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村故事
2011-3-1
北京大学出版社
朱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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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十四年前《小村故事：地志与家园(2003-2009)》作者在滇池东岸的小村进行了人类学田野调查，后来这项研究以《罪过与惩罚：小村故事（1931—1997）》为名成书。从2007年初开始，作者对这个地方再次做了系统的研究。《罪过与惩罚》关注小村内的纠纷、调解和惩罚，内容基本上限于法律人类学的传统范围。《小村故事：地志与家园(2003-2009)》的内容则扩展到人类学的更基础的论题，即通过对地志的研究，探讨农民的世界观、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和人类学知识论等。《小村故事：地志与家园(2003-2009)》的理论关怀是与实践中的问题紧密相关的，或者说是从现实中的紧迫问题开始的。
朱晓阳 哲学博士(人类学)，曾就学于云南大学(经济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社会学)和澳大利亚Macquarie大学(人类学)。现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领域为政治与法律人类学、人类学发展研究和工业人类学。已出版作品：《罪过与惩罚：小村故事(1931—1997)》(2003)、《面向法律的语言混乱：从社会文化人类学视角》以及中英文专业论文若干。
导言 “地志”不止干地志
地志学与彻底解释
“彻底解释”农民与国家的关系
“彻底解释”与社会理论
彻底解释与地方性知识——显性与隐性
彻底解释与栖居进路
纪录文化与彻底解释
第一章 水
引言
水与滇池东岸
争水与分水：百姓与官府
分水传奇与“生活戏剧”
水利吟：从民国到社会主义高潮
从引水到提水：工程治理目标、水利技术和知识类型的转变
“治水”、“天助”与村庄领导
附录1
附录2 小东村般若寺碑文
附录3 “水火无情”、“法于自然”与和谐社会判案法——一个个案
第二章 土
引言
土地与地方
“多出来的地”或“黑地”
“病地”
失地——两条公路与传统生计方式的终结
失地——“大昆明规划”与耕地消失
农民，“官儿”与国家
“城市恐龙化”——大昆明计划的非预料后果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因
彻底解释和地志学进路与小村问题
附录1 鱼肉昆明螺蛳湾——一场权力—资本的欢宴
附录2 守护滇池和我们的家园——“鱼肉螺蛳湾”之后
第三章 居
引言
环村之水、礼治秩序与典范家宅——从公社到新农村
三间四耳——平均主义时代的异托邦和大家户
平均主义与差序性互补——管地不管天
“补偿预期”与农民理性
从新农村到城中村：地方政治的变奏
理想家园中的“石猫猫”
“开光”
附录 大庙门前与社区空间的变化
结语
农民与国家——透过政治经济学的镜子
日常生活中的“悄灭”与挣扎——超越政治经济学的视野
全书附录 “表征危机”的再思考——从戴维森和麦克道威尔进路
戴维森哲学如何消除表征危机的知识论问题?
戴维森哲学的深层问题与麦克道威尔的“诊断”
参考文献
版权页：插图：如果本着以彻底解释的态度，阐释公共话语的原则，我们将从提出以下问题开始：为什么一个因栖居生活而发生的争水纠纷和分水断决会被表述成一段如同戏曲脚本的传说？很显然，这段传说是一个广泛传播的故事之小村版。当小村人将流行已久的传说、本地英雄人物和本村的争水纠纷等混在一起，编成故事讲述时，他们将自己的生活追溯为一种戏剧。这是表明他们欲将个别生活事件按照普遍流传的戏剧模式重新塑造吗？这样做的意义又是什么？我此刻所能想到的是：小村人的世界秩序是在这种日常事件及其戏剧化／仪典化的追述中来回交织而成的。这种对日常事件的戏剧化／仪典化表述，使小村人的生活获得了普遍意义，从而使他们成为一种有自己的地位和历史的社会人（personhood）。实际上直到今天，以深入人心的传统戏剧之叙事模式来编织日常或非日常事件，在这些地方仍时常遇得着。2008年初在小村访问时，我便注意到这样的一个例子：小村的花灯剧组正在排演一出戏名为《四万五》的小剧。“四万五”即小村在最近几年征地中每人分得的土地补偿费，故事据说是取材于村中最富的张老板一家的故事。张家的一个姑婆长期跟随另一家近亲居住，在小村因征地分钱时，张老板家却将老人接回自己家来养，但又不好好伺候老人，结果老人到村中大庙门前去诉说张老板家的“不是”。