耻辱与恢复
2009-11
北京大学出版社
[日]丸尾常喜
439
秦弓,孙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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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界之选择“文学史”而不是“文苑传”或“诗文评”，作为文学研究的主要体式，明显得益于西学东渐大潮。从文学观念的转变、文类位置的偏移，到教育体制的改革与课程设置的更新，“文学史”逐渐成为中国入耳熟能详的知识体系。作为一种兼及教育与研究的著述形式，“文学史”在20世纪的中国，产量之高，传播之广，蔚为奇观。 从晚清学制改革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展开，提倡新知与整理国故终于齐头并进，文学史研究也因而得到迅速发展。在此过程中，北大课堂曾走出不少名著：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1904）还只是首开记录，接踵而来者更见精彩，如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和《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吴梅的《词余讲义》（后改为《曲学通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和《白话文学史》、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及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游国恩的《楚辞概论》等。这些著作，思路不一，体式各异，却共同支撑起创立期的文学史大厦。 强调早年北大学人的贡献，并无“惟我独尊”的妄想，更不会将眼下这套丛书的作者局限在区区燕园；作为一种开放且持久的学术探求，本丛书希望容纳国内外学者各具特色的著述。
本书所收内容，第一部分为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表的系列论文，第二部分为1997年出版的《(野草)研究》，第三部分为近年的学术报告。在翻译中，我对丸尾先生的研究特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的方法或许可以称之为“历史还原法”，就是把鲁迅放回到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放回到鲁迅自身的精神发展脉络与作品生态群落中去。正是顺着这一思路，我加深了对鲁迅的理解，在方法论上亦有收获。我想，丸尾先生之所以一再自谦，也是因为他的学术方法并非无源之水，而是日本鲁迅研究学术传统的发扬光大，其中融会了增田涉对研究对象及其历史背景的深人体察，竹内好的思想史视角和以鲁迅自身作品来解释鲁迅的方法，丸山昇严谨的实证，伊藤虎丸绵密的思辨，木山英雄富于穿透力的哲学与诗性的交织……当然，丸尾先生在汲取传统的同时有着个人聪慧的感悟与灵性的发挥，至于扎扎实实的文本细读与历史追溯自不待言。
丸尾常喜(1937年3月-2008年5月)，生于日本熊本县人吉市，文学博士。196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曾在大阪市立大学师从增田涉教授攻读中国文学专业硕士课程。历任北海道大学副教授、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与文学部教授、大东文化大学教授、日本中国学会理事长、东洋文库研究员，主要著作有《鲁迅——为了花而甘当腐草》、《鲁迅：“人”与“鬼”的纠葛》、《鲁迅(野草)研究》等，译著有《鲁迅全集》第2卷《彷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文学史研究丛书”总序第一部分 从耻辱感启程一 从“耻辱”（“羞耻”）启程的契机——作为民族自我批评的鲁迅文学之一二 “耻辱”的形象——作为民族自我批评的鲁迅文学之二三 从“呐喊”到“彷徨”——作为民族自我批评的鲁迅文学之三第二部分 《野草》研究《（野草）研究》序一 《野草》与其背景（一）彷徨（二）“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三）苦闷的象征二 《野草》注解凡例（一）秋夜（二）影的告别（三）求乞者（四）我的失恋——拟古的新打油诗（五）复仇（六）复仇（其二）（七）希望（八）雪（九）风筝（十）好的故事（十一）过客（十二）死火（十三）狗的驳诘（十四）失掉的好地狱（十五）墓碣文（十六）颓败线的颤动（十七）立论（十八）死后（十九）这样的战士（二十）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二十一）腊叶（二十二）淡淡的血痕中——记念几个死者和生者和未生者（二十三）一觉（二十四）题辞《（野草）研究》跋1924-l927年鲁迅作品一览《（野草）研究》中文要旨《野草》相关日本语文献目录（一）翻译（二）论文及其他其他参考文献（一）日语文献（以作者姓名日文五十音图为序）（二）中文文献第三部分 恢复的希望一 鲁迅：关于“人”与“鬼”二 关于《药》的读解——乌鸦象征什么三 《阿Q正传》再考——关于“类型”编译后记
鲁迅在赴日留学不久的1903年，22岁时，发表了《斯巴达之魂》。那篇充满朝气的“激昂慷慨、顿挫抑扬”的文章，让晚年的鲁迅“自己也不免耳朵发热”（《序言》，1934年）。文中毫无迂曲地直接刻画出“不胜则死”的斯巴达武士的“名誉”和“耻辱”。德尔摩比勒战役的逃归者亚里士多德，为妻子涘烈娜的死谏所警醒，悄然投身于接下来的浦累皆之战，战死沙场。涘烈娜的谏言说： 设其人知耻，奚不解剑？……奚不以其剑断敌人头？噫，斯巴达之武德其式微哉！妾辱夫矣，请伏剑于君侧。鲁迅给这篇耻辱感恢复的故事所写的小序，以这样的话语结尾： 我今掇其逸事，贻我青年。呜呼！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帼之男子乎？必有掷笔而起者矣。译者无文，不足模拟其万一。噫，吾辱读者，吾辱斯巴达之魂！ 由此可见，在对中国文化传统进行整体性批判或者将其客观化之前的鲁迅，基于森三树三郎氏所说“名与耻的文化”养成的耻意识，与斯巴达城邦国家式的耻感文化发生了直接的共鸣。 《摩罗诗力说》（1907年），是显示出生于东方文明古国的青年鲁迅同欧罗巴精神搏斗轨迹之最具力度的评论。正如此篇所显示的那样，鲁迅同欧洲文明的接触，是通过逼近“神”、“魔”对立这种欧罗巴精神的核心而实现的，这对于其自身思想的形成具有何等重要的意味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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