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载堉评传
1998-12
南京大学
邢兆良
无
匡亚明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人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①，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②，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人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1990年10月7日
《朱载堉评传》以晚明社会科技发展和文化变迁为背景，考察了朱载堉一生的科学思想活动。在系统研究朱载墒创建十一二平均律的理论内容及其成就的基础上，作者客观评价了朱载堉具有近代意义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评价了他所具有的人生哲学和若干美学思想的特征。从朱载堉思想体系表现出的复古与创新、传统与批判的矛盾角度，从欧洲近代科学革命、文艺复兴运动与晚明社会思潮比较的角度，作者通过分析指出：晚明时期的中国社会走出中世纪相当艰难，因为晚明社会没有条件产生近代意义上的科学与文化。
邢兆良，1949年6月生，上海市人。毕业于厦门大学研究生院，获哲学硕士学位，现在上海同济大学社会科学系任教。长于中国文化与中国科学技术思想关系的研究，已发表论文十余篇。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第一章 沸腾的社会思潮与全面的科技总结一、晚明社会思潮的社会基础二、晚明社会思潮的基本倾向三、科技发展的全面总结和新的起点第二章 孤寂、奋斗的一生和矛盾、痛苦的心态一、生平和著作二、人世与出世的两重心态三、思想渊源第三章 广泛的学术兴趣和严谨的学术态度一、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活动二、严谨的学术态度第四章 十二平均律的系统理论一、旋宫转调和三律并用二、朱载堉的解决方法三、朱载堉“新法密率”的意义第五章 “乐从乎今，情合于古”的审美情趣一、晚明审美意识的变革二、“情合于古”的审美标准三、“乐从乎今”的审美形态的追求第六章 重实、重理、重数的科学思想一、对科学对象的认识二、关于科学认识形成的认识第七章 孤独的先驱，时代的悲剧附录 朱载靖年表主要参考文献索引 人名索引文献索引
第一章 沸腾的社会思潮与全面的科技总结朱载堉(1536—1611)是晚明社会嘉靖、万历年间杰出的科学家和艺术家。对朱载堉思想的研究和历史地位的判定，只有在深刻地理解当时社会的思潮动向、文化变迁、科技发展的成就和趋势的基础上，才能较为准确地给出具体的分析、阐述和判断。一、晚明社会思潮的社会基础嘉靖、万历年间的晚明社会是一个天翻地覆的社会。危机和希望并存，腐朽和革新相竞，新学与旧学冲突，救世与启蒙互补。此时的晚明社会千疮百孔，显现出中国封建社会“波颓风靡”，“病革临绝”，趋于没落的一派衰败景象。政治危机四伏。宫廷内争，朋党攻讦，恶吏横行，正如沈鲤在《请罢矿税疏》所言：“天下之势如沸鼎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使至愚之人，亦知如此景象，必乱无疑。”关外强大的满族虎视眈眈，亡国危机迫在眉睫；社会动乱、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混沌之天”，志在问鼎。面对着岌岌可危，几将倾覆的严峻局面，封建文化的思想核心和最完善的理论形态～程朱理学日趋僵化，从内容到形式自然都成为社会各阶层怀疑、批判的对象。“非朱子之传弗敢道也”，“非朱子之家礼弗敢行也”，“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的思想一统局面已不复存在。“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天下之士，厌常喜新，风会之变，已有所其从来。”“外论所是，内阁必以为非；外论所非，内阁必以为是。”晚明社会思潮沸沸扬扬，汹涌激荡，在贬抑程朱理学的思想进程中寻找新的河道。冲破程朱理学的思想禁锢不仅是一种冲出中世纪的社会要求，而且已变成一种社会行动，即晚明社会生存的综合危机已到了自我批判、社会内部自我反省的时刻，显示了封建中世纪结束的预兆和近代启蒙的萌芽。以张居正、东林党人等为代表的政治家，以徐光启、利玛窦等为代表的传播西学的活动家，以宋应星、李时珍、朱载堉、徐弘祖为代表的科学家，以何心隐、李贽为代表的思想家，以汤显祖、袁宏道为代表的文学艺术家正是从政治、经济、思想、文艺、科学各个方面对现存的社会进行了批判性的总结和改革，而开一代风气。在“僭分违常”，“风教不施”的哀叹中孕育着新思想、新观念的萌芽，正如龚自珍指出：“俗土耳食，徒见明中叶气运不振，以为衰世，无足留意，其实尔时优伶之见闻，商贾之气习，有后世士大夫所必不能攀跻者。”当时的社会环境为这些时代巨人的文化批判活动提供了舞台。正是社会的政治危机、经济变化、西学东渐、市民工商阶层的崛起，士大夫阶层“以天下为己任”，“人皆可为尧舜”主体意识的自觉……这些深刻的社会变化成为其时代活动深厚的社会土壤。社会政局的动荡，经济结构的变化，传教士与西学东渐，士、商阶层的独立，这种种构成了当时沸腾的社会思潮的物质基础。政治斗争不仅是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知识阶层关注的焦点，不管是统治集团，还是在野的清流，对皇家礼仪、财政赋役、边防军事等国家大事无一不力诉己见，辩驳议论，相互攻讦，争执不休；而且城市工商阶层也积极参与，万历年间的城市民变次数之频繁、规模之大、影响之深都是前所未有的。对政治斗争的关注和热情随着社会政治危机的加深也不断高涨。