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课教学法研究
2004-2
武汉大学出版社
石云霞 著
389
序 要深入地开展“两课” 教学法的研究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对高校青年学生如何有效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这是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大的时代性课题。解决思想理论教育的有效性问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多方面作持久不懈的艰苦努力。其中，充分重视和深入开展“两课”教学法研究，则是实现“两课”教学有效性的关键。方法问题十分重要，毛泽东曾经把方法比做过河的桥或船，认为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就不可能完成过河的任务。同样的道理，不认真研究和解决“两课”教学法问题，也就不可能完成对青年学生有 效地进行科学的世界观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历史任务。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全国高校的“两课”教学改革始终在持续不断地进行，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应该看到，以往的“两课”教学改革较多地集中在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的改革上(这当然是对的)。而对“两课”教学法的研究和改革则显得相当滞后。从事“两课”教学的许多教师虽也十分重视对教学经验和方法的研究和总结，但是有分量的教学法研究成果却凤毛麟角；我们的许多“两课”教师虽也在兢兢业业地进行“两课”教学，但是他们中的相当一个多数却缺乏“两课”教学法的严格培训；为了增强“两课”教学的有效性和说服力，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强调“两课”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的素质，但是，至今我们也未能将“两课”教师对教学法的了解和掌握视为“两课”教师应有素质的必要内容和要求。“两课”教学法研究和改革的滞后局面，现在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在课程设置已经确立和课程内容已处于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高校的“两课”教改似应将相当的注意力用在教学方法的改革和改进上。当前，高校的“两课”教学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困难局面。适应这一形势发展的需要，探索在新 形势下有效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的新形式、新方法、新途径和新思路，就显得格外重要而紧迫。 令人欣慰的是，正当我在认真地思考高校“两课”教改如何深入发展、并以很大精力关注教学法改革之时，有幸读到了由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生导师石云霞教授主编的《“两课”教学法研究》一书，从中受到很大的教益和鼓舞。《“两课”教学 法研究》是一部具有重要创新意义和实用价值的好书，是高校“两课”教改探索的重要成果。具体说来，我认为该书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和优点： 其一，是它的创新性。同以往通行的文件、教材和流行的同类著作相比较，本书在许多地方都显现了颇有见地的思想观念和研究视角。比如，作者在论述“两课”教师们所应具备的素质问题时，就鲜明地把对教学法的了解和掌握列为“两课”教师素质的必要要求，并把这一 思想观念贯串到全书的各章之中。又如，作者在论述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的方法同以往古今中外各国德育教育方法的关系问题时，不是停留在对二者批判继承关系的一般原则的抽象议论上，而是用相当精力和篇幅去具体地分析和总结中外传统德育教学法的主要特点和历史成就。从而为我们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人类文明遗产提供了广阔视野。再如，在对“两课”教学规律的概括与阐述上，把“两课”教学内容由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换、“两课”教学方式以正面教育为主与社会思潮批判相结合，上升到基本规律的高度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证，很具有启发性。还如，作者所提出和遵循的研究思路，以及对体系框架的构建，都具有独到之处。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对高校青年学生如何有效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这是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大的时代性课题。解决思想理论教育的有效性问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多方面作持久不懈的艰苦努力。其中，充分重视和深入开展“两课”教学法研究，则是实现“两课”教学有效性的关键。方法问题十分重要，毛泽东曾经把方法比做过河的桥或船，认为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就不可能完成过河的任务。