个建议后，康先生自然很高兴地同意了。我做了一些准备，看了一些资料，又把手里赶写的两篇“文革”历史研究文章完成后，就开始了这个工作。康先生在北京，我在重庆，相距虽远，好在有现代通信手段，又已经有了一个他口述记录的初稿。于是，在初稿的基础上，我提出若干问题，他通过电话向我作补充口述或重新口述，特别是我向他提出许多初稿中讲得不明确或未展开讲述的地方，一些我感到有疑问的地方，他都作出进一步的解答和回忆。期间，我查了不少资料，询问了一些重庆的老人，并就一些问题请教了几位对重庆市地方史和党史有研究的专家。至于回忆录中涉及的历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相关背景，我也都逐一查阅了能够找到的相关资料，对有的细节还找过一些朋友（甚至远在海外的朋友）帮忙查证了解。有时，为一个细节的核实，我与康先生也会发生争论，但是我们都明白，我们的共同目的是力求还原历史的真相，因此我们的争论是目标一致的，也是相互理解的。在这个整理工作中，我进一步体会到，对于口述历史的整理，仅有记录确实是不够的，因为人的记忆毕竟有限，完全依靠记忆难免不出差错。对于这个回忆录中涉及的人和事，我都尽量找到相关的旁证资料，力求准确无误。但是仍然不敢保证就没有一点问题。毕竟涉及的历史时期长，地域广，人物、事件多，只求这方面的差错尽可能少一点。通过这个回忆录的整理，我对康先生有了更多的了解，他的坦诚、执著、乐观、直率，都给人很深的印象。他的独特经历，不仅有趣，有可读性（在整理中，我经常会为其中的某个内容发笑或发出由衷的感叹），而且，他的经历从一个独特角度反映出了过去时代天翻地覆的历史性变迁，在他这个特定小人物的一生中，贯穿着令人感慨不已的大时代的悲喜剧。我认为，对于任何一个不愿意虚度一生，而希望生活得更有价值，更有尊严，更有意义的人来说，本书都会有相当的启迪作用。中共党史出版社的吴江先生对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很多心血；刘家驹先生一直对此书的写作和出版给予积极鼓励和关照；陈敏先生无私提供了他记录的另一份康先生口述回忆稿以供参照；王叔渠先生的公司多次为打印书稿帮忙；还有康先生的一些老朋友、老同学如赵文滔、高粤江等一直关心本书的写作；老同事郑启昌先生对本书提供了详细的修订意见及一些背景资料；康先生的妹夫赵亢、老同学王鸿伟，巴蜀中学的老师黄清华、张士鲁等都热心为本书提供照片……在此谨向他们和所有关心本书写作与出版的朋友们表示衷心感谢！何蜀2004年8月27日于重庆再版后记我这一生有两个特点：第一，始终记住父亲的谆谆告诫——“不要人云亦云”。不论何时遇到何事，我都会用自己的头脑想一想，不因“教导”、“号召”而盲从，所以常显得不合潮流，被视为异类。第二，做人应该说真话。但这块土地上不容易做到，我就尽量少说话；可性格使然，又忍不住要说些真话，往往就会惹祸；为了自保，又不得不说些“假话”。我本非名人，没想到12岁时我与蒋介石夫妇在重庆汪山的不期而遇，会在二十几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使我成了“名人”——“蒋介石的干儿子”，并因此饱受批斗折磨之苦。在那之前的十几年中，我就因这尚未公开的“罪名”而受到反复审查和暗中监控，被“运动”过来“运动”过去，一事无成。直到改革开放前夕，我的智慧、精力、时间，都用在为我和家人争取“生存权”上……1940年，我的父亲康心如（原美丰银行总经理）以重庆临时参议会名义上书蒋介石委员长：“建议政府明令，定重庆为中华民国永远之陪都。”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面临突然涌入的100万人和无休止的日机轰炸，美丰银行成为支撑这座城市的坚强后盾之一……2005年再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称我的父亲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周恩来的朋友”。2002年，重庆的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大轰炸幸存者在重庆组织了联谊会，邀请我去参加纪念活动。我去后，住在重庆市政协招待所，有一天突然有两位老先生来看我，他们都是原美丰银行的行员。