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评传
2006-8
南京大学出版社
梁绍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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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干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孑L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旋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曾国藩评传》的特点在于是其所当是而非其所当非，克服了以往在曾国藩问题上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一刀切倾向。全书主要分人生道路与学术思想两部分，而重点在学术思想，概括较全，论述较深，把握较准，于零散中理其脉络，在批判中寻其旨归，录人所未录而发人所未发，既有利于对曾国藩的全面了解，又有助于今日为官为学的借鉴，将曾国藩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曾国藩是一个性格表现多侧面的复杂历史人物。他一手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使腐朽的满清封建王朝延祚了半个世纪，严重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但其为官治学又不无可取之处。
梁绍辉，1933年生于湖南涟源财溪之山陡冲，16岁进军大，因病退伍后从事地方教育工作。1957年考入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科。毕业后从教十年，从政十数年，1980年改作出版工作，手创岳麓书社，主持制订湖南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5年开始专事中国思想史研究，所著有《右代帝王百人传》、《太极图说通书解》、《周郭颐评传》等。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亚明前言 蒋广学上篇 曾国藩的人生道路第一章 举业时期一、殷实人家的新希望二、十三年的苦教苦学三、“同进士”带来的恼恨四、拜客敛财二百天五、千载一遇的仕途机运第二章 京官时期一、广事交游二、进窥理学三、兼职两部四、迎合新主五、回籍守制第三章 镇压农军前期一、太平天国的兴起与曾国藩的家乡自保二、滥杀无辜三、组建湘军四、出走衡州五、编练水师六、兵败靖港七、赏兵部侍郎衔八、兄弟并出第四章 镇压农军后期一、再次复出二、辗转皖南浙赣之间1.恢复日记2.召见营哨官3.刻苦读书4.注意调整关系三、署两江总督四、兵困祁门1.徽宁之败2.三路出击3.高潮再起4.冒进休宁5.移营东流五、以杀人为业六、攻克天京1.节制四省2.志在金陵3.他人不得染指4.功高缘是挖金得5.薄命红颜水上来第五章 高官晚期(上)一、初任两江1.关于裁军2.关于安民3.关于文饰二、督师山东三、再任两江1.官办洋务的提出2.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及其早期运作3.购买机器与装备铁厂4.上海之行的意义和影响5.曾国藩与中国现代工业第六章 高官晚期(下)一、调任直隶总督1.关于治河2.关于练兵3.关于整饬吏治二、承办天津教案1.天津教案的历史背景2.天津教案前的扬州教案3.天津教案的起因4.曾国藩面对天津教案的心态5.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基本指导思想6.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采取的主要措施及其失误①回避问题的实质②诬蔑天津士民，向天津士民施加捱力③用天津府县抵罪④极力为教堂辩解⑤以百姓作牺牲三、病死南京下篇 曾国藩的学术思想第七章 曾国藩的义理之学(上)一、曾国藩义理之学的特点1.在源头上承接了儒家道统，加强了义理之学的权威性2.在内容上融合了宋学与汉学，克服了义理之学的单一性3.在关系上发展了朱熹举一涵三的思想，明确了义理之学的统摄性二、曾国藩的易学思想1.关于动静2.关于诚伪3.关于悔吝三、曾国藩的性命之说四、曾国藩的理气论五、曾国藩的仁义观1.关于何以有仁义2.关于仁义差等六、曾国藩对礼的认识第八章 曾国藩的义理之学(下)一、关于修身1.严于自责2.师友夹持3.深入探索4.总结提高二、关于齐家1.居家崇尚勤俭2.终生不忘耕读3.身体笃行孝友三、关于八字、八本诸说第九章 曾国藩的考据之学一、词义考证二、名物考证三、史实考证四、义理考证1.关于立达2.关于敬恕3.关于宥治4.关于才用5.关于才德6.关于功效7.关于气节与傲第十章 曾国藩的词章之学一、关于词章理论1.文以载道的思想内容2.阳刚阴柔的艺术风格3.气势声调及谋篇布局的艺术手段二、关于词章批评1.群体述评2.一家专论三、关于词章创作1.诗2.文(包括部分韵文)3.杂著第十一章 曾国藩的经济之学(上)——曾国藩的军事思想一、曾国藩与湘军的关系1.湘军的缘起2.湘勇、湘军和曾军的区别及离合二、曾国藩的建军思想1.政治统帅军事的建军原则2.选兵选将的独特要求3.书生将兵与官兵互择的组织特点4.高额奖励与相对优厚的生活待遇三、曾国藩的战略战术1.坚持从整体着眼考虑局部2.坚持巩固后方以支援前方3.坚持自筹粮饷以相对独立4.坚持反客为主四、曾国藩军事思想的影响1.离开国家编制别树一帜，为日后军阀的割据作了思想和组织准备2.强捐强派，为日后军阀割据就地筹饷开了极其恶劣的先例3.律外施刑与滥杀无辜，是日后军阀草菅人命的罪恶渊源第十二章 曾国藩的经济之学(下)——曾国藩的人才战略一、客观形成的人才需求二、主观营造的人才基地1.罗泽南的学馆2.曾国藩的幕府三、一套搜求与培育人才的原则和方法1.关于教化2.关于督责四、忮人而不影响用人的心态主要参考书目索引人名索引文献索引后记
