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理论史
2009-4
成复旺、蔡钟翔、 黄保真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04出版)
成复旺，黄保真，蔡钟翔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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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五卷本的《中国文学理论史》初版于1987年，是当时同类著作中规模最大、内容最翔实的一部，曾获得首届全国高等学校科研成果一等奖；但如今距1991年的最后一次印刷也已经过去了近二十年，在图书市场上久已脱销。承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对学术事业的支持和关切，现在得以重排再版，新装面市。直到现在为止，这仍然是唯一的一部以“中国文学理论史”命名的著作；其他同类著作，大都名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或者“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本书原来的《绪言》已就此“正名”之意作了简要的说明。但实际上，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名称问题。如果说未定名之前，需要循实以择名的话，那么既定名之后，也会反过来循名以敷实。虽然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并无严格界限，但这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定名为“文学理论史”，自不免要着重于考察各个文学理论概念或范畴的含义与沿革，各种文学理论倾向或思潮的起伏与更迭，以及整个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生成与发展；至于那些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判或鉴赏，也主要是着眼于其中的理论观点。比较而言，如果说“中国文学批评史”更接近于中国文学史的话，那么“中国文学理论史”就更接近于文学理论了。所谓接近于文学理论，并不是接近于现行的文学理论著作。
本套书（5卷）初版于1987年，是当时同类著作中规模最大、内容最翔实的一部，也是一部奠基式的经典著作，曾获得首届全国高等学校科研成果一等奖，在学界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至今仍很难超越。 本卷包括隋唐五代、宋元的文学理论史。书中着重论述了政教中心论与审美中心论两大流派的分化、发展及相互影响，对审美理论作了比较充分的阐述；高度评价了司空图《诗品》、严羽《沧浪诗话》及苏轼等重要文论著作和文论家的贡献和地位；对这一时期新出现的词论及戏曲、小说理论的萌芽也作了分析。
第三编 隋唐五代概述第一章 隋与唐代前期的文学思想第一节 政教中心论的再起与王通、王勃的文学观第二节 从初唐史家到刘知幾第三节 陈子昂和李白第四节 殷瑶与杜甫第五节 唐代前期的近体诗学第二章 白居易与中唐诗论中的两大流派第一节 皎然和《诗式》第二节 高仲武与《中兴间气集》第三节 新乐府理论产生的社会基础及其先驱者元结第四节 元稹第五节 白居易第三章 韩愈与古文运动的理论第一节 古文运动的先驱者第二节 韩愈第三节 柳宗元及刘禹锡第四节 古文运动的后继者第四章 晚唐五代的文学理论与司空图的诗歌哲学第一节 杜牧、皮日休及其他批判淫靡文风者的文学理论第二节 李商隐和《旧唐书》作者的文学观点第三节 司空图的诗歌哲学第四节 淫靡诗风的理论表现第四编 宋元概述第一章 北宋前期诗文革新运动的理论第一节 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者第二节 梅尧臣与石介第三节 欧阳修第二章 苏轼与北宋中后期的文学论坛第一节 周敦颐、邵雍、程颐第二节 王安石及李觏、司马光第三节 苏轼及苏洵、苏辙第四节 曾巩、刘弁、吕南公第五节 黄庭坚第三章 南宋的文论第一节 朱熹第二节 陈亮与叶适第三节 真德秀与魏了翁第四章 严羽《沧浪诗话》与南宋的诗论第一节 江西派与张戒第二节 陆游、杨万里与姜夔第三节 包恢与刘克庄第四节 严羽及其《沧浪诗话》的基本观点第五节 《沧浪诗话》的历史意义第五章 宋代的词论第一节 北宋词论与李清照第二节 南宋前期词论与王灼第三节 南宋后期词论与张炎第六章 金元第一节 元好问与金代诗文理论第二节 元代诗文理论第三节 戏曲、小说理论的萌芽
