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2005-8
北京大学出版社
杨乃乔、伍晓明
629
无
今年是比较文学学会成立20周年，从1995年比较文学学会在深圳成立以来，以乐黛云为学术领袖的中国比较文学在各个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以自己的方式加入到世界比较文学学术前沿，让国外学界听到了中国学者的声音；二，把国个最前沿的学术理论介绍到国内，活跃和更新了我们本土的学术；三，比较文学的方法对很多的传统学科带来了革命性的意义，促进了传统学科的现代性转化工作。 中国比较文学在20年的发展中是和一个人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她就是北大的乐黛云教授，她用自己的方式介入到最前沿的比较文学的建设中，她就像一面大旗，招呼着中国各界学者介入到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来，她鼓励，参加，介入，推动。有时一个人的贡献远远大于她所表达的全部，如果没有乐黛云教授的积极推动，国中比较文学远远没有现在的功绩。 这本书是对20年来整个比较文学的总结，从比较文学的理论、比较诗学的理论、个案研究等方面选取最有代表性的学者的代表性文章，最好的呈现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发展。今年也是乐黛云教授诞辰七十五周年，我们用这种非常严谨的方式来表达对乐黛云教授的无限敬意。
前言/严绍■(1)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 比较文学的(语言)危机/J·希利斯·米勒(1) 论中西比较文学/高旭东(16) 80年代以来中西比较文论研究评述/蒋述卓 闫月珍(29) 关于比较文学学科基本理论的再思考/刘象愚(43) 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比较文学/孟庆枢(54) 比较视域与比较文学本体论的承诺/杨乃乔(71) 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曹顺庆(85) 论当代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兼及巴斯奈特的“危机论”/方汉文(96) 文学：作为一种艺术/D·佛克马(108) 2000年“世界文学观念”述评/马利安·高立克(113)比较文学个案研究 “文化语境”与“变异体”以及文学的发生学/严绍■(123) “虚无党小说”：清末特殊的译介现象/陈建华(137) 《神曲一脔》赏析/浦安迪(147) 旧迹茫茫——满族亲王奕谡诗歌与生命中的悲情世界/苏衡哲(154) 科学一人生观论战中的柏格森/王柏华(168) 决不要娶大脚女人——人类的共性与比较文学/明克·席伯尔(184) 作者本意和本文本意——解释学理论与翻译研究/谢天振(198) 当代文学思潮中的“别、车、杜现象”/温儒敏(208) 从马雅可夫斯基到贺敬之/犹家仲(215) 文化影响的“宫廷模式”——《三国演义》在泰国/饶■子(226) 用整个生命深深地领受奇迹——《十四行集》与《伍子胥》合论/张辉(231) 1925年前英国浪漫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分析/张旭春(247) 时势论：英雄无心影——梁启超传记的阐释策略/赵白生(259) 无根者之梦：海外小说中的飘泊主题/赵毅衡(271) 美国诗人盖瑞·史耐德的美亚洲巫祝观/钟玲(282) 德国的忧郁和中国的彷徨：叶圣陶的小说《倪焕之》/顾彬(301) 中国近现代留日学生与中国新文学运动/贾植芳(308) 禅与朝鲜、日本、越南汉诗/孟昭毅(319) 启蒙作家与儒家文化/钱林森(326) 曹禺戏剧与契诃夫(节选)/朱栋霖(333) 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世界性因素”的几点思考/陈思和(342) 席勒与“古今之争”/曹卫东(362)比较诗学个案研究 从西方文论看中国词学/叶嘉莹(368) 