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情的观察者
2012-11
北京大学出版社
[美]露丝·贝哈
172
160000
韩成艳,向星
无
1985 年，哥伦比亚的一场雪崩来袭，一个村庄全部被埋入泥浆。伊莎贝尔・阿连德（Isabel Allende）从电视上目睹了这场悲剧，看到大批的人被泥浆吞没，无助的她想要宣泄心中的悲痛。在她的短篇故事《塑造我们的泥土》（Of Clay We Are Created）中，阿连德写到了奥迈拉・桑切斯（Omaira Sanchez），一个成为众多媒体关注焦点的13岁小女孩。捕捉新闻的摄影者、记者、电视摄像者，这些在拯救女孩的生命过程中束手无策的人，纷纷在小女孩被困的泥浆旁俯下身，用他们好奇而无用的目光注视着她的痛苦。在这些同样身处恐惧的观察者中，自然也包括盯着荧屏上这场残酷“秀”的阿连德自己，在文章中，她着重描写了一个摄影者罗夫・卡乐（Rolf Carlé）。他也一直在观看，凝视，报道和拍照。突然，好像有什么东西咬到了他。再也无法忍受在相机背后默默地观看这一切，他开始拒绝站在一个无恶意的观察者的立场去记录悲剧。罗夫・卡乐扔下相机，蹲伏在泥浆上，用胳臂抱住奥迈拉・桑切斯，此时她的心肺都已衰竭。作为一个好的动情的观察者的例子，罗夫・卡乐展示了一个目击者在灾难面前的两难困境。在大屠杀中，在折磨面前，在飓风刮来，在地震过后，或者也可说得更直接些，在记忆中隐约可见却又不会彻底消失的恐惧，在一个你身处寂静厨房的深夜里，全部向你袭来，就像一个故事的讲述者向一个聆听者敞开心扉，重数着她身上被划开的一道道伤痕，你作为一个旁观者，会躲在相机的镜头后，会开着录音设备，会把笔握在手中吗？类似尊重、慈爱、怜悯这样的底线是否不能逾越，哪怕是为了留下记录？但是，如果你不能停止恐惧，难道你不是至少应该记录下它吗？阿连德觉得，一旦她写的故事被出版，奥迈拉便可能会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但在她为因患卟啉症而突然逝世的女儿所写的感人回忆录《宝拉》中，她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奥迈拉的故事中，其中有一种神奇的幻象预示着未来将要发生的事。这一次，阿连德痛苦地处于悲剧的边缘，没有任何电视屏幕可以作为她的缓冲器。就像罗夫・卡乐一样，她必须同自己的女儿一道“陷在泥浆里”，女儿处于昏迷中，她的目光凝聚在“死亡升起的地平线上”。坐在宝拉这个永远都不会醒来的睡美人身旁，阿连德，手里握着笔，放弃了幻想其他世界存在的可能性。屈服于棘手的现实，她觉得自己踏上了“一条不能回头的隧道之旅，我望不到出口，但我知道它一定就在那里。我不能回头，只能继续往前走，一步一步，直到终点。”对我来说，人类学也是一条类似的隧道之旅。作为一个人类学家，你去到异地，但却并不是仅仅到坐落在坎塔布连山脉有着坚实墙壁的房屋的西班牙村庄去旅行，也不是到有无精打采的飞机盘旋其上的底特律的花园公寓去度假，或者是去一个有着破碎的粉红色圆柱和没有任何希望的港口城市哈瓦那，即使人们告诉我那里是我的出生地。失去，哀痛，对记忆的渴求，想要融入身边的世界却不知道该怎么做，害怕受到周围的冷漠、白眼和不待见，对懦弱的气愤，那些总是挑衅之事发生后迟来的洞见，写任何东西都觉得毫无意义的无力感，突然燃起的写作欲望，这些都是路上不得不停留的地方。在旅程的最后，如果幸运的话，能够瞥到灯塔的一角，这时感激之情就会油然而生。说到底，生活还是很慷慨的。这肯定不是我们在大学学到的人类学，这听起来也不像是可以获得博士学位的素材。这也绝对不是能让你从国家科学基金会得到助学金的人类学。坦率地说，这也不是我通常告诉人们自己所从事的人类学。
在这六篇极具情感的文章中，作者透过揭露自身的生命故事，深刻反思其在西班牙、古巴及美国的田野工作，将洞察力、真诚及怜悯注入其中，把民族志与回忆录巧妙地交织起来，并将反身人类学、女性主义自传性书写，以及多元文化与离散论述融会贯穿。作者认为，感性人类学书写不仅有治疗的效果，也可以挑战、对抗各种僵化与单一的意识型态，激发实践的动力。总的来说，这不是一本民族志，而是一本充满学术反思的类自传体，具有一定开创意义。
露丝·贝哈（Ruth Behar，1956—
），犹太古巴裔美国作家，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代表作除本书外还有《被转述的女性》（Translated
