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新闻传播100年
2004-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方汉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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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前言 方汉奇 一百年前，一个世纪之交的月黑人静的深夜，一位中国的报人，正坐着船旅行在由日本到美国途中的太平洋上，蓦然想起自己正处在“新旧二世纪之界线，东西两半球之中央”，触景生情，感慨万端，写下了下面的诗句：“海底蛟龙唾初起，欲嘘未嘘欲舞未舞深潜藏，其时彼士兀然坐，澄心摄虑游窅茫……胸中块垒突兀起，斗酒倾尽荡气回中肠。独饮独语苦无赖，声浩歌歌我二十世纪太平洋。”当时，这位报人刚刚经历了一次失败的政治改革运动，被迫流亡海外，新办的一份报纸，又因失火而陷于停顿，家事国事天下事俱无可为，中心摇摇，想焉如捣。上面的诗句，反映的正是这样一位中国新闻工作者，在上一个世纪之交的难以排遣的寂寞和压抑的心情。 一个世纪过去了。同样处在世纪之交，今天的中国新闻工作者，却是男一番心态。三座“大山”已经推倒，新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综合国力正在不断提高，国家繁荣昌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和整个国家的新闻事业都在蓬勃发展，在世纪之交的奥运会上，又以28块金牌，一雪“东亚病夫”的耻辱，进入了体育强国的行列。同样的抚今追昔，今天的中国新闻工作者，意气风发，豪情满怀，再也不会有上个世纪之交的那位报人的那些感慨了。 过去的一百年间，随着国家民族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新闻事业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一百年来的中国新闻事业，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可以分为新旧中国两个阶段，大体上各占了半个世纪。 前一个阶段是旧中国办报活动的时期。这一阶段，又可以分为三个小阶段，即1900—1911年的清朝政府统治时期，1912—1927年的北洋政府统治时期，1928—1949年的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清朝政府统治时期约11年，是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冲破封建统治者的网罗，在海内外广泛开展办报活动的时期。这一时期内，资产阶级的维新派和民主革命派竞相办报，立宪党人主办的报刊和各类政府官报陆续出台，外商投资创办的报刊也有一定的发展。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约16年，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报纸和各种政治倾向的报纸全面发展的时期。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影响，民办的商业报纸进入黄金时期。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推动下，各种宣传新思潮的报刊相继问世，党的报刊也由此诞生。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以袁世凯为首的几任民国总统都曾对新闻出版事业进行过迫害，出现过“癸丑报灾”那样的办报活动的低潮，但并没有遏制住各类报刊发展的势头。中国早期的广播事业也诞生在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时期约22年，其中包括抗日战争时期的8年，是国民党各级党报大发展的时期。京津沪等大城市和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几个主要城市的民办报纸，在夹缝中求生存，也获得了一定的空间。共产党主办的报刊，先是在白区秘密出版，继而在苏区、边区、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公开出版，由小到大，发展更为迅速。通讯社和广播事业，也有长足的进展。国民党当局曾颁布过近百种各式各样的法规，对进步和革命的新闻出版事业实行限禁，但都未能得逞。 ……
