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的深度耕犁 (第1卷)
2004-2
人民大学
张一兵
485
486000
无
自1982年徐崇温先生第一次引进“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至今，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走过了20余年的坎坷历程，毋庸置疑，20世纪80年代的这次引进对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界来说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学术视域拓展。尽管在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使用上至今还存有异议，但由该辞条所导引出来的相对确定的研究范围，的确已客观地开拓出一片全新的问题域。我个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内的这一延展，不但改变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的狭隘性，更对其学术含量的提高和理论创新的可能性空间之开拓，起了巨大的不容忽视的内在驱动作用。 但是，当我们冷静地返观20余年来国内学界在这一领域中形成的研究成果时，不难发现这些成果的主体大都停留在翻译和人头式总体评述的水平上。并且，虽然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截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主要经典文本都已被译成中文①，但从它们所涉及的领域来看，依然主要集中于哲学、文化、美学、心理学等有限的领域，而诸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倾向于实证科学的学科则成为我们眼前一个很大的盲点（当然，在更近一些的研究中，已经有学者开始有意识地进行这方面的工作，部分地弥补了这个缺陷）。可见，当前我们的研究在广度上仍凸显不足，前方尚存大片有待开垦的处女地，特别是对自20世纪末以来这一思潮的最新发展，我们未能形成必要的理论定位。直言不讳地说，相对于国外相同的研究领域，上述缺陷已令我辈汗颜，它们仿佛完形缺口般向我们展示着两个最重要的研究前景：即经典文本的深度解读和全新研究范式的建构。 首先，回顾自《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批判》出版以来众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我们的研读水平大都停留在资料性的评述阶段，即便已涉足一定的专题性研究，也远未达到精耕细作的深度。触目可见的是众多二手资料的观点转述，再冠以“主义”的大帽子，惟独缺乏以驾驭性的哲学话语真正进入言说者语境的深入研究。我曾经坦陈形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是我们始终未曾认真面对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精心解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自己心中无底，如何能妄言“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前提首先应是批判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精心解读（即我所谓的“回到马克思”），缺乏了这一基本的内功，任何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简单评论或断言难免不背上“非法”或“意识形态”的罪名，理论研究的无根性便由此而来。原因之二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流派多是将马克思与现当代西方形形色色的哲学文化思潮嫁接起来，从而建构出种种在现代资产阶级学术主流之外的激进主义反抗话语。尤为重要的是，相当一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自己就是现当代西方哲学中某一流派的思想大师，他们据以重释马克思的认知构架本身就是一种原创性的哲学话语，比如青年卢卡奇在走向马克思之前所持有的席美尔的生命美学、韦伯的社会学、萨特早期的存在主义、梅洛一庞蒂早期的现象学、弗罗姆和马尔库塞的精神分析学以及阿多诺的无调音乐理论等。在尚未深刻透视和洞悉这些作为解读构架而存在的哲学文化视域的情况下，试图准确把握论说对象的深层“问题式”（亦即我们对其盖棺定论的“主义”说）无疑是徒劳的。既然如此，我们又何以完成对批判对象的深层理论框架的真正解构?况且，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掀起的数次翻译大潮中，我们已陆续引入了大量“西方马克思主义”文献，但由于现实的历史和地域原因，我们仍然无法直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曾经直接在场的特定历史语境。这种历史支援性背景的缺失，在第三层意义上使国内学界的研究丧失了其本当具备的特殊话语和言说语境。因而，当前推进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重要问题是回过头来、重新面对我们一度自以为在手了的文本和人物，建构特定的历史语境，真正找出其理论逻辑和主旨的“症候”所在，方能在深度解读的基础上，开始新一轮的深耕细作。
本书是作者关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及后马克思思潮哲学文本研究的多卷本论著《文本的深度耕犁》之第一卷，其内容主要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经典文献的文本学研究。在书中，作者第一次以文本学的深度解读模式批判性地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本卷分别解读了青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施米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弗罗姆的《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和戈德曼的《隐蔽的上帝》等重要论著。
