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培养好公民
2013-3
清华大学出版社
无
总序：教育，永远面朝未来傅国涌我曾在老杭大图书馆的七楼、八楼呆了大半年，几乎天天去那里，主要是看旧《大公报》影印本，也顺便看看其他的旧报刊。有一天，我在那里发现了一堆《教育杂志》，随手拿起来翻翻，那一期正好是1935年1月号，有“全国专家对于教育救国的信念”、“全国专家对于学制改造的态度”、“全国专家对于教育上特殊问题的意见”，周予同、吴俊升、王造时、周鲠生、杨端六、高觉敷、陶孟和、吴经熊等各领域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谈教育，他们知识背景各不相同，对教育的理解也有很多不同，但他们各抒己见，坦诚地将自己对教育的看法贡献出来。（已收入本丛书中的《给教育燃灯》）抚摸布满灰尘的旧杂志，许多观点今天读来却依然新鲜。冬天的图书馆，不仅铁铸的楼梯是冰冷的，连每一页纸都是冷冰冰的，但是那个冬天因为很多的发现而变得温暖。1909年，《教育杂志》诞生之时，正是晚清新式教育勃兴之初。已有十几年历史的商务印刷馆，在教科书编辑上刚刚获得巨大的市场，有意在教育上为古老的中国开辟新路。1909年到1948年，可以看作新式教育在中国最初的起步阶段，却是一次壮丽的跋涉。《教育杂志》在这四十年间，历经世变，清朝垮台，民国破土，袁氏称帝，军阀混战，北伐洪流席卷江南，日本虎视眈眈，九一八到一二八，卢沟桥到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内忧外患连绵不断，《教育杂志》也曾两度被迫中断，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停刊，直到1934年9月复刊，1941年12月随着香港在太平洋战争中沦陷而停刊，直到1947年1月才复刊。最终在政权更迭的前夜，1948年冬天戛然而止，画上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句号。然而，在四十年间出版的三十三卷三百多期杂志，却保持着连贯的气韵，将几代教育研究者、第一线教师和教育编辑的思考和实迹记录下来了，体现了他们的教育报国情怀，他们在一个大变动时代推断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持续努力，他们在动荡岁月里以教育为切入点不断回应外部环境挑战的精神，他们开阔的视野、开放的胸怀，他们对每个具体教育环节细致深入的探索，都足以令后来者动容。如果考虑到这一切都是在那样不安定的环境下完成的，就更加难能可贵了。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从容，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坚定，他们安静的心态，开放的姿态，呈现出的正是这个老大民族在文化根脉未断时健康的状态，他们面临的压力、挑战是前所未有的，但他们并不妄自菲薄，他们更没有固步自封，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寻找合适的教育，他们在特定的时代探求一条更富前瞻性的教育之路。三百多期杂志涉及教育的方方面面，不仅有教育思想、教育理论的探究，也有具体学科、课堂教学的深入，不仅有对中国教育的回顾、摸索和展望，也引入了大量外国的教育资源，不仅有小学、中学、大学教育的讨论，也有职业教育、平民教育的拓展，特别是公民教育的线索始终清晰。大量的国内外教育资讯和国外教育期刊的介绍，也为当时的中国教育界引入了活水源泉。在这里，教育从来不只是学校、学科教育，更是全人教育、终生教育。作者和编者呈现在世界面前的不只是对教育的专业思考和实践，更是他们完整、健康的价值观，他们的思想或许是多元的，甚至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但他们的负责、他们的认真，都是值得尊重的。他们眼望世界，他们脚步实地，他们有自信，更有谦卑。台湾出版的《《教育杂志》（1909—1948）索引》，使我们可以更便利地检索四十年间《教育杂志》留下的资源。在许多不同的时期，《教育杂志》曾推出许多有深度的专号，涉及教育的各个层面。1923年6月的“赔款办学计划专号”，就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余额给中国办学，陈启天、周太玄、张印通等十多位教育家和教育研究者发表了看法。