过去的一百年间，随着国家民族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新闻事业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一百年来的中国新闻事业，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可以分为新旧中国两个阶段，大体上各占了半个世纪。前一个阶段是旧中国办报活动的时期。这一阶段，又可分为三个小阶段，即1900——1911年的清朝政府统治时期，1912——1927年的北洋政府统治时期，1928——1949年的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后一阶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办报活动的时期。这一阶段也可以分为四个小阶段，即1950——1957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阶段，1957——1966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阶段，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至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的阶段，1978年至今。
代前言 中国新闻传播事业一百年新闻传播百年回顾 20世纪世界新闻传播的重大变化回顾 20世纪中国理论新闻传播学研究 论百年新闻传播史上的两次飞跃 兴起·发展·繁荣 ——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100年 中国近代报纸生态环境演变轨迹 比较新闻学：历史、现状与难题 媒介即讯息：报纸新闻文体演变回顾 中国广播电视的历史发展及其动因考察 中国广告传播管理一百年：一种系统论的视角 媒介发展与受众地位的历史变迁新闻教育 试析我国新闻教育的流变及其启示 对我国新闻教育的世纪回望 我国新闻学教育的回顾与前瞻（节选） 新中国新闻教育的历史回顾与前瞻新闻理论新闻法制与新闻伦理传播理论新闻传播实务广播电视媒介经济网络传播全球化与新闻传播
如前所述，《民报》与《新民从报》展开论战，愈战愈勇。但后期《民报》的宣传内容背离了孙中山的思想，以致孙、章分歧越来越大，加之同盟会因筹组武装起义而重心南移，在经费上也无法兼顾《民报》，清政府便乘虚而人，与日本官方勾结起来，对其进行迫害。当《民报》出至第24期时，日当局以其“宣扬革命和暗杀，扰害日本社会秩序风俗”为由，予以禁售。章太炎三次向日内务大臣申辩，并冒险起诉，但终究在他人地盘上，最终“理胜而事不胜”，1908年12月12曰日本当局宣布禁止《民报》出版。1910年《民报》在东京秘密复刊（伪称在法出版），由汪精卫主编，但只出两期，汪回国谋杀清摄政王，《民报》也走到了尽头。 同盟会成立一年后，为加强各地起义，革命派报刊宣传工作重心逐渐由海外转移到国内，上海则成为当时的重镇。1905—1911年，革命派在上海出版16种报刊，其中于右任等创办的《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后三者被称为“竖三民”），是同盟会在东南八省进行革命宣传的重要言论机关。1907年4月创办的《神州日报》是革命派创办的 第一份现代化大型日报，日出三大张12版，广告与文学各半。该报一面要“伸张正义，激发潜伏的民族意识”，一面又汲取《苏报》被封教训，言辞委婉，不露锋芒，以免给清廷以借口。它一面世即引起广泛注意，在很短时间发行超过万份，成为当时上海地区最畅销的报纸之一。但仅出版37天，即遭大火，报馆付之一炬。后靠保险金支撑复刊。复刊一个多月后主编易人，其宗旨已和创刊时大不相同。 1909—1910年两年内，于右任又相继创办三张大报：《民呼日报》以“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为主旨，以主要篇幅揭露贪官污吏罪行，遭统治者记恨，只出92期，被迫停刊。《民吁日报》鉴于《民呼日报》被封的教训，办报宗旨只提“觇民情”、“存清议”、“维国学”、“表异闻”，将宣传重点转向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它以大量篇幅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觊觎中国领土的野心和种种侵略行径，重点报道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我国东北进行阴谋活动。日本领事以其“任意臆测，煽惑破坏，幸灾乐祸，有碍中日邦交”为由，要求上海官方惩处。《民吁日报》只出48天即被查封。1910年10月在法租界创办的《民立报》，幸得沈缦云等人资助，经费较前两报更为充足。该报1911年7月成为同盟会中部总会机关报。当时正值革命形势急剧发展，加上清政府倡言立宪，言禁松弛，该报由初期的“稳健立论”转而趋向言论激烈，痛斥清朝官吏为“民贼”，痛斥清廷为“倒行逆施之政府”，大力揭露贪官污吏残害人民的罪行。该报不仅是革命派的宣传机关，同时充当了革命党人在上海的联络机关。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民立报》被袁世凯查封，共出1 036期。 革命派1905—19u年在武汉创办报刊十几种。其中《大江报》尤具革命特色，其前身为《大江白话报》。它将清政府新军下级官兵作为主要宣传对象，发表不少反映新军士兵疾苦的文章，受到新军士兵的欢迎，数千新军在其感召下参加了革命团体。《大江报》因发表惊世骇俗的评论《亡中国者和平也》和《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酿成历史上著名的“大江报案”。尤其是后一篇，认为中国已“病人膏盲”，只有“大乱”即革命才是拯救中国的惟一出路。