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藏的记忆
2008-7
宁夏人民出版社
何光汉
333
宁夏，我的第二故乡。 我原籍北京。1938年7月，我出生在全家南下逃难途中的汉口；三岁左右随父母在上海定居，随后上了小学、初中，1954，年考入上海制药工业学校；中专才上一年，随学校迁到沈阳；1958年9月1日毕业分配来宁夏工作，至今已整整五十年。我亲历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成立，见证了宁夏经济建设的起步和腾飞，目睹了首府银川如何从一个以往不起眼的塞上古城，变成为一个光彩亮丽、引入注目的可爱家园。如果说，上海是我的故乡，那么宁夏就是我的第二故乡了。 老实说，分配来宁夏之前我对她并不了解，只知道她是陕甘宁边区的一个省份，新中国成立之后曾一度与甘肃省合并；对我即将去报到的城市银川更是一无所知了。于是，在我的想象中，出现的是沙漠、骆驼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荒凉景象。在兰州到银川的火车上，一起分到宁夏的我们五个同学结识了十个上海小“阿拉”，她们也是到宁夏参加建设的（后来知道她们在地质大队上班，我们五人还抱着两个大西瓜到她们银川仁义巷的住地去看望她们）。她们一路说说唱唱，非常热闹。《火车上有十个上海姑娘》（见本书21页）这首诗写的就是当时的情景。那时银川刚通火车，车站还没建成，没有像样的月台，要下个土坡才能出站。因京、津、沪等地每天都有支宁人员到来，车站外专设一个调干接待站。我们出了车站后，接待站用卡车把我们拉进城里。 第二天，先到工交厅再转到卫生厅办好报到手续后，我们都分在银川制药厂。药厂正在筹建，我们就在药厂的筹备处上班。筹备处在解放东街140号的二层小楼里，对面就是玉皇阁。从我们的小楼望下看，对面的一家老字号敬义泰糕点酱菜铺的院中，一头毛驴围着磨盘转，一个伙计向磨口续着红辣椒正在做辣糊酱。在银川这座塞上古城中，当时这种手工式的作坊较多，比较现代的工厂企业除了银川电厂、面粉厂、毛纺厂没有几家。那时宁夏回族自治区尚未成立，银川城里没有一条柏油马路，大部分是土路，只有一两条主街铺了石子；没有老大楼和邮电大楼这些三层以上的建筑；市容也不繁华，没有公交车，汽车很少，街上行人不多。比较人多的新华街上，有一个灯光球场、两家电影院和同福居几家饭店。再有鼓楼和西塔附近也比较热闹，商店不少。街头巷尾和居民的住宅几乎是平房，而且大都是土坯垒的平顶房，像药厂筹备处这样的二层小楼都不多；比较像样的是公园街口的几排交际处的二层建筑，颇合时尚：那是为迎接贵宾准备的。公园就一个，那就是中山公园（当地老百姓叫它“西马营”）。刚来银川时我们几个去逛过，里面树木高大繁密，湖面不小，有亭台楼阁，居然还有游泳池；公园的葡萄很甜，一毛三分钱一斤，我们还买来尝过。位于公园东北角的宁夏师范学院：宁夏的第一所高校刚刚成立，外地分来的大学生正在参加艰苦的建校劳动。 过国庆节不久，还没等到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的大喜日子（10月25日），厂领导决定郑茂林、金丽容和我（我们是同班同学）以及七八个徒工去上海第三制药厂培训抗生素的生产技术。我们在上海学习了近八个月，基本掌握了金霉素车间各个工序的生产技术。此时，银川制药厂在南门外已经白手起家地盖起了简易的厂房。回厂后，我们投入金霉素的试制工作。我们是第六车间，又叫抗菌素车间，由金丽容和我负责。当时是大跃进的年代，人人干劲冲天，斗志昂扬；我们也不讲困难，不讲条件，土法上马进行试制。我还记得，当从发酵好的培养液中提取出黄灿灿的金霉素粉末的时候，我们欣喜的情景。因为不具备必要的条件，金霉素始终不能投入生产，试制工作也不了了之。其他车间的针片剂、酊膏剂和中成药都能正常生产并搞得热火朝天。后来，我们车间的人员分到其他车间干活，我也下放到中药车间劳动。 不久，三年困难时期来临，实行“低标准，瓜菜代”。与全国人民一样，药厂职工勒紧裤腰带，同心同德地坚持生产，坚持工作，克服一个个困难，渡过了那段艰苦的岁月。困难时期，我们在厂领导的带领下，开荒种地，来解决粮食和副食的不足。