印度诗学阐释方法/郁龙余(381) 存在于“语(言)(边)境”之上——“存在”的翻译与翻译的存在/伍晓明(390) 历史指涉的诗学大纲——以西方的观点为参照谈明清时期的“索隐小说”/陈珏(401) 诗学翻译的宿命与策略性突围——以某些中国诗学概念的英译为例/陈跃红(413) 比喻与意识形态/高辛勇(427) 巴赫金诗学理论在中国的流布/汪介之(439) 中西神游诗论/徐志啸(450) 文论与诗学的不可通约性/余虹(457) “诗可以群”与“谈何容易”：一种隐喻政治修辞学的诠释/张沛(464)跨文化与跨学科研究 论全球化和文化/弗雷德里克·詹姆逊(476) “后理论时代”西方理论思潮的走向/王 宁(487) 我们今天为什么讲道家精神/叶维廉(503) 18世纪一场关于中国人起源论争的启示/孟华(512) “男性主体意识”的心理分析与文化解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性欲”与“权力”/谭国根(522) 文化比较与政治哲学：市民阶级的身份认同与普遍性叙事/张旭东(536) “过渡哲学家”的“过渡作品”?——西美尔与《货币哲学》/陈戎女(554) 钱钟书的中西文化观/龚 刚(565) 中西文化早期交往的复合媒介者——“扶南”的媒介特点与作用探兼论基督教文化最早入华的上限问题/孙景尧 罗璇(575) 明末天主教传教著作中的儒学概念：仁与爱/刘耘华(584) “笑”的颠覆性与神学逻辑——《玫瑰之名》的神学批判/杨慧林(592) 超验的政治：柏拉图理想主义自以为是的被动性/克莱斯·G·瑞恩(603) 全球化的本土化与文化传承——还中国哲学以本来面目/安乐哲(619)后记/特辑编委会(629)
书摘在乐黛云先生作为一个批评家和学者的生涯中，她一直为文学的艺术性辩护。把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来考虑，她相信文学可以超越社会和文化的差异——这一观点在传统的欧洲美学以及马克思对希腊经典的判断和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辩护中也可以发现。 然而，对文学的艺术性的研究并不多见，在西方比在中国还要少。许多学者倾向于加入当下最时髦的批评，这些新兴的批评方式大多数受政治兴趣的刺激，而不取决于对文学作品的新的洞察。对文学的艺术性的研究被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这样的批评家指责为过时的、反对进步的。但是这种对文学的艺术性的轻视阻止了我们对很大程度上尚未开发的思维能力的探讨和对一种交流方式的思维判断，这种交流方式即使在政治视阈下也可能得到高度的评价。 我们无论是加入玛萨·纽斯邦(Martha Nussbaum)在《发展中的人性》(1997)中关于文学能引导读者带着同感、同情甚至怜悯去看待他人的讨论，还是追随鲁迅20世纪20年代的一个定义：“除了标题、口号、公报、电报和教科书，革命还需要文学——仅仅因为它是文学”，①文学都被看作一种特殊的交流形式。作为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阐释这一特殊的交流形式是我们的任务。在我们的《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应北大乐黛云教授之邀所做的演讲集，1996年版)一书中，文学的特殊性问题不是中心论题。诚然，那本书中探讨了美学惯例的思想。我们所争论的是，美学惯例的影响之一在虚构文学中要比在所谓的真实情况中得到更大的宽容。我们也要指出毫无遮掩的陈词滥调中的诗歌潜能，①但是我们对文学文本的本性仍然不够清晰。在我们后来以英文出现的《知识与任务：文学研究重在问题的方法论》一书中，我们阐释了这个问题，并且在我的这篇论文中，我会尽力阐释得更为清晰：以我的观点看，什么是文学品质的精华。 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在于：是什么使读者决定采取一种美学的态度?是什么激活了读者关于美学惯例的知识? 美学态度(包括文学一美学的阅读方法)至少依赖于三个因素：第一，应该有一个有益的社会环境；第二，读者应该懂得什么是文学一美学阅读方式并愿意运用它；第三，待读文本应该被允许作文学一美学的阐释，并且有望于使读者获得一个有趣的阅读效果。 