张异宾（笔名张一兵），男，1956年生于南京。1981年8月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哲学博士。现任南京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并为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江苏省哲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代表性论著有：《问题式、症候
第一章 哲学本体的历史性重构——青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解读 第一节 青年卢卡奇的哲学逻辑构架 第二节 青年卢卡奇的历史概念 第三节 革命的辩证法与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 第四节 总体性规定的逻辑张力 第五节 市场交换中的关系物化与工具理性的伪物性化 第六节 阶级意识：客观可能性与辩证的中介第二章 社会与自然的双向中介——施米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解读 第一节 马克思的自信概念 第二节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哲学唯物主义的根本异质性 第三节 自然与社会的双向中介：关系本体论之证伪 第四节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第三章 无限可能的个人：马克思哲学之根——弗罗姆的《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解读 第一节 解蔽马克思 第二节 拒斥对马克思概念的歪曲：物还是人 第三节 马克思人的概念 第四节 异化：生产性的否定 结语 社会主义：人的异化的扬弃 附文：弗罗姆论今天的异化第四章 真假逻辑构架中的微观社会现象学——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解读第五章 戴脚镣的个人之舞——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解读第六章 马克思哲学：科学还是人本主义意识形态——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的文本学解读第七章 缝合“应该”和“是”——戈德曼的《隐蔽的上帝》解读
书摘 权且让我们用一种简洁一些的表述来言说，青年卢卡奇并未弄清在商品交换中，马克思言下的人与人的关系是如何历史地颠倒的，但却异常大胆地直接套用了马克思的物化(物役性)观点，当他将对资本主义物化批判的全部愤怒一古脑地倾泻在可计算性的量化过程之上时，他的物化逻辑实际上恰恰来自于韦伯，可又正好颠倒了韦伯。帕金森认为，青年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主要依从了席美尔的《货币的哲学》，我对此持有异议。因为，与关注质性价值前台的技术物化层面不同，席美尔是典型的关系本体论，他所聚焦的货币物化关系是其五个性、无特质和互换夷平性。换句话说，青年卢卡奇的所谓物化，描述的不是马克思面对的19世纪的资本主义市场交换中的社会关系的颠倒状况，而是韦伯所描述的从泰勒制以来的20世纪工业文明对象化技术进程中的合理化(量化的可计算的标准化进程)。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语境。琼斯就将青年卢卡奇思想中的韦伯的合理化逻辑，直接误认为马克思的物化理论。我认为，青年卢卡奇物化理论中存在着的双重逻辑导致了一种理论悖结：表面语义上的马克思意义上商品结构(生产关系)之上的物化与深层逻辑规定的韦伯意义上生产过程(技术)的物化。 至此，我们就获得了一种重要的逻辑参照系：黑格尔认为主体(本体)对象化的物化与异化是同体的，所以他对其持既肯定又否定的复杂态度。青年马克思在生产过程中分离了这二者，肯定对象化是进步，否定异化。之后，马克思又区分出物化的两种状态，肯定生产对象化的物化，否定市场交换中产生的物役性的关系物化和更深一层的异化。最后，韦伯也分离了对象化和异化，在他那里，只有流水线上生产进程可计算的对象化，而与主体价值相关的异化被根本祛魅了。到了青年卢卡奇，又回到了黑格尔式的同一，生产的对象化就是物化(物役性)。于是，这种物化具有了本体的意味，并且没有了肯定，只有否定。青年卢卡奇将韦伯的化与马克思的物化混同起来。在理论逻辑上，青年卢卡奇的讨论有其深刻之处，但却也是混乱的。下面，我将通过文本解析指认这一点。 2．青年卢卡奇与马克思的物化理论虚假关联 《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一文可能是《历史与阶级意识》文集中最重要的一篇。它于1922年最后完成，也是书中篇幅最长的一篇。该文分为三个部分：一、物化现象；二、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三、无产阶级的立场。我们这里主要分析讨论物化问题的第一部分。 如前所述，青年卢卡奇在未能读到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32年发表)和《1837—1858年经济学手稿》(1939年发表)的情况下，能从马克思的经济学中发现第二国际没有注意到的批判性物化理论，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但也只能发现物化而没有直接指认异化。多年以后，卢卡奇在终于读到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后，曾直接说自己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已经提出了异化理论，这是十分牵强的。