一位叫陈代六，一位叫陈亚雄，都是九十多岁。他们是从报纸上看到我来重庆参加活动的消息，才特意来找我的。我当时非常兴奋，没想到这些老人对我父亲的感情如此之深。当年我没在美丰银行工作过一天（美丰银行1950年停业时，我还在上高中），可当他们得知康心如的儿子来重庆时，会千方百计来找我。他们告诉我，虽然美丰银行已经停业五十多年了（1950年4月停业），但他们还一直有一个美丰银行和丰字号同仁联谊会（也就是原美丰银行的行员，和美丰银行下设的丰字号子公司的职员，共同组织的联谊会），每年聚会两次，一次是4月，一次是11月。他们邀请我也参加美丰联谊会，我自然答应。2006年4月，我接到请我参加4月17日的第41届联谊会的通知，非常兴奋，带着我的大儿子宏通，于4月15日飞抵重庆。陈亚雄老先生亲自带着他儿子来飞机场接我，送我们到和平宾馆住下。16日，我们参加了他们在人民公园的联谊会预备会议。19日，我第一次正式参加美丰联谊会。进入会场时，他们介绍，康总经理的幺儿康国雄和他的儿子康宏通来参加联谊会了！大家都热烈鼓掌。到会的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还有一些陪伴他们的年轻家属。我确实非常激动，由他们一一介绍，我分别和这些老人握手。正式开会后，先由主持人尹登甫（他原是美丰的练习生，现为深圳大学的教授，每年从深圳赶来参加联谊会）宣布了大会的内容，并特别介绍我，安排我发言。我主要谈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美丰银行从1950年停业到现在五十多年了，大家还会以美丰的名义举行聚会，这是一种什么力量？从2002年见到两位陈老之后，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中国大资本家传》第四卷介绍康心如的传记中谈到，美丰的行训叫“一诺千金”，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诚信”。会上有人提到，这是一种“美丰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让大家几十年来友谊不衰，都愿聚在一起。我说，我没有进过美丰，是晚辈，我只有向你们学习这种精神。如果现在的企业，在停业几十年后，也能以企业的名义来组织职工聚会，我想这个社会也就是和谐的社会了。我不知道国外的企业有没有这样的联谊会，起码在中国恐怕是唯一的了。这次，我认识了好多美丰银行的行员和丰字号的职员，他们当中还有当时正担任重庆市市长的王鸿举的父亲王文华（95岁）和母亲王惠善（91岁），他们都曾是美丰的练习生。最有意思的是，大家在聊天中都说自己是美丰第几届练习生（当年我父亲每年都在高中生中招考一批练习生，经过严格的口试笔试，从上千人中间挑选二三十人，成为一批练习生，都是当时的精英。到美丰停业前，一共招过27届练习生）。自那以后，他们每次联谊会召开之前都盛情邀请我，我也都尽可能参加。每次参加，都能向他们学到不少东西，也听到不少美丰银行以前的故事。这样一次次回到重庆，使我了解了很多的往事。我去过重庆档案馆，得知他们有两千多卷的美丰档案，从1922年美国人成立美丰银行开始，到1927年我父亲用中资接手美丰银行，一直到1950年4月美丰银行停业。还有停业后由重庆人民银行成立美丰银行清理处，由周见三、康心如和康心远组成清理处，负责开始清理，到1960年清理完成，以及1964年美丰银行剩余财产分给股东为止（据说有150万人民币），所有的档案都存在档案馆。另外，抗战时期重庆临时参议会八年中的活动，和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庆市参议会的档案，也都存在档案馆，共计八百多卷。我现在想做两件事，第一，请美丰银行的行员回忆我父亲和美丰银行的实事；第二，道重庆抗战时期，我父亲领导重庆参议会为抗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做了很多实际的工作，例如救济伤员、难童和难民，但在有关史书上什么记载都没有，所以我和档案馆的人商量，请他们写写重庆参议会对抗战时期的贡献，也包括我父亲在重庆参议会当了八年参议长所起的作用。