上个世纪的欧洲文学阅读史显示了对这三个因素侧重点的变化。 欧洲学术传统一开始注重的是文学文本的艺术层面，在一段时间里，一种错误的观点甚嚣尘上，认为文学性可以从写作技巧和手法中发现。1921年诺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发表了一个关于诗歌的观点，表达了他对形式的重视，他把这一艺术手法称为文学的科学研究中“唯一的英雄”。②然而，在后来的阶段中，雅各布森感到文学不是一个特殊的文本范畴，文本的文学性至少部分地由读者决定，读者们会采取一个美学的态度，从而使他们把词作为词本身来经历，而不是作为一个事物或一种情感的代表来经历。雅各布森非常著名的口头交流模型理论1960年由托马斯·希比亚克(Thomas Sebeok)作为单行本出版，③给读者留下了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介入文本的可能性。从这里我们可以推出，如果读者看出采取美学态度的理由，并关注信息的传达方式，那么他们就会得出结论：这个文本是一个文学文本，或者更准确地说，根据美学的惯例阅读文本是有益的。许多读者已经把某些(经常是同样的)文本带入文学一美学的阅读视野下，并且发现这样阅读有创造性、有价值，这一经验事实使“文学”观至今仍保鲜活。 从20世纪60年代起，有关“文学”的争论分成两派，其中一方以符号学家如尤里·洛特曼(Yury Lotman)为代表，他一直寻找那些通常被称之为文学文本的鲜明特征。另一方以传统理论家如西格弗里·希米特(Siegfried Schmidt)和斯坦利·费希(Stanley Fish)为代表。我探讨的是参与论辩的分裂的双方，因为只看他们的一面之词，无论是形式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都不能使我完全相信。总的来说，文本的质量和读者对待文本的态度一样重要。或者说，从不同点来说，尽管任何文本都能引起一个美学的反应，但是某些文本比其他文本更能在普通的读者群中引起这样的反应。很清楚的是，在有些情况下对美学惯例的反应比在其他情况下更有价值。这不仅是通过经验研究确立的事实，①也是一个逆反推理的结果。因为如果一个文学文本的作用和意义与其他文本的作用和意义相同，为什么被文学动机驱使的作家要创作那么多的文本呢?如果它只能产生任意的什么结果，为什么作家还要全身心地投入写作的艰苦劳动中呢? 那些认为美学惯例没有多大价值的人看来忽视了各种惯例之间的不同，一些人几乎无法逃避，而另一些对此很放松。戴维·洛奇(David Lodge)曾经提醒我们文本的历史境域(我把它作为第一个因素指出)，它可能会抵制对美学惯例的自由选择。在《现代写作模式》一书中，他指出：“重要的一点是文学不是能偶然生成的文体，也不是我们能自发地决定用某种方式去阅读的文本0”② 其中暗含的意思是，根深蒂固的惯例会操纵那些不怎么严格的惯例的发展和使用。在受过教育的读者中形成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惯例就是把特殊的文本看作文学，把文学看作艺术。这一惯例又可分割成一些小的惯例，比如说区分事实与虚构的惯例，以及用这样的方式阅读虚构文本的惯例：不去适应检测事实的正确性和当下的实际运用情况，而是适应一种认知的观点和对整个信仰、行为模式的情感考虑。 有些批评家已经强调，对一个文本的美学阅读意味着对文本现实性的拆解和对具体情境的拆解(脱离了作家的社会联系)，通常紧接着是在阐释过程中对文本的重建(吸收了读者的生活世界)。当一个文本改变了，人们就会更加关注剩下的东西、文本的特征、词语以及词语间的特殊组合——像雅格布森以及洛特曼“常规结构的语义化”这一概念所表明的。③因此，对所指功能的忽视被对其他方面的重视所补充，尤其是被“新批评者”以及其他人所证明的文本的内在联系所补充，这是由于“文本间性”(文本与其他文本符号系统之间的关系)这一理论概念的发明。 如果文学不是首先由社会现实或情感所构成，那就是由这样一种语言所构成：通过较旱地指称外部世界(这些较早的指称又可以指称更早的指称等等)来间接操作的语言。因此，语言艺术的材料总的来说不是语言，而是使用的语言，比如在较早的时候已经说出或写下的语言。