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水悲歌
2011-7
南京大学出版社
李灿朝
344
300000
无
越中地区历史悠久，文化昌盛，自古以来就是人文渊薮。明清时期越中曲坛徐渭导其先，至明末清初，形成了一个包括王骥德、叶宪祖、吕天成、孟称舜、祁彪佳等三十余人在内的曲家群体，他们以骄人的创作实绩与卓绝的理论贡献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诗文领域，先后涌现了徐渭、陶望龄、王思任、张岱、祁彪佳、倪元璐、陈洪绶、黄宗羲、毛奇龄等一批卓有成就的文学家。越中文人在思想个性、文学观念与创作实践上，表现出鲜明的区域特征。
《越水悲歌：明末清初越中文人及文学研究》从越文化传统、政治、文学思潮三个视角，对明末清初越中文人及文学作综合研究。绪论部分，釐定研究范围，陈述学界研究现状以及选题的出发点与基本思路。绪论之外，正文分上、中、下三编凡十一章。
上编，越文化传统与明末清初的越中文人及文学。越中地区的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民风习俗等，决定了越中文化的地域特征。越文化不仅影响到越中文人的文化风尚、思想特点以及精神品格；而且对越中文学也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使越中文学在体裁选择、题材选择、创作风格上都表现出鲜明的特征。体裁选择上，越中文人对戏曲表现出特别的偏好，在创作数量上足以傲视曲坛；而且致力于戏曲艺术特征与发展规律的理论探讨和总结，理论著述丰富，批评形态多样。他们推尊戏曲，强调戏曲的社会教化功能，并在创作中寄寓救世的良好愿望。在题材选择上，越中戏曲偏于爱情婚姻、宗教度脱题材，诗文则偏于山水题材。创作风格上，越中文学也表现出鲜明的区域特征，即戏曲创作普遍趋于本色风格，诗文则兼具空灵飘逸与慷慨激越的风格特点。
中编，明末清初的政治与越中文人及文学。越中文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在与晚明历史相始终的东林党争中，越中文人清直严正，敢于仗义执言，在政治立场、人格精神以及对时政的看法等方面，与正直的东林党人基本保持一致，并在当时激烈、复杂的政争中多次予以声援，与阉党及其余孽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南明政权阶段，越中文人怀抱一线希望，忠心辅佐南明弘光政权，跟随鲁王政权抗清，力图挽狂澜于既倒。在王朝鼎革、故国沦丧的“天崩地解”之际，越中文人或血酬故国，以身殉节；或为匡复社稷奋起抗击；或拒不仕清，隐居草野，潜心学术。他们在易代之际的政治表现，充分体现了越中重气概、节操的文化传统。明末清初的政治对越中文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使越中文学创作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意识。揭露战争暴行，表彰忠义气节之士，表达抗敌复国之志，抒写麦秀黍离之悲，成为越中诗歌共同的时代主题。
下编，明末清初的文学思潮与越中文人及文学。作为明中后期复古主义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晚明浪漫文学思潮，成为文学领域的主流思潮，它深刻影响着越中文学的发展方向。在戏曲领域，张大主体意识，重视个体情欲，否定客观世界，质疑传统道德与价值标准，成为越中戏曲创作的重要主题。在诗文领域，徐渭、陶望龄等人强调真我、倡导性灵，开启了越中文学尚真适性的风气，越中诗文尤其是小品文创作成就卓著，充分体现了晚明浪漫文学思潮的特点。对于明代的文学复古思潮，越中文人回应各异：对后七子的模拟复古之风是反对的；对复古派中某些可取的文学主张，如以理约情、追求雅正等是认同的；对明末复社、几社“兴复古学”以救亡图存的经世文学观是积极呼应的。由明人清，文学经世思想与实学精神得到进一步发展。黄宗羲、朱舜水、毛奇龄等人，在治学方法、文学观念及创作实践中，注重经世，强调实效，对转变明末清初学术风气、推进清初健实文风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越中文学；越中文人；越文化；文学思潮；政治；明末清初
绪论
上编 越文化传统与明末清初的越中文人及文学
第一章 越文化的生成环境与特征
第一节 自然地理环境
第二节 生产生活方式
第三节 越中民风习俗
第四节 越中文化的地域特征
第二章 越文化传统与明末清初越中文人
第一节 明末清初越中文人的文化风尚
第二节 明末清初越中文人的思想特点
第三节 明末清初越中文人的精神品格
第三章 地域文化对明末清初越中文学的制约和影响
第一节 明末清初越中文学的体裁选择
第二节 明末清初越中文学的题材选择
第三节 明末清初越中文学的风格特点
中编 明末清初的政治与越中文人及文学
第一章 晚明时局与越中文人的政治表现
第一节 晚明时局
第二节 越中文人的政治表现
第二章 明清易代与越中文人的价值取向
第一节 越中文人与南明政权的关系
第二节 易代之际越中文人的政治选择
第三章 明末清初越中文人文学创作中的政治意识
第一节 揭露战争暴行，反映民生疾苦
第二节 表彰忠义气节之士
第三节 志在复国的慷慨之声
第四节 黍离麦秀之悲
……
下篇 晚明浪漫文学思潮与越中文人的文学观念
附录
一、关注国计民生的情怀 “有仁心者，必为世道计，故不能自默于斯焉”①，明末清初的越中文人大多为醇正的儒者，立身朝堂，分君父之忧，恤苍生之苦；为官一方，察民情，办实事，深孚民望。这种为天下苍生计的现实关怀与忧乐情怀，远绍“忧民救水”的大禹精神。 刘宗周一生心系世道兴衰、朝廷安危。在宗周文集中，所上奏疏近百通，除了请告、弹劾批难类奏疏外，关乎兴邦济世、民生疾苦的建言类奏疏占了很大比重，如《救世第一要义疏》、《县帑告匮疏》、《畿辅凋残疏》、《痛切时艰疏》、《身切时艰疏》、《恸哭时艰疏》等。 同样感时忧民的还有祁彪佳。彪佳于崇祯十七年（1644），上疏请革三弊政，即诏狱之弊、缉事之弊、廷杖之弊。由于彪佳主要在地方为官，故对于国计民生予以了更多关注，在巡按苏松时，上疏陈民生十四大苦，要求朝廷切实减轻百姓负担；崇祯十五年要求罢免山税，崇祯十六年请求严加禁革抽丰、借贷、差役三大弊政。倪元璐为政，以请毁三朝要典最为著闻，其实元璐对于时政、民生的关注涉及方方面面，诸如盐政、漕运、裁饷、停开采、御寇等等。 如果说心忧苍生社稷、上疏建言献策是为臣之职责，无甚特异之处；那么越中文人集体出动，以实际行动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就显得十分难能可贵了。明朝末年，越中瘟疫、水旱灾害频生，民不聊生，越中文人祁彪佳、刘宗周、张岱、倪元璐、孟称舜、王朝式等人，组织或参与了几次大规模的救荒活动，设药局施药治病，奔走劝募，募粮募银，发仓廪、出私囤、设粥厂，帮助灾民渡过难关，并建立社仓制度，以备不虞。此外，祁彪佳、王思任、叶宪祖在外地为地方官，都能体恤民瘼，切实为百姓办事，深得民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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