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官僚政治研究
2009-7
南京大学出版社
叶林生 等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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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官僚政治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同世间其他事物一样，经历了一个孕育、产生、完备、衰败的必然过程。中国封建官僚政治从萌生到确立，经过了五六百年的漫长时间，这使我们想起了道教的传说，据《神仙传》等书中说，被道教奉为最高主神的老子，是其母怀胎八十一年（或说七十二年）之后才出生的。宗教家可能认为这是充分吸取了营养，而在我们看来恰似个怪胎。中国封建官僚政治也是如此，相对于其先的贵族政治而言，它是个“新生儿”，但因它在“母腹”中孕育过久，一生下来就不免带有浓郁的旧色彩。 中国封建官僚政治从春秋时代萌生，直到汉代才逐步完善，其间经历了数百年之久。
绪论第一章 贵族政治的崩溃和封建官僚政治的产生、完善一、贵族政治的崩溃首先是政体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二、宗法制下贵族的蜕变是贵族政治崩溃的重要原因三、官僚政治萌生的条件四、官僚政治从萌芽到确立的过程五、官僚政治的完善及其作用六、两千年特殊时期的官僚政治第二章 中国皇权政治与封建官僚政治一、中国专制主义皇权形成的主要因素二、皇权政治的显著特征三、皇权的极端自私性质四、皇权政治与官僚政治的一致性和矛盾性五、皇权政治对官僚政治的控制、调节六、皇权操纵下的官僚体制的本质第三章 士与官僚政治一、士人阶层的产生二、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对官员的影响三、士人忧患意识的传统对官员的影响四、士人官本位意识的传统对官员的影响五、士人的崇古传统与官僚政治六、士人求名意识与官僚政治第四章 诸子学说与官僚政治一、法家与官僚政治的形成、发展二、道家学说与官僚政治三、阴阳五行学说与官僚政治四、墨家学说与官僚政治第五章 儒、佛、道与官僚政治一、孔、孟对官僚政体的“设计”二、荀况的儒学与官僚政治三、汉儒之学与官僚政治四、儒学重新崛起与宋明理学对官僚政治的重构五、道教与封建官僚政治六、佛教与中国封建官僚政治第六章 封建官员的选拔任用制度一、汉代创立的选官制度及流变(上)二、汉代创立的选官制度及流变(中)三、汉代创立的选官制度及流变(下)四、九品中正制与官员的选拔任用五、科举制与官员的选拔任用第七章 官员的管理与官僚政治一、历代官员的考核与官僚政治二、官员的任期、叙用、铨选与官僚政治三、封建官员的升迁降黜与官僚政治四、官员俸禄制与官僚政治第八章 官员的监察制和官僚政治一、监察制是皇权克服官员离心倾向的产物二、历代官员监察制的不断强化三、官员监察制的变异第九章 官、僚、吏与官僚政治一、关于“官”的诠释二、官僚是一个特殊的阶级三、关于“僚”和“胥吏”第十章 官员的理想和追求一、理想、追求及其含义二、特殊时代官员对“功名”的追求三、长期和平稳定时期官员的“功名”追求第十一章 官僚的知识、学问一、特殊时期官僚的知识、学问二、和平稳定时期官僚的“应世之学三、和平稳定时期官员们的“真学问四、官员晚年之学第十二章 官僚的生活一、古代官员的经济生活二、官员的文化生活和日常生活三、官僚与官僚之家第十三章 官僚政治与民众一、“民”的本质特征与特殊时期的官僚政治二、长期和平时期的官民关系三、民众对清官、明君的期盼和“创造”第十四章 官僚政治与新贵族政治一、新贵族政治的产生与特征二、新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第十五章 中国封建官僚政治的特征一、官僚具有奴仆和主子的两重性二、对上负责与形式主义三、利益与朋党之争四、机构膨胀，冗员充斥第十六章 从法的本质看官僚政治下法治的困境
至此，在他开国定天下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功臣几乎捕杀殆尽。据野史说：朱元璋的太子反对他乱杀人，认为“杀人太滥，恐怕要伤了和气”。朱元璋说：“我所杀的都是天下的坏人，朝内朝外整理清楚了，你才能当这个家呀！”屡立功勋的大臣如何转眼间成了“天下的坏人”？就因为帝王认为他们对其家天下存在某种威胁或潜在的威胁。即使功臣们的权力构不成威胁，他们在战争中表现出的才能也是一种威胁。因此，与其说因功臣们有碍于帝王家天下的统治，倒不如说是帝王们极端自私的阴暗心理构想出了许多“谋反”的假想敌。 二是在其家庭内部，帝王同样是极端自私的。