Woman，1993）。
第一章 动情的观察者
第二章 死亡与记忆：从圣玛利亚到迈阿密海滩
第三章 我的墨西哥朋友玛塔
第四章 石膏里的女孩
第五章 去往古巴：散居、回归与绝望的民族志书写
第六章 令人心碎的人类学
版权页： 幸运的是，在这条追寻之路上我并不孤单。 例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一位精神分析学教授，与人合著过一本有关躁狂抑郁症标准的医学书，现在不就是在她的回忆录里坦诚自己就是个受伤的治疗者，她自己也承受着躁狂抑郁症吗？在《我与躁郁症共处的三十年》这本有关暴躁情绪的回忆录里，贾米森并不避讳她把自己的焦虑转为方法的事实。书一开篇，她说自己并不确定把自己的疾病公之于众会产生什么影响：“对于坦露自己受到躁狂、抑郁和精神不正常的袭击，包括需要持续接受药物治疗，我有很多担忧。临床医师，由于显而易见的医生许可权和医院权威的原因，不愿让他人知道他们自身精神病方面的问题。这种忧虑也得到充分保护。我不知道这样公开讨论这类问题会给我的私人和职业生活带来什么长久的影响，但是不管结果怎样，这都会比一直保持沉默要好。我已经厌倦了隐藏，厌倦了那些被浪费的纠结的精力，厌倦了伪善，厌倦了我好像有什么要隐藏一样。” 在书的后面，贾米森谈到了她与史舒（Mogens Schou）的相遇，史舒是位丹麦精神病学家，他正尝试用锂盐治疗躁狂症。在新奥尔良密西西比河上的一艘船上，他直截了当地问她：“你研究情绪障碍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她有些迟疑，他则说到自己研究情绪障碍的原因--因为他有家人患有抑郁症和躁狂症。“事实上是这种强烈的个人动力推动着他所有的研究，”史舒鼓励她在研究、写作和教学中用到自己的经历。虽说如此，她仍感到焦虑：“我的一些同事会因我生病而对我的工作产生偏见吗？……比如说，我正在参加一个科学会议，当我提问或质疑发言者时，我的问题是会被当成一个研究治疗情绪障碍多年的人提出的，还是会被当成一个有着高度主观性、个人偏见的人故意搅场而提出的？这一前景很糟糕，会让人失去学术客观性的保护伞。当然，我的作品很大程度上也被我的情绪和经验感染。它们深深地影响了我的教学，我的工作，我的临床实验，以及我选择的研究对象：躁狂症。” 贾米森并不仅仅是一个受伤的治疗者，她也依赖知识生活：一旦她的病情得不到控制，她会停止一切可能的治疗。她十分真诚地坦白，自己并不能保证一个稳定的锂盐疗程能让她一直保持健康状态。就像她说的那样，“我知道自己听着那些关于治疗躁狂症的新方法，并非仅仅是出于专业兴趣。我也知道自己在其他医院谨慎地巡查时，会经常观看它们的精神病房，检视它们的隔离间及电休克疗法的设备，评估医院的基础设施，在心里排名打分，在我不得不接受人院治疗时可以选择去哪一家。我脑子里总是会预留一些空间来做最坏的打算，大脑其余部分则会相信要是我准备充分，最坏的事情便不会发生。” 我的一个医学人类学家同事告诉我，贾米森能在这个时候暴露自己脆弱的主要原因是，生物化学领域的发展，使得人们对抑郁症的生物化学根源有了新的认识，也使得医学的药物与治疗能够控制病情。换句话说，科学已让人不再觉得说出自己有抑郁症有什么难以启齿的。我们看到这一发展正在发挥其作用，鲍威尔（Colin Powell）在宣布他不参加总统竞选的新闻发布会上，在被问及他妻子患抑郁症这一话题时，很有分寸地答道：没错，她得了抑郁症，不过她正在接受医药治疗，就像他自己“大部分时间”靠吃药控制自己的血压一样。
“麦克尔森问道：‘悲伤和眼泪有什么价值？人们怎样才能为生活政治的目的而去使用它们？’这里我尽量试着回答一下这一问题，这个问题更多是一种修辞问题，一个并非真正需要答案的问题。我想起了电影《大屠杀》，一部用尽悲伤的作品，因为所有的眼泪都已流尽。朗兹曼（Claude Lanzmann）的目的不是为了呈现过去的恐怖影像，而是要反驳那些认为这场大屠杀不可能发生的叙述。他致力于‘拍摄死亡/失落’。他要‘呈现电影中缺席的死者’。朗兹曼带着他的摄像机回到那些平淡无奇的地方，正是在那些地方，犹太人从日常生活的世界被转进集中营的世界。他回到火车站大楼、铁轨和月台，一切都仿佛停留在1942年，根本不曾改变。朗兹曼说：‘我需要铁与钢的那种永恒持久，并将自己附于其上。’他拍摄了跨越集中营及其之外世界之间界线的那些幸存者。