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 第九辑
2010-07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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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对于中国古代的经典文献从诠释的角度进行多层面、多领域的研究已成为相关学科的学者关心的问题。我所在的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的一些中青年学者在这方面做了极为有益的尝试。几年前，台湾大学中文系郑吉雄教授曾提议，由他在台湾大学主持的“文献与诠释研究论坛”和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合作召开一次经典文献诠释方面的学术研讨会，以推进中国经典文献的诠释理论、方法和实践的整合研究。2007年9月，郑吉雄教授应我们之邀来北京大学作访问研究，其中就有关学术研讨会的举办交换了意见，确定研讨主题为“中国经典文献诠释艺术”。稍后，新加坡的劳悦强教授表示愿以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的名义参与研讨会的筹办。至2008年下半年，会议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2008年11月23至24日，由台湾大学文献与诠释研究论坛、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和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三家发起主办，并由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经典文献诠释艺术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博雅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召开，来自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大陆二十多家学术机构的近六十位学者出席了会议。学界精英，济济一堂，使这次会议既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又具有鲜明的国际特色。会议共收到论文五十余篇，诠释的经典涉及经、史、子、集各个部类，甚至还包括少数民族文献；思考的领域涉及语言学、文献学、经学、文学、历史学、哲学等诸多学科。现在重读会议论文，感觉这次会议在学术上有三个特点：第一，与会学者对经学文献及儒家思想的诠释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会议重点讨论了《周易》、《诗经》、《春秋》和“四书”等经学文献的诠释问题，从文献梳理和哲学思考入手分析了中国传统诠释学的特点，同时还注意到儒家的注经传统与西方诠释学在理论上的交接。第二，与会学者对史籍、子书及相关历史现象的诠释也颇为关注，既对《史记》、《荀子》、《淮南子》、《庄子》等书的文本和思想做了新的诠释，也重新解读了“天下”观念、中日文化交流等历史现象。
本书为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九辑，即中国经典文献诠释艺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收录与会人员重要论文凡36篇，另附存目。 论文涵盖中国经学、古典诠释学、文学等多方面，围绕文献诠释这个主题，重点讨论了《周易》、《诗经》、《春秋》和“四书”等经学文献的诠释问题，从文献梳理和哲学思考入手分析了中国传统诠释学的特点，同时还注意到儒家的注经传统与西方诠释学在理论上的交接。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论文对史籍、子书及相关历史现象的诠释进行了论述，既对《史记》、《荀子》、《淮南子》、《庄子》等书的文本和思想做了新的诠释，也重新解读了“天下”观念、中日文化交流等历史现象。另外还有部分论文关注到了韵书的编纂思想、字词的训诂释义、校释古籍的方法、文学文献的解读多个领域。适合文史哲研究者及爱好者阅读。
Confucian Role Ethics and the Moral Imagination论中国传统诠释学的继承和发展论典籍诠释中的意义归属孔孟的经典阐释理论与实践清儒“因声求义”校释古籍方法述论——以儒道典籍为讨论中心易儒道同源分流论郑吉雄《易经》与政治：胡瑗对《系辞》的看法关于钟惺的《诗经》批点沈大允的诗经学——以《诗经集传辨正》的国风为中心《春秋》诠释中的譬喻之趣从《左传》的神怪叙事论其人文精神“一贯圆宗”：管志道《大学测义》之诠释朱子《中庸辑略》及明刊《辑略》删节原本条目考——兼议条目删节的诠释意义论《论语集注》对“仁”的注解儒门公案——蕅益智旭的《论语点晴》从《孟子》尽信书章看中国经典诠释相关问题论《四书大全》、《五经大全》的取材——以《春秋大全》为中略论国子监学者与唐代经学史的内在理路韩国经学的整理工作以及韩国经学的时代性清原宣贤的经学——古阐释的护持和新阐释的接受 《史记》中的轶事初探：以希罗多德的《历史》为参照《史记会注考证》札记《通鉴胡注表微》与表微学天下概念成立的再探索从命名到言说：“道”的体现──荀子正名论的意旨诠释清儒诠释《荀子》的方法及其限制举隅《墨子》训诂札记浑天与天均——王夫之《庄子解》重探《淮南子》的成书与奏书：论《要略》篇之为赋残写本《世说新书》校读札记东巴经“字释”的价值和意义关于宋蜀刻本《南华真经》附载之傅增湘手书题诗题跋苏诗宋人注校补刍议康显贞《词苑丽则序》释论关于王圻的经历与《三才图会》编纂的意图从文献解读看中日文化交流研究朝鲜文人李栗谷之《精言妙选》与经典文献诠释艺术附录：会议论文存目
让我们再回到《孟子》尽信书章上来，孟子的论点是不能尽信《尚书》的经典记载，论据则是周武王这样的仁义圣君是不可能残忍杀戮的。这一论据的实质便是孟子的仁政思想，是他对儒家圣王理想化的道德想象。当我们整体性地考察《孟子》其书及孟子其人时，就会发现这只不过是孟子思想一个必然的组成部分，对它的解读和诠释自应放在《孟子》文本及孟子整体思想的更为广阔的背景下进行。孟子的仁政思想主张君主对百姓施以仁爱，提倡仁道，反对霸道。“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君王如能以德服人，则“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仁爱之师出师有道，救民于水火，民众自然“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残忍杀戮并非圣王君子所为。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战争频仍，生灵涂炭，这是他产生仁政思想的一个重要社会历史背景。孟子仁政思想的内容之一便是反战，《孟子》一书中有不少反战言论。当我们阅读尽信书这一章时，发现其前后几章都是与此相同的反战言论。其前面两章，一是“不仁哉梁惠王”，一是“春秋无义战”；其后面一章是“有人日‘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可见孟子尽信书章的观点并非是孤立的。朱熹集注反复提醒读者在文字的背后要“识其义”，不要以文辞来“害其义”，恰如孟子本人所说：“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正是因为朱熹的诠释眼界更为开阔，看到了被诠释经典的整体，故而其诠释更得真谛。然而，对于朱熹精善的《孟子》尽信书章诠释，朱熹的学生还是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矛盾。“或日：《武成》血流漂杵之云，乃纣之前徒倒戈之所为，苟子以为杀者皆殷人，非周人者是也。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9辑)》：中国经典文献诠释艺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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