我们车间一度生产过小球藻这种代食品。厂里还把做肝流浸膏的废物肝渣送进食堂，加工后再卖给职工；它既耐饿又有营养，比其他代食品强多了。 1963年，困难时期结束不久，自治区对企业实行“关、停、并、转”的政策，我们的药厂下马了！银川制药厂当时是自治区唯一的一家药厂，那时全厂职工已发展到近200人，生产初具规模；况且，我们大部分职工参加过建厂的劳动，视厂为家，对药厂充满着感情。对于它的下马，我们想不通。想不通又有什么办法，这是自治区的决定，要服从大局嘛。从此，我们职工四处云散，各自走向新的工作岗位，继续为建设宁夏贡献青春，贡献自己所有的力量。值得庆幸的是，保留了一个中药车间，后来与市内永康巷的电表厂易址，改名为宁夏中成药厂。中药车间的工人大都成了新厂的骨干。1969年我结婚后，爱人没有工作，全凭他们的引荐，1971年当上了一名制药工人。药厂下马的那年，我考入宁夏大学中文系，又重新开始了学生生活；虽然脱离了制药专业，但是圆了自己从小喜爱文艺的梦想。（参见本书320页：《银川制药厂的故事》） 在药厂的五年中，工作之余我常常练习写作，习作主要是诗歌和快板。尤其是最后几年，诗兴大发，几天就一首。一般写的都是重大题材，如反帝反美的，歌颂古巴的，与世界人民友谊的。再有，就是歌唱我们药厂的，有十几首。比如，反映建厂时艰苦劳动的有《这里本是稻田》和《打夯歌》；表现我们职工站立在比膝高的水中，手挽手地保护药厂，避免因附近红花渠决口而造成损失的《深更半夜广播响》；还有歌颂工人忘我劳动和崇高品质的《给三个生产上的标兵》和《退休工人孔秀峰》等。这些习作没有保存价值，所以提到它们，也只是个人写作道路的一个回顾，对自己青春岁月的缅怀而已。收录在我的诗文选中不多的几首，如《雨后的早晨》、《钻天杨》、《银川春景》这三首（见本书23—25页）描绘了当时银川南门外的景物，作为组诗，我给起了一个“素描”的名字，倒是比较恰当。现今的南门外，素描中有的景物已不复存在，建起了不少楼房。在药厂，生活虽然贫苦，但我坚持上完了夜大学的中文课目，为以后进一步的学习打下基础。 在药厂的五年中，我结识了同厂的不少朋友。后来，这些朋友虽然在不同岗位工作也没有断了联系，有几位至今仍有往来。我们一起分来宁夏的同学自不待言，除了余扬金回了无锡老家，我们四个保持着长久的友情；遗憾的是，分到区药检所的郑茂林同学于1991年过早地去世，无缘见到今日宁夏经济的腾飞。 宁夏大学的学习生活，令人怀念。1963年我入学的时候，宁夏大学刚成立一年。它由宁夏农学院、宁夏医学院和宁夏师范学院合并而成。新校址在新市区的荒滩上（我们叫它“西沙窝”），周围是一片荒漠，其间还有大大小小的沙丘。1960年秋，宁夏师范学院从城里迁到“西沙窝”始，就一边教学上课一边治沙植树，到我们那届新生入学时治沙任务还没有完成，课余时我们参加过治沙和绿化校园的劳动。在班上墙报发表的《歌唱宁大》一诗（见本书32页），就是我最初献给宁大的一份薄礼。“文革”前，像我这样二十五岁的大龄青年上大学的很少，我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抓紧时间如饥似渴地学习自己早就喜爱的中文专业知识，不能落在班上弟弟妹妹的后头。我同班上的同学亲密相处，有几位后来成了知己朋友，如范泰昌（已去世）、于洪福、张迎胜、乔俊峰、权振声，何炳业等。在校期间，先后参加了中卫县镇罗公社和青铜峡县邵岗公社的两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是我第一次下乡的经历（以前一直在城市生活）。我接触了宁夏的农民，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感受了他们的淳朴和辛劳。黄河流经宁夏川区，这里沟渠纵横，交织成网，土地秀丽丰饶，是鱼米之乡，素有“塞上江南”的美称。可是，自从“大跃进”以来农民没过上安生的日子。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联产承包制以后，这里的农民和全国的广大农民一样，才开始过上安宁的日子，走上幸福的道路。 