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经济研究10篇
2009-5
北京大学出版社
张军
351
无
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中国的经济学研究飞速发展的30年。从“姓资姓社”和剥削问题，到国有企业要不要改、怎么改，再到现今全球化背景下对中国改革的回顾与讨论，短短30年，无论是主题还是方法，国内的经济学研究都发生了“激进式”的变革。如果不太关注国内经济学研究的进展，你或许以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还沉醉于“有没有中国的经济学”之讨论，而事实却是，这样的讨论即使存在过，也从来就不是主流。一直以来，我们对中国本土问题或现实问题的强调，也是在现代经济学语境——这个在我看来早已是默认的前提之下展开的。通过在中国这个不同于西方的制度框架内考察现有的经济学发现，也许我们能够为经济学理论提供更为一般化的答案，所需要的，是一点幸运再加上足够的洞见。 或许恰恰是因为变化实在太快，我们似乎从来没有想过，与30年前相比，现在的经济学研究还有什么不曾改变的。其实，哪怕“姓资姓社”也好，国企改革也罢，在当时的背景下，都是事关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大事。30年过去了，不变的正是经济学界对现实问题的关怀，是学者的一种社会责任感。诚然，类似于“姓资姓社”这样的问题，按当时的讨论法是难以产生在今天看来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的，但这正是社会科学之于自然科学研究的不同。经济学亦不例外。只要经济学研究需要为政府的决策服务，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政府决策水平与经济学研究水平就是相互影响的。当然，我们始终需要强调，学者的研究应当超前于决策的水平，在今天的中国尤为如此。如果哪一天，政府需要更多地为决策的后果负责，那么决策的科学性才会更广泛地受到重视。因为到那时候，经济学研究提供的证据将成为政府问责时的呈堂证供，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时代也会真正到来。
本书收录了作者近年来在中国经济增长方面的十余篇最有代表性的实证研究论文。这些论文考察了工业改革对企业生产率和利润率的影响，改革以来中国金融深化、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政府治理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问题，总结了中国的改革经验。 从转型与增长这一大的主题出发，本书既从生产率变化的角度评价了转型的效果，也从金融自由化与政府治理的角度探讨了增长的动力。在本书的附录部分，作者则试图从理论上探寻中国改革经验的一般意义，并从实践上阐释了中国发展历程的全球影响。
张军，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长江特聘教授，现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张军教授是CSSCI核心经济学期刊《世界经济文汇》的主编。国际SSCI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China Economic Journal、《经济学（季刊）》、《中国社会科学辑刊》、《经济学报》、《改革》、《中国金融评论》、《社会科学战线》等近二十种学术期刊的编委会成员或者学术委员。
张军教授对中国的工业改革、经济增长和当代中国的经济政策有深厚的研究，担任多个地方政府的咨询顾问，曾参与世界银行、福特基金会、英国文化委员会以硬欧盟、南非等研究与咨询项目，是国际上十分活跃的中国经济学家之一。
1.对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的评价2.金融改革是否缓解了中国企业的融资约束？3.中国的金融深化和生产率关系的再检测：1987-20014.分权与增长：中国的故事5.改革以来中国的官员任期、异地交流与经济增长：来自省级经验的证据6.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分权竞争、政府治理与基础设施的投资决定7.中国地方官员为什么要改善基础设施？一个关于官员激励机制的模型8.改革以来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变化研究：1978-20059.中国工业部门的生产率变化与要素再配置：1993-200610.中国能源消费模式的转变及其解释附录 11.中国的经济发展如何影响了全球经济？ 12.中国的经济转型：30年的经验贡献了什么？后记
1.对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的评价 二、中国经济体制的形成和遗产：1949-1979 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表现是1978年推行经济改革的根源。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目的就在于使国家强大，人民富裕。国家领导人认为这一目标可以通过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实现（林毅夫等，1994）。然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而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不足，资本是稀缺的。正因为这一原因，国家建立了集中计划机制以分配资源，同时工商业被国有化，农业实行集体化。中国的领导人认识到国家的未来取决于快速建立并发展新型经济。 在当时与世界各国政治和经济往来缺乏的情况下，中国发展重工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首先，那时超过80％的人口仍旧生活在农村。参照苏联模式，中国的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给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特权。首要的任务是集中所有的物资和精力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先决条件。面对险恶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中国共产党相信这是带领全国人民从农业经济走向工业经济的最好途径。 但是，发展重工业不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资本的供给极度缺乏，因此，即使是存在市场经济，依靠发展重工业的增长也不会实现。发展重工业需要很长的准备时期和大量的初始投资。中国当时同发达国家的关系还没有正常化。这意味着取得必要的技术和设备将会非常困难，更不用提调动资金的困难了。从根本上讲，中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违背了其比较优势（林毅夫等，1994）。 因此，中国不得不人为地降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也就是通过压低劳动力、资本、原材料以及外汇价格并从国外进口设备和引进技术来降低成本。为了实现这些低成本，中国不得不放弃市场机制而代之以新的国家计划政策，这一政策将决定产品和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同时，低利息政策也保证了重工业以较低的建设成本快速发展。
我们始终需要强调，学者的研究应当超前于决策的水平，在今天的中国尤为如此。如果哪一天，政府需要更多地为决策的后果负责，那么决策的科学性才会更广泛地受到重视。因为到那时候，经济学研究提供的证据将成为政府问责时的呈堂证供，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时代也会真正到来。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