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美经济摩擦的理论与实态
2001-1
武汉大学出版社
胡方
299
249000
这部著作是目前国内学术界一部篇幅较大的、系统而全面地研究日美经济摩擦及其启示的专著，它具有以下向个特点： 首先，它以马克思主度的世界经济理信纸作为指导思想，以有关世界经济格局和世界纱刘极化的理论作为分析的基本北景，同时吸收当代西方国际经济学中有关国际经济摩擦理论的一些有益成分，来考察日美经济摩擦的基本析因、内在机制、发展的过程和表现形式，提出了分析日美经济摩擦乃至国际经济摩擦的基本理论框架，立论得当，观点正确，论述也有理论深度。 其次，作者以丰富翔实的资料详细地论述了日美经济摩擦在日美两国贸易关系、投资关系和国际金融关系，以及在日美两国国内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框架等方面的表现。 再次，作者在考察日美经济摩察的形成机制时，提出一个分析日美经济关系和日美经济摩擦的数理模型。 最后，作以者以日美摩察的分析为基础，在总结日美经济摩擦过程中日美两国的经验教训的同时，从实态、理论和政策及策略等方面对中外经济摩擦问题，特别是 中国与日、美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中出现的摩擦问题进行了分析。
胡方，经济学博士，1960年生于湖北，多年业一直潜心于日本经济和世界经济问题的研究，公开发表多篇论文，并参与编写和翻译过一些著作，现任教于武汉大学商学院，为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理事，本书为作者第一部学术专著。
前言第一章 概述 第一节 日美经济摩擦的含义 第二节 日美经济关系的发展与日美经济摩擦的展开第二章 日美经济摩擦的基本原因 第一节 西方和日本学者在理论分析 第二节 日美经济摩擦的基本原因第三章 日美经济摩擦的内在机制 第一节 日美经济摩擦的模型分析 第二节 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第四章 日美贸易摩擦及其在纺织、钢铁和电信产品贸易中的表现 第一节 日美贸易摩擦概述 第二节 日美纺织口贸易摩擦 第三节 日美钢铁产品贸易摩擦 第四节 日美电信摩擦第五章 日美在彩电、汽车和半导体贸易中的摩擦 第一节 日美彩电摩擦和高清晰度电视技术竞争 第二节 日美汽车及其零部件贸易摩擦 第三节 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第六章 日美在农产品贸易和双边投资上的摩擦 第一节 日美农产品贸易摩擦 第二节 日美投资摩擦第七章 日美在金融、经济结构和框架问题上的摩擦 第一节 日美金融摩擦 第二节 日美结构性经济摩擦 第三节 日美围绕框架问题的矛盾和争执第八章 日美经济摩擦的政策和策略 第一节 日美调整国际经济政策和基本原因及主要内容 第二节 日美国际经济政策调整的基本效果及其局限性第九章 中国涉及经济摩擦问题研究——日美经济摩擦的启示 第一节 中外经济关系的发展和中外经济摩擦的展开 第二节 中外经济摩擦的理论探索与政策分析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日美经济摩擦的产生与高潮和日美同盟关系的时间交集为20世纪6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初。在这个时期，美国经历了“滞涨”阶段，经济实力有所下降，而日本的经济高速发展、“贸易立国”方针成功贯彻实施。经济力量的此消彼长反映在两国的贸易方面，即自1965年始，日美贸易态势发生逆转，日本持续“入超”，这种双边贸易失衡的情况引发日美之间频繁而广泛的经济摩擦；反映在两国的同盟关系方面，即日美的相对地位发生变化，以共同的安全利益为重点的同盟内涵不断调整、丰富。而这两方面又存在密切的相关性和相互适应性。
首先，日美经济摩擦是二战后日美同盟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20世纪50年代确立的旧金山体制和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下，日本成为美国亚太战略区的重要棋子和对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东亚桥头堡。为此，美国由削弱转而扶植日本，在经济上给予大量帮助，如不断削减乃至放弃日本对美的战败赔偿、大量贷款给日本企业、开放美国市场供日本商品出口、默许日本利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发展“特许经济”等；在军事上重新武装日本，提供日本大量武器装备，并在日本建立军事基地保卫日本；在外交上积极推动日本重返国际社会，帮助其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联合国等。加之日本政府行之有效的经济恢复措施和日本较高的劳动力素质，日本经济迅速腾飞。但日本国土狭长，资源匮乏，其经济的繁荣严重依赖对外贸易。与日本订立了互惠通商条约的盟友美国自然成为日本商品最理想、最安全的出口市场。而日本生产的纺织品、钢铁等劳动密集型商品物美价廉，制造的半导体、汽车等高科技产品安全耐用，它们在美国赢得大量消费者青睐，同时亦导致美国相关的本土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由此引发双方的经济摩擦。最具有讽刺意味的例子，是持续十余年的日美纺织领域的“纤维大战”——“1948年美国国会建立1.5亿美元的‘自然纤维周转基金’，资助日本进口美国棉花以刺激日本纺织业生产”①。美国将日本的纺织业扶植起来后却与本国产业形成激烈竞争，进而拉开两国经济摩擦的序幕。可见，日美同盟对日本的经济复苏起到关键作用，而羽翼丰满的日本与其扶植者美国发生的经济摩擦是日美同盟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结果，不可避免。