如今，你漫步在宁大的校园，到处是花香鸟语，绿草如茵，树木成荫；一排排漂亮的楼房和宽敞平坦的操场，沿着偌大的湖面走一圈约需半个小时；旧日的教学主楼早已被新的更气派的高楼代替，留存的唯一一幢筒子楼：我们称它“拐角楼”，曾经是年轻教师的宿舍，“文革”后恢复高考还住过新招收的部分新生，现在不再住人，修缮一新改作他用，成为宁大旧貌换新颜的历史见证。 宁大毕业前后，我曾被借调到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保卫部专案组工作。任务完成后，1972年9月分配到宁夏人民出版社工作，曾经担任过校对、文艺编辑、文艺编辑室主任、总编室主任兼总编辑助理，一直到1998年8月退休。在宁夏这五十年中，我先后在两个单位工作：一个是前面提到的制药厂，才待了短短五年；一个就是出版社，渡过了我大半生的岁月。人的一生真是不可逆料，如果药厂不下马，我可能一辈子从事制药事业，随着宁夏经济的发展，药厂也会逐渐发展壮大，成为现代化的企业，就像如今开发区的启元药业集团一样；谁能料到我会改行投身于宁夏的出版事业，做了个“为人做嫁衣裳”的编辑，终年与文字打着交道。这样，我就亲历了宁夏出版事业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亲眼看到：出版社最初没有一间房，长期寄人篱下，后来有了自己的办公楼（在公园街口），如今在50里长街的北京路东段建起了十六层的巍峨高楼：出版大厦。出版社由开始仅出版毛主席著作、语录和干部学习用的材料以及其他通俗读物等，逐渐发展成一家综合性的出版社，今天拥有政治经济、民族历史，科技、文艺、美术摄影和综合六个编辑室，教育、少儿两个副牌社，《宁夏画报》、《周末文汇》、《少年读者》、《小脚丫》四个杂志社，职工195人，发展成为一家年出书千余种的名副其实的省级出版社。近年来宁夏人民出版社因为成绩突出，荣获国家人事部和新闻出版总署授予的“全国新闻出版系统先进集体”的称号。现在全国出版社早已突破我在岗时300来家的数字，达到570家左右，真是强手如林，竞争激烈，能站住脚并取得发展和成绩，实在不易，我作为一个退休老编辑为之感到骄傲。我是文艺编辑，长期与宁夏文艺界接触；因此对宁夏文艺事业的发展历程，感受尤深。拿文学创作来说，最初作者寥寥，不成气候；“文革”后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才出现“两张（张贤亮、张武）一戈（戈悟觉）”这样的领军人物，开始形成一支颇有生气的文学队伍；以后又陆续出现“宁夏三棵树”（陈继明、石舒清、金瓯）和“西海固作家群”等新秀，更加发展壮大了这支队伍，不断创作出比较优秀的作品，引起全国文坛的注目，显示了宁夏文学事业的初步繁荣。 俗语说的好：“大河没水小河干，大河涨水小河满。”只有国家富强了，广大人民群众才能过上好日子。我在宁夏工作、学习和生活了五十年的经历充分地说明这个真理。回想当初我们这批支宁人员初来时宁夏落后的情形，历历在目。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和关怀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很快成立了宁夏回族自治区。我们和当地人民一道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白手起家，艰难创业，为宁夏各项建设事业的百废俱兴打下基础；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和自治区某些政策的失误，影响了宁夏经济发展的速度。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我们的国家从此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宁夏也不例外，我们看到在我们生活的首府城市这五十年来所发生的变化，特别是近十来年的变化，可说是日新月异，改地换天！现在的银川变大了，道路变宽了，湖泊变多了，天空变蓝了，变得连我们这些老银川都感到陌生，需要借助新版地图和实地考察对它重新认识和辨认。1993年我在一篇短文里写道：“这两年银川危旧房屋改造工程进展很快，眼见一幢幢楼房拔地而起，一片片小区接着出现。