同样的道理，不认真研究和解决“两课”教学法问题，也就不可能完成对青年学生有效地进行科学的世界观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历史任务。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全国高校的“两课”教学改革始终在持续不断地进行，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应该看到，以往的“两课”教学改革较多地集中在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的改革上(这当然是对的)。而对“两课”教学法的研究和改革则显得相当滞后。从事“两课”教学的许多教师虽也十分重视对教学经验和方法的研究和总结，但是有分量的教学法研究成果却凤毛麟角；我们的许多“两课”教师虽也在兢兢业业地进行“两课”教学，但是他们中的相当一个多数却缺乏“两课”教学法的严格培训；为了增强“两课”教学的有效性和说服力，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强调“两课”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的素质，但是，至今我们也未能将“两课”教师对教学法的了解和掌握视为“两课”教师应有素质的必要内容和要求。“两课”教学法研究和改革的滞后局面，现在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在课程设置已经确立和课程内容已处于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高校的“两课”教改似应将相当的注意力用在教学方法的改革和改进上。当前，高校的“两课”教学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困难局面。适应这一形势发展的需要，探索在新形势下有效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的新形式、新方法、新途径和新思路，就显得格外重要而紧迫。
序 第一章 “两课”教学与教学法第一节 “两课”教学与教学法研究一、“两课”教学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二、“两课”教学法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三、“两课”教育教学对教师素质的特殊要求和学情研究第二节 “两课”课程体系和课程建设一、“两课”课程和课程体系二、“两课”课程体系的历史沿革三、“两课”课程建设第三节 “两课”教学法的内在结构和本质特征一、“两课”教学法的内在结构二、“两课”教学法的本质特征三、“两课”教学法的分类原则及其体系四、“两课”教学法的历史发展与改革第二章 中外教学法的历史发展及其对“两课”的借鉴意义第一节 中西传统教学法及其运用和发展一、中国传统教学法二、西方传统教学法三、西方现代教学法第二节 前苏联教育教学方法一、前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方法二、以凯洛夫为代表的教育教学方法三、凯洛夫以后苏联教学法的发展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方法一、建党初期党在自己创办的或与其他党派合办的学校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法二、土地革命根据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方法三、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方法第四节 一般教学法对“两课”教学法改革的方法论意义一、一般教学法研究为“两课”教学法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可资借鉴的方法二、一般教学法研究使“两课”三、一般教学法研究为“两课”四、一般教学法研究对“两课”指导意义教学法研究处于同一发展水平教学法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教学法的改革与发展具有方法论的
书摘 孔子以后儒家学派教学方法一分为多种流派，其中，以孟子为代表的一派主张“人性本善”，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④。因此，教育的方法不是向外求得，而是“反省内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⑤。形成内发的教学方式，也就是通过反诸求己的教育方式，来调动人内心的“善端”，而不断发展人心之“善端”，养“浩然之气”，形成良好的品质，这就是所谓“内发说”。而以苟子为代表的一派则主张“人性本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既然仁义礼智不存在于人的内心，就应通过学习“求有之”，通过学习仁义之道以“解蔽”，通过学习，积少成多，积善成德，“化性起伪”⑥，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这就是所谓“外铄说”。“内发说”和“外铄说”丰富了孔子的教育思想，是儒家学派教学方法的重要发展。 汉代以后，特别是汉武帝以后，儒学逐渐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的实施，使儒家思想成为国家统治思想，儒家经典成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儒家道德观成为德育的依据，而科举取士的政策，更是把儒家价值观推向了极端。由于儒家典籍被确定为经典，那么熟悉儒家经典的教师享有崇高地位，汉武帝时开设《五经》博士，到西汉末，《五经》博士增加到14家。跟随经师学经成为时尚，特别是那些著名经学大师，更是学生云集，如董仲舒，由于教授弟子太多，于是采用“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⑦的办法进行教学。