公元2007年10月15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共十七大隆重开幕。胡锦涛在代表十六届中央委员会作长达64页的中共十七大长篇报告期间响起40次激荡人心的掌声。关系中国走向的这次会议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这40次掌声，代表了7300多万中共党员的心声，更汇聚了13亿中国人民的意志。亲聆总书记讲话的张卓元喜悦地说，报告用史诗般的语言说出了中国老百姓的心里话。2006年12月的一天，正坐在沙发上的张卓元接到一个急促的电话，原来是中办秘书局打来的，通知他到中南海出席有关会议。这年12月11日上午，中南海怀仁堂，50多位官员、专家济济一堂，共商十七大报告的起草工作，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这天，中共十七大报告文件起草小组成立，张卓元成为起草小组社会经济组的一员。采访时，记者提出有关起草的细节及个人在起草中所做的工作，张卓元十分低调。频频摆手：“我们有纪律不能说，这个文件是全党的智慧，很难说是某一个人做了很多工作。整个报告可以说是千锤百炼，反复修改。其中有不少表述首次见诸党代会的政治报告，并被提到重中之重的位置。”在十六届七中全会期间，张卓元曾深入到湖北、河南、海南等省份的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中了解有关起草的建议，为召开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采访时，张卓元透露：“锦涛同志是十七大报告文件起草小组的组长，其中我们社会经济组共有10个人。以前不叫社会经济组，而是叫经济组，毕竟如今开始强调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协调。我们主要是参与了有关第五部分‘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第八部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这两个章节的起草工作。整个报告是一个强调改革开放、突出改革开放的报告，有许多新的突破和新的举措。”每一次党的代表大会都是凝聚全党共识，提出重大战略思想，进行重大战略部署，把中国的发展推向新的历史高度的重要时刻。提及他本人在整个起草中所参与的工作，张卓元显得沉静低调，然而提到报告中出现了哪些新提法、新表述，他则滔滔不绝，坦率答问。忆往昔，中国经济波澜壮阔创奇迹；看今朝，又好又快更上层楼续辉煌。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跃至世界第四，我们告别了短缺经济，步入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快速发展的新时期：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冲破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樊篱，建立起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张卓元认为，在快速增长的同时，经济运行中的一些问题日益突出：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贸易顺差过大：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的压力不减；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资源环境也亮起了红灯。在这些发展中的问题背后，是我国仍然没有摆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如果继续不计代价发展，就会使资源支撑不住，环境容纳不下，社会承受不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刻不容缓。张卓元高兴地说，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任务。“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不是简单的字序调整，而是发展观的转变、政绩观的转变。考核政府官员再不能以GDP论英雄了，政府要把更多精力用到改善民生上面，成为真正的服务型政府，主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不是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阻力。”说着说着，他感叹，以前的粗放型发展的确不行，付出的代价太高。党对经济问题的认识和理念，经历了一个从“增长”到“发展”的转变过程。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必须把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十一五”时期的战略重点，努力取得突破性进展，使经济增长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质、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效益的基础上。