我来银川整整三十五个年头，可算老宁夏了，有些街道小巷半年一载没去，再去都不认得了。来银共搬过四次家，如今我重新造访这些故地，已变得面貌皆非，那些熟稔的窄巷、土房不见了”。发了一通感慨后接着写道：“我向银川市的领导同志和从事城市规划的同志建议：银川老城面积不大，房屋太密集了不好，能不能留点空间搞些绿化区、街心公园，多种些树和多铺些草皮。”（见本书178页：《夜晚，银川并不宁静》）看来，我是多虑了。其实，区市两级政府早就成竹在胸，建设新银川的蓝图正是从那时或更早些开始实施的。 现在的银川已经彻底改变了旧日的模样。首先，它变大变美了，城市区域已由以前的3499平方公里扩展为7471平方公里，扩大了一倍多。辖三区（兴庆、金凤、西夏）两县（贺兰、永宁）以及灵武市，总人口为140多万人。在银川市区，像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上百个名称繁多的居民小区，楼房的建筑和周围的环境越来越现代、时尚、幽雅，旧日的平房几乎不见踪影；市内有十多个大小公园，有南门、大团结、光明、新月、人民、丽子园和西夏七大广场；街道建设和城内交通也随之跟上，主要街道均改为八车道或十车道，很少遇见大城市的堵车现象，出门办事十分方便，公共汽车的线路由几条增加到50条左右。其次，是重建“塞上湖城”。银川早有“塞上湖城”之称，据说曾有“七十二连湖”。由于过去没有认识环保和湿地的重要，填湿地盖房屋，与湖泊争土地，致使湖泊和湿地的面积大为减少。现已将大西湖、小西湖、宝湖j清水湖、鸣翠湖、北塔湖六大湖泊的景观水道全线贯通，一个崭新的更为亮丽的湖城出现在世人的面前。再次，就是充分利用和发掘了旅游资源。银川是全国99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1038年，西夏国曾在此建都（时称兴庆府），它又是古河套文化和古丝绸之路文化的交汇地。像西夏王陵、贺兰山岩画和贺兰山苏峪口、滚钟口（小口子）这些名胜古迹、自然风光每年都吸引着大量的游客，十几年前开发建设的沙湖和镇北堡华夏西部影视城以及新开发的阅海公园、黄河古渡等成为新的旅游热点。还有，银川的交通也发展很快。除了包兰铁路外，又有中宝铁路和太银铁路（在建）；高速公路南北东西贯通宁夏全境；河东机场于1997年建成通航以来，与全国一些城市的交往更为快捷。宁夏现在交通四通八达，已经形成现代交通网络。 值得骄傲的是，自2005年以来，我生活的这个城市获得“园林城市”、“环保模范城市”、“卫生城市”和“文明城市”等荣誉称号。为了建设宁夏，为了建设银川这个美丽的家园，我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由一个二十岁的青年成为一个七十岁的老者，这五十年的岁月没有虚度，我又感到非常欣慰。 宁夏，我的第二故乡，我衷心地希望你的明天更美好更辉煌！
《珍藏的记忆：光汉诗文选》中所选的诗集与散文集均是作者在宁夏工作时，对这第二故乡的感慨与寄托。例如书中的《火车上有十个上海姑娘》一文描述的是作者初到宁夏，在从兰州到银川的火车上，所缔结的友谊；《银川制药厂的故事》记叙了作者在银川制药厂工作时面临困难时期的过程；《雨后的早晨》、《钻天杨》、《银川春景》这三首诗描绘了当时银川南门外的景物；《给三个生产上的标兵》等歌颂了工人忘我的劳动和崇高品质；《这里《珍藏的记忆：光汉诗文选》稻田》和《打夯歌》反映了银川制药厂初建时的艰苦劳动过程，书中的作品不仅仅是作者对个人写作道路的回顾，而是他对自己青春岁月的缅怀，因此《珍藏的记忆：光汉诗文选》取名为《珍藏的记忆》！
何光汉，男，1938年7月18日生，北京人，满族。中共党员。宁夏人民出版社原总编室主任兼总编辑助理，编审。系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宁夏作家协会会员。1958年毕业于沈阳制药工业学校．同年9月分配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制药厂工作。1963年考入宁夏大学中文系（调干生），1967年毕业。1972年调宁夏人民出版社工作，历任校对、编辑、文艺编辑室主任、总编室主任兼总编辑助理。1998年8月退休。业余时间写作发表了诗歌、评论和散文40篇左右。退休后又喜好书法和绘画，自娱自乐。