诗界革新运动发展到盛唐，在创作上达到了光辉灿烂的高峰。与之相应，理论倾向也为之一变。有些人不再单纯强调复古，而是对现实成就、古今得失、创作原则等问题采取了全面分析的态度。它虽然还不是盛唐诗歌创作经验的全面总结，但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以前各派在理论上的片面性。殷瑶，“丹阳进士”，生平事迹不详。其著述有《河岳英灵集》，今存；《丹阳集》，已佚。《河岳英灵集》是盛唐时代的名家诗选，自序说：“窃尝好事，愿删略群才，赞圣朝之美，爰因退迹，得遂宿心。粤若王维、王昌龄、储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岳英灵也，此集便以河岳英灵为号。诗二百三十四首，分为上下卷，起甲寅，终癸巳，纶次于序，品藻各冠篇额。”这段话把他编选的目的、范围、方法，都交代得很清楚。“起甲寅，终癸巳”，即从玄宗开元二年(714)到天宝十二年(753)。在现存的唐人所选的十种唐诗选本中，它和芮挺章的《国秀集》是代表盛唐评选眼光的两个本子。《国秀集》选了“开元以来，维天宝三载，，(713-744)，见在者凡九十人，诗二百二十首，其评选标准，据序言所说，意在宗主风骚，而又不鄙弃“风流婉丽”之作。但从理论成就来看，《国秀集》同《河岳英灵集》是难以比肩的。《河岳英灵集》卷首，有序言和集论阐述诗歌理论，正文依次选录作品，评论作家。书原分两卷，后世刻本分有三卷者，以寓三品论人之意，显然不是编者的意图。《河岳英灵集》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不仅取决于它选评结合，在中国古代诗歌选本中独创一格，更重要的是它以选评的方式，标举一家宗旨，具有强烈的理论色彩。其中对诗的创作规律和审美特征的认识，颇有高出前人的地方。自序中说：这段话集中地表现了殷瑶论诗的观点，其内容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对齐梁以后诗歌创作发展的历史作出了新的总结。二是对诗歌创作的规律、特点作出了新的概括。三是对诗歌艺术的审美问题提出了新的理论。殷瑶之前的诗界革新者，对齐梁至当代的诗风，基本上采取否定的态度，他们的观点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实际。到了殷瑶的时代，诗界革新运动已大见成效，不仅出现了一大批优秀诗人，获得了巨大的创作成就，而且形成了崭新的一代诗风。发展了的客观实际，要求理论家对历史作出新的总结。《国秀集》没有完成这一任务，它只是编选了盛唐诗人的作品[李峤、沈俭期、宋之问等都在开元六年(718)前后去世，故亦人选了]，在理论上却没有新的建树。其序言说盛唐诗歌的成就，“虽发词遣句，未协风骚，而披林撷秀，揭厉良多”，肯定中还有所保留。殷瑶的看法则完全不同。尽管口头上他也讲“主上恶华好朴，去伪从真，使海内词场，翕然尊古，南风周雅，称阐今日”；实际上他对“古”的理解，对诗的本质、特点、作用的认识，不仅与以前坚持儒家政教中心论的王通、王勃不同，也与倡“复古”而行革新的陈子昂、李白有别。殷瑶的特点是面对新的现实，着重总结诗歌创作的新经验，而对前人的不同观点，有所扬弃，有所撷取，并以新经验为基础，熔铸成为新理论。对于诗史，他采取尊尚风雅，推重“曹刘”，批判齐梁的态度，这是他与以前的革新派相同的地方；但是，对于现实，他却不是盲目地否定一切，而是进行全面的合乎实际的批判分析。他把盛唐以前诗歌发展的过程，分为愈变愈上的四个阶段，说“武德初，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不仅分期分得恰当，用词也很有分寸。关于诗歌创作的特点、规律问题，他在融会前人异说的基础上，指出“文有神来、气来、情来”，并具体地要求诗的内容与形式，必须是多样性的统一，即所谓“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声律风骨”二者兼备。“神来、气来、情来”，概括了唐以前的三种主要创作理论的内容。“神来”说，源于《庄子》。所谓“神”并不是说神妙莫测，而是指人从事艺术创作时出神人化、绝对自由的精神活动。庄子通过“梓庆削镰”(《达生》)、“轮扁斫轮”(《天道》)等寓言说明，这种出神人化的精神活动，并非凭空而得，有的是进行斋戒、清心，达到了人性与物性的自然契合，有的是经过长期实践，获得了内心体验与客观规律的统一。一旦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时，精神活动完全自由，好像忽然而来，不思而得，自然高妙，工巧入神。这种理论发展到《文心雕龙》，便有了《神思》篇，对文学创作中精神活动的特点——艺术思维的规律作出了比较系统的说明。