这段时间，我也思考，20世纪50年代初期，共产党就提出要对民族资本家进行改造，将私人投资的企业变成公私合营的企业，并提出了赎买政策，也就是把每个资本家的财产估定一个价值，按每年的5%付给定息，定息从1956年发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就停止了，也就是说国家欠资本家的钱还没有还完。我曾和猪鬃大王古耕虞聊过关于公私合营的问题，我问古老，公私合营时，中国资本家的定产是多少？他说：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才定22个亿，十分之一都不够。后来我查到一份资料，1969年5月14日，周恩来在国务院所属单位传达“九大”大会上，传达毛主席九大期间的讲话，有这么一段话：进城以后对资产阶级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给他们定息，股息。（全国股金有22万万元，每年给5%的利息，一千万元，实际上许多人是不拿的，每年五元，十元他就不拿了，发了十年，发出了七八亿人民币，还不是用在中国增加购买力，但是他们工会不允许进，这样就把工人和资本家分开了，因为你拿定息嘛。）我想了想，美丰清理是在公私合营之后，美丰银行投资实业单位有八九十家，1964年分给大家的都是各个企业付给的定息，从历史来看，也就是领到了一半的投资的财产。国家现在已经承认了私有制的合法地位，过去的民族资本家，把用毕生精力创造的企业、所有的资产都交给了政府，政府用赎买政策收为国有，也应该让子孙后代知道，他们曾为这个民族做出了怎样的贡献，他们经历的是怎样的历史。本书2004年出版后，引起了许多反响，不少报纸杂志摘登了其中一些片断，互联网上也发表了一些书评，香港凤凰卫视、阳光卫视等媒体还播出了对我的专访。这一次再版中，我们还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和修订，尽量使本书在“还原历史真相”方面做得更好，并增配了一些相关照片。希望读者对我这个“蒋介石的干儿子”的坎坷人生有更详细的了解，希望更多的读者能从我们康家两代人的命运中多少了解一些过去的历史，总结一些教训，得到一些启发。康国雄2012年4月
我本非名人，没想到12岁时我与蒋介石夫妇在重庆汪山的不期而遇，会在二十几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使我成了“名人”“蒋介石的干儿子”，饱受批斗折磨之苦。直到改革开放前夕，我的智慧、精力、时间，都用在为我和家人争取“生存权”上…… 现在我才八十多岁，假如上帝多给我些时间，我想还能为家庭和祖国做些事情，虽然已是老年，身体又有了些病，但我始终觉得自己还可以干点事，还可以拼搏一番。干到哪天实在于不动了再说。我一辈子都是这个不服输的性格。 我希望能让更多的读者从我们康家两代人的命运中多少了解一些过去的历史，总结一些教训，得到一些启发。 ——康国雄 康心如是重庆的历史名人，当年他经营的美丰银行，在重庆可谓家喻户晓。我从小就知道雄踞于朝天门码头上方的那幢黑色建筑是美丰银行大楼（即使现在重庆城中高楼林立，那幢大楼也并不显得逊色），从小就听老人们说，那大楼异常坚固，日本飞机轰炸只炸坏了顶上一层…… 康国雄，是康心如最小的儿子，他的坦诚、执著、乐观、直率，都给人很深的印象。我认为，对于任何一个不愿虚度一生，而希望生活得更有价值、更有尊严、更有意义的人来说，本书都会有相当的启迪作用。 ——何蜀
《孤舟独树:民国金融家康心如之子康国雄自述》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无
查询祖传房产的遭遇
1956年所谓的公私合营以后，我也说不清楚是哪一年，总之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完成之后，政府出了一个精神，从我现在了解的情况，没有一个明确的制度和规定，总之，不论是任何阶级，只要是出租出去的房子都收归国有，也是按赎买的办法付定息。例如.我知道的北京出租15间以上的就给赎买了。上海是只要出租的部分就给赎买了。各个地方执行的标准也不太一样，我知道前几年《物权法》出来前后，很多被赎买了的出租房（叫做经租房）的房主，都提出来要求归还他们的房子。后来，某部门出了一个文件，大意是说经租房是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不予解决。我知道在《物权法》出来以后，为这个争论得更厉害了。