严重地说，我认为这是学术上的不诚实。为什么?首先青年卢卡奇物化论是以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为发端的，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起点。这里的物化不是异化，青年卢卡奇从经济学规定人手，把基础放在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之上，去探求“在商品关系的结构中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对象化形式和与此相适应的一切主体性形式的原形”。请注意这个“对象化的形式”，它不是指生产过程中的对象化，而是商品交换关系中的对象化(物化)。这是青年卢卡奇表面上的理论逻辑出发点。由此，再进一步讨论主观上由商品拜物教特性所产生的问题。显然这既不是从哲学人本主义出发的异化逻辑，也不完全是马克思后来从商品交换中发现的社会关系物化。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主要从经济学意义上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社会关系的客观物化。马克思首先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特殊的劳动二重性分析开始，肯定了形成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对象化物化)，并着重解析了形成价值的抽象劳动如何在商品交换进程中一步步历史地建构出颠倒的对象化货币关系，以及进而在总体生产过程中形成颠倒的资本(物化劳动)与劳动的支配关系。在历史现象学的视角上，马克思由表层到本质抽丝剥茧地揭露了商品物化、货币物化和资本物化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对象性颠倒。他同时指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拜物教性质(三大拜物教)。而青年卢卡奇则主要是从哲学的角度仅仅说明“商品结构”中的物化，以及由此形成的当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商品拜物教特征。从实质上看，这只是马克思物化理论第一个现象层面和三大拜物教理论中的孤立的商品拜物教。必须指出，只要青年卢卡奇不能捕捉到更深一层的货币与资本关系物化以及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他的分析就注定是肤浅的，也必然由此陷入一种理论逻辑上的混乱迷阵之中。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重要的理论质点。 青年卢卡奇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先是直接从马克思那里非常表面地借用了商品拜物教。“商品拜物教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即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有的问题”。必须承认，青年卢卡奇一上来就正确地确认了物化现象的历史情境。如果没有误识，青年卢卡奇的这一思想与席美尔的(货币哲学》中的19世纪特有的“客观文化” (货币关系的物化)有着直接的关联。与商品生产作为众多社会生产形式之一的历史形态不同，商品关系只是发展到了一定的历史阶段，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时，即“一个商品形式占支配地位、对所有生活形式都有决定性影响的社会”，由于商品的支配地位， “商品形式必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并按照自己的形象改造这些方面’一。由此，才会历史地出现全面的物化现象。这一表述有其合理的元素。在此，青年卢卡奇生动地描述了他眼中的商品结构的本质： 它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Eigengesetzlichkeit]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所以，这使得现代资本主义“有关社会的所有主观现象和客观现象都按照这种区别获得质上不同的对象性形式”。青年卢卡奇发挥道：“商品拜物教既是一种客观形式，也是一种主观态度”。我以为，青年卢卡奇大致是想复述马克思的物役性批判，但他显然夸大地强化了这种特殊意义上的“对象化”。并且，用拜物教这种主观意识形态来代替客观物化是不准确的，这也说明青年卢卡奇这种对马克思的挪用的非法性和起点上的逻辑混乱。 在此时的青年卢卡奇看来： 由于商品关系而产生的物化才对社会的客观发展和人对社会的态度有决定性的意义，对人的意识屈从于这种物化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对试图理解这一过程或反抗这一过程的灾难性后果，对试图从这样产生的“第二自然”的这种奴役中解放出来，也有决定性的意义。 这里有价值的观点有二：一是青年卢卡奇提出只有资本主义全面的物化才会形成反抗这种物化的条件，这是对的。二是他认真标注的“第二自然”。青年卢卡奇之引述“第二自然”，最初是在1919年6月写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职能》一文中。这个第二自然明显取之于黑格尔，因为马克思并未直接指认过黑格尔意义上的第二自然。青年卢卡奇此处显然是从黑格尔第二自然观念出发而做的引申。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之后，青年卢卡奇又曾经指认资本主义的“工业”， “在辩证的和历史的意义上，仅仅是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客体，而不是其主体”。其实，这恰恰是马克思物役性理论的核心。……