同年8月推出的“性教育专号”是中国对学生性教育问题首次集中的探讨。（已收入本丛书《让性回归常识》）1924年1月、2月，连续推出《小学各科教学专号》，执笔的包括沈百英、舒新城、吴研因、黎锦熙、王伯祥、周越然、丰子恺等人。当年10月推出“小学教育参考书专号”。1925年1月20日推出“职业教育专号”，吴俊升、卫士生、刘湛恩、夏承枫等人执笔。1927年9月、10月连续有两期“平民教育专号”、“城市平民教育专号”，1928年3月有“职业指导专号”。1929年5、6月，连续两期都是“实验小学教育专号”。1930年6、7月两期是“现代世界教育专号”，不光介绍英、美、法、德国的教育，也介绍了意大利、西班牙、瑞典、日本、土耳其、印度等国的教育。1931年8月是“成人教育专号”。1935年5月，以全部篇幅刊登“全国专家对于读经问题的意见”，蔡元培、唐文治、任鸿隽、李书华、江问渔、翁文灏、陶希圣、林砺儒、柳亚子等数十人发表自己的见解。同年8月有“上海市推行识字教育专号”。1936年4月有“毕业会考问题专号”。1941年1月，推出的“抗战以来的高等教育专号”，穆旦介绍抗战以来的西南联大，王星拱介绍武汉大学，共介绍了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岭南大学等二十七所大学，有国立、私立的和教会大学，有综合性大学，也有专门的学院和上海美专、西北技专等专科学校。7月出的“抗战四周年纪念号”，介绍了抗战以来四川、广东、江西、贵州、湖北等地的教育，及中央大学等高校。1947年1月，《教育杂志》复刊伊始，就连续两期推出“战后中国教育专号”，不仅讨论大学、中学、小学、师范等学校教育，而且讨论国民教育、文盲教育、职业教育、华侨教育、边疆教育等。1948年是《教育杂志》最后一年，1月有“中国教育学会年会专辑”、四月有“教育心理研究专辑”、8月有“中学教育专号”，11月有“社会教育专辑”，专题如此密集也比较少见。包天笑的《馨儿就学记》、《苦儿流浪记》，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夏丏尊译的《爱的教育》等也都是首先在《教育杂志》上连载的。这些作品今天仍有读者，而《教育杂志》早已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中。但我深信，在这些发黄的老杂志中蕴藏着不会逝去的新生命。教育从产生之日起——无论是古希腊时代，还是我国的诸子百家时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提升人类。教育到底是什么？不少人眼中的“教育”只有“教”，没有“育”。“育”是什么？我们可以联想到孕育、哺育、养育、涵育……这些都跟生命有关。如果我们把这个“育”作为“教育”的重心，就可以想到“教育”从来都不只是一个结果，它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生命展开的过程，就像一棵树的生长，是从一粒种子到大树的过程。教育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它永远面朝未来。我粗浅的理解是，学校应该提供的是“常人”教育、“常态”教育，而不是“天才”教育、“非常态”教育。它只担负一个使命，培养普通人；不担负培养“天才”、“超人”的责任。学校并不担负培养爱因斯坦、莎士比亚、毕加索的责任……它不是为培养科学天才，也不是为了培养文学家、艺术家而存在的。试想贝多芬、莫扎特是学校能教出来的吗？他们本身就有天赋异能，在任何环境下他们都有可能通过自己的方式脱颖而出——当然，学校教育会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学校只担负一个责任，就是让一个普通人成为在精神上健全的人，成为具有文明常识的社会人，或者说一个负责任的公民。自进入民国以来，《教育杂志》发表了大量关于公民教育的文章，并译介了世界上许多先进国家的范例，从理论到操作，从理念到实践都有探索，将这些放在我们面前，有一种陌生的新鲜感。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贯穿其中的其实就是公民教育，在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许多老辈人对此都有记忆。那是一个中断的话题，在老杂志里却是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教育应该以人为本，而且应该以普通人为本的，尤其是基础教育。“把人当人”，不是说我们现在不把人当人，而是说我们现在更多的是把人当成工具。