我觉得“经租房”这个问题，是非常不合理的，住房是一个人的生活资料，有的人为了解决生活上的所需，把自己的住房租出去一部分，当然也有很多是把租房作为一种投资手段，如果你都按过去的说法，凡是你出租的部分这些都是剥削的收入，统统收为国有，这样合理吗？
我在重庆活动这段时间，我知道重庆解放碑前的群林市场是我父亲在重庆大轰炸以后自己花钱修的一片商业区，所以在1950年4月美丰停业以后，美丰的所有财产都被冻结。而群林市场并没有列入美丰被冻结的财产之列。我的根据是1951年左右我的另一个母亲刘慢君和我父亲离婚时，法院判决把群林市场的三分之一分给了她，当时她提出来她要二分之一，法院没有同意，因为当时我生母叶惠君还在，她只能拿三分之一。后来群林按经租房的政策收归了国有，给予了赎买，八十年代，我曾托人查过，群林市场我父亲的那一部分定息没有人去领，因为公私合营以后，我父亲1957年就被打成了右派，而且是二类，他的儿女全都不在重庆，他已经是60多岁高龄的人了，身体多病，也无法再为这些事情奔走。这处房产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改变了产权归属。
除以上的情况以外，还有因说不清楚的原因造成的产权归属问题，比如我父亲在抗战时期为了躲避日本的大轰炸在南岸汪山买地自建的别墅（现为南岸汪山47号），也就是我儿时见到蒋介石的地方。五十年代初期，解放军部队给我父亲签了一个合同，他们租用十年，不付租金（！），十年后他们负责维修并原物奉还。十年后，也就是六十年代，我父亲的政治情况和身体条件已经不可能去处理这些问题了。所以这所房子也就无人问津，也是稀里糊涂地改变了产权归属。1981年，我们到重庆给我父亲补开追悼会后，我曾去汪山看过这套房子，知道它已经被南山公园占为宿舍，住了很多家人。1984年我母亲曾委托美丰银行清理处的负责人赵世厚，书面向南山公园要求继承汪山这所房子，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如愿。
2007年，我把我家的财产情况整理了一下。我父亲是西南第一个大资本家，他的财产我知道有三块，一块是美丰银行，已经被公私合营，第二块，是被“经租房”所改造的，例如重庆的群林市场，后来还发现了他最后在重庆居住过的凉亭子27号也成了“经租房”。第三块是既没有经过公私合营也没有经过经租房改造，产权是我父亲的，那就是南岸汪山47号的别墅。
我把上述情况和我的儿子宏通、宏迈和我的女儿宏珍以及我的女婿陈威说了，他们都一致支持我要回本属于我的房屋产权，我们从2008年开始着手查询。因为文化大革命抄家。我父亲是片纸未留，当年解放军租用我家房子的借条没有了，群林市场的产权证没有了，甚至我父亲五十年代卖掉重庆邹容路的老住宅，买了较场口凉亭子27号的新住宅的房契全都没有了，所以我们面临的问题难度很大，
因为我们没有任何证据，我们决定一方面找重庆房地产管理局去查询他们的档案，另一方面又想通过查询我们的重庆户口所在地，找寻出一些线索，所以我们真像是大海捞针，从2008年我们商量以后，7月份我给建设部下属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写了两封信，一封是要求重庆市房管局落实重庆汪山47号的房屋产权，另一封信是落实为我家在上海市长乐路570号2弄的房子（1947年我父亲在上海买的这个房子，五十年代我的大哥康嗣群全家搬进去了，后来他把一部分房子出租了，根据当时上海经租房的政策，就把他出租的部分收为国有）。所以我们想要回被经改的这一部分。
我们8月20日收到上海静安区房屋土地管理局的书面答复，其中说：“经查，长乐路570弄2号房屋原产权登记户名为康心如，房屋建筑面积323平方米，其中三层全部及底层二间房屋建筑面积154平方米出租给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做集体宿舍使用，1965年6月因出租房屋被纳入社会主义改造。根据沪府办发（1991）28号《上海市处理私有出租房屋社会主义改造遗留问题实施办法》第四条规定，上述出租房屋超过社会主义改造起点，仍应维持改造，不予私房落实政策。”并说：“如您对我局的处理意见不服，根据《信访条例》第三十四条的规定，您可以自收到本书面答复之日起30日内向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申请信访复查。”