《汉书‘董仲舒传》称他：“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进退客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①在教学过程中，他主要采取“讲诵”方式，引导学生微呈大义，体会儒家经典的内涵。香港中文大学严元章博士对董仲舒的这种教学方法持批评态度，认为董仲舒是名“儒”实“阴阳”，“说到他的教法‘讲诵’，不外是讲书读书，比孔子的答问讨论，显然又是大大倒退了。那实质上是现在流行的‘注入式’、‘满堂灌’的先例；而由于多了个‘下帷’，实际上的效果可能还要坏”②。这一批评不无道理。 宋代以后的教学方法，以学生的学习方式的不同而分为既相互对立而又互相融合的两大流派，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主张教学过程本质上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通过教学活动相互感应，使教育者自我觉悟的过程。朱熹认为，“圣贤千言万语，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复其性耳”③。因此把落脚点放在受教育者自我觉悟的基础上，教师只是起辅助作用，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教”，而是“学”，学生积极主动地自求、自得、自我修养是教育的关键。有学者把朱熹的教学方式归纳为“修导式”的教学方式④。当然，这种“修导式”教学方式与现代教学过程中注重知行统一的教学方式具有明显不同，尽管儒家传统强调学习知识与修身的统一，但在朱熹和宋儒的教学方式中，主要倡导的是对经典的学习，以明“理”为主，在教学过程中固然有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的因素，但学生依然对教师有一定的依赖性，教师仍然居于绝对主体地位，因而以“学导式”或“导学式”来概括更为适宜。 以陆王为代表的心学把学习过程看成是扩充良知的过程，陆九渊认为：“良知之端，形于爱敬，扩而充之，圣哲之所以为圣哲也。”⑧因而注重教法的灵活性、针对性，注重当下启悟。而王守仁把这种教育方法归结为“知行合一”，在他那里，“知”即“良知”，“行”即“致良知”。“学必以存其心”，“博学也，审问也，慎思也，明辨也，笃行也，皆仅守其心之功也”⑥。其中“守其心”、“存其心”，就是致良知，人必须“致良知”于“事物”或行为，才符合“知行合一”的要求，使良知化为行为。总之，宋代以后的教育方法，沿着先秦时期开辟的教育方法的两个方向进行了发展，使宋代以后教学方法更加细致、深入。 伴随教育理论家对教学方法研究的逐渐深人，我国传统以师傅带徒弟为主的教学方式和书院式的学习方式遂渐在社会普及，到明清以后，以家塾教育为代表的我国传统教学方法已经渗透到各个穷乡僻壤，形成我国特有的教育景观。我国古代家塾教学方法主要是在以下情境下展开的。(1)在同一家塾中，每个生徒修业时间(始业、结业、月限、年限)不甚确定，不同生徒修业时间可同可异；(2)在同一时间内，不同生徒的课业不尽一致；《3》各个生徒的学习进度不同；(4)先生对各个生徒分别进行个别指导。这种家垫教育组织具有以下特点：(1)整个“教”与“学”的避程中，先生同各个生徒分别建立直接联系，进行个别指导；(2)先生分别对不同生徒进行个别指导，重复劳动过多，没有时间和精力对学河内容与进度不同的生徒进行集体指导，整个“教”与“学”活动以“学”为主；(3)由于各个生徒修业时间、修业内容与进度互不相同，不可能建立，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教”与“学”的制度①。我国古代家塾教育与现代班级教学有着显著区别。尽管我国古代有一些家垫，在教育过程中尝试根据学生不同年龄和学习进度特点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和进度、但并没有形成以班级和集体授课为核心的教学方法。 从我国传统教学方法的历史演变来看，我国传统教学方法是一种以学生个体修养为主的教学方法模式，它以学生的学习进程为主要课程内容，讲究个人在日常行为中逐渐体会到经典著作所揭示的深刻的人生内涵，这种以通过学习体悟为基础的学习方式在教学方法上具有独特的生存价值。 (二)中国传统教学法的特点 与我国目前学校采取的教学方式及教学方法不同，我国古代教学法具有以下一些鲜明的特点： 1．从对教学的认识来看。在我国古代，教与学是一个同源性的概念，在商代甲骨文中， “教”、“学”两个字已出现。从汉字“教”、“学”的起源上看，汉字“教”和“学”的字根都有“学”的字根，而几乎在每一种写法的“教”字里，都是首先包含了一个写法与意义最简单的“学”字。根据汉字的造字特点，如果一个字是在另一个字的基础上派生而来，在这个字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新的内容，那么，这两个字就具有同源性，并且新添的字就表明在原来的字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涵。由此可知，汉字“教”来源于“学”字，或者说“教”的概念是在“学”的概念的规定性中又加上了一层规定性。“教学”两字连用，最早见于《尚书·兑命》：“效学半”，唐代孔颖达的解释为：“上学为教，音xiao；下学者，学习也。”实质为同一学习过程的两个方面。宋代蔡沈说得更明确：“教也……始之自学，学也，终之教人，亦学也。”①也就是教学都是一种活动，教与学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国古代教育论著《学记》，明明是阐明“教”的理论，但仍以“学”记命名。“教”的方法与“学”的方法实质上是一致的。 2．从教学的组织形式来看。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以农立国，以家为本的社会，是以个体生产为主的自然经济，教学过程具有自发性、个别化、以学生为主和非制度化等特点。所谓自发性是指教学活动是根据教师个人特点自发地开展教学活动，教师的“教”的过程具有个体性。所谓个别化是指教学活动是针对一个个学生个体开展的，而不是针对学生群体的一种教学活动。