事实上，我们现在的教育设计更多的是把人工具化，因为学校要求学生在考试中胜出，要他成为考试的机器，整个设计的目的是为了考试而存在的，而不是为了教他成为一个人而存在的。这是最大的问题。当所有人都往这一个方向去的时候，你要扭转方向，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去拼，拼到最后大家都筋疲力尽了。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这些问题，民国的教育家和老师们大致上想清楚了，在诸多的文章和讨论中也一再得到了体现。在《教育杂志》存世的四十多年间，时局板荡，充满了不安和惊悚，但是，从教育家到第一线的老师们，包括关心教育的学者和各界精英，对教育仍充满着温暖的关怀，从没有停止他们的思考和探索，从各个不同的侧面不断地、一次次地逼近教育的本质。我试图在过去寻找未来。过去并没有过去，有那些前辈的思考在，有那些载入老杂志的文字在，他们已经融入这块土地，化作民族的精神养分。当我们打开尘封的杂志，这一切就会奇妙的复活。我把自己的想法与郭初阳、王小庆、蔡朝阳、许骥等朋友分享，得到他们的支持，决定先从中选出三个专题，重新整理出版。初阳一直关注中学生的性教育，他编成了《让性回归常识》，王小庆留意公民教育多年，他编了《如何培养好公民》，许骥编了《给教育燃灯》，蔡朝阳欣然写下万字前言，从一个中学教师的角度，向民国教育致敬。没有他们的参与，这套书就不可能编成。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接纳了这套书，愿与一同关注中国教育和中国未来的朋友们一起，继续朝前走。农村教育、职业教育、……都是值得关注的，也是《教育杂志》中现成的资源。我一直说，回望过去，不是怀旧，而是为了寻找未来。回望民国教育也是如此。2012年10月18日杭州
本书为回望民国教育系列之一。公民教育一般是指在现代社会里，培育人们有效地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培育正常公民的各种教育手段的综合体，在本书中，则包括国民教育、民族教育、平民教育、全人教育等概念。本书围绕公民教育的理论、问题、实践及国外的公民教育等几个方面，梳理出了公民教育在中国的特定含义和目标所在。公民教育的意义在于养成明达的公民，从了解自己和社会的关系，启发改良社会的常识，从而养成适于现代生活的习惯。这对于更新整个社会的教育观念，改进民众的思想意识，都有相当的历史性的价值。
回望民国教育系列：回望民国教育，从公民教育、性教育等具体的侧面到教育观，让读者看到上个世纪前半叶教育家和一线老师对教育的思考和实践，可以近距离靠近民国教育，真实地理解民国教育的来龙去脉。这些从《教育杂志》1909到1948年间发表的大量文章中选出的精华，无疑已成为珍贵的本土资源，足以为今天的教育提供重要的借鉴。
王小庆，1969年10月生，中学英语高级教师，现为杭州北苑实验中学教科室主任，《教师月刊》特约栏目主编，对儿童诗歌、语言教学、课堂教学评价以及教师发展等方面有所研究，在《中国教育报》、《教育研究与评论》、《江苏教育研究》等报刊发表过文章，编著有《好用的英语教学游戏》、《日有所诵•英文诵读》等。傅国涌，历史学者，独立撰稿人，1967年1月生于浙江乐清，现居杭州，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百年中国言论史、知识分子的命运史、企业家的传统等。著有：《金庸传》、《叶公超传》、《追寻失去的传统》、《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另一种读法》、《文人的底气》、《大商人：影响近代中国的实业家们》、《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等，编有《过去的中学》、《过去的小学》等。
总序 傅国涌前言 王小庆公民教育之基本理论论儿童社会之教育人权时代之教育略论公民教育平民的公民教育之计划国民性与教育论国家主义的教育民族教育与民族复兴国外公民教育之荐入公民教育问题公民教育论德国之公民教育新俄成人的公民教育德意志军国民教育的今昔观学校之社会的训练学校市之组织公民教育之实践修身教学法国中小学修身科教授要目修身作法教材之商榷修身科应用谚辞之研究公民科教学小学公民课教学法小学公民科的新教学“美国‘洛原斯公民教育制’”小学校之公民教育中学公民课程之讨论公民训练及学生自治公民的训练法公民的训练江西省会的公民训练（节选）现阶段中国公民训练之鸟瞰及其改进自治的训育学生自治（北京平民中学演讲稿）学生自治与军事训练清华学校试办学生法庭章程尚公学校儿童自治的昨今明上海中学实验小学儿童自治概况对于小学儿童自治会组织上的意见非常时期之公民教育非常时期的公民训练小学救亡教育的环境布置国民精神总动员与中学公民训练
