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2011-1
北京大学
姚洋
364
无
收入本书的21篇文章是我过去八、九年间写就的非专业性文章中比较“严肃”的一部分。说它们比较“严肃”，是因为它们所关注的主题比较宏大，且写作方式接近专业论文的风格；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文章是我专业研究的延伸。另一些不那么“严肃”的文章，则收入我的另一本集子《穿行于现实和书斋之间》。本书的21篇文章，按主题分成四编。第一编“解释中国经济的成功”收录了五篇文章，均涉及我对中国经济为何取得成功这一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解释。我的专业是发展经济学，硕士、博士论文都是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的，执教北大之后的六、七年，也主要研究中国农村的土地问题。自2005年之后，我开始转向新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其中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试图为中国1978年之后的高速经济增长提供一个政治经济学解释，本编的五篇文章就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我一向认为，就经济政策而言，中国没有特别之处，中国的成功可以归结为灵活地采纳了新古典经济学政策建议、或日“华盛顿共识”的结果；我们要认真追问的是，为什么中国政府能够采纳这些政策？毕竟，成功实现快速经济赶超的国家并不多见。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要研究政府做对了什么。因为这个原因，学术界和社会上就有人把我归入左派、甚至“御用学者”之列。尽管我和新、老左派之间有较大的差异，但把我归入左派我也没有太大意见，读者从本书第三编和第四编里的文章可以看出我的政治倾向。在中国，左派和右派的一个差别在于，右派强调普适价值，因而在政治主张上基本上奉行“拿来主义”，左派则更愿意对拿来的东西持批评态度，更倾向于在中国发现新的东西。
本书致力于探讨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对过去3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理解、分析相关解释及中国的增长对其他经济体的启示；第二部分归纳导致中国经济成功的“中国模式”，并总结和批判其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讨论平等与社会公正，提出当代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及意识形态在其中所发挥的影响；第四部分着眼于农村建设，关注农村的治理问题，提出对解决当前“三农”问题的个人见解。 本书主题宏大，文笔生动，充分展现了作者对于中国的改革及其成功和问题。的深入剖析，显示了一名知识分子严肃的学术思考和公共表达。任何关注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人，都可以在本书中找到灵感与共鸣。
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主任，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管理委员会主任、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同时担任《经济学》（季刊）主编、Agircultural，Economics副主编、World Development副主编以及《世界经济文汇》、《中国金融学》、《公共管理评论》、China Economic Jourhal以及Journal of Rural Cooperatives学术委员会成员。获.第一届浦山国际经济学奖（2008年）、第二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2008年）和2009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被评为2006年北京大学十佳教师、《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青年领袖。
一、解释中国经济的成功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由来 泛利性政府——东亚模式的一个贡献 地方性创新和泛利性执政党的成功结合——对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的一个解释 体制的社会主义和道义的社会主义 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二、中国模式批判 北京共识的终结 制度供给失衡和中国财政分权的后果 意识形态的终结? 调整经济结构，重启改革议程 民主与法治 一条中国式的民主化道路?三、平等与社会公正 当代中国问题的复杂性 论能力指向的平等 意识形态与国家的角色 论和谐发展四、建设和谐的农村 城乡差距，差在哪里? 小农体系和中国长期经济发展 “三农”问题的出路 村民选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 效率，抑或政治需要?——评《农村土地承包法》 国家与乡村社会的重建——中国农村发展观的两大范式转变