其次，日美经济摩擦推动日美同盟关系做出合乎实际的调整。此阶段日美频繁的经济摩擦反映出两国在经济上存在强劲的竞争关系和经济相互依存度加深的事实。经济利益的分歧和经济体的不可分割势必影响到日美的政治同盟关系。虽然在每一次经济摩擦中，美国都表现强势，以冲绳岛归还等日本关切的主权问题和对日采取对待敌对国的贸易保护措施作为威胁，迫使日本“自愿”减少对美国的出口、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但是日本经济实力膨胀、国际地位提高的现实已不可忽视，日本在同盟中掌握着愈来愈多的有底气和分量的话语权。美国与日本在传统同盟中“父与子”式的从属关系受到巨大挑战——“随着日美经济摩擦向新产业乃至体制与政策领域深入，日本可退让的余地越来越小，日本舆论中对美批判日益高涨，日本单方面让步模式朝着日美对等谈判模式转变”②，日本政府一直倡导的与美国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的构想逐渐具备乐观的前景和极强的可行性。并且，出于对当时冷战环境的考虑，美国为确保亚太地区的战略安全和资本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不愿因为一时的经济摩擦而动摇与日本的政治、安全同盟关系，而希望与日本的所有经贸纠纷都建构在日美同盟关系的框架下，甚至有意以经济摩擦为契机，迫使日本加强与其的防务关系和安全合作，“刺激联合防务生产和相互操作兼容性”③，从而提高美军的军事生产能力、减少美国在东亚的军力负担；对于日本来说，同样不希望日美同盟关系因为短视性经济利益的分歧而破裂。美国对日本的军事保护使其免去国防建设的大笔经费，对日本的外交支持可以帮助其重塑国际形象，从而有利于日本集中精力恢复和发展经济，提高国际地位。故日本希望通过处理与美国的经济摩擦打破支配与被支配的局面，在巩固日美同盟的基础上，增强双方对话机制的公平性和对等性。因此，日美经济摩擦可以推动日美同盟关系适应现实需要，由从属的合作关系向平等的合作与竞争关系过渡。
再次，为了维卫和适应变化中的日美同盟关系，日美经济摩擦趋向缓和。在这个阶段，虽然世界范围内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争，但是地区冲突和威胁不断。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苏联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易守为攻，“布置它的太平洋战线，加强太平洋舰队的实力，妄图控制马六甲海峡，建立海洋霸权”④——这会使日本的海上交通要道受堵，威胁其海洋安全，也会使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受到挑战；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和日本出于国际道义更重要的是各自生存所依赖的中东石油生命线受阻的缘故，强烈谴责并意识到社会主义阵营实力扩张的威胁；朝鲜半岛局势的紧张让美国和日本没有安全感。在这种国际局势下，日美达成共识，即只有加强同盟关系，才能保证周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只有维持了地缘环境的和平与稳定，才有可能着手于经济建设和贸易往来。因而要尽可能地采取可行的手段来缓和不利于稳固日美同盟的经济摩擦。1972年9月，田中首相在与尼克松会谈时即表示，为减缓经济摩擦，“愿意在合理的期限内，把不平衡的日美贸易纠正到适当的规模”⑤。尼克松虽然在对日贸易纠纷中屡表强硬，但仍在外交咨文中强调美国“最高度地珍视同日本的友好关系，将继续发展现存的紧密纽带”⑥，并为解决美日经济摩擦做出主动努力。至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恢复与发展、日美在经济合作、安全防务等方面的相互协调、一系列协议的达成和日本相对让步的贸易政策的实施，日美经济摩擦有所缓和，日美同盟关系亦得到新发展。此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社会分工的细化，日美跨国公司的建立使两国在人员、技术、资金等方面具有流动性和共享性，这种共同生产或共同销售的形式有利于平衡日美的贸易格局，缓和日美之间的经济摩擦，进而也可以达到适应阶段性日美同盟关系需要的目的。
总之，日美经济摩擦推动日美同盟关系的调整，日美同盟有助于缓和日美经济摩擦，两者存在相互适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