任何人，哪怕是父子之亲，兄弟之情，夫妻之爱，一碰到帝王的权力神经，无不头破血流，甚至命丧黄泉。历代那些昏聩之君、庸碌之主姑且不谈，即以某些经常被史学家称道的“明君英主”而论，哪一个不是自私之极？一个带共性的现象是，汉武帝、唐太宗、清康熙等英明之主，都曾亲手废除了自己所册立的太子。如果探究其原因，无非是与帝王的个人利益、个人权力相关。汉武帝因相信“巫蛊”，认为太子用巫术诅咒他，而又不听太子申辩，将太子刘据逼到谋反的路上；唐太宗因钟爱另一个皇子魏王李泰而逼得太子李承乾谋反；康熙两次废太子允扔，大抵皆是如此。至若唐太宗本人，为了夺取皇帝的宝座而杀长兄（太子），杀弟弟，逼父亲退位，哪里还有什么父子之谊、骨肉之情！ 帝王们为了保住“家天下”的终极目标而不择手段，对官僚政治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首先，帝王们从自私的心理出发，总是要按照皇权的接替模式引导官僚为“世代富贵”而努力，这样官僚的世袭和变相世袭就不可避免的了，这也就直接否定了官僚政治形成过程中的“任人唯贤”原则。汉王朝初期，官员长期任一个职务，有的达数十年之久，这似乎还可以归结为制度的不完善。据《汉官仪》所载，汉朝初年就规定：“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岁，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就是说，二千石以上的大官（地方最高行政长官郡太守、中央的九卿皆为二千石，三公为万石）只要任职满三年，就可以任用一个儿子（或侄子）为朝廷的郎官。郎官虽为下级官员，但以后一步步升迁，仍可跻身显要位置。譬如，西汉以“不辱王命”著称的苏武，因父亲苏建为二千石而做了郎官，后升迁至中郎将；萧望之也靠这条路步人官场，后升迁至廷尉；他们的子孙又可以援引这个制度再做官——官员的变相世袭现象产生了。汉代这个制度叫“任子制”，宋代则有类似的“恩荫制”——每逢朝廷大典（祭天地，皇帝登极、大婚，皇帝、太后生日等），帝王总要对大臣“加恩”，任命他们的儿孙为官。如此连绵数代，官场充斥亲缘、裙带关系，这几乎成了历代惯例，这不正是皇权造成的吗！官场上盘根错节的亲缘关系、裙带关系，对官僚政治来说，必然是一个牵制其偏移正常轨道的异动力量。 其次，皇权的极端自私性，决定了他们的终极目的是维护“家天下”的统治。只要有利于这个根本目标，帝王不惜对官员予以放纵。这样，官僚的腐败就不可避免的了，官僚政治也就在官僚普遍的腐败风气中名存实亡。 一是帝王认为官员侵夺民众财产就会不得人心，就不会对皇权形成威胁，从而容忍官员的贪赃枉法。《史记?萧相国世家》载：“楚汉分争”时期，刘邦率兵在中原地区与项羽角逐，关中大本营交由萧何掌管。萧何兢兢业业，保证了前方将士的后勤供给。这让刘邦很不放心：担心萧何“孳孳得民和”、“倾动关中”。就是说，如果萧何得到关中民众拥护，就可能有当皇帝的异心，关中就不为刘氏所有，自己也就无家可归。于是，每有押运粮草的官员到前线，刘邦总要打听萧何的举动。萧何得知此事后，懂得刘邦的心事，就在关中大肆侵夺百姓田宅“数千万”，这样反倒让刘邦放心了。刘邦班师回长安时，百姓拦住他的车驾，控告萧何。刘邦不但没有惩治萧何，反而把百姓的“告状信”（竹简）全部交给了萧何，说：“君自谢民。”也就是让萧何自己去向百姓谢罪。萧何以后如何“谢民”的，史无明载，不必猜测。我们大约也可看出，他大肆“侵夺”，出于不得已，是为了“自保”，为了避免刘邦猜忌。在刘邦看来，萧何侵夺百姓田宅，只是“小节”，他因此不得民心，从而也不能动摇刘氏江山，这才是莫大“功绩”。这种标准怎能不使官场掠夺之风盛行呢？ 这类现象绝非个别的。宋太祖建隆年间，御史中丞雷德骧上疏，弹劾宰相赵普强占人田宅，赵匡胤怒气冲冲地训斥这位御史中丞说：“鼎铛犹在耳！汝不闻赵普吾之社稷臣乎！”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赵普是我的心腹大臣，侵夺别人田宅算得了什么呢！你抓住这种“小事”，就不怕我把你扔到油锅里吗！ 历史上，帝王们大抵都按照同样的思维模式来判断善恶、忠奸的。明代中后期的内阁首辅徐阶、夏言之徒，受贿敛财大约并不亚于严嵩、严世藩，但他们没有严氏图谋篡权的劣迹，也就可以富贵终身了。所以，官僚的腐败在帝王们极端自私的“小算盘”面前孳生蔓延，是顺理成章的事。 二是帝王们从维护“家天下”的自私心理出发，推己及人，以为人人都像自己一样，要占有更多的财富。所以，总是以物质利益引诱官僚，以淡化、消除位高权重的官员窥视皇权的野心，解除其对皇权的威胁。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是通过“陈桥兵变”，由部下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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