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30个细节
2013-5
陕西人民出版社
邢小群
无
何兆武 这本书是一部郭沫若的评传。郭沫若在当代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当属于超级巨人行列,继鲁迅之后一人而已。有关郭沫若的评传,无论是专著还是单篇文章,多年来已为数甚多。本书既能钩玄提要地刻画出一代文化巨人兼政治活动家的一生事迹、功业和他的思想面貌,又能实事求是,要言不烦,足见作者的史学与史才。本书不仅是缕述史事而已,且始终贯穿着深刻的洞见与论断。能不为贤者讳,不失公正与客观,足见作者的史德与史识。在诸多有关郭氏的论著中,这本书是我看到的最为可读的一种,当可成为传世之作。
《可以触摸的民国•细看:郭沫若的30个细节》是一本别致的人物传记,以精心撷取的若干细节,以小见大,展现了郭沫若的一生。仅凭这些细节,就可以看到郭沫若的人生长河,看到他地形复杂的人格河床,看到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被政治捉弄的命运。
邢小群,知名学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近年致力于口述历史工作,著有《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凝望夕阳》、《往事回声》、《我们曾历经沧桑》等。
何兆武序01 故乡02 少年03 第一次婚姻04 安娜05 《女神》06 创造社07 走近马克思08 《请看今日之蒋介石》09 和鲁迅的恩怨10 甲骨文与古史研究11 于立群12 第三厅13 秘密党员和党喇叭14 五十大寿15 历史剧16 《甲申三百年祭》17 校场口事件18 和毛泽东的诗交19 开国20 武训风波21 批判胡适派22 百花齐放23 《红旗歌谣》24 文革第一波25 郭世英之死26 水调歌头27 《李白与杜甫》28 最后的考古29 孔夫子和秦始皇30 灰撒大寨
和毛泽东的诗交郭沫若与毛泽东初识于1927年,当时广东大学聘郭沫若为文科学长。郭沫若于3月23日到广州,成仿吾引他去拜访介绍人林伯渠,林伯渠不在家,却在林的书房与毛泽东巧遇。郭沫若是这样回忆的:太史公对于留侯张良的赞语说:“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吾于毛泽东亦云然。人字形的短发分排在两鬓,目光谦抑而潜沉,脸皮嫩黄而细致,说话的声音低而娓婉。不过在当时的我,倒还没有预计过他一定非“魁梧奇伟”不可的。当时郭沫若看毛泽东不起眼,1945年重庆谈判再见面时,毛泽东已经今非昔比。从此二人有了长达三十年的诗交。1945年9月3日,毛泽东在红岩村住处与郭沫若夫妇、邓初民、翦伯赞、冯乃超、周谷城等人相聚。周谷城问毛泽东:“过去您写过诗,现在还写吗?”毛泽东回答:“近来没有那样的心情了。从前是白面书生,现在成了‘土匪’了。要说写诗,应当问我们的郭老。”又对郭沫若说:“你写的《反正前后》,就像写我的生活一样。当时我们所到的地方,所见到的那些情况,就是同你所写的一样。”郭沫若很高兴,看到毛泽东用的是一只怀表,于是当下把自己的手表摘下来送给毛泽东。这只表,毛泽东一直戴到老。郭沫若和毛泽东都是诗人。从政治上讲,自然是毛泽东的影响大,但从写诗的角度讲,则是郭沫若出名早。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应柳亚子之邀,抄录了自己的《沁园春.咏雪》。后经剧作家吴祖光之手交《新民报》发表,引起强烈反映,和韵之作甚多,称赞者有之,批评者有之,攻击者亦有之,大体依当时各类人的政治态度。郭沫若也步原韵和了二首,内容是完全维护毛泽东的。毛泽东有何感想不得而知。但建国后,毛泽东把郭沫若当作诗友,作诗填词,常常送他征求意见。1959年夏,毛泽东写成《到韶山》、《登庐山》两首七律,9月7日写信给胡乔木说:“诗两首,请你送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主题虽好,诗意无多,只有几句较好一些,例如‘云横九派浮黄鹤’之类,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郭沫若接到信后,于9月9日给胡乔木去信:“主席诗《登庐山》第二句‘欲上逶迤’四字读起来有踟躇不进之感。拟易为“坦道蜿蜒”,不识何如。”10日再给胡乔木去信:“主席诗‘热风吹雨洒南天’句,我也仔细反复吟味了多遍,觉得和上句‘冷眼向洋观世界’不大谐协。如改为‘热情挥雨洒山川’以表示大跃进,似较鲜明,不识如何。古有成语‘挥汗成雨’。”胡乔木接信后,转交毛泽东。毛于13日又复信胡乔木:“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请再送郭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毛泽东最后的定稿,改动了郭沫若提出意见的诗句,但并未按郭的意见改。毛泽东当时为什么对郭沫若这么客气,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在给胡乔木写第一封信的前一周,即1959年9月1日,毛泽东还就这两首诗给《诗刊》正副主编臧克家、徐迟去信,信中写道:近日写了两首七律,录上呈政。如以为可,可上诗刊。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以及我国无产阶级内部,党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投机分子,他们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好家伙,简直要把整个昆仑山脉推下去了。同志,且慢。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捡起几片鸡毛蒜皮,当作旗帜,向着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六亿五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而不被帝国主义在各国的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我这两首诗,也是答复那些忘八蛋的。当时,刚刚在庐山上开过八届八中全会。因为彭德怀写信对大跃进有所批评,毛泽东刚刚发动了一场运动,把彭德怀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对于大跃进的后果,毛泽东不是不知道,领导层内部对他有意见,他也很清楚。他担心自己孤立,所以在心理上更需要别人对他的支持和维护。郭沫若虽然不在党的领导核心层,但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他能无条件地拥护毛泽东的大跃进,对毛也是一种心理的安慰。