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小星球
2008-07
北京大学出版社
[法]西蒙
481
任友谅
无
1960年代初，当我投身电影评论这一广袤领域时，适逢世界影坛的一个空前绝后时期：闻名环宇的传统导演正在退潮，而现代派导演正在不断涌现。这就使得20世纪60年代成为电影史上最丰富多彩的十年，20年代那十年里，曾出现过一代风流人物，从朗格和穆赫诺等德国大师到俄国学院派巨匠，从法国先锋派到斯堪的那维亚导演，以及斯特洛海姆赫和基顿。此后的三十年中，以生产无数佳作的好莱坞为代表，叙事模式风靡全球。只有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多么少有的例外呀！——打乱了这一几乎成为约定俗成的美学观念，并在二战刚刚结束时，为一批年轻导演树立了榜样。虽然，这在当时只是一个孤立现象，但它为十五年后全球涌现的新浪潮电影提供了极好的借鉴。我有幸赶上这一大变革时期，成为时代见证人。恰在1963年，本人(当时我25岁)进入了《正片》编辑部，这本杂志在那十年中，变成了一本标志性刊物，热情地捍卫了当年的革新派导演：瓦伊达、博格曼、安东尼奥尼、库罗萨瓦、布努埃尔、阿尔德里西，等等。由于刊物的大门向合作者开放，所以，我有幸结识当年那些最使我着迷的导演：贝尔多鲁奇、斯高利莫夫斯基、让克索、马卡伟杰夫、格劳贝·罗沙、塔可夫斯基等人。现在各位看到的这本书，正是从那些年起直至今天，全世界电影创作的真实写照。通过对24个不同国家45位电影人的访谈，当然，其中也反映出本人的发现和个人情怀。为了更好地反映各国迥然不同的特点，每个国家我最多只能挑出3个代表人物。为此，我不得不做出牺牲，尤其是对法国和美国这两个从未中断过电影艺术创作的大国，要割舍采访过的大牌导演，如伍迪·艾伦、罗贝尔·奥特曼、蒂姆·布尔东、米歇尔·西米诺、伊赞和若埃尔·科恩、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泰利·纪廉姆、乔治·鲁卡、大卫·林奇、阿瑟·佩恩、斯梯文·索代尔贝戈和昆廷·塔伦蒂诺，这实属无奈，是一个极为痛苦的选择。过去，我也曾为上述的某些人写过书，比如斯坦雷·库布里克和杰瑞-夏兹贝格，也在一部题为《众口一词——通向好莱坞的护照》的专著中，曾对弗朗西斯科·罗西、罗曼·波兰斯基、米罗·福尔曼和维姆·文德斯做过重点介绍，但始终令我遗憾的是，由于无缘谋面克瑞斯·马克、瑞内·卫诺·法斯宾德、维克多·艾黎斯和彼德罗·阿莫多瓦，所以无法将他们的言谈收在本书中。本书仅收入1960年前拍过故事片的四位导演：罗贝尔·布莱松、玛努埃尔。德。奥里维拉、费德里克·费里尼和萨蒂亚吉特·雷伊。之所以选择这四位，不仅因为他们对未来的导演来说，是不妥协的典范，是现代电影的先驱，而且也因为他们拍的大部分影片，出现在我能够见证的那个年代。与同龄的一些电影人不同，我从来不对一去不复返的那个黄金时代感到留恋。年轻时，我迷恋过以华尔士、豪克斯、福特、米奈里·普瑞明格为代表的好莱坞影片，也曾对这些大导演的消逝感到惆怅，但新涌现出来的天才保住了自己对电影的信心。思念这些伟大前辈的同时，我发现了不少新人，他们在我记忆中莫名其妙地混淆在一起。路易·布努埃尔在他墨西哥公寓里的巴黎地铁路线图前接见我，然后带我参观楚卢布斯克摄影棚。威尼斯电影节时，弗利茨·朗格在下榻的埃克赛吉奥尔大酒店套房里，嘲讽他的传记作者洛特·埃斯内，因为此公不能对表现主义一词给他下一个满意的定义。我有幸两次会见让·雷诺阿，他滔滔不绝回答有关《人面兽心》和《马赛曲》问题时的那种激情，就像刚刚拍完这两部片子一样。1972年，85岁高龄的哈乌勒．华尔士在圣·日尔曼·田园艺术长廊寻宝时，让累得筋疲力尽的年轻妻子先回旅馆休息。约瑟夫·冯·斯坦恩贝格在克利雍酒店卧室里和罗贝尔·伯纳云一起接见我，竟然为此拒绝了一次正式会谈，借口是他说的每一句话会立刻报道出去。1967年蒙特利尔电影节时，我陪同约翰·福特度过了整整一天，组委会以为应该把《玩偶山谷》的一部样片送到他的房间里，他却把它从窗户扔了出去，他一边发牢骚，一边播放迪赞·马卡维耶夫的《恋情》的片头字幕，点上了一支雪茄，这是一位被他发现的导演。