它使革命者受到极大鼓舞，使清政府极为恐惧。统治者立即以“淆乱政体，扰乱治安”罪名逮捕主编，查封报馆。 民办报纸生态环境 1903年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派活动日益活跃，康、梁等改良派与清政府一度十分尖锐的矛盾，退居次要位置，清廷虽没有解除对康、梁的通缉，但对改良派其他人士的限制却放松了，也允许他们在海外办的报刊在国内销售，改良派遂借机派人回国办报。这类报刊中，影响较大的有近20种，其中最负盛名的有《时报》、《大公报》、《京话日报》、《东方杂志》、《中外日报》等，形成20世纪最初10年中国民办报纸得以发展的一道风景。 《时报》1904年6月创办于上海，是近代颇有影响的全国性大型日报，也是戊戌后改良派在国内创办的第一个机关报。为免清廷干扰，打日商招牌，日本人宗方小太郎担任名义发行人，实际创办人为狄楚清。初创时，得到康、梁人力财力的资助，每日刊行两大张4版（一度增到8版），以锐意改革见称，首创“时评”专栏，应时而发，尖锐泼辣，引人人胜。此外，从各地发回的要闻来电较多，受到读者欢迎。其业务改革和创新为当时《申报》、《新闻报》等仿效，使报界面目一新。1939年抗战期间，因上海沦陷经费困难停刊。 《大公报》从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法租界，到1949年1月俘刊，几易其主，历经47年，是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前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中有广泛影响的一份时事政治性日报。创办者英敛之主持10年，办报目的是为了“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 胞聪明”。其特点一是“敢言”；二是常登他认为“有益于国是民依，有裨于人心学术”的比较严肃的文论；三是要求民主、独立，反对外国侵略。之所以“敢言”，是因为它有法国公使当后台，又在租界出版，所以它有时取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政府作对，敢骂袁世凯。1916年王郅隆接办《大公报》至1925年11月停刊。1926年9月吴、胡、张“三驾马车”组成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使其成为一张很有影响的大报。 《京话日报》1904年8月由彭翼仲创刊于北京，旨在“开发民智”和从洋人手里“争回这说话的权柄”，是一份以城市居民为主要对象的小型日报，“通篇概用京话，以浅显之笔，述朴实之理，纪紧要之事，积极鼓吹反帝爱国，御侮图强；猛烈抨击官场腐败黑暗，积极反映社会底层百姓的疾苦；经常与读者保持紧密联系。所以，它在北京报界“享大报”、“推第一”。其热心为读者服务，勇于为弱者仗义执言的精神，赢得广大读者的信任和赞许。但它也因此得罪了不少官僚和权贵，终因大胆揭露那王府活埋侍妾暴行及军机大臣瞿鸿机的不法行为，获罪名“妄议朝政，捏造谣言，附合匪党，肆为论说”，1906年9月被查封，彭被发配新疆充军。足见，在封建专制禁锢言论自由的社会，再受读者欢迎的报纸，一旦触犯权贵，是不会有生路的。 《东方杂志》是1904年3月创办于上海的大型综合性月刊。以“启导国民，联合东亚”为宗旨，1911年和五四运动后，其内容和形式进行过两次大改革。抗日战争时期，它号召全民抗战，率先发表系统论述“持久战”、“运动战”等战略对策的文章，社会影响不断扩大，销数增至五六万份，为其最繁荣时期。后辗转数地，质量下降，1948年1月停刊。 《中外日报》1898年汪康年创办于上海（初名《时务日报》），重视新闻报道和新闻的时效性；还经常兼办“有益公众之事”。其政治态度，因时因事，先后不一，一会儿拥慈禧垂帘听政，销数下降，一会儿采用巧妙方法报道义和团运动，销数骤增。1908年该报因批评南京军警界腐败黑暗，受到两江总督端方诘责。不久，在政治、经济双重压力下被迫盘售，经一再转 手后，“报格”沦丧，声誉扫地，销数大落，敷衍至1911年停刊。 清末几家有影响的民办报刊，何以能在革命与反革命的夹缝中生存、发展，有的甚至延续数十年之久? 第一，基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民众与清王朝矛盾日益突出，人民革命锋芒从针对帝国主义逐渐向针对依附于帝国主义势力的清朝统治者，国内阶级斗争空前激化，清王朝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在用武力镇压革命的同时，加强对舆论的控制，但它已无力禁止所有报刊的出版，只能集中力量打击革命报刊。而对那些在政治组织上与资产阶级革命派无直接联系和对他们的统治没有构成直接威胁的报刊则有所放松。 第二，其政治倾向较为保守，都主张通过温和、渐进的方式，实行君主立宪，进行社会改良，不赞成用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它们虽然不断揭露官场腐败，抨击权贵奸贪误国，但毕竟没有像革命派报刊那样公然“倡乱”，没有直接威胁到清王朝的统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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