我按照他们的规定，向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申请信访复查。他们又要我给了身份证证件号，联系电话等等，我把相关证件寄了过去，最后给我的答复大意是静安区房屋土地管理局答复没有问题，所以维持他们复查的结论。
上海市的房管局虽然没有解决问题，但是他很快给我回答办理了这个事情，而重庆市却始终没有任何回复。2008年11月份，我们专门到重庆找了市长王鸿举的弟弟王邦举，将我们要求发还汪山房屋的一封信转给他的哥哥，后来王邦举告诉我们信已转交了，并给他哥哥说，这封信应该是我爸爸转给你的（他们的爸爸王文华是美丰银行的老职员）。
一直到2009年1月4日，我才收到重庆市土地房屋权属登记中心的回复，说是“在历史房产档案资料中，没有查到解放初期康心如先生在重庆汪山第47号附1号（或汪山第47号）的房屋产权登记发证的记载。”“现对南山公园全部公房逐个排查均无你主张的汪山47号附1号（或汪山第4号）房产。”“据了解市园林局在市档案馆查阅了康心如先生房产档案及原川东军区在南山征用的房产资料共计130多卷，均未查到康心如与军方签订的借用汪山47号附1号（或汪山第47号）房屋的合同，也未查到相关房屋登记资料和房屋移交清册。”因此，“要主张康心如先生原汪山房屋产权，也请你设法尽力查找原有房屋权属资料和借用合同等有关证件。”
我们除了这个正规的渠道找他们以外，我们也没有停下来去找其他的资料，在2008年，我的小儿子和我女婿陈威单独去过重庆，我在那年也去过重庆三次，我们去找过重庆市土地房屋管理局，南山房地产管理局，南山公园管理局，去查找关于汪山房产的资料。我们同时也去各地的公安局派出所，为了查到重庆群林市场是我父亲财产的证明，想找到五十年代我父亲和刘曼君的离婚判决书，这样才能证明群林市场是我父亲的私产，为了找到我们在邹容路（旧称柴家巷）的户口，我小儿子开车带我到天津南开大学查找我当年的户口登记，又在北京查找我的户口和我妹妹康昭的户口登记，我们跑了几天都没有查到重庆最原始的住址户口登记，只查到我的户口是重庆迁出来的，我们又在重庆反复找，但是仍没有任何结果。
在我小儿子和我女婿第一次到南山公园查询汪山房产时，碰到的问题是：你们有什么资格查找康心如的房产？们又回到北京，到东大桥派出所开出了我父亲康心如和母亲叶惠君的死亡证明
康家几辈传奇经历，尤其康老与蒋委员长那一段渊源，很想了解一下
康家太惨了。。如果49年选择去台湾，那后来会是什么样子
好书！能够给人带来大量的信息，关于民国时期、抗战时期，以及解放后的历次运动、改革开放后的风云变换。看后让人感概万千。可读性很强，让人欲罢不能、一口气读完、不眠不休。
孤舟独树-光看名字就有一股凄凉，民国的金融业还是很发达的。
折射好多东西
银行家研究的个案资料，推荐看看
旁观者迷
本书作者经历太过曲折，作为了解当时的历史，值得一读。
丰富的人生，混乱的时代！
看看那段历史！
还行吧，写得不错，可以看看。
查询祖传房产的遭遇1956年所谓的公私合营以后，我也说不清楚是哪一年，总之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完成之后，政府出了一个精神，从我现在了解的情况，没有一个明确的制度和规定，总之，不论是任何阶级，只要是出租出去的房子都收归国有，也是按赎买的办法付定息。例如.我知道的北京出租15间以上的就给赎买了。上海是只要出租的部分就给赎买了。各个地方执行的标准也不太一样，我知道前几年《物权法》出来前后，很多被赎买了的出租房（叫做经租房）的房主，都提出来要求归还他们的房子。后来，某部门出了一个文件，大意是说经租房是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不予解决。我知道在《物权法》出来以后，为这个争论得更厉害了。我觉得“经租房”这个问题，是非常不合理的，住房是一个人的生活资料，有的人为了解决生活上的所需，把自己的住房租出去一部分，当然也有很多是把租房作为一种投资手段，如果你都按过去的说法，凡是你出租的部分这些都是剥削的收入，统统收为国有，这样合理吗？我在重庆活动这段时间，我知道重庆解放碑前的群林市场是我父亲在重庆大轰炸以后自己花钱修的一片商业区，所以在1950年4月美丰停业以后，美丰的所有财产都被冻结。而群林市场并没有列入美丰被冻结的财产之列。我的根据是1951年左右我的另一个母亲刘慢君和我父亲离婚时，法院判决把群林市场的三分之一分给了她，当时她提出来她要二分之一，法...