十七大将党对经济问题的认识又推进了一步，明确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张卓元提高嗓门强调说，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代替过去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其中虽然只改了一个词，但是内涵却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发展不等于经济增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系国民经济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一条是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重大进展。”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其中不仅包含经济增长方式，而且包括结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等)、运行质量、经济效益、收入分配、环境保护、城市化程度、工业化水平以及现代化进程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突出经济领域中“数量”的变化，更强调和追求经济运行中“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是经济的数量型扩张向质量型发展的理念升华。从十七大报告展示的和谐社会建设蓝图中，“张卓元们”看到了自己毕生从事的研究事业的远大发展前景。十七大报告中说，要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节能环保水平、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张卓元认为，报告充分表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今后我国经济将走“以质取胜”的道路。十七大报告中还首次正式提出，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也曾参与十六大报告起草的张卓元说，5年前的十六大报告提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当时，就没有使用“人均”一词。在他看来，人均GDP更能反映居民在经济发展中分享的成果，注重考虑到了人口增长的问题，一个侧面显示了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这一目标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人类文明史是一部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历史。近代工业文明时期，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人类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化。但同时，人类对自然的干扰也超过了自然的承受能力，引起了严峻的生态和环境问题。官方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居世界第一，远远超过环境容量，全国七大水系监测断面中62％受到污染，流经城市的河段90％受到污染。张卓元拿着通过的十七大报告文件说，锦涛同志在代表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向十七大作报告时，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其中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通过前面上下两篇和前后十二章的评述，曾国藩的主要事迹和主要思想表现已经比较清楚了，那么，我们能否对曾国藩这个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产生过特殊作用的人物作出一个总的评价呢？回答是肯定的，但却又是十分困难的。因为曾国藩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关键时刻的关键人物，而且是复杂历史阶段的复杂人物。为了简要起见，笔者将其概括为两句话：从小处看，他是圣人；从大处看，他是小人。所谓小处，指的是修身齐家的个人家事私事；而所谓大处，则是关系国家民族存亡、人民生活安定、人类社会发展等古称治国平天下的大事。曾国藩于小处有余，故谓之圣；于大处不足，故谓之小。其所以说他小，理由有三。第一，作为处在中国近代史关键时期的关键人物，曾国藩缺乏时代的眼光。他看不到人类历史正在飞速发展的形势，看不到中国已经严重落后的现实，看不到眼前必须急办的要务，而拘于陈法，一切照着老祖宗的磨盘移转。他小龚自珍19岁，却无龚自珍的政治觉醒。小魏源13岁，没有魏源关注海外的世界眼光。他对西方一无所知，对外来侵略毫无认识，甚至以“夷人不灭我社稷”为最大恩德。在国家积弱甚深、危机四伏的情况下仍然与满清统治者一道作着圣国天朝的美梦。