人权时代之教育陈正绳选自《教育杂志》第十一卷第十号，1919年10月。陈正绳，教育学家、社会活动家。初民社会，浑浑噩噩，于自然现象，无以明其妙谛。由是而惊讶，而恐怖，拟之为神。而对所拟疑之神，则生严恭寅畏之情，莫之或畔。其身之所系属者，神也，其行之所取则者，亦神也。甚乃蹂躏他群，杀戮异己，亦自谓称天而行。此时代学者名曰神权时代。厥后社会演进，有黠慧者起而统治其社会之众。斯时众之视此统治者，殆如第二之帝天，戢戢然奉令从命，犹恐或失。其好恶取舍，必准于其君之意旨、或命令，故以夙夜匪懈，以事其君，为惟一之信条。此时代学者名曰君权时代。逮演进稍深，知出治之君，亦犹乎吾人，且无异吾人任使者，则其行法于民，施政于民，自不可不本于吾人之好恶。于是聚其群之智且贤者，谋立法制度，以为社会制治之具。于此之时，固稍稍解脱于神权时代之迷误，与君权时代之淫威，惟必须凛遵恪守此人为之死法，故此时代学者名曰法权时代。是三时代者，其于人生价值衡之，都无有当。何则？以其皆无发挥个人天赋才能，俾得成己成物之功，而皆有刍狗灵才，戕贼天性之害耳。夫神权时代，所以范束人心者，宗教的信条。而宗教的信条，以无所用其思辨审度，隤然墨守，足矣。由是而人畀之才，以无所用而消亡，则生人化为木偶矣。且黠者假神之命，有时或至诛锄残虐，贻社会以莫大之祸。征诸往事，此固神权时代必不可免者。至君权时代，所以范束人心者王法，时或杂以神道，其社会之众，无所用其才德心能，殆无以异于向之神权时代。惟能俛然以就其君之衔辔，斯为忠顺之良民，其君则褒之奖之，有时群雄角逐，各怀取而代之之时，则其为祸于忠顺之民，殆洪水猛兽，不足以喻其万一也。此亦验之前事，可决君权时代必然有之结果。若夫法权时代，宜若可以长久相安矣。无如其于磨砻奋发个人之才德心能则不足，而造成多数冷酷狡猾之鬼蜮性行则有余。民上之黠者，弄法坏法之事，日出不穷，便于己者，则取之以绳他人，曰是固国法也，尔等不容背叛之，违于己者，则舍之以适其志，其行法于民也，深文周内，援引比附，逞威福而便己私，为其惟一之特长，而下之奸者，亦以是应，终至驱一世之人，为至工极巧之衣冠盗贼而后已。是故之时代，皆反人性之常则，而背天演之自然，无以启其自发自治自律自由之心意。惟用科条刑章，为外铄、为束缚、为他律、为矫揉之抑制，以阻其生机之开展。换言之，即昧于人类内部之潜能，而妄用外部之拘束，使其精神与身体为君权神权法权之牺牲也。挽岁以来，科学与哲学日益进步，人类思想界因之解放，弃暗就明，向上发展心之弥切，社会上一切建设，皆以人生价值为衡，学者名此时代曰人权时代。此时代之人类，在发挥个性，而营社会生活，行以和同之力，谋社会文化之建设。质言之，即人类全体自用其力，自奋其才，造人类之前途，而不迷信神君法等权之支配，致被规定。故又可谓社会自决主义时代，吾党研究教育者，对于今日人权时代，所取之经术，当若之何？是不可不讨论及之也。人权时代于吾国，方始过渡，其能否得收良好之果，纯视所教育其民之道何若。使其所教育之道不差，则安然而达所期向之岸可也。如其不当，则我中华民族，行且有覆亡之虞。何也？盖逆世界潮流，莫能适应时代故尔。是以所教育其民之道，苟不再三研究，谋善培养其本根，则他日之美花善果，宁可得而收乎？人权时代，人人以自由生活为第一义，以人不受一切牵系，而后能启沃其才智，变励其德操，庶几自负其一身利害之责，而无反乎自求多福之义也。惟所以牵系吾人，使不得自由者，有主观的原因焉，有客观的原因焉。主观的原因在心理（即思想界），客观的原因在社会（包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制度与一切风俗习惯等）。故必须解放此内外牵系之两原因，夫而后有自由。有自由而后能启沃其才智，磨练其德操，向光明之路径而进步。否则不受神权之牵系，则受先人乎其心之说之牵系，不受君权之牵系，则受经济政治等之牵系，不为此物之规定，则为彼物之规定，虽欲弃暗投明，打破此关头，为特立独行创作发明之建树，顾可得哉！原夫人权时代，必人人明了进化的人生观。故于自己，于社会，不绝其改革的创作的新生的运动，勇往直前，不竦不戁，而征服自然，驾驭自然，绝不受制于自然，及其他一切外力也。自其负面言之，则为心理的解放，与社会的解放。而自其正面言之，则为心理的自由与社会的自由，其实一也。一者何也？濯磨其身心，奋发其德情，以臻极其高明，而成美满具足之人格耳。虽然，为此之道，必有术焉。苟无其术，而虚悬其鹄，无乃类于炊沙作饭乎？请言其术：一、唤起兴味人类之向上发展，纯由一种兴味操纵之。故兴味乏者，决无远大之谋。