这出戏的叙事应该是著名的传统戏《墙头记》的当地变种。据说《四万五》最初是由周边的一个村庄的花灯剧组创作的。该剧在全乡汇演时引起了轰动，小村人这才知道本村的故事已经被编成了戏剧。这一例似乎与小村的由分水到传奇的演变有相似之处。即先是有一个村中发生的真事，然后故事被以传统的典范模型叙事重新编织。考虑到以上这一节涉及的问题，我现在感到可能更有意义的阐释，是从艺术“美”或“诗”的角度来讨论这个传奇与农民对生活世界想象之间的关系。我之所以这样设想是因为：在我们关于世界的经验中，以及影响人的行为的因素中，有许多是属于模糊的、情感性和形而上的，对这些东西的把握应该以“诗”或“美”的方式进行。而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通常的途径是为了求“真”而将“诗性”排除。现在我们要采取的是相反的路径。也就是说，我们不再遵循传统的神话分析路径，将这个具有诗的“形式”的传奇，分解为一些“观念代码”、“社会意义”或“功能”等。相反，我们将注意传奇本身如何感染听者，建构人们对生活世界秩序的想象和看法。此外，虽然谈到“形式”的意义，便会或多或少与结构主义相遭遇，但是我想强调，这里的“形式”比艺术人类学中经常出现的形式和风格分析要更忠实于传奇文本本身。
《小村故事：地志与家园(2003-2009)》：《小村故事:地志与家园(2003—2009)》既是对滇池岸一个小地方的地志——土地、水利和家宅的研究，也是对当代社会理论基本问题的回应。
无
不错的法人类学著作。
书好感度55%比较学术化，不适宜通俗阅读。当当的配货好感度0！收到的书被水泡过四分之一，最后的几十页根本没有切割开，书底被圆珠笔画过，非常遗憾！
方法论不错
好书，对以后研究农村能提供一种写作技巧上的帮助。
总体感觉没有罪过与惩罚精彩，总体还是可以的。
写法不错，可以看看。
作者利用自己插队的经历与当地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因此田野做得也比较扎实，小村的人际关系和空间变化都追踪得很清楚，研究得很细致。在上一本的基础上，对近年来的变化进行追踪，尤其是城市化背景下的小村变迁。
适合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的研究生读
朱晓阳老师的这本书，是其博士论文小村故事的再研究，不再是完全的学术，而是增添了诸多有意义的内容，一个普通的小村逐渐纳入现代性的潮流，并且最终将会消失
“乡村之诗意的法的终止之时就是国家之平淡叙事的法制进入之时。”八年前，朱晓阳还能在《罪过与惩罚：小村故事》中用平缓的叙事来结束一个乡间传说，其中尽管有常态与越轨的冲突，自然与法理的张力，然而毕竟是局限于一个村庄的内部，是小村自身所能消化的一种悸动。在八年后的这本《小村故事：地志与家园》续集中，现代化的外力已经不可避免地入侵了这块曾经过于平静的异邦。面对更强大的入侵者，小村的“水”、“土”和“居”，开始经历钝痛中的“悄灭”与挣扎。
治水与政治是一个被说烂了的话题。在作者笔下的小村，水在历史中的角色以争水和分水传奇的形式体现出来。“当小村人将流行已久的传说，本地英雄人物和本村的争水纠纷等混在一起，编成故事讲述时，他们将自己的生活追溯为一种戏剧。”这是农民内心观念图式的映像。“这种对日常事件的戏剧化/仪典化表述，使小村人的生活获得了普遍意义，从而使他们成为一种有自己地位和历史的社会人。”正如本雅明所言：现代的英雄不是英雄，他扮演英雄。在这种“扮演”与“想象”的合谋中，小村人建立起来一种对于周遭的共识，一个“似乎自明的世界”，他们由此得以在“应该如此”的戏剧中定位身份。
不管是篇幅还是叙事方式，第二部分“土”都是全书的重心。作者对于土地的论述从批判詹姆斯•斯科特的理论开始。作者认为斯科特理论最大的不足，是他制造出了一种农民与国家二分的框架，他笔下的“农民仍然给读者留下‘传统’与‘现代’对立的印象，而且关于这种‘农民’的描述又非常缺少民族志感觉。”所以，在研究例如工厂、村庄等小范围的社会网络时，务必要抛却预设立场，抛却带有意识形态批判的极权主义框架极其变型，将研究放入特定的社会文化和知识论情景中考量。以上这段批评颇具讽刺性，因为《弱者的武器》大概是少有的几部被跨学科引用的学术文献之一。至少就我自己的阅读经历而言，我在很多传播学的文献中读到过对斯科特“抵抗/支配”模式的介绍，尤其是研究中国网民行为动机的网众传播领域，“弱者的武器”几乎就和“沉默的螺旋”一样流行。然而这种使用，大多是格言警句式的摘抄，是为了给单调的文本增添学术调料，而缺乏对于模型适用性的考察。