他拍下了当下和过去、生者和逝者的距离。‘他们能够彼此交叉跨越，然而他们和我们都不在任何地方，而只在当下。’”是的，我们不在任何地方，只在当下。而我就在这里，在德克萨斯州，一个我并不认为我想要出现的地方，但是既然我出现在了这里，我就要深呼吸，继而微笑，并享受我依然活着的快乐，就像通俗的肥皂剧明星抑或是一个乡村歌手，挎着一把琴弦紧绷的吉他，我看着眼前的观众，准备高声吟诵那些我在深夜写出的语句，尽管当时我已非常疲倦，很想忘记一切蒙头大睡。我说道：“你可以称之为多愁善感，你也可以称之为维多利亚时代和19世纪，但是我要说的是，不能让人心碎的人类学，根本不值得再继续。”我是认真的，认真得不能再认真。因为我的心已经碎了。因为那个我希望他能听到我为他唱这一曲挽歌的人不在这里。他无法来到这里。
一个饱含情感的故事。作者通过不断再现过去，保存记忆，对抗人终将被遗忘的命运。——Stanley Trachtenberg，The Washington Post Book World作为一个“穿越边界的女性”……露丝•贝哈的视野中融贯了洞察力、真诚和同情。——Diane Cole，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露丝•贝哈让我确信，动情的民族志将会创造出比过去那种保持距离、不带情感的学院人类学更有意义的人类学。——Barbara Fisher，The Boston Globe 露丝•贝哈的随笔集，评估了[自身]情感和经验对研究及写作的影响，对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关系的影响……很是感人！——L. Beck，Choice 在这六篇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文章中，露丝•贝哈引人入胜地例示了展露“观察者的自我”的重要性。——Anne Valentine Martino，The Ann Arbor News 露丝•贝哈的人类学视界之所以如此吸引人，端因她不断回望。记忆不会消隐无踪，虽会褪色变淡，但终会留下印迹。作为一位动情的人类学家，她使得我们置身的这个世界成为一个更易理解的希望之地。——Judith Bolton-Fasman，The Jerusalem Report
六段深情且精妙回忆录，六段悲愤且怜悯的感情史。六段浓烈且刚强的历史事。六段激情与不屈的民族志！《动情的观察者:伤心人类学》是一部开创之作：作者将自传与民族志融合到一起，创立了半自传体民族志，倡导带有情感的学术。作者是位多情易感、同时亦勇气十足面对苦痛回忆的女性主义人类学者。这是一本特别适合对自我与他人之苦、模糊的记忆与心境特别关注且有感受的读者的书。
摘下人类学的学术面具《伤心人类学》，露思•贝哈 著，台湾群学出版公司，2010年10月版人类学研究令作者回到自身成长背景，这样下去人类学很容易沦为文学；但从另一方面看，人类学又确实有文学般的魅力，其论述令人神往，如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所具有的文学价值。 自近代马林诺夫斯基开始，人类学家一直质疑自身应否保持学术研究的中立位置，观察研究对象的社群，所谓“反身人类学”(reflexive anthropolgy)就是针对这问题，不单提出人类学家应该介入研究对象的情感，研究更应从自身认同出发，这在人类学界掀起很大争议。直至后现代社会，由于女性主义等各种新思潮兴起，好些人类学家对传统学术规范亦大大质疑，像露思•贝哈这样的人类学家，就希望将研究连结到身份认同，在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重新审视自身的古巴犹太裔女性身份，用情感充沛的文学语言作人类学书写，对这种学术取向，有人赞许也有人批评，但不能否定其创新的意义。 《伤心人类学》试图摘下人类学的学术面具，呈现人类学家真正的面目，作者以智利女作家伊莎贝•阿连德纪录灾难受害者的短篇《我们从泥土受造》，以及忆述女儿夭亡的小说《宝拉》作比较，解释当作者书写其观察对象时，会把对象的苦与乐连结自身经历中相似的部份，由此讨论人类学传统所界定的研究范围。作者曾提及她那未受专门教育的舅妈所问的问题：什么是人类学？