其所计较，必局蹐于小天地之内。其患得患失之情愈重，而失败弥多。终则精气消萎，神情沮丧，无一事之可为矣。兴味浓厚者反是。常觉天下事即吾分内事，吾分内事即天下事，且得失成败，亦度外置之。故常悠然自得，用能鼓其志气，为进取之资。抑人权时代，环境之范围拓大，吾人与世事之关系日繁，而万事万物又必从多数人之公开的性质应付。故尤当有兴味浓厚广博之人物，然后可也。惟人生兴味，常在少年时父母与教师之鼓舞奖励，使其有好事好动之良习惯。吾见冷酷之教师与父母，其自身已陷于枯寂无聊之绝境。而于活泼泼地之童子，亦不欲其对于社会国家世界等问题有多少之兴味，故事抑阻其好事好动之人性，使其精神陷于早熟状态，而供彼等之牺牲，诚堪扼腕者也。向使父母与教师有深厚广博之兴味，应付世事，研究世事，本此而辅导儿童，则自易唤起其深厚而广博之兴味。由是而修养经验之机会多，而处事治事之才增。是则成自主自立之人物，夫何致枉生一世，为机械之生活也耶？不宁惟是，人权时代之生活，尤须对于所操之业，所任之事，与对于人类总体，谋文化的建设，为一种娱乐的生涯。果如是，庶于人生有真意味，而远于服役之马牛尔。二、发皇思想向谓人权时代，人人确认进化的人生观。而进化的人生观，全在思想之新生命，不绝创造，不绝发展。而欲思想之新生命，不绝创造，不绝发展，则思想自由其要矣。盖思想自由者，磨洗心灵，探究真理，必由之路径，舍此则心灵末由磨洗，真理末由探究。约举其故，可有四端。宇宙之间，决无绝对真理，有之，非为迷信宗教之教徒，必为盲从古义之学究，一也。真理必为永续进化，决非一成而不变，二也，藉使其所服膺之教义，或学说，近于真理矣，必有缺而不完，遗而有漏之义，故常当竭吾之心思，为之补缺拾遗，庶几有当，三也。姑让一步说，藉使所崇奉其一，较有当于真理，完满而较无缺漏之教宗，或学说，无所用其审思明辨之能，习焉由焉，不察其所以然之故，而道乃因之不明，其行遂日即于腐败，四也。积其四端，不论古今东西之名贤大哲，所视为其真理，而一群一国一世又复奉为天经地义，而不敢不从者，吾尚宜用其智照灵明，吹索推求，冀得吾心之所安，而免于自欺欺心，自昧其良。是故为思想自由之大障者，在皈依一宗之教，服膺一家之说，与夫漫然率由社会之风俗习惯等，一切模型的道德。以其最为胶固人心，而为灵性拘囚之监狱，与正心诚意之道，相背而驰也。明乎此，则可知思想之新生命，全在自由，为求此自由，不可不灭绝障碍物决矣。然则教育之道，非在范围人心之难，而在展拓人心之难。故教育者所当留意者，在养成被教育者之思辨力、选择力，诱启其内心之尺度。凡所一言一行，必使有充分取舍之权，各派之学说义言，有不当预存成见，乱其去取。更于被教育者之怀疑的批判的精神，随时随事，为之引诱启迪。务使所遇，如当于真理，则迎受之，如非真理，则拒斥之，如迎拒无外力之牵制，得自用其才思智鉴，必得尺度之宜。夫何用鳃鳃过滤，防其心无所主，而解弢堕袠，跅驰不羁，遽欲令受宗教之洗礼，陈言之服膺，型模之范束也耶？惟今之父母与教师，其与己所拳拳服膺者，辄漫然用以教育儿童。曰此金科玉律也，尔等不可不谨率之，或遇聪慧之儿童，有所质问，而无以复，则出其疾言厉色，而斥其倔强好辩，必使其盲从瞎受，不入于此，则入于彼，不受此方之范束，必受彼方之拘牵而后已。国有当于思想自由发展性灵之义乎？哲家谓为治之暴，莫大于强天为同。称天而行，抑以人作则，举不必论，今之父母与教师，使其权力可以令天下，其不强天下为同者几希！呜呼，可悲也已。三、发挥特操浅化之社会，凡同一社会之各个人，其嗜欲感情行谊志趣，甲固无异于乙也，而乙亦无异于丙也，推而至于丁戊己庚辛壬葵子丑……以至于余人，俱可断其无异于甲乙若丙也。若夫深演之社会，则大异，其嗜欲情感行谊志趣，皆相异而莫有同者。夫惟其相异，而相需相待益亟，于人道通功易事相生相养之事益便。不特此也，教育修养之术异，操业服务之途殊故尔。是故教育之道，非惟不当夭阏被教育者之行己自由，且宜引导奖进之，俾得有躬亲实验处世治事之机会，夫然后可操心缮性，发挥其才智，启沦其心德。苟无损于他人应得之权利，即宜任其自由。偶有微伤小误，吾人应视为人类实验其行为必然有之结果，俗语所谓“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迨实验已得其结果，自能悟其当否，为后来治事从违之准绳。教育者于事前则或为之发踪指示，于事后则或为之批评失得，而自居于参谋顾问之职可耳。至若古贤之行藏取舍，所以供吾人之参酌考证，无必循之理，而一时一地之风俗舆论，苟其违反真理，而谬于世事，固不妨称心而行，而为之矫正变革其失也。今夫学术与社会之进步，何莫非出群超拔之士，振其特立独行之操，而求惟义之适，乃臻此日文明之盛。向使人类习常蹈固，有因无革，或名教纲常己立之后，颓然长守，则人道犹是僿野狉榛可也。