作者遵循哲学家戴维森的“彻底解释”路径，认为隐喻性的概念给人以思维方式上的启发，却回答不了更深层次的问题。比如“钉子户”和“地摊”并非对现代性扩张的抵抗，有一些地摊户甚至对于在新街道新楼群摆摊感到愉快。比如在征地过程中，村民与政府间有时会达成一种互惠的联合。又比如有时农民在现代化手段上非但不保守，还会走得比国家还要激进。所以传统与现代之间本就有可以“共度”的空间，只有沿着整体论方法的地志学路径，才能将问题“连根拔起”。
在征地问题上，印象较深的是作者提出了“道德遗产”的概念。农民之所以愿意接受非常低的补偿款，来源于一种普遍的道德期待：即农民尽管有时受到官方的欺骗，但是他们还是相信，“国家”会为他们的“眼前吃亏”埋单，相信国家不会不管他们。也就是说，他们相信一种延时的报偿。我们且不管此处的“国家”是否是一个虚指，不管农民的期待是否合理，至少在一定的时期内，这样一种基于国家的“工具理性交往”有利于乡村秩序的稳定。然而这种平衡却具有先天的悲剧性：“当今天的农民仍然在用一种推己及人的宇宙观来想象自己与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将土地想象成‘国家的’时，当下的地方政府却在以‘法制’之名，脱掉自己对于地方老百姓生死攸关之事的父母官责任。”农民的“道义经济观”，已经成为国家积累廉价土地资本的砝码。
耕地消失之后，小村人的奋斗开始围绕宅基地展开。第三部分“居”聚焦于小村人建设新农村和改善城中村的努力，既是从时空角度阐释农民家园意识的尝试，也是对前一部分遗留问题的合理延伸。与之前的水和土相比，家宅除了实用性的功能，更体现出村人的世界观和宇宙观。在平均主义的底色上，小村人的实际做法颇耐人寻味：村民们会默许村中享有威望的精英盖更加豪华的房子，基本上无人表示不满，因而“村庄居住空间总是处在一种构建差异空间作为秩序维系的过程中”。小村人对于层高的迷恋显示了在宅基地平等的基础上，高度就是权威的道理。我们可以在书中读到村委会主任对于自己造小高楼的辩解：我本来也只想盖五六层，但是周围那些比我窝囊的人都盖了五层，我怎么好意思盖得低？一般村民的逻辑则是，有实力的人当然可以比我造得高一点，但是我一定要盖“一所与别家相当的屋子”。
在作者看来，上述管死了地面面积，开放出垂直空间的“管地不管天”共识，即是对土地占有平均主义的一种“差序性补偿”，也是经济理性的反映。每个盖屋的农民都心知肚明，无论多高的房子，都无法避免有一天被政府以各种理由拆毁。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建房行为就是一种等待被拆的投资，盖得越高，拿的补偿可能也越高。根本的原因是，“农民将眼前的物‘屋’看做报称和还报的链条上的一环，将‘屋’看做可以变幻和消失的‘身外之物’。”以土地换宅基地，再以楼房换城市生活的两步走，成为他们心目中理所当然的生活愿景。于是此处的主题又和上一部分衔接了起来：农民再次坚信，补偿总会有的。
因此，我们会看到一种奇异的景观，本来具有强烈剥夺性的城市化，“变成农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互惠—补偿’”，不仅是官方继续大规模征地并明令改造城中村，农民自身也向往一种全新的图景。于是在作者近几年的回访中，小村的变化越来越大，到处都是正在进行的拆旧建新工程，如同一个过度透析的肾。在这种自愿的高歌猛进中，首先牺牲的是周遭的耕地和滇池的环境，随后付出的隐性伤害，比如精神创伤与社会资本等，则埋伏在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
作者坦言，如果要找到一种别样的整体论概念来描述小村几十年来的经历，他“此刻仍然无法道明它”。采用任何一种理论进路，都很难跳出特定的“概念图式”。在第二章的结尾，作者阐明了自己对于政治人类学研究的期望，个人认为对于其他学科也颇有借鉴意义：面向融贯的混乱，以彻底解释的方式，超越既有的理想类型，使与经验相融贯的概念和原则得以“外显”。
作者对于小村的回访是全方位的。驻扎期间，朱晓阳和诗人朋友于坚拍摄了一部名为《故乡》的纪录片，记录下了小村人日常生活的珍贵片段。作者在全书的结语里特意提到了片中一个叫小寡的中年男人，他当年和作者同在一个生产小组，失地后成为了彻底的边缘人。作者访谈过他两次之后，2008年夏天的一个午后，小寡喝醉后在睡梦中突然去世。同村有老头给出了一段魔幻主义的描述：“下午他去农贸市场，太阳很厉害。他睡在水泥地上，蒸发，水蒸气，就这样烧死了。”这就是对于生命最后的临摹：偶然地被阳光烧死了，连一点悲伤都来不及留下。
故事还没有完，不管农民与国家与现代主义恐龙如何融贯与对抗，更多“废弃的生命”将被伟大工程的阴影赶上。那些所谓的话语权，也仅仅是在古老的胶片上，留下一道寂寂的划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