他把一切罪恶归于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莠民”，以为只要殄灭了“发逆”、“捻匪”，大清就是圣域，而且勃然“中兴”。他是时代的落伍者，政治的短视者。第二，作为拜相封侯的兼圻大吏，曾国藩没有大臣的气概。从道光三十年(1850)至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先后上奏折1976件，其中除咸丰登基之初应诏所上的三件算是建议性的疏陈外，其他1973件全是关于镇压农军等日常事务公牍，无一字提及朝政。即使在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咸丰帝逃往热河、国家存亡在于呼吸的紧要关头，曾国藩在奏折里也只有“东望吴越，莫分圣主累岁之忧；北望滦阳，惊闻君父非常之变。且愧且愤，泪下如雨”等装模作样的应景文字，而无半句对当前或事后有参考价值的“献替”。尤其在处理天津教案问题上表现出的那种无奈、畏缩、犹豫和自私的心态，更充分暴露了他并无国家民族观念、一心只为自己一身一家的俗吏嘴脸。第三，作为饱读诗书以捍卫名教自居的“儒帅”，曾国藩毫无儒者的风范。儒家从来主张以仁义治天下。仁者爱人，而曾国藩却公开宣称他们兄弟“以杀人为业”。他不仅成千上万地杀害俘虏，而且成千上万地杀害降卒，挖眼剖心，残忍之极。故曾国藩实际上只能是一员嗜杀成性而颇多战绩的将军，并非习孔孟之道爱民扬善的儒者。此外还必须指出，我们所说的大处，是从历史的高度出发，而不是从某个具体人、某件具体事出发；从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无推动作用着眼，而不是从某个阶级、某个集团的眼前利益着眼；是以人本思想的基本理念为衡量，而不是以评论者的个人情绪和爱好来衡量。我们说曾国藩治国平天下的大处不足，不是说他没有治国平天下，事实上他终生都在治国平天下，问题在于他背着一身一家的沉重包袱和以十分短视的政治眼光在治国平天下。这样，他在开辟“洋务”方面所能做出的贡献，就不能不大打折扣了，这就是他只向西方人学习技术，而对其政治和思想层面，则采取排斥的态度。最后，我特别说明，本书对曾氏著作及其他古籍，凡原文较长者，在不伤及文意的前提下，多采取节 引方式。这种方式，是古代学者常用的，另外，引文中的假借字，亦从旧。今说明于此。
《曾国藩评传》为《中国高端访问》系列第13卷。《中国高端访问》系列由长期从事名人采访的余玮、吴志菲两位青年作家采写,内容涉及对政界、商界、科技界、文娱界等领域顶尖人物系列专访。《中国高端访问》系列收录的人物专访，视野宽阔，角度新颖，采集深入，材料丰富，细节动人，行文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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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人的生活，不是凌空蹈虚，而是现实主义的。这是说，生活所赖以凭借的某些东西，既不纯是外在的，也不纯是内在的，而是内在自我的外在化。简而言之，就是自我表达。一方面，人如竹，世事如风，风过竹，竹必鸣；另一方面，这就像登陆要有桥头堡，行军须有路标一样，人书写的过程，也是澄清和巩固相应思想，以之为生活之有力依靠和牵引的过程。
例如，观曾国藩其人，是一个情感极其丰富的人，也是一个自省意识极其强烈的人。他丰富的情感和强烈的自省，首先是依赖于语言进行表达的。他对于亲人好友的感情，散见于诸多的信件中，凡亲友之事，即便琐屑，亦记挂于心，并殷勤嘘问之，以致其祖父教育他，不要过多关问老家里房屋粉刷等小事。
他曾拜倭仁、唐鉴等当时享有盛名的理学家为师，从他们那里学习到包括静坐和记日课在内的修身方式。虽然因诸多原因，均未能以像他老师那样的方式坚持下去，但是记日记的习惯他坚持了一生。所谓日记，不是记录生活事件的流水账，而是反思生活事件的心灵志，也是衡量生命价值的尺度和确立生命方向的鹄的。当他把自己的所思所想记录成为文字的时候，他的追求就进一步地巩固了。
简而言之，在曾国藩等人那里，有着棋王卡斯帕罗夫所说的自省意识：认识你自己所属的类型，明确你的形势和任务。二十世纪前半叶逐鹿中国的双雄，蒋介石习惯记日记，在日记中对自己屡作痛诋，毛泽东则惯于以“形势和任务”为标题写文章，难道是偶然的吗？
与之相对应，在另外一个同样以语言存在的大人——美国人林肯那里，书写同样是情之所至，不同的是，通过幽默的表达和曲折的逻辑，林肯同时是在经营一种美学的意境，是把世界和自我作为审美的对象来看待。虽然如此，他同样在做一件事情：接近真相本身。他习惯使用的比喻、夸张等修辞手法，是造境的技术，同时也是接近真相的艺术。就在对于真相的这种逼近中，他知道了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以及承担的办法。
古今中外，道理一也。
评传从不同的立场可以描述出不同的效果。自省是一种优秀习惯，我不否认曾其人是罕见的良材。他的谋略、胆识、城府都是超凡的，可是看人不是看一台电脑，注重配置或运行软件就可以了，性质再优良也抵不过本质人格上的缺陷。曾国藩的虚伪和狠辣，为了自己的一世英名可以几十年不回故乡探望母亲，可以让手足隐世至死，可以牺牲女儿的幸福甚至生命，可以背信弃义辜负誓死追随他的朋友。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为了效忠当时的清政府作出的牺牲，其实从湘军打败太平天国攻克南京之后的情形来看，他也不是没有问鼎之心。只不过在心里反复权衡之后觉得不换算罢了。
同意@sunny, 這個人連寫封家書寫篇日記都虛偽，做人該是有多西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