即或进矣，而仍腐败沉沦，失却光辉可也，尚何有所谓文化，更何有所谓人生价值乎？英人穆勒Mill着《群己权界论》，其第三篇，释行己自由明特操为民德之本。中有曰：“今夫人伦之所以贵，而于人心为美无度者，非必取其殊才异禀，磨而刓之，使浑然无圭角而同于人人也。固将扶植劳来，期其各自立而后已。若无损于他人应得之权利乎？虽纵之于至异，无害也。又况非常之事，待非常之人而后举。故一国之中，必其民品不齐，而后殷赈繁殊，而国多生气。民之思理愈高，感情益上，其才以不同而相需，而雍睦之风亦着。此文明之民，所以为人类之幸福也。故特操异撰者，兼成己成物之功，明德新民，胥由此。吾之有以善吾生，与人之所以得吾生而益善，必不以同流而合污，而以独行而特立也。自小己而言之，则一人之身，以其特操异撰而生气丰，自国群而言之，以其民之生气丰，其国之生气，亦以不啬。”篇首且引德人浑伯特Humboldt之言曰：“政教之鹄，在取其民各得之天禀而修之，使各进极其高明，而成纯粹雍和之全德，是故人道所力争，而教育所常目存者，天资学力所两相成之特色也。为此其道有二焉，曰行己自由，日所居各异，二者合，则异撰著，异撰著，则庶功兴，而非常之原举矣。”则观于穆浑二氏之论，欲为画一之教育，以鼓铸其同型之物者，可以废然而返矣。诋人居养之异趣，谓其不循某贤某种之途径者，亦可以息其喙矣。夫总总林林之众，方日趋于同而为人道晦盲否僿之大原因，议者尚忧其立异，不其傎乎？四、崇高人格行为无束缚，思想能自由，于人格之义，思过半矣。虽然，尚有未尽者，人格者，认识我之为我是也。惟能认识我之我，故我之思想行为，宜如此不宜如彼，以受他物之拘牵，则其人生之真价值益显，愈不愿枉道而行，以其精神身体供他物之牺牲，汲汲然而为向上发展之谋。更于人格之义，分层释之。（一）消极义世无论何等高贵之物，离人则无价值可言。盖夫物之自身，不能自生价值，经人利用之结果，始定其价值。惟人则不然，自身固具特别之价值，故不容他人作商品以行交易，不得为他人意志之牺牲，亦不当为物欲之奴隶，抑又不应受习惯形式之束缚。夫服役之马牛，非限制无以显其功用，使用之机械，非操纵无以显其效能。而人类则任其发挥，然后其效乃大。故不容轻蔑，不容限制，此人格消极之义也。（二）积极义人之所以为人，属于静的一方者（即消极义），前已言之。至其属于动的一方（即积极义）者，则为向上追求。思想上行为上随时营改革的生活、创造的生活，有以蜕其故而为其新。不然，如今日退守无为所谓束身自好者流，不几等于痿痹瘫痪之半死的人格乎？此人格积极之义也。总之，人格之义，涵动静两义，兼攻守两方。申言之，一方当无为而检束，一方当进取而发皇。夫然后乃完全无缺，又无论其攻与守，皆须出自吾人智照之衡量，良心之裁决，而任何法则，任何例故，俱不受其限制也。抑尤有进者，吾人知我之为我之不容他人侮蔑，则当知人之为人之不容我之鄙薄。盖人人皆知尊己而尊人，为人权时代之通义。是故卑己而尊人固非，而卑人而崇己亦无有是。尝见不知尊崇自己人格之人，其于他人之人格，亦决不能尊重。故喜发其兽性，以侮慢他人，而显其崇高宠幸，而一遇他人之兽性较烈于彼者，则又帖然戢然，甘为他人意志之牺牲。事有骤视之似其相反，而实则相成者，此类是已。此所以崇高其人格，然后能尊重他人之人格，而亦惟能尊重他人之人格者，然后能崇高其人格，此所谓人格对待的崇高之义也。是故人权时代之教育，于崇高被教育者之人格，必当大为加意。不惟不可滥施其破坏人格，阻抑其心意发达之道，尤当于培护其人格发达进长之道，有如保赤子心诚求之之意。然而今之父母与教师，鲜不卤莽灭裂，凭其主观的意思，滥用命令暗示，强其必从，曷曾体察客观之心意的要求，而为之地乎？至于课业，尤大半沿用数千年前之强灌的方法，压抑填塞，背心理之自然，发达则有余，而助长培护则绝无望。然则虽不欲破坏被教育者之人格，其可得耶？其可得耶？五、能率增进人权时代，人类生活之环境，既已日趋广大，则驯服自然，利用自然之才，自应与相适应。是故才高而力富，智大而识远，为各个人普遍生活之要素。盖所以养欲给求之事，既不容懈于自谋，而于人类总体文化之建设，愈不能不求绝大之贡献。故奉生既遂，则致力于科学艺术，俾有创作发现。且斯时不生产之劳动，不正当之营业，消磨精力，妄费时日，与一切无聊赖之生活，如烟酒赌娼等事，皆已绝无，则其时间自多余裕。当此之时，人类不为向上之图，将安出耶？然则科学艺术，非惟人人有问津之机，且又视为必要之图。惟必于幼年时代，善为养护启沃，使其觉官锐敏，思考精确，筋肉灵活而后可。申言之，被教育者之四肢百体与夫内部之潜能，必须尽量发挥，而后能为适应对付也。是故徒为咿唔呫毕之学者，既能穷尽应付，即仅有一部之才力，能为一部之事务者，亦恐不能为适应之生活也。吾侪教育家，其有憬然觉悟，孜孜矻矻，不懈其修养，而为被教育者，谋适应人权时代之生活者乎？吾诚望之不置矣。六、互助生活衣也，食也，住也，个人可以自给自足乎？