增长共识带来了体制的变革。一部分改革是构想并设计出来的，如提高农产品价格最初是为了增加农业产出，但是，许多变革并非经过事前设计。家庭经营不是计划好的，但因为这样能增加粮食产量，最终也被接受，甚至得到党的高层的鼓励并加以推广。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国有企业民营化是另外两个例子。邓小平说乡镇企业是“异军突起”，出乎他和其他领导人的预料。更重要的是，乡镇企业的兴起颠覆了长久以来“农民就该种田”的认识。但是，既然乡镇企业不仅能增加国民产出，而且能提供就业，因此也就得到了默许。国有企业民营化更是触动了计划经济的根本，而且动摇了党的传统社会基础——工人阶级——的地位，但因为它能提高企业的效率，因此也得到推广。一旦目标设定，制度便成为实现它的一个工具。第二个例子是价格双轨制改革。于1985年正式开始实行的价格双轨制是在两种倾向——即完全抛弃和继续坚持计划定价——之间的一种妥协。价格双轨制允许国有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限额之后在市场上自由销售产品和购买原材料，而市场价格往往高于国家计划的价格。最明显的例子是1981年到1994年之间实行的双重汇率制度，中央政府维持一个官方汇率，同时在上海等地开放一个掉期市场，企业可以在这个市场上以较高且浮动的汇率自由买卖外汇。价格双轨制使经济激励开始在国有企业的决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它也导致了众多始料未及的结果，远比其本身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更为深远，其中之一是为非国有制企业提供了发展空间。最好的例子是乡镇企业。这些农村企业不属于中央计划范畴，因此改革之前在原材料购买和产品销售方面障碍重重。尽管它们在20世纪70年代一度有过非同寻常的发展，但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微不足道。价格双轨制为乡镇企业进入市场提供了新的机会，使之得以迅猛发展。刘遵义、钱颖一和罗兰认为价格双轨制为中国带来了帕累托改进，既在没有伤及任何人的利益的前提下改善了多数人的状况。这个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价格双轨制也带来了一些严重的后果，其中之一是价格的差异创造了巨大的寻租空间，企业和控制配额的政府官员可以通过把配额卖给其他企业和个人，从而轻易致富。在20世纪80年代末，“官倒”成为一个流行词汇并激起了公众的极大不满。但是，控制配额的是往往是党内或政府的强势人物，因此，对很多学者来说，像价格双轨制这样的部分改革会造就一些坐享好处的利益集团，从而使进一步的改革变得非常艰难。但是，中国的发展证明，这种预言错了。在20世纪90年代初，双重价格开始被统一成单一的市场价格，到1994年，最后的双轨制价格即双重汇率被取消。中国共产党没有被既得利益所限制，而是坚决地把改革推向新的阶段。第三个例子是国有企业民营化。从1984.年开始，国有企业改革就成为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尽管当时也有民营化的呼声，但政府工作的重点是通过调整国有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来促进绩效。比如，在农村改革中屡见成效的承包制被引入到国有企业，经理承包成为20世纪80年代国企改革的主导方式。但是，经理在承包过程中只能做到负赢不负亏，承包制不能根本解决国企的激励问题。邓小平南巡之后，广东顺德和山东诸城开始了国企的民营化。经过广泛的调研和讨论，中央政府于1995年出台了“抓大放小”的政策，决定保留500-1000家大型国有企业，允许较小的企业租赁或转让。从“放小”政策衍生出来“改制”，在很多情况下，改制就是民营化。到2005年底，1995年的国有工业企业中的76.7 ％都已经民营化或破产了。与民营化相伴随的是国有企业就业数量的下降。裁员的高峰发生在1998年，这一年国有企业中有两千万员工下岗或失业。从1995年到2005年，约四千万国有部门的职工经历了下岗或失业。值得注意的是，民营化并不一定是导致大规模失业的原因。有研究甚至发现，民营化使企业的绩效变好，从而增加就业。民营化之前，国有企业存在大量冗余的职工，而且他们之中的大部分已经很多年没领到工资。这个问题在改制之前是被掩盖的，民营化只不过是把冗员这个“烂柿子”的皮捅破了。
《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无
对中国取得成功的详尽介绍和分析，不同角度、另辟蹊径，好
书真是不错书真是不错
中国道路有何特殊之处，作者有其独特的视角。
就是观点有点单调
观点很主流！好像是教科书！感觉没什么新意！
观点有点老，但是也有不少不错的 观点
内容很枯燥，无法引起兴趣看
作者对问题的论述比较客观，言辞平和中立，尤其对党的转变的认识，意识形态和政府的认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