弗朗克．卡波拉在特洛卡德罗咖啡馆里，慢慢品味着法国电影资料馆为唤起人们开始淡忘的记忆，而为他出版自传的善意。威廉·维勒曼在利沃里街饭店与贝特朗·塔维尼耶相会，决定投乔治·麦戈文的票，反对理查德·尼克松，然而，谁都知道他历来都是保守派。霍华德·豪克斯在我面前又一次讲起了那些他经常杜撰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却逐渐编织成他的神话。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能够写成一部厚厚的书，至少，可以像和休斯通、曼基耶维茨和瓦尔德谈话录形成的那本《众口一词——通向好莱坞的护照》，或者像《艾黎亚·卡赞和约瑟夫·罗赛访谈录》那样，这两部著作实在是两次穿越了世纪。这本书邀请诸君进行另一次旅行，这是一次更为现实的旅行，因为我们将要发现的艺术家们和他们所在的拍片国家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我访谈的地点几乎遍及世界各地(马尼拉、莫斯科、洛杉矶、东京、布达佩斯、伦敦、里斯本、罗马、柏林、雅典、巴黎)或者在电影节期间(主要是柏林、戛纳和威尼斯电影节)，这些访谈充满了一个国家文化和人文的氛围。我也一样，对一位艺术家的兴趣也刺激我要去探索带给他们灵感的那些地方。我在约见萨提·海逸和伊尔马兹·古内之前，先去访问了印度和土耳其。走访格劳贝尔-罗沙和胡金铨之前，我先到巴西和中国香港进行观光。我对电影的兴趣和对旅游的兴趣实在密不可分，这也正是这本《电影小星球》的含义。编写本书时，我惊讶地发现世界电影版图经常发生变化。20世纪60年代的东欧诸国曾是一些电影艺术创作中心地区，而今天，前苏联卫星国和俄国自己却处于艺术炼狱阶段’，这种变化至少可以有一个解释：面对好莱坞影片的入侵，国家取消影片资助导致了电影产业的崩溃。与此相反，70年代初，西方观察家还仅仅把亚洲电影归结为日本、印度和一个叫萨迪亚齐·雷伊的人，但是，近20年来，中国(包括香港、台湾地区)、韩国、日本和伊朗变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在这类集体狂热中，无疑有潮流时尚因素，但也存在无可争论的事实。所以，必须不断地绘制电影地图，标明电影大繁荣地区和正在沉沦的地域。在艺术领域，经济欠发达国家中不规范的自由主义和国家专权政体会造成同一结果：令艺术创作窒息。就像50年代后期的法国和最近的韩国那样，资助措施一旦付诸实施，作家电影就会出现繁荣时期。同样，政权中出现相对的自由化，有才能的艺术家也会涌现出来。赫鲁晓夫时代解冻之后的60年代，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和苏联如是，“文化大革命”之后80年代的中国、军人离去之后的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也是如此，同一时期的伊朗，在伊斯兰制度内部产生了保守派和革新派对峙。我认为，电影从来没有避开过震撼世界的大地震，相反，它往往是一台地震仪。我始终对1939年登载在《人面牛身怪》杂志上，安德列·布鲁东关于安德列·马松写的那篇文章里的这句话十分赞赏：“问题不再像过去那样了，比如，昔日人们想知道一幅画是否把麦田描绘得十分逼真，而今天却要看它与每天打开或合上的报纸是否协调一致，报上描绘的满篇都是弱肉强食的丛林。”在这方面，我和《正片》同仁组成的知识分子圈子观点完全一致。他们有些人是超现实主义小组成员(阿多·吉虎、罗贝尔·伯纳云、热拉尔·勒格朗)，另外一些人来自国外(捷克人皮特·克拉尔、意大利人苟弗瑞多·佛飞、巴西人保罗·安东尼奥·巴哈纳瓜)，政治斗争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苏联军队镇压匈牙利和捷克起义，阿尔及利亚和越南战争，每个人都和1968年的“五月风暴”同步。