不能也。智识也，道德也，离社会可以自长自进乎？不能也。盖吾人初生以至终老，于精神或物质方面，殆无时无刻不需仰给于他人，而于精神方面，尚有仰给于古人者（即借古人言行为我等考镜参酌）。故人也者，社会的动物也，虽谓离社会，无个人可也。夫以社会的动物，长受社会之熏陶覆育，而不善营社会生活，吾不知其可也。则社会同类，当力为谋相互相助之生活，庶几己与群之福利，益增而益进。故人权时代，对于社会同类，人人皆知我与他非为仇敌之对峙，而为友谊之佽助，全不适用前此之狭隘酷烈与社会同类为生存竞争之凶横手段（生存竞争，本为抵抗自然界之灾害而说，黠者假之以为人类社会之争斗，末流之弊，且视强弱智愚之相欺夺，为人类所当然，其亦不思之甚矣。）。非惟相对的互助已也。夫老幼废疾者或为过去文化有所贡献之人，或为未来文化有所贡献之人，即不然，而人道正义之社会，强健者之对于此等人，犹有用其一方之力，以为扶助之本务。盖是等慈爱之情，苟不存于人类，而世事之往来，惟斤斤于彼此利益之互换为的，则所谓人道，无乃大觳乎？又况人权时代，生活之环境日大，而人类之危险弥多，而开物创始，有端赖履危蹈险之勇士，使于身体或精神，偶遭伤残，无为之恤者，其于人道正义，果不刺谬否耶？故教育者于养成儿童互助的与扶助的（对于社会上无能力或能力薄弱者）生活，为莫大之任务。于家庭或学校中，时时留意陪护，如同类中之集会结社，及一切共同作业，与夫尽力扶助能力薄弱之同辈。务使被教育者喜通力合作与辅助能力薄弱之同类，则人类之同情心日深而日广，而生活之内容益丰富矣。尚奚致薄于社会性，而为枯寂寡情者乎？七、男女平等男女平等问题之能否充分解决，当先讨究女子对生理心理问题，有无低劣于男子。英人斯宾塞尔Spencer推论男女心德之异同，其结论有曰：“女子心德所逊于男子者，厥有二端：其心量所涵，不及男子之广大雄硕，一也；情感理想，心之二用，乃天演最后之结果，其在女常绌于在男，二也。若夫即异见同，籀绎会通，谓之玄识，而公平之义，尤为玄识之最高，人必有此，而后发言制行，不以一己之所亲疏好恶而紊其经，于此女德之逊于男滋益远矣。”此犹斯氏所谓同质异量之逊于男子者。斯氏又以为天演异施，尚有与男子殊其质者，如保育赤子之情，容悦匹偶之情是。氏于前者所谓女逊于男，为同质异量者，骤视之，似可言之成理。而后者谓为女子之殊质，则绝不论理之辞。氏固不知同质异量者，纯由数千年环境势力之范束，成一种无形之斩刈矫揉，使其生理心理，不得婆娑畅遂之发展，岂其先天的本性也乎？吾友虚一君，谓“当成社会之初，如适遇女子为主治之人，而后之传统的治者，又适为女子，则数千年后安见男子心德之衰弱异懦，不同于今日之女子耶？”吾友之言如此，深合乎环境势力左右人类之说，而亦生物生存适应环境之大例必不可逃者也。总之，吾人绝不认先天禀赋之有大差异。纵偶有小殊，亦不认其有若何之势力，而不可以人力修养熏陶变化之也。然则理论上之男女平等，殆不成问题。而吾前所云思想自由、行己自由、崇高人格等问题，亦自是对于青年男女而发，无用再加讨论。惟今后所急谋者，在进求高等专门之科学教育与艺术教育，当绝对的无分男女。庶几可以尽量发挥其内蕴之潜能，而为人类文化建设之工匠，于以适应人权时代之生活也。难者曰，子言男女平等则可矣，夫何必谋职业学术上之平等，以苦女子之负担乎？今夫生生存种之事，为女子之特职，如抛弃之，则其群立衰，此不必甚智之士而后能喻也，子于生生种之事，独不为之地乎？客之言固非绝无所据，然此其变时而非其常时，吾固知生殖短时期间，当稍稍节其精力所消耗，以为其育子之需，若夫长期之保养，则社会上应有之责，此正所谓人人不独子其子之时矣。吾人所以主张职业上学术上为平等之负担者，诚以舍此而言平等，必为空谈，决不能成事实也。凡上所述，皆为人权时代或渡过人权时代，于教育上，所急当注意之点也。综而论之，此时代之教育，必尽量发展人类内蕴之心力体力，使其不藏于身。故小之养欲给求之事，可以自奉，大之则发为人类文化之光辉。又非特尽量发展普通一般人已也，社会中之聋盲跛哑，犹将大施其特殊教育，尽量发挥其所存之官能，务使其奉生之余，于社会文化，犹有多少之贡献。如此则各得其所，人怀乐生之心，而社会日益和乐，而文化益逞其光辉矣。惟人类之生理心理，其成长也有经，其发达也有节，必顺其生理心理成长发达之常经大节，而后所施之教育，乃无揠苗助长之忧，庶几得人工天工交资进长也。是故将欲发挥被育者之天才，必准乎自然之方法。但所谓自然者，人工的自然亦可谓自然的人工，而全反乎人工的人工，尤深非自然的自然，任期自生自灭也（余他日另有自然教育法问世）。故自然教育之要务，一面则极力扫有形无形之障碍物（即背离教育），他一面则鼓舞被教育者自用其心。故乘机会造机会实验其处世治事之才，久则其才自有光辉烂然之望。然此时代教育者之科学的艺术的基础，固宜深厚，而其一生之修养，尤宜奋励不懈，或可免于陨越。吾人言念及此，惄焉心忧，为问吾国今日之教育家，其基础若何？今后所准备者，又若何？曾研究及之者乎？寻行数墨之生涯，尚适应于今日之教育家，而不虞覆餗乎？愚闇如予，诚不敢轻下断语也。