序自1982年徐崇温先生第一次引进“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至今，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走过了20余年的坎坷历程，毋庸置疑，20世纪80年代的这次引进对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界来说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学术视域拓展。尽管在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使用上至今还存有异议，但由该辞条所导引出来的相对确定的研究范围，的确已客观地开拓出一片全新的问题域。我个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内的这一延展，不但改变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的狭隘性，更对其学术含量的提高和理论创新的可能性空间之开拓，起了巨大的不容忽视的内在驱动作用。 但是，当我们冷静地返观20余年来国内学界在这一领域中形成的研究成果时，不难发现这些成果的主体大都停留在翻译和人头式总体评述的水平上。并且，虽然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截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主要经典文本都已被译成中文①，但从它们所涉及的领域来看，依然主要集中于哲学、文化、美学、心理学等有限的领域，而诸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倾向于实证科学的学科则成为我们眼前一个很大的盲点(当然，在更近一些的研究中，已经有学者开始有意识地进行这方面的工作，部分地弥补了这个缺陷)。可见，当前我们的研究在广度上仍凸显不足，前方尚存大片有待开垦的处女地，特别是对自20世纪末以来这一思潮的最新发展，我们未能形成必要的理论定位。直言不讳地说，相对于国外相同的研究领域，上述缺陷已令我辈汗颜，它们仿佛完形缺口般向我们展示着两个最重要的研究前景：即经典文本的深度解读和全新研究范式的建构。 首先，回顾自《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批判》出版以来众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我们的研读水平大都停留在资料性的评述阶段，即便已涉足一定的专题性研究，也远未达到精耕细作的深度。触目可见的是众多二手资料的观点转述，再冠以“主义”的大帽子，惟独缺乏以驾驭性的哲学话语真正进入言说者语境的深入研究。我曾经坦陈形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是我们始终未曾认真面对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精心解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自己心中无底，如何能妄言“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前提首先应是批判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精心解读(即我所谓的“回到马克思”)，缺乏了这一基本的内功，任何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简单评论或断言难免不背上“非法”或“意识形态”的罪名，理论研究的无根性便由此而来。原因之二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流派多是将马克思与现当代西方形形色色的哲学文化思潮嫁接起来，从而建构出种种在现代资产阶级学术主流之外的激进主义反抗话语。尤为重要的是，相当一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自己就是现当代西方哲学中某一流派的思想大师，他们据以重释马克思的认知构架本身就是一种原创性的哲学话语，比如青年卢卡奇在走向马克思之前所持有的席美尔的生命美学、韦伯的社会学、萨特早期的存在主义、梅洛一庞蒂早期的现象学、弗罗姆和马尔库塞的精神分析学以及阿多诺的无调音乐理论等。在尚未深刻透视和洞悉这些作为解读构架而存在的哲学文化视域的情况下，试图准确把握论说对象的深层“问题式”(亦即我们对其盖棺定论的“主义”说)无疑是徒劳的。既然如此，我们又何以完成对批判对象的深层理论框架的真正解构?况且，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掀起的数次翻译大潮中，我们已陆续引入了大量“西方马克思主义”文献，但由于现实的历史和地域原因，我们仍然无法直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曾经直接在场的特定历史语境。这种历史支援性背景的缺失，在第三层意义上使国内学界的研究丧失了其本当具备的特殊话语和言说语境。因而，当前推进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重要问题是回过头来、重新面对我们一度自以为在手了的文本和人物，建构特定的历史语境，真正找出其理论逻辑和主旨的“症候”所在，方能在深度解读的基础上，开始新一轮的深耕细作。……
无
真是没想到，马克思主义在作者笔下是如此精彩，完全没有政治课般的枯燥乏味，是一本值得看值得收藏的好书，不错。
很喜欢张一兵老师的文章很有个性也很有见地很想考他的博士生但是底气不足哈哈
书还是要读大家的，张先生是国内少有的深钻研经典的大家。
该书送达是有破损，但我还是收了
印刷精良，内容丰富，有利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理解。
一直想买，这次折扣令我满意，这本书买得值。
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进行的详细解读，逻辑性强，内容深刻。不过，需要读者有较强的学术功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