“改变生活”，“改变世界”，这些兰波和马克思的口号在我们中间得到回应，我在很多电影人——尤其是弗朗西斯科——身上找到了同样的政治置疑：让克索、罗沙、马卡维耶夫、宾迪利、安哲罗普洛斯、小津安二郎、沟口健二、阿冈和后来的侯孝贤、杨德昌、张艺谋和贾樟柯。这些人是我最欣赏的艺术家。超现实主义也教会自己摒弃那些宣称正统艺术高于大众艺术的美学等级观念。在《正片》编辑部里，我们对和电影相关的一切艺术形式(绘画、诗歌、文学、甚至爵士乐和卡通片)都兴趣十足，我们喜欢阿伦·雷奈和安东尼奥尼，也喜欢科幻片、音乐喜剧和西部片。在我热衷的人物中，读者如果看到胡金铨和他的流浪武士片(以影片《侠女》为代表的一种武侠片)，塔克诗和他的《雅库絮》，乔治·米勒和他的《疯狂的麦克斯》，大卫·柯南贝尔和他对荣誉的各种不同诠释，以及玛努埃尔·德·奥里维拉、皮特·格林纳维和华·安德森，那些充满绘画和文学奥妙技巧的影片，一定不会感到意外。曾几何时，闻名遐尔的几位罕见的影评家足迹遍及全球，四处寻访佳片杰作，例如：乔治·萨杜尔、罗贝尔·伯纳云、路易·马格海勒。今天，借助丰富的各种信息资源和便捷的交通工具，电影节策划组织人员继承了搜寻佳作的使命，然后，他们再请影评家们在初选的大量影片中进行评选。本书将要介绍柏林、戛纳和威尼斯电影节(也有规模不大的南特和洛迦诺电影节)，在捍卫和宣扬作家电影方面所起的重大作用。电影节过去长期屈从于该国的官方选择，现今在外交条例方面已经变得比较灵活，能够比较方便地选定自己的菜单——出现错误在所难免，因为尚处摸索阶段——正如比利·威尔德为了中止对他一部影片的争论时，向我们说的那样：任何人都不是完美无缺的。由此可见，我们完全知道，本书对世界电影全貌的描述尽管力图全面，但仍不免武断和片面。如果说它还有一点价值，那就是：在驳斥那种宣布电影死亡的论调之外，我以独特的创造性和美学为原则，做出了表明自己情趣的抉择。米歇尔·西蒙
本书是作者对三十个国家五十位导演进行的访谈。本书既是当代电影的编年史，也是20世纪60年代初到21世纪初，四十年电影批评之集大成。米歇尔·西蒙既颂扬了电影大师，也发现了影坛新英，他的足迹遍及东京、洛杉矶、莫斯科、马尼拉、罗马和布达佩斯，也包括作者在威尼斯、戛纳和柏林电影节上，与布莱松、斯科西斯、费里尼、大卫·柯南伯格、北野武、王家卫、塔可夫斯基、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约翰·卡萨维兹、皮亚拉，以及近半个世纪活跃在电影小星球上代表人物的精彩访谈。
米歇尔·西蒙（Michel Ciment）是法国最权威的电影杂志《正片》（Positive）的主编，著名影评人，现任国际影评协会主席，也是《法兰西文化》电视台制片人和法兰西电台《面具与笔》节目的合作者。其专著有《库布里克》、《卡赞论卡赞》、《罗西之书》等十余部。
引言法国 罗贝尔·布莱松 关于《金钱》——1983年6月，巴黎 莫里斯·皮亚拉 关于《凡高》——1992年，巴黎 让-吕克·戈达尔 关于《电影史》——1998年，巴黎意大利 费德里克·费里尼 关于《乐队排练》——1978年12月，罗马 贝尔纳多·贝尔多鲁奇 有关《一个可笑男人的悲剧》——1981年5月，罗马葡萄牙 玛努埃尔·德·奥里维拉 关于《书信》——1999年5月，戛纳 若奥·恺撒·蒙泰罗 围绕着《上帝的喜剧》——1995年12月，里斯本俄国 安德列·塔可夫斯基 关于《安德列·鲁布廖夫》——1969年6月，莫斯科德国 沃纳·赫尔佐格 围绕着《卡斯伯·豪泽之谜》（又译《人人为自己，上帝反众人》）——1975年2月，巴黎芬兰 阿奇·考里斯马奇 关于《乘云远去》——1996年5月，戛纳丹麦 拉斯·冯·特里尔 关于《犯罪元素》（又译《犯罪分子》）——1984年5月，戛纳英国 皮特·格林纳维 围绕着《英国庭园谋杀案》——1982年，威尼斯 卡雷尔·雷兹 关于《法国中尉的女人》——1982年1月，伦敦 麦克·李 围绕着《赤裸》——1993年5月，戛纳爱尔兰 约翰·布尔曼 关于《将军》——1998年8月，伦敦加拿大 德尼·阿冈 围绕着《美利坚帝国的衰落》——1986年5月，戛纳 大卫·柯南伯格 围绕着《孽扣》（又译：《孪生兄弟》）——1989年1月，巴黎 阿托姆·伊格扬 关于《色情夜总会》——1994年5月，戛纳 ……美国新西兰中国日本印度韩国土耳其希腊南斯拉夫巴西墨西哥伊朗澳大利亚波兰译后记