“气来”说，源于孟子“知言养气”论。但孟子并没有直接论述“气”与“言”的关系。后来《典论·论文》，就具体说到了“气”与文学风格的内在一致性。《文心雕龙》谈“气”之处更多，它已是刘勰创作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了。“情来”之说，起源最古。“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诗经·魏风·园有桃》)，“君子作歌，维以告哀”(《诗经·小雅·四月》)，可谓“情来”之滥觞。但是，最早、最明确地把“情”与文艺连在一起的，大概是荀子。他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苟子·乐论》)这种思想被后人接受并在《礼记·乐记》和《诗大序》等论著中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只是当时“情”、“志”不分，人们言“情”比较侧重于“情”的时代共性和政治历史内容。待到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的说法之后，“情”才专指个人内心的哀乐。“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不必是攸关政教了。再后梁元帝萧绎把“文”的特征概括为“惟须绮毅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则把“情来”论推向了极端。“神来、气来、情来”三种创作理论，渊源不同，论点各异，但各自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文学创作的规律、特点。盛唐人在创作实践中，既能成功地把三者融会在一起，又能突出其中某一方面，而形成自己的艺术个性。所以殷瑶概括出“文有神来、气来、情来”这句话，是对历史上的各种不同创作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盛唐诗歌创作经验的总结。《河岳英灵集》所选诸家中，以.“神来”见长者，如常建、王维。殷瑶评云：常建诗“其旨远，其兴僻，佳句辄。来，唯论意表”；王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字一句，皆出常境”。以“气来”见长者，如高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如薛据，“为人骨鲠有气魄，其文亦尔”。以“情来”见长者，有“诗多叹词要妙，清意悲凉”的崔署和“诗婉娈清楚，深宜讽味”的崔国辅。至于“志不拘检”、文皆“纵逸”的李白和“格高调逸，趣远情深，削尽常言，挟风雅之迹，浩然之气”的储光羲，以及与储“气同体别”的王昌龄，就说不清是“神来、气来、情来”，实则兼而有之了。“神来、气来、情来”，是殷瑶对文学创作规律的抽象概括，但具体说来，还要表现为内容与形式的多样性的统一。殷瑶的时代，近体诗已经蔚为大国，而古体诗的成就亦凌轹前修，近体诗自然流美，五言古诗深厚高雅，七言古诗奔放纵逸。所谓“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俦，论宫商则太康不逮”，已不是理想而是现实了。创作的繁荣，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国家的强盛，创造了时代的乐观氛围；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殷瑶兼采前人的声律说和风骨论，而提出内容与形式的多样性统一的新理论，则是必然的。不过殷瑶论声律与风骨，其内涵颇与前人不同。关于声律，沈约认为，妙达宫商，始可言文，是把声律凌驾于艺术思维之上；殷瑶则说，“昔伶伦造律，盖为文章之本也”，人对自然音律的发现，为文学创作之运用声律，提供了依据。
《21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中国文学理论史2:隋唐五代、宋元卷》：“中国文学理论史”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的学科。在中国文化史上，不仅有大量的文学作品，也有丰富的文学论著。这些文学论著涉及有关文学的各种问题，形成了精深独到而源远流长的文学理论。发掘与整理各个时期的文学论著，分析与综合它们的思想观点，梳理与总结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就是“中国文学理论史”的基本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