换句话说，文学的材料包括前文本(潜文本或互文文本)，也包括宗教小册子、科学出版物、政见、文化垃圾、俗语、名言和广告词等，而不一定是文学性的。如果使用的材料是一个存在着的故事、诗歌或戏剧这类容易辨认的材料，“重写，，这个术语看来就是合适的。以我的观点来看，“重写”在文学建构的总体方法中是一种更为特殊的情况，事实上可以被看作是“文本间的”，尽管我意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我所使用的术语多少与原来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所构想的这一术语不一样。① 文本间的关系为我们的文学史提供了一个可信的框架，因为它们把我们带到离埃肯鲍姆(Eikhenbaum)学会“如何建立一个文学文本”②这一目标更近的地方。“重写”揭示了后来文学文本之间的宗系关系，把一个新的结构和一个同时发生的新的理解加给了旧的文本。迈克·里法代尔(Michael Riffaterre)用更普遍的术语大胆地说：“文本总是指用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地方说出的某些东西。”③ 这里对字与字，段与段，文章与文章之间的常规联系的重视是由一种美学的阅读方式，即以美学的态度对待文本的方式所造成的。当前文本显然属于文学传统，就有另外的原因使“重写”文本适用于美学的阅读，因为“重写”提醒了读者这个传统，它看起来是邀请读者对“重写”文本也采用一个美学的态度。因此，对存在的前文本的美学阅读加强了对新的“重写”文本的美学阅读。这又是第一个因素——有益的社会历史境域——所起的作用。 在这种条件下，是否还有可能将社会现实与政治阐释联系起来呢? 当然有，只是要通过间接的途径。这里准确地说是通过对其他文本和通过其他文本的棱镜所折射的社会现实的双重指向(创造一种模糊性，允许一种新的理解事物的方法)，文学一美学的阅读从而可能导致政治的觉醒。这里我同意温弗瑞克‘弗拉克(winfried Fluck)的观点，他运用穆卡罗夫斯基(Mukarovsky)的术语体系，认为“唯一一个能使美学对象具有社会、政治功能的有意义的途径是把它作为使用由采取美学态度所造成的特殊的交流可能性的美学对象。”④ 文学史学提供了很多例子来说明文学一美学的阅读方式是怎样产生政治影响的。荷兰文学中有个例子是穆尔达托克(Multatuli)的小说《迈克斯·哈佛勒》(MazHavelaar)(1860)，该小说是对荷兰在东印度群岛的殖民政策的一个感情丰富的起诉书，①曾被译为多国语言，英文本是D·H·劳伦斯为其作的序，②它的影响不可估计。还有些不太明显的例子，比如说萨特的《苍蝇》(1943)，是对爱列屈拉(Electra)和俄瑞斯特斯(Orestes)故事的重写，同时也是对马歇尔(Marshall Pfitain)亲纳粹政府的猛烈批评。③我敢冒险地总结说，最终的例子表明了所有的文学一美学阐释都影响读者的道德和政治立场，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通过被文学阅读所鼓动的看待事物的新方式。(P108-112)
中国比较文学在20年的发展中是和一个人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她就是北大的乐黛云教授。本书对20年来整个比较文学的总结，从比较文学的理论、比较诗学的理论、个案研究等方面选取最有代表性的学者的代表性文章，最好的呈现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发展。今年也是乐黛云教授诞辰七十五周年，我们用这种非常严谨的方式来表达对乐黛云教授的无限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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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往这方向发展，这本书挺有用的
本书介绍的是学术界最前沿领域的研究成果，学术视野较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