自序：宁夏，我的第二故乡诗歌习作编睡吧，宝宝雁的旅程我想起了你们我决不会把这一天轻易地忘怀在前进的道路上琴弦和心弦趵突泉挑土的姑娘火车上有十个上海姑娘银川南郊素描雨后的早晨钻天杨银川春景梭梭题雕塑“非洲人民的愤怒”念徐匡而自勉听首都迎春诗歌朗诵实况广播歌唱宁大巨大的火炬——观电影《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敬爱的郭老您和鲁迅您和歌德您和蔡文姬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献给张志新同志新闻橱窗前的缅想张海迪颂六盘吟我心中的六盘山村篝火欢乐的小河水磨题词——为中专同学的通信录而作评论散文编“谢朝花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谈诗歌构思的独创性新诗在前进要尊重作家的创作个性——与否定小说《灵与肉》的同志争鸣讴歌花的历史，花的时代——喜读严阵的诗集《花海》“把每个细胞都化作音符”——读高深的诗歌新作“做击水的人，唱奋进的歌”——评肖川的诗歌新作读《论文化和艺术》评《北大荒之恋》漫谈茅盾对新诗发展的贡献一部颇有新意的现代作家研究专著——评《张天翼小说论稿》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恋歌和战歌——读郭沫若的《炉中煤》和艾青的《煤的对话》附：《炉中煤》（郭沫若）和《煤的对话》（艾青）悲愤化成的诗篇——读臧克家的《炭鬼》附：《炭鬼》（臧克家）论张武的小说创作访贾平凹欢快的旅途“九歌传四海，一死足千秋”——悼念人民音乐家施光南同志长江三峡杂记夜晚，银川并不宁静致友人的一封信超常搭配：一种强化和美化语言的修辞手段“把心交给读者”——巴金老人剪影我国性学领域的拓荒者——访刘达临教授“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初访回族女作家霍达为繁荣宁夏的散文创作而努力——1994年《朔方》散文巡礼读《为狼正名》有感一封迟发的信同学为我过六十岁生日附：为六十岁生日而干杯（罗北雁）“编辑老师，您在哪里？”城乡飞鸿——1977年参加隆德县好水公社路线教育的家书重访水磨沈师傅，走好！致中专同学难得的聚会初游羲皇故里的印象相聚在北京在北京过五一大学同学聚会社里组织离退休老同志去石嘴山市旅游我们永远怀念你我又恢复了活力——安装心脏起搏器的前前后后银川制药厂的故事致江之浒和魏挽淑的一封信后记
新诗在前进 在当前关于诗歌发展道路的讨论中，尹旭同志的《新诗“洋”化的路是走不通的》一文（见1980年11月23日《宁夏日报》），特别引人注目。早在两年前，他在另一篇题为《新诗要革命》（见1978年第4期《社会科学战线》）的文章中，就已经谈过自己对“五四”以来新诗的看法和目前诗歌创作的意见。我觉得前后两篇文章的内容大同小异，互为补充，只是后篇的语气更为激烈，立论更为偏颇罢了。这里，我就尹旭同志这两篇文章所提出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并希望关心诗歌创作的同志给予指教。 如何看待“五四”以来的新诗 新诗真的如尹旭同志所说，“五四”至今，“基本上是在‘欧化’的路子上徘徊”，而且越来越“洋”，终于走上了“洋”化的死胡同吗？我认为，无论从新诗的产生和它的发展以及现状来看，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新诗的出现，是中国诗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它适应着现实生活的需要，在“五四”运动的革命浪潮推动下，应运而生。它在表现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用自话写诗，打破传统格律的束缚，实现诗体的解放等方面，为“五四”新文学的建树，立下了汗马功劳。