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化研究第一辑
2001-11-01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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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成立于1981年12月1日，是全国建立较早的古籍整理研究机构之一。1987年，本所确定以元代文史和元代古籍整理为科研重点。1990年，本所编纂的《全元文》被批准列入古委会“八五”重点资助项目。此后，该项目又被列入教育部“九五”人文社科重点项目，国家《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1991--2000年）》和“八五”计划、“九五”计划重点项目（《全元文》已出版1～20册）。本所根据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提出的古籍所建设四项标准，结合《全元文》的编纂，进一步明确研究方向和学术特色，于1991年成立了元代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多有自己的研究专题，并已开始资料收集工作，再加以《全元文》的副产品，计划编辑出版《元代文史研究资料丛刊》。（该项目已列入教育部“九五”人文社科重点项目）许嘉璐教授主持的《二十四史全译》，已列入高校古委会“九五”重点项目，该项目由全国数百名专家共同完成，师大古籍所承担《元史全译》。（已完成）李修生教授还承担了《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分卷主编。（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已完成）古籍所研究人员完成发表论文一百多篇，专著及教材二十余种。元代文史研究除上述项目外，还有《元史选译》《元杂剧史》《元代书院史》《元代史学思想研究》《元史艺文志补》《经世大典辑校》《萨都剌集》等；并出版《元代文史论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增刊）四期，与《中国典籍与文化》编辑部联合出版《元代文化专号》一期。 1998年9月，本所与中国元史研究会、《中国典籍与文化》编辑部、《文学遗产》编辑部、《文史知识》编辑部联合举办国际元代文化学术研讨会，同时，还举办了元代文化高级研讨班。到会中外专家学者及研究生共一百六十余人，他们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广东、内蒙、江苏、山东等23个省市和台湾地区，以及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收到论文90篇。原来我们已经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商定出版《元代文化研究》，不定期出版专辑，现决定将这次国际元代文化学术研讨会的专刊作为《元代文化研究》的第一辑出版。虽然，在会议期间，本所与《文史知识》编辑部已联合出版一期“元代文化专号”，有的文章已在专号刊载，但此期出版在选编论文时遇到的最大困难仍是受篇幅的限制，不得不将一些好文章割爱，有的文章经过压缩，有的只能存目。处理不周之处，尚祈诸位代表见谅。 这本文集得以出版，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秘书处、北京师范大学社科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等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责任编辑唐正才同志辛勤工作，使《元代文化研究（第1辑）：国际元代文化学术研讨会专辑》减少了一些错误。谨表示感谢。 白寿彝先生是古籍所的首任所长，他对《全元文》的编纂和所研究方向的确立，给予了积极的关注。《全元文》编纂工作开始时，他一再要求注意质量，他说：“这项工作对语言、地理、疆域、民族及其他有关文献知识所需甚广，很不容易掌握”“靶子愈大，被击中的地方愈多（指被人发现的错误）”，一定要认真工作。当《全元文》工作取得一定进展时，他又提出：“现在看来可以正常地做下去了，要注意整理与研究结合，只整理不研究，整理也做不好。每个研究人员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题目。”在病逝前不久，他在病床上还叮嘱我们：“研究要有计划，要抓重大问题。”至今耳畔还萦绕着他充满希望的话语。谨以此辑献给白寿彝先生。
元代文化刍议元代乡试与地域文化元代维吾尔族的宗教信仰与文化演变考述从碑记的撰述看宋元交替时期庆元的士大夫元代金华士人的宗族观--从修谱谈起元代阴阳学初探元代的新安理学家元代书院山长的资历波斯进宝的形象--与财神像的关系20世纪中国的元史研究论漠北汗廷统治汉地的制度论金元皇权与贵族政治试探“江南支配论”元代北方水旱灾害时空分布特点及国家减灾措施述论元朝的“举守令”元代的收养制度研究元代婚姻制度述论苏天爵的文献征实思想关于元代文学研究的点滴浅见元遗山故国诗丛释论方回对“江西诗派”的总结关于“清新”--读方回诗论札记之吴澄的理学与文学论元代婺州文学集团的传承现象论宋诗传统对元诗的影响元代审美情趣的趋动性特征对《新编五代史平话》的几点认识记修绠山房本《宣和遗事》元代文言小说传奇《娇红传》的历史嬗变轨迹元代说唱文学--货郎儿论元人散曲超“俗”的俗--兼评郑振铎对“俗文学”之界定论元代曲论的务实尚用散曲语言对正宗文学语言的偏离关汉卿身世考……附录一 国际元代文化研究讨会论文目录附录二 元代文化高级研讨班纪要
元代知识分子的地位问题，一直是研究元代文化者关注的问题。元代知识分子的状况如何呢？萧启庆《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①是一篇重要文章。前人显然过分夸大了元代儒人身份的低下，实际上他们是受优遇的阶层。这篇文章具体考述了元代儒户的问题，元初为了救护儒士，储存人才，援引僧道免差的先例，设立儒户。该文根据《庙学典礼》的记载，知北方儒户至元十三年为三千八百九十户，又据史籍所载浙东道、庆元路、镇江府、松江府、建康路等五地儒户所占千分之八点五的比例推算，江南儒户总数当在十万零六百四十七户。后者为估计数字。但元代有千分之六以上的儒户，大致是接近实际的。儒户在权利方面有廪饩生料之资（相当奖学金性质），又免除科差，优免地税和商税以外的赋役，惟一的义务是入学以备选用。元代的儒士的问题在出路方面，由于元代科举久废，恢复后录取名额很少，仕进唯重根脚种姓（即家庭背景），路径窄隘，补吏和教官是占比重很大的出路，因而士人有强烈的失落感。杨维桢在《白云漫士陶君墓碣铭》中记载陶宗仪的父亲临终时说：“吾怀抱利器不后于今之人，而浮沉大寮不得与今之揽权利者比！年已莫，死将至矣，尚何言哉！”这便是元代文人的悲叹。文化和知识分子是不可分的。在封建社会中，在大多数知识分子处于压抑和扭曲的心态时，以“道”自任是十分艰难的，开拓新路子又谈何容易！文化可以成为经济、政治变革的先导，但毕竟文化发展有赖于经济、政治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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