《回望民国教育系列:如何培养好公民》编辑推荐：认真整理、研习民国教育的思想和实践，从中理出民国教育在中国的特定含义和目标所在，则这样的“整理国故”，便有了特别的意义。百年中国，多少悲壮剧，前人创造了历史，却又多少被遗忘，“百年寻梦”，“追寻传统”。时代潮汐试图抹平的石滩之上，他们以看似微弱的力量曾做过公民教育巨舟最初的推手。回望民国教育，从公民教育，从具体的侧面，到整个教育观，可以看到整个民国教育的思考和实践。民国期间的公民教育，依据的是宪政与社会教育的基本思想。天民在其《公民教育论》文中，即引凯善西台奈氏（Geoug Kerschensteiner，现译为凯兴斯泰纳，1854－1932）对公民教育的基本理解而得出结论：“公民教育之事业，全存于党派的观念及党派的政治之上，必由增进经济力及开化力之见地，以国民全体之协力，而始得有功。”
本书用20万字的篇幅介绍了民国教育的来龙去脉，也援引众多教育家的箴言与笃行，让读者从理解近现代中国教育，这是珍贵的本土资料，给今天的教育可以提供重要的借鉴。作者在尘封的史料中勤奋爬梳，揭示了近代中国不少历史真相，以新的视角给读者新的启发，实现了学术性和思想性的统一。——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袁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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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我们之前所学的历史知识有限，只是一些冰冷的数字和一些机械的人物及事件。其中以前社会的很多方面，历史书上并没有提及。因此，以站在历史书上的眼光来看，民国时期是一个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时期，是一个共产党和国民党打仗的时期，是一个知识分子饱受压迫并常常被暗杀的时期。所以，现在来看民国时期的教育，特别是一些关乎公民的培养问题，好象不曾存在过。 但《如何培养好公民》却让我们眼前一亮，让我们看到了之前没有看到甚至没有想到的问题。原来，在民国那个时代，对公民这个话题，已然谈论的相当热烈，认识的水平，已然相当的全面和到位。这让我们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看到了那时代的学人，是如何地从西方学习先进的文化知识，然后来改进中国的面貌。那个时代的人的精神，现在看起来，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在公民及公民人性的认识上，在那个时代，一些文人是通过小说或戏剧来反映。这本《如何培养好公民》则是通过议论的形式来论证，找出问题，然后对症下药。本书收罗了不少的篇章，涉及到的问题，亦是相当的宽泛。民国时期是向西方学习的风潮期，我们看到，这本书在人权、国民性、民族教育、儿童教育及学校教育各方面都有不少的篇幅，并且援引了西方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和例子，还详细地举出了培养好公民所应该实行的方法。因此，可以说，这本书是本可行的教育范本，只是在那个时代，受各种各样的原因的困绕，那些方面多数只能停留下在纸面上，成了一纸空谈。不过，...今天我们来看这些东西，很多却都没有过时，依然显现着理论的光彩和真理的光辉。这是因为，作为一种理论，特别是一种接近真理的理论，往往是经过一番论证后得出的结论，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同时，以现在这个社会来说，网络时代的空前发展，以及信息的多如牛毛，在这个人心浮燥的时代，培养好公民的话题依然是当前重要的话题。因为人终归是社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人性却一直是浮浮沉沉，容易反复。由此，对公民的培养应该是我们一直不应放弃的问题。 阅读更多 ›
这些选自《教育》杂志的文字，穿越几十年的历史烟云，如今读来仍有振聋发聩之处。我们曾经有过这么深邃和博雅的教育理念和方式，我们无需虚无，我们需要回望和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