毛对郭比较客气,便很好理解了。以后,到1962年,《人民文学》准备发表毛泽东30多年前在马背上哼成的词六首,毛泽东又征求郭沫若的意见。郭沫若就编排次序和个别字词提出了修改建议,并写了《喜读主席词六首》的解说文章,呈毛泽东“加以删正”。这次,毛泽东在郭沫若的文章上作了一番修改,删去了郭沫若揣度有误的笔墨。并说,“解诗之难,由此可见。”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并吟成《水调歌头》一首。下山后,建议郭沫若偕夫人到井冈山一游。郭沫若游井冈山时写诗词22首,主要内容自然是对毛泽东的歌颂。7月中旬,返回北京。毛泽东又让胡乔木将自己的《重上井冈山》和另一首新作《念奴娇.鸟儿问答》送郭沫若征求修改意见。郭沫若在7月23日给胡乔木写信,提出修改意见:“飞跃”我觉得可不改,因为是麻雀吹牛。如换为逃脱,倒显得麻雀十分老实了。“土豆烧牛肉”句,点穿了很好,改过后,合乎四、五、四句,也较妥贴。唯“土豆烧牛肉”是普通的菜,与“座满嘉宾,盘兼美味”似少相称。可否换为“有酒盈樽,高朋满座,土豆烧牛肉”?“牛皮葱炸,从此不知下落”,我觉得太露了。麻雀是有下落,还露过两次面。后来,毛泽东为《鸟儿问答》定稿,果然改动较多。到“文革”以前,郭沫若与毛泽东的诗交,虽然实际上已经演化为如同君臣之交,但在作诗的技术层面,郭沫若尚敢为王者师。心理上虽不可能平等相处,但毛泽东对于长他一岁的郭沫若还是保持着表面的礼貌和客气。毛泽东对郭沫若的礼遇,还表现在文革前公开发表的诗词里,有两首副题就是《和郭沫若同志》。一首是1963年1月9日写的《满江红》: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郭沫若的原词题为《领袖颂——一九六三年元旦抒怀》,发表在1963年1月1日《光明日报》,全文是: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太阳出,冰山滴;真金在,岂销铄?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迎东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郭沫若这首词艺术水准平平。但因为直接颂扬了毛泽东,想必是毛泽东很高兴。中国文人的传统,和诗讲究步原韵,毛泽东则不管这些旧例,和诗一律另起炉灶。除了满江红词牌相同而外,韵脚与郭诗无关。郭沫若的另一首诗是关于绍兴戏《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1961年10月18日,郭沫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看了这出戏,一周后的10月25日,写了一首七言律诗: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写毕,自然要呈给对诗词有浓厚兴趣的毛泽东一阅。毛泽东也看了这出戏。见到郭诗,遂于1961年11月7日和了一首: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域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转年元月6日,康生把毛泽东这首诗转给郭沫若。本来,郭沫若所说“千刀当剐唐僧肉”的“当”不过是“正要”的意思,毛泽东却理解成了“应当”的意思,于是,用教育的口吻告诉郭沫若:“僧是愚氓犹可训。”郭沫若也只好将错就错,当天再写一首诗答毛泽东: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白骨聚成堆。九天四海澄迷雾,八十一番弭大灾。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金睛火眼无容赦,哪怕妖精亿度来。此诗又通过康生之手转呈毛泽东。毛泽东给郭沫若回信:“和诗好,不要‘千刀万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事后,郭沫若还专门著文,说明“主席的和诗,事实上是改正了我对唐僧的偏激看法。”事情到此似乎变得很圆满了,毛泽东在战略思想上比郭沫若棋高一着。但郭沫若去世之后,有一位名叫廖名春的学者,点破了其中的奥妙:不是郭沫若主张剐唐僧,而是毛泽东理解有误。郭沫若为了维护毛泽东的面子,只好将错就错,接受毛泽东的谆谆教悔。直到“文革”前,毛泽东和郭沫若虽不可能完全平等相处,但大体上还是诗友关系,毛泽东对于郭沫若还比较客气。到了文革中,毛被进一步神化,他与郭沫若的诗交就不像过去那么客气了。除了与毛泽东唱和,郭沫若还为毛泽东诗词写了很多评论文章。这些文章有的提出了新的见解,有的则经不起历史的考验。比如他评论毛泽东的一首《清平乐》:“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法的顶峰。例如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意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了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着豪放不羁的气韵。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个第一’的原则、极其灵活地、极其具体地呈现在了我们面前。”(《光明日报》1965年2月11日)郭沫若对毛泽东诗词的这番评论,无法以盲从解释。郭是饱学之士。毛泽东出现了错别字,书法中出现了笔误,他是看得很清楚的。这是他比一般老百姓高明的地方。但他能在评论中,编出一套说辞,硬把毛泽东这些失误也说成是优点,并且发挥到四个第一的政治高度,就好比看见人生了一块疮疤,硬要夸赞成艳若桃花,美如乳酪,这是一般人做不出来的。这段话,不过是郭沫若阿谀毛泽东的一例。他的晚年,与毛泽东基本上都处在这种关系中。比毛泽东年长一岁的郭沫若为什么要如此阿谀毛泽东,在另一些场合还阿谀江青,他当时是不是有什么不得已的难处,他的人格弱点和体制缺陷是什么关系,乃是可以进一步深入讨论的问题。但阿谀就是阿谀。阿谀到什么时候也是不可取的。大多数中国人即使走进盲从的误区的时候,对阿谀也是卑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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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们在文革大劫难30余年后,为能够较为公正地重新认识郭沫若,提供了可信的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