因为这种以崭新面貌出现的新诗，更能满足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的需要，所以逐渐为人们所承认，站稳了脚跟。当时人们把这种新诗叫做“白话诗”。从形式上看，新诗用得较多的是自由体。无庸讳言，这种自由体，近似于外国的自由体；说它是一种“引进”的诗体也未尝不可。这种诗体的出现，除了现实斗争的需要，还决定于诗歌本身发展的历史趋势。综观我国诗史，在格律上总是由严谨向自由演变的。如继四言的《诗经》之后，产生了形式较为自由的《楚辞》；继格律严谨的唐诗之后，又有灵活多变的宋词；宋词之后又出现了更为自由的元曲；在明清歌谣中，自由体更为常见。由此可知，“五四”新诗的产生也有它自身的历史渊源。 其实，文学的历史就是一个批判继承与革新创造的辩证发展过程。鲁迅先生说过：“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集外集拾遗·后记》）没有在前人劳动成果基础上的革新创造，文学就不能适应反映新生活的需求；但如果摒弃一切文学遗产，拒绝借鉴中外作家所积累的创作经验，文学也不能健康的发展。在“五四”新文学的滥觞期，在各种新思潮特别是马列主义在古老中国的土地上广泛传播的历史条件下，新诗为了适应当时斗争和现实生活的需求，冲破传统的束缚，更多地从内容和形式上接受外国现代诗歌的影响，作为创作的借鉴，这不是很自然的吗？怎么能说是“砸烂了‘旧枷锁’，又戴上了‘洋镣铐’”从此“走上了‘欧化’的斜路”呢？ 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曾经指出：“文学创作，从它的本质来说，在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中都是一样的。”（《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他用赞赏韵语气谈过外国文学，特别是法国文学对他深刻的影响，为它们语言艺术的魅力和卓越的写作技巧而感到惊奇。他说：“我是向法国作家学习写作的。”（同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在谈到自己的小说创作时也说过：“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新诗的奠基人郭沫若说他写作《女神》时，也曾受到过惠特曼等外国诗人的影响。从外表看，鲁迅的小说和郭老的新诗，都和传统的章回小说、古典诗词不同，甚至大相径庭。但你能把它们看成是“舶来品”吗？不，绝对不能。这两位新文化运动的巨擘，都有着深厚的国学根柢，他们并没有抛弃本民族的文学传统，而是在撷取我国古典文学的精华的同时，又吸收了外国文学中对我们有益的成分，将外来影响和民族传统有机地结合，加以推陈出新的创造。他们的作品，无论从形象、取材、意境、风格、语言和表现手法方面，都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它们是民族生活的土壤上开出的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学之花，是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 可见，是否“欧化”不能光着眼于形式，要首先看它的内容，看它是否反映了民族生活的内容，其次再看它是否具备与所表现的内容相统一的民族形式。 恰好相反，尹旭同志就是偏重于从形式上看问题，说“所谓‘欧化’，主要的表现在形式上，特别是语言的运用上。大量运用散文化的句子，毫无节奏感，或采用一种‘欧洲’式的节奏”。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看法。我认为，对是否散文化，有无节奏，同样不能光看形式；不能一见长句或“转行”，就断定它“毫无节奏”，说它不是诗。新诗以自由体为主要形式，只要它具有诗的素质，“虽没有一定外形的韵律，但在自体是有节奏的”（郭沫若：《论节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