所谓以学生为丰是指教学过程的重点在于学生的“学”，是以学生学习为基础的，教师的“教”只是起一个辅助作用。而所谓非制度化是指教学组织没有形成制度，!学生就地而学，学校分散，并且没有成系列的教育组织作为阶梯，使学生沿着固定的教育组织进行攀升。因而我国古代教育虽有“小学”、“大学”之分，但没有明确的组织制度保证。这利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教学组织形式的教学方法，虽然具有因材施教的优点，但它是一种个体手工业式的教育方式，与现代教学法有着本质的区别。 3．从教学过程来看。由于我国古代“教”和“学”是一致的，并且“教”的方法主要源于“学”的方法，因此，我国古代教学法研究的重点放在“学”的方面，也就是学生学习和修养的方法，这种学习和修养方法的基础是诵记。教师“教”的方法的程序为：“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②学生“学”的程序为：“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
序要深入地开展“两课” 教学法的研究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对高校青年学生如何有效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这是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大的时代性课题。解决思想理论教育的有效性问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多方面作持久不懈的艰苦努力。其中，充分重视和深入开展“两课”教学法研究，则是实现“两课”教学有效性的关键。方法问题十分重要，毛泽东曾经把方法比做过河的桥或船，认为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就不可能完成过河的任务。同样的道理，不认真研究和解决“两课”教学法问题，也就不可能完成对青年学生有效地进行科学的世界观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历史任务。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全国高校的“两课”教学改革始终在持续不断地进行，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应该看到，以往的“两课”教学改革较多地集中在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的改革上(这当然是对的)。而对“两课”教学法的研究和改革则显得相当滞后。从事“两课”教学的许多教师虽也十分重视对教学经验和方法的研究和总结，但是有分量的教学法研究成果却凤毛麟角；我们的许多“两课”教师虽也在兢兢业业地进行“两课”教学，但是他们中的相当一个多数却缺乏“两课”教学法的严格培训；为了增强“两课”教学的有效性和说服力，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强调“两课”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的素质，但是，至今我们也未能将“两课”教师对教学法的了解和掌握视为“两课”教师应有素质的必要内容和要求。“两课”教学法研究和改革的滞后局面，现在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在课程设置已经确立和课程内容已处于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高校的“两课”教改似应将相当的注意力用在教学方法的改革和改进上。当前，高校的“两课”教学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困难局面。适应这一形势发展的需要，探索在新形势下有效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的新形式、新方法、新途径和新思路，就显得格外重要而紧迫。 令人欣慰的是，正当我在认真地思考高校“两课”教改如何深入发展、并以很大精力关注教学法改革之时，有幸读到了由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生导师石云霞教授主编的《“两课”教学法研究》一书，从中受到很大的教益和鼓舞。《“两课”教学法研究》是一部具有重要创新意义和实用价值的好书，是高校“两课”教改探索的重要成果。具体说来，我认为该书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和优点： 其一，是它的创新性。同以往通行的文件、教材和流行的同类著作相比较，本书在许多地方都显现了颇有见地的思想观念和研究视角。比如，作者在论述“两课”教师们所应具备的素质问题时，就鲜明地把对教学法的了解和掌握列为“两课”教师素质的必要要求，并把这一思想观念贯串到全书的各章之中。又如，作者在论述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的方法同以往古今中外各国德育教育方法的关系问题时，不是停留在对二者批判继承关系的一般原则的抽象议论上，而是用相当精力和篇幅去具体地分析和总结中外传统德育教学法的主要特点和历史成就。从而为我们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人类文明遗产提供了广阔视野。再如，在对“两课”教学规律的概括与阐述上，把“两课”教学内容由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换、“两课”教学方式以正面教育为主与社会思潮批判相结合，上升到基本规律的高度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证，很具有启发性。还如，作者所提出和遵循的研究思路，以及对体系框架的构建，都具有独到之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