并记下舅妈立即回答的话：就是研究人们，还有他们的习俗……但人类学研究之所以出现，全是因为西方殖民政府研究落后社群生活的需要，使作为人类学家的他去观察研究对象的“他们”的世界，像卧底般介入“他们”的生活，然后又抽离地为研究对象作客观著述。如果人们的生活也包括他们的情感和生活中遇到的艰难，那么坚守学术人传统，作距离式的观察，究竟又能否令人类学家更了解研究的对象？这就是书中第一篇文章《易受伤的观察者》(也就是原文书名)所探讨的问题。作者发现，虽然文化人类学家纪尔兹反对西方人类学的距离式传统，却仍然声称人类学研究应为公开性活动，而反对内化的自传式人类学文本，于是她提出“易受伤”(vulnerability)这一词汇，并把自己归入新兴的人类学趋势，即以“我”介入“我们”的“自我民族志”代替“他”观察“他们”的传统人类学。对贝哈而言，人类学家之这样做，完全有自我治疗的况味，因为自我介入的生命故事，对人类学家本身也有自疗的作用，因此研究者必须首先返回自身的问题。而“返回自身”的追溯，其实就是人类学家“易受伤”个性的又一明证，不过易感、易受伤并不一定就是脆弱，它可以化作研究者下笔时的情感力量。人类学研究令作者回到自身成长背景，这样下去人类学报告很容易沦为文学；但从另一方面看，人类学又确实有文学般的魅力，其论述令人神往，如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所具有的文学价值。《伤心人类学》一书中收录了作者一些富争议性的人类学报告，其争议性就在于作者自身的“介入”。《死亡与记忆》将西班牙圣玛丽亚山城与作者祖父的离世及作者对他的记忆关连起来，个中的文学魅力也在于此。作者发现，老迈祖父的死亡并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因为圣玛丽亚山城的老年人口也意识到自身及其文化的消逝。当时的西班牙处于佛朗哥统治的晚期，年轻人都听取了长辈劝告，而到北欧等地当外劳，曾被佛朗哥赞扬的西班牙传统村庄文化於于出现了断裂，茕茕独立的老者开始计划自己的死亡，包括葬礼的细节。当作者详细地记录村民的对话时，渐渐地发现自己还没有思考死亡的时候，圣玛丽亚山城的村民已经准备好自己的死亡，原来当一个人类学家置身于家人离世和这种人类学见证之间，是无法回避灵性上的震撼的，尤其是当切身体验冲击学术研究的中立原则时。 作者以“我”的身份重新审视“我们”，她的其中一部著作就是研究古巴犹太家庭命运的《一个称为“家”的岛屿》，作者十分熟悉这问题：因为古巴社会主义政权的缘故，她和家人为了寻找更幸福的生活，而争取成为美国公民，当贝哈成为美国人类学教授后，对祖国的怀念又反过来质问她当初留学美国而取得公民身份的决定，这是很吊诡的感觉，在作者决定研究美国墨西哥边境村民生活时，感觉就益发强烈。《前进古巴：离散、回归与绝望的民族志书写》或许令人想到萨依德关于流亡的著作，文章梳理出古巴几代知识分子从离散到回归的心智历程，这篇文章表面上却不带半点学术色彩，作者谈及她在美国成为人类学家后认识一些古巴诗人的经过，基本上以“夹叙夹议”的形式，讲述双方认识经过，他们怎样欣赏美国诗人如“垮掉的一代”金斯伯格，及女诗人塞克斯顿、毕肖普的诗作。也许有人会问，这会变成一种文学吗？作者确实曾担心过民族志会沦为欧普拉(Winfrey Oprah)的脱口秀式表演，从称为《让你伤心的人类学》的那次演讲中(也是原文书名的副题)，作者的确向听众表达她对这门源自猎奇式观察异族的学问发展忧心忡忡，她也说明田野报告并不是冷冰冰的学术研究，而是亲身经历人生的各种阶段。是的，作者并非欲以后现代概念颠覆学术传统，而是从学科源头追问研究的真正意义。没错，正如她引用了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说的那句话：这门学科是“如此受自责所折磨”，人类学的意义应该超越了无感情的客观描述，上升至反省生命及文明的层次。——图书馆职员，香港 彭砺青(深圳晶報﹕ 2010年12月05日 星期天)
无
可读性不错，反思民族志的代表作之一，不错。
人类学系列的书真的很打动人心！看起来很有作者那种矛盾的心情。
优点，书的封皮设计很美观缺点，翻开一读，还有一点意思，但深看内容，其实真不知道里面谈了什么。我不知道是作者的表达混乱还是翻译出了问题。总之，这本书不值得一买。
之前看的台湾的版本，现在大陆版本终于有了。还不错……只是作者行文有够啰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