院没有同意，因为当时我生母叶惠君还在，她只能拿三分之一。后来群林按经租房的政策收归了国有，给予了赎买，八十年代，我曾托人查过，群林市场我父亲的那一部分定息没有人去领，因为公私合营以后，我父亲1957年就被打成了右派，而且是二类，他的儿女全都不在重庆，他已经是60多岁高龄的人了，身体多病，也无法再为这些事情奔走。这处房产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改变了产权归属。除以上的情况以外，还有因说不清楚的原因造成的产权归属问题，比如我父亲在抗战时期为了躲避日本的大轰炸在南岸汪山买地自建的别墅（现为南岸汪山47号），也就是我儿时见到蒋介石的地方。五十年代初期，解放军部队给我父亲签了一个合同，他们租用十年，不付租金（！），十年后他们负责维修并原物奉还。十年后，也就是六十年代，我父亲的政治情况和身体条件已经不可能去处理这些问题了。所以这所房子也就无人问津，也是稀里糊涂地改变了产权归属。1981年，我们到重庆给我父亲补开追悼会后，我曾去汪山看过这套房子，知道它已经被南山公园占为宿舍，住了很多家人。1984年我母亲曾委托美丰银行清理处的负责人赵世厚，书面向南山公园要求继承汪山这所房子，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如愿。2007年，我把我家的财产情况整理了一下。我父亲是西南第一个大资本家，他的财产我知道有三块，一块是美丰银行，已经被公私合营，第二块，是被“经租房”所改造的，例如重庆的群林市场，后来还发现了他最后在重庆居住过的凉亭子27号也成了“经租房”。第三块是既没有经过公私合营也没有经过经租房改造，产权是我父亲的，那就是南岸汪山47号的别墅。我把上述情况和我的儿子宏通、宏迈和我的女儿宏珍以及我的女婿陈威说了，他们都一致支持我要回本属于我的房屋产权，我们从2008年开始着手查询。因为文化大革命抄家。我父亲是片纸未留，当年解放军租用我家房子的借条没有了，群林市场的产权证没有了，甚至我父亲五十年代卖掉重庆邹容路的老住宅，买了较场口凉亭子27号的新住宅的房契全都没有了，所以我们面临的问题难度很大，因为我们没有任何证据，我们决定一方面找重庆房地产管理局去查询他们的档案，另一方面又想通过查询我们的重庆户口所在地，找寻出一些线索，所以我们真像是大海捞针，从2008年我们商量以后，7月份我给建设部下属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写了两封信，一封是要求重庆市房管局落实重庆汪山47号的房屋产权，另一封信是落实为我家在上海市长乐路570号2弄的房子（1947年我父亲在上海买的这个房子，五十年代我的大哥康嗣群全家搬进去了，后来他把一部分房子出租了，根据当时上海经租房的政策，就把他出租的部分收为国有）。所以我们想要回被经改的这一部分。我们8月20日收到上海静安区房屋土地管理局的书面答复，其中说：“经查，长乐路570弄2号房屋原产权登记户名为康心如，房屋建筑面积323平方米，其中三层全部及底层二间房屋建筑面积154平方米出租给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做集体宿舍使用，1965年6月因出租房屋被纳入社会主义改造。根据沪府办发（1991）28号《上海市处理私有出租房屋社会主义改造遗留问题实施办法》第四条规定，上述出租房屋超过社会主义改造起点，仍应维持改造，不予私房落实政策。”并说：“如您对我局的处理意见不服，根据《信访条例》第三十四条的规定，您可以自收到本书面答复之日起30日内向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申请信访复查。”我按照他们的规定，向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申请信访复查。他们又要我给了身份证证件号，联系电话等等，我把相关证件寄了过去，最后给我的答复大意是静安区房屋土地管理局答复没有问题，所以维持他们复查的结论。上海市的房管局虽然没有解决问题，但是他很快给我回答办理了这个事情，而重庆市却始终没有任何回复。2008年11月份，我们专门到重庆找了市长王鸿举的弟弟王邦举，将我们要求发还汪山房屋的一封信转给他的哥哥，后来王邦举告诉我们信已转交了，并给他哥哥说，这封信应该是我爸爸转给你的（他们的爸爸王文华是美丰银行的老职员）。