围绕着《秋菊打官司》（1992年9月，威尼斯）您过去经常说，您的电影是从一幅画面开始的。《秋菊打官司》也是这样吗？我历来都是改编一部小说，但这一次，想在做法上与已往不同，很想改变一下自己的风格。我开始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故事情节，而不是画面上。看了这本书之后，对故事非常感兴趣，琢磨着怎样在银幕上才能叙述好这个故事。最后，我终于悟出来一个道理：摄影机大概和人的身高差不多，它也应该是一个剧中人。所以，几乎一半的影片，都是用偷拍的方法来取得最大限度人物本能反映的。要让演员不知道摄影机的存在，最容易的办法是俯拍，但我不愿意这样做。我觉得应该让摄影机和人物位于相同的水平上。这样做非常困难，因为非职业演员总想看镜头。影片第一组镜头很好地营造了我想得到的那种氛围。人们在走路，一直往前走，慢慢地在人群里，人们看见了秋菊。我想不加任何夸张地去讲述，发生在简单平凡的人中间的一个既平凡又简单的故事。拍《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摄影师是张非，这一次，您是不是根据新的拍摄方法，选择了两位摄影师迟小宁和于小群呢？是的，还有另外一位摄影师，姓刘，他的名字没出现在演职员名单上。首先，我需要好几位摄影师，因为我需要好几台摄影机，另外，我要找有拍纪录片经验的人，迟小宁还拍过大量的广告片。您一向极为重视色彩的运用，特别是红色，辣椒、玉米和秋菊的服装里面都有红色。我不能说自己对色彩的运用还像过去那样随意。在中国北方拍电影，那里是以红色为主的。另外，拍片时间是在新年前后两个月，一月二月过节，到处都是红色。所以很现实主义。这里属于北方文化，人们叫它黄河文化，他们很喜欢鲜艳的色彩，其原因我还不太清楚。陈源斌的小说里，什么东西吸引了您？您是如何与您的编剧合作的？陈源斌是一位年轻作家，过去已经发表过东西，但这部作品是他第一部真正的小说，这本书荣获了今年最佳小说奖。我最喜欢的，是他自然流畅的风格，这是一种天生说书人的风格。评论界认为，伴随着这本小说，一种新的写作方法在中国诞生了。我急切地想彻底改变自己的风格，所以感觉这个素材非常适合我。
本书作者米歇尔·西蒙，是法国著名资深影评家，巴黎七大“美国文化”方向的教授。他在《正片》杂志工作已经40余年。法国重要的电影杂志只有两家，一家是《电影手册》，另一家就是《正片》，这家杂志2002年10月22日庆祝了该杂志创刊50周年，它不从属于任何报业集团，完全独立自主，杂志编辑及记者是由一批自愿不领薪酬的同仁组成，朋友们电话不断，每星期天聚会一次。1950年代末，法国电影“新浪潮”涌现之机，两家杂志就罗贝托·罗西里尼和希区柯克影片进行的著名论战已成世界电影史上的佳话。
《电影小星球:世界著名导演访谈录》是作者对三十个国家五十位导演进行的访谈。
无
对于喜欢电影的人来说，这是一本了解世界著名导演构思以及拍摄电影的全过程的书。对于我来说，这本书还让我从访谈中感受到导演的人生哲理，人格魅力，诙谐幽默，大智若愚。真的受益匪浅，非常喜欢！
对于编导专业的学生来说，读这种导演访谈类的书比一些基本理论类的书来的实惠有用
一直想要买这本书，感受大师们的世界，似乎找到了一种归属感，很值。
不喜欢\'只是对话
帮老师买的，老师觉得可以
专业性很强，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还是蛮好的，电影迷肯定会喜欢。
比如王家卫的专访中，把最后胜利导演的名字居然写成谭耀文！！！而且不止出现一次，应该是谭家明！！！
大红灯笼的摄影师不是赵非么，怎么又改名了？还放在摘录里。真是好笑，到底是谁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