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
2005-11
北京大学
伊藤虎丸
285
无
中国学界之选择“文学史”而不是“文苑传”或“诗文评”，作为文学研究的主要体式，明显得益于西学东渐大潮。从文学观念的转变、文类位置的偏移，到教育体制的改革与课程设置的更新，“文学史”逐渐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知识体系。作为一种兼及教育与研究的著述形式，“文学史”在20世纪的中国，产量之高，传播之广，蔚为奇观。 从晚清学制改革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展开，提倡新知与整理国故终于齐头并进，文学史研究也因而得到迅速发展。在此过程中，北大课堂曾走出不少名著：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1904）还只是首开记录，接踵而来者更见精彩，如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和《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吴梅的《词余讲义》（后改为《曲学通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和《白话文学史》、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及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游国恩的《楚辞概论》等。这些著作，思路不一，体式各异，却共同支撑起创立期的文学史大厦。 强调早年北大学人的贡献，并无“惟我独尊”的妄想，更不会将眼下这套丛书的作者局限在区区燕园；作为一种开放且持久的学术探求，本丛书希望容纳国内外学者各具特色的著述。就像北大学者有责任继续先贤遗志，不断冲击新的学术高度一样，北大出版社也有义务在文学史研究等诸领域，为北大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呐喊助阵。
本书共收文16篇，分作四个部分，即绪论、鲁迅与明治文学、创造社与大正文学、附录。
伊藤虎丸，1927年3月30日生于日本东京淀桥。1953年就学于东京教育大学文学部，同年，受洗于日本基督教团美竹教会浅野顺一牧师。1959年至1962年，完成东京大学大学研究院入文科学研究科硕士课程。1963年，同研究科博士课程退学。专攻中国文学。历任广岛大学、和光大学、东京女子大学、明海大学等校讲师、助教授及教授，学校法人平和学院院长、理事长，东京女子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主任，明海大学名誉教授。2003年因病逝世。主要著作有：论文《论》、《的哲学》、《早期鲁迅对尼采的理解与明治文学》、《作为问题的创造社》、《郭沫若的历史小说》、《早期鲁迅的宗教观——科学和“迷信”之关系》、《在“脱亚论”与“亚洲主义”的中间——日中近代比较文化论序言》、《鲁迅文学的语言》等；专著《鲁迅与终末论》、《创造社研究》、《鲁迅与日本人》等；论文集《郁达夫资料》、《近代文学中的中国和日本》等。日文版《鲁迅全集》的编辑委员、译者。
“文学史研究丛书”总序思考历史：日本一代有良知学者的灵魂——序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绪论亚洲的“近代”与“现代”——关于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为了心灵深处的交流——《瀛花集》代序致中国读者——《鲁迅与日本人》中译本后序鲁迅与明治文学鲁迅早期的尼采观与明治大学鲁迅和西方近代的相遇早期鲁迅的宗教观——“迷信”与“科学”之关系《狂人日记》——“狂人”康复的记录《之哲学》序创造社与大正文学创造社和日本文学《沉沦》论——从《沉沦》和日本文学的关系看郁达夫的思想和方法郭沫若的历史小说佐藤春夫与郁达夫附录明治30年代文学与鲁迅——以民族主义为中心鲁迅如何理解在日本流行的尼采思想现在，为什么要重写文学史——从“近代”与“现代”文学史意识谈起传统文化在东亚各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起作用及其异同——“现代化与民族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译校者和原载杂志一览表后记伊藤虎丸著述编年目录
三“反帝、反封建”的模式 这里，我说的“既定的模式”是指一个把中国近现代史的课题，看作以西欧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为契机的“反帝、反封建”的双重斗争的模式。15年前，丸山昇和我撰写《中国文学史》①“近现代”部分，我分担“概观”时，基本上是沿袭这一模式的。但，根据上述“三原则”，我把“反帝、反封建”这句话，一、读若人类的精神问题，文化史问题；二、同样，拟把这点作为我“对（日本）现在的不满”的出发点；三、从而，把它领会为亚洲以“自我执着”（=反帝）为媒介，进行“自我变革”（=反封建）、发现新的“自我”的过程。 这里所列举的三点（尤其是第一、三点），也可说是竹内好式的对“反帝、反封建”这一命题的改读。我至今并不感到有修改的必要。有必要修改的是第二点的“对现在的不满”其后的变化。这次重读此书时，感到分担撰写该书时，竹内好与我之间已经有了分歧。 竹内好在《现代中国论》②一书中这么写道：“西欧在把它的生产方式、社会制度以及伴随这些的人类的意识带进东方的时候，在东方产生了从前没有过的新的东西。”
中国学界之选择“文学史”而不是“文苑传”或“诗文评”，作为文学研究的主要体式，明显得益于西学东渐大潮。从文学观念的转变、文类位置的偏移，到教育体制的改革与课程设置的更新，“文学史”逐渐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知识体系。作为一种兼及教育与研究的著述形式，“文学史”在20世纪的中国，产量之高，传播之广，蔚为奇观。 强调早年北大学人的贡献，并无“惟我独尊”的妄想，更不会将眼下这套丛书的作者局限在区区燕园；作为一种开放且持久的学术探求，本丛书希望容纳国内外学者各具特色的著述。就像北大学者有责任继续先贤遗志，不断冲击新的学术高度一样，北大出版社也有义务在文学史研究等诸领域，为北大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呐喊助阵。 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推出这套丛书，与其说是为了总结过去，不如说是为了面向未来。在20世纪中国，相对于传统文论，“文学史”曾经代表着新的学术范式。面对即将来临的新世纪，文学史研究究竟该向何处去，如何洗心革面、奋发有为，值得认真反省。
中国学界之选择“文学史”而不是“文苑传”或“诗文评”，作为文学研究的主要体式，明显得益于西学东渐大潮。从文学观念的转变、文类位置的偏移，到教育体制的改革与课程设置的更新，“文学史”逐渐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知识体系。作为一种兼及教育与研究的著述形式，“文学史”在20世纪的中国，产量之高，传播之广，蔚为奇观。 强调早年北大学人的贡献，并无“惟我独尊”的妄想，更不会将眼下这套丛书的作者局限在区区燕园；作为一种开放且持久的学术探求，本丛书希望容纳国内外学者各具特色的著述。就像北大学者有责任继续先贤遗志，不断冲击新的学术高度一样，北大出版社也有义务在文学史研究等诸领域，为北大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呐喊助阵。 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推出这套丛书，与其说是为了总结过去，不如说是为了面向未来。在20世纪中国，相对于传统文论，“文学史”曾经代表着新的学术范式。面对即将来临的新世纪，文学史研究究竟该向何处去，如何洗心革面、奋发有为，值得认真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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