一直到2009年1月4日，我才收到重庆市土地房屋权属登记中心的回复，说是“在历史房产档案资料中，没有查到解放初期康心如先生在重庆汪山第47号附1号（或汪山第47号）的房屋产权登记发证的记载。”“现对南山公园全部公房逐个排查均无你主张的汪山47号附1号（或汪山第4号）房产。”“据了解市园林局在市档案馆查阅了康心如先生房产档案及原川东军区在南山征用的房产资料共计130多卷，均未查到康心如与军方签订的借用汪山47号附1号（或汪山第47号）房屋的合同，也未查到相关房屋登记资料和房屋移交清册。”因此，“要主张康心如先生原汪山房屋产权，也请你设法尽力查找原有房屋权属资料和借用合同等有关证件。”我们除了这个正规的渠道找他们以外，我们也没有停下来去找其他的资料，在2008年，我的小儿子和我女婿陈威单独去过重庆，我在那年也去过重庆三次，我们去找过重庆市土地房屋管理局，南山房地产管理局，南山公园管理局，去查找关于汪山房产的资料。我们同时也去各地的公安局派出所，为了查到重庆群林市场是我父亲财产的证明，想找到五十年代我父亲和刘曼君的离婚判决书，这样才能证明群林市场是我父亲的私产，为了找到我们在邹容路（旧称柴家巷）的户口，我小儿子开车带我到天津南开大学查找我当年的户口登记，又在北京查找我的户口和我妹妹康昭的户口登记，我们跑了几天都没有查到重庆最原始的住址户口登记，只查到我的户口是重庆迁出来的，我们又在重庆反复找，但是仍没有任何结果。在我小儿子和我女婿第一次到南山公园查询汪山房产时，碰到的问题是：你们有什么资格查找康心如的房产？们又回到北京，到东大桥派出所开出了我父亲康心如和母亲叶惠君的死亡证明，康心如和叶惠君的儿子是康国雄的证明，康国雄的儿子是康宏通，康宏迈，女儿康宏珍的证明，这样再回到重庆，才取得了查阅康心如财产资格的资格。南山公园管理处把情况问清楚以后，当时说得比较好，建议分头去查找汪山房子的资料。我们随后从南山房地产档案馆查到了证明南岸汪山47号房产主是康心如的资料。我们到南山公园管理处去，碰到他们的书记××，我们详细向他讲了我们查找的情况。他不仅自己听我们讲，还找了工作人员做记录，可是当我们谈完以后，他一句也不说他们查找的结果。他把记录本关上说：那你们起诉吧。我小儿子康宏迈说你不是说我们分别查完之后碰头吗？我们说完了你怎么一句都没有呢？他一再说你们诉诸法律吧。我的小儿子个性比较急，当时就站起来和他骂开了。这位书记拿起电话就报警，说这里要杀人了，当时我和我女婿陈威都急了，我站起来问他，你们说的互相查了要交换情况，我们汇报了，你一句话不说要我们上法庭，你还报警说我们要杀人，我们是带了枪还是带了刀？我在这等着，看警察把我们带到哪去！由于吵得很厉害，有很多人来围观，有个女的，说是南山公园管理处的法人，让我们到她的办公室谈。看她还是比较有理智的。我把前后经过都跟她谈了。她很客气，问了我父亲的名字和我的姓名，在网上查了我父亲，说了一句：“是金融大亨康心如啊！”她又说，我们已经和来的警察打了招呼，他们已经回去了。我们聊了一会儿，她说，我了解一下情况给你们一个交待。然后把我们劝走了。我小儿子非常生气，开车到南山派出所，和他们说，你们不是要抓我们吗？我们来报到了。派出所的直解释并道歉，这件事才算了结了。没有几天，这位女法人给我打电话，她说你们家的房子我们只有使用权没有产权，所以这个事情和我们无关。在查询的整个过程中间，我们对地方各级的官员不知说了多少好话，请求他们帮助查找，最后在南岸房地产档案里查到了结果。有我父亲买房的地契，有建筑公司修房子的合同，当时他们科长说了一句，房子的产权是康心如的，但他不让我们看。这件事我归纳情况应该是这样：五十年代初军区跟我父亲签了借用十年的合同，六十年代还我们房子时，我父亲年老体衰，在政治上还是右派，我们都不在重庆，根本没有人过问这个事情，最后军区交给了当时的区政府，他们作为无主房产，让南山公园拿去做了员工宿舍。跑这个房子的事，我有很多的感触，本来产权很明确是属于私人的，但是他们无条件的用了几十年，现在连一句谢谢都没有，连看一下有关档案也不行，咱们怎么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到2009年1月9日，我收到重庆有关方面的答复，看来要落实这个问题，我还要再到重庆再做一番努力。 阅读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