嘉靖初年的大礼仪事件，万历二十一年的“国本”之争都前后延续一二十年。这些虽是皇家内部的礼仪问题，但这两个事件所造成的皇帝与朝臣、朝臣与朝臣、朝野之间的对抗，其程度之激烈、其时间之长，对王朝当时及以后的政治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明世宗朱厚熄由藩王而入承皇位，深恐朝臣轻视自己出身不正，因此急于立威。朱厚熄即位后第五天就下令礼官集议崇祀其生父兴献王的典礼，但遭到曾迎立世宗入承皇位的内阁首辅的反对。明神宗想废长立幼为皇太子，朝臣大哗，群起反对，神宗迫于众议，无奈册立长子为皇太子。明王朝因皇家自家的礼仪问题而遭到臣下反对，君臣长期僵持抗议、争执，朝臣因之结党，纷争于朝廷，阴谋倾轧，影响当时的政局，这是明朝开国以来所未有的。这些事件的发生说明了几个问题。其一，皇帝的绝对权威发生了动摇，朝臣利用古训来对抗皇权，皇帝往往采取分裂朝臣，以臣制臣的方法，来维持自己的权威和绝对权力。朝臣结党营私，互相攻讦，内阁纷争，争相献媚皇帝，力图帝宠，以争内阁首辅的权位，朝廷政治斗争激烈。嘉靖、万历期间首辅更替频繁，随之朝臣褒扬和贬谪也是朝夕之事。国家政权日常运作缺乏稳定性，国家政治缺乏应有的连续性。朝臣大多成为党同伐异的工具，使朝廷政治混乱，媚上欺下，结党营私，报复相仍，因循敷衍，唯唯诺诺，庸庸保位。在这种政治氛围中，内阁成员和朝廷大臣为了固位保身，不留心政治得失治乱兴衰，一意媚上，欺君愚民，政治的腐败是不可避免的。各级官僚“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互相推委，以为能明哲”。政权的疲软无力是必然的。其二，皇帝的权力、权威受到限制，其统治心理受到压抑，一方面可能导致固执己见，一意孤行，不顾国家社稷，轻率决定大事。如此，朝臣会有惶惶不可终日，以猜揣皇帝心思为目的的处政心态。另一方面，会形成皇帝对政治的冷漠或疲倦，即位亲政初期锐意于政治革新的雄心荡尽无存，沉溺于奢侈腐朽、荒诞迷信的生活中，长期不理政事。国家政权处于半停顿的无序状态，以乩语“决威福”，封赏妖妄的方术之士，严厉处罚反对斋醮的正直大臣，献祥瑞者众，佞风一开，阿谀献媚者大盛。嘉靖帝爱方术，好祥瑞，长居西苑。万历帝深居鬼混，万事不理，1586年万历帝主持殿试，试题为“无为而治”，可见其厌恶政治之心态。这使妖妄术士干预朝政，各级官僚，尸位素餐，“时行诸人有呜豫之凶，而无干蛊之略，外畏清议，内固恩宠，依阿自守，掩饰取名，弼之皆无闻，循默避事。”皇帝无意于政治，君臣隔道，上下不通。国家政权无力、政治中枢运作失灵的状况，一方面加剧了朋党的争权斗争，诬陷倾轧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也为士人关心政治、参与政治造就了一个社会环境和机会。面对“纪纲不振，弊习尚存，虚文日繁，实惠益寡”的政局，一些“勇于任事，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对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和深沉的忧患意识。“邦本之虞，日夕在念”，“苟利社稷，死生以之”，“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奉职不恤身，执法不为党”，这些信条反映了他们的心态和情感。连朱载堉这样一个隐士式的皇族、学者对国势颓败也忧心如焚，在58岁近于老人的年龄时仍上疏，“请宗室皆得儒服就试，毋论中外职，中式者视才品器使”。为救国匡时奏请不拘一格选用人才。知识分子关注政治，热心时事，可见一斑。议政讲学和执政革新是这些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斗争和实践斗争的两个战场。东林学派和张居正是这两方面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和实践推动了晚明社会思潮趋于更加剧荡。嘉靖、万历年间的经济发展无论是经济结构，还是经济活动方式都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单一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和小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活动及生产方式趋于衰弱，社会经济日趋繁荣。经济的繁荣、财富的积累、经济活动方式的多样性为社会各阶层的生存方式，特别是士、商阶层的独立，提供了现实可靠的经济基础。同时，多样化的经济也为各种社会思潮的活跃提供了环境和条件。当时的经济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领域：地主经济的变化和工商城市的出现。地主经济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庶民地主有了长足的发展。庶民地主通过经济手段兼并土地，土地所有权通过契约方式转移十分普遍和频繁，城市商人占有土地也为数不少。地主经济收入多样化，经营地主开始出现，农民经济呈现商品化的倾向。佃农、雇农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有其独立性。这些变化使地主经济避免了其原有的僵化和停滞，而更富通融性和坚韧性。
《朱载堉评传》主人公朱载堉(1536—1611)是晚明社会嘉靖、万历年间杰出的科学家和艺术家。对朱载堉思想的研究和历史地位的判定，只有在深刻地理解当时社会的思潮动向、文化变迁、科技发展的成就和趋势的基础上，才能较为准确地给出具体的分析、阐述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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