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传论
2009-4
武汉大学出版社
於可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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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作为一位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这位怀有很深的“少年布尔什维克”情结的当代作家，从少年时代就开始投身无产阶级革命和祖国解放斗争，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走向革命道路的一个特定时期的缩影。同样具有这种“微缩”特征的是，他在1950年代中期所遭受的政治厄运，以及在1970年代末的复出和此后所走的人生道路，对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也都具有相当的典型性。这种典型性不仅仅是通常我们所说的人生道路的坎坷和革命信念的坚定，还有在这坎坷的人生途中，为着坚守这种革命信念而付出的身心代价，以及在这种“坚守”和“付出”中，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所激起的复杂的精神回响。鉴于这是一个有关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话题，因此，我把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设定为我写作本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目标。 作为一位当代作家，王蒙的创作和文学活动，也如他的人生和命运一样，充满了无穷的变数。1950年代，当他凭着一个“少共”单纯的理想和热情，挟带着一篇在艺术上还远未成熟的短篇小说，在百花竞放的文坛初露锋芒的时候，无意间却冲击了一个在新中国成立的短暂时间内已经建立起来并在实践中逐步得到巩固的文学信条。这个文学信条同时也联系着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在1940年代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区）的文学中被赋予了新的阐释、同时也被新的文学实践改造过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这一新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滥觞和发展演变，同时还联系着一个更大范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文学的历史背景，包括当时的苏联、东欧和中国正在经历的激烈动荡又复杂多变的微妙“形势”。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一篇无足轻重的短篇作品，无意间也就闯入了一个高墙深院、门禁森严的政治和文学的禁宫。王蒙自然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同时，也让他成了1950年代中期兴起的这股渊源复杂、影响深远的文学潮流的代表人物。
於可训，1947年3月生，湖北黄梅人。1977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1982年春毕业留校任教至今。曾任校教务处副处长，中文系总支副书记、副主任，文学院副院长。现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主席，中国写作学会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文艺新观察》丛刊主编， 《长江学术》丛刊执行主编。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研究与评论，文学活动和学术研究先后涉及文学评论、中国新诗、中国现当代小说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等多个领域。个人专著有：《中国当代文学概论》、《当代文学：建构与阐释》、《新诗体艺术论》、《当代诗学》、《小说的新变》、《批评的视界》、《新诗史论与小说批评》，主编著作主要有：《中国文学编年史·现代卷》、《中国文学编年史·当代卷》、《小说家档案》、《“我读”丛书一当代文学新秀解读系列》等。承担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通俗文学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史，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当代文化视野中的王蒙研究、新世纪文学的现状与创新研究，湖北省社科基金项目：当代湖北文学研究、湖北现当代文艺家与楚文化研究，武汉市社科基金项目：汉味文化与武汉市民精神生活，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项目： 《“我读”丛书一当代文学新秀解读系列》。参与“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项目“文学教材编写”之子项目“当前中国文学状况”，是该子项目主持人之一。《中国当代文学概论》（修订版）被批准为教育部“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项目。曾获宝钢教育奖，湖北省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湖北省第三届文艺明星奖，湖北省文艺论文奖第一届一等奖、第二届二等奖、第三届一等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第二届三等奖、第四届三等奖、第六届一等奖，武汉市第六次、第七次、第九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国文联第三届文艺论文奖二等奖，第三届湖北文学奖，第六届屈原文艺奖，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大学版协等全国性学会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优秀教材一等奖等奖励多种。获“武汉大学优秀博士后合作导师”、“武汉大学优秀共产党员”、“武汉大学教学名师”、“武汉大学学生最喜爱的十佳优秀教师”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引言第一章 命运的暗示第二章 “少年布尔什维克” 第三章 “青春万岁” 第四章 “恋爱的季节” 第五章 “轩然大波”第六章 “去新疆好不好”第七章 “两间余一卒”第八章 “逍遥游”（一）第九章 “逍遥游”（二）第十章 “再也不能等下去”第十一章 “回到文学界”第十二章 “布礼”（上）第十三章 “布礼”（下）第十四章 “蝴蝶”的寓言第十五章 “风筝”的故事第十六章 “真正的小说”第十七章 “难忘难记”第十八章 “世情书”第十九章 “且将故事说浮生”第二十章 “如诗的篇什”第二十一章 “最痛苦的作品”第二十二章 “来劲”第二十三章 说不完的“稀粥” 第二十四章 “无心修饰的散文”第二十五章 “其实是个诗人”第二十六章 “学者化”第二十七章 无尽的“季节”（上） 第二十八章 无尽的“季节”（中） 第二十九章 无尽的“季节”（下） 第三十章 王蒙的人生哲学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第一章命运的暗示中国现代革命的特点之一，是它的发动者和参加者的年轻化。如果说古典式的改朝换代的“汤武革命”，也有过“英雄出少年”的时候的话，那大半是凭借早熟的膂力和非凡的武功，在思想和组织上，是很难凭借一个少年的智识和能力号令天下、领袖群伦的。那倒不是因为在这些少年英雄中，就没有思想和智力的早熟者，而是因为“革命者”的年龄，对于那样的一种以四时更替、天道轮回为哲学依据的“革命”来说，并无特别的作用和意义，故而在这样的“革命”队伍中，即使有少年英雄出现，除了个别被周围的成人“拥立为王”者外，也不会真正成为“天命攸归”的对象。这样，某些少年英雄在这种古典式的“革命”中，留给历史的，就只能是传奇作家口头或笔下的谈资，“革”终究是那些老谋深算、能征惯战的成年人的事业。到了近代中国，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我不知道欧西各国“革命”一词演变的具体情形如何，至少在中国，“革命”这个由老祖宗创造的词汇，后来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个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它与从西方传进来的进化论思想的结合。进化是一种规律，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也不例外。但是，进化是需要一种力量来推动的。这力量，在自然界，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人类社会，则是一切形式的渐进的或澎．进的改良和革命。“革命”与进化论思想的结合，从根本上改变了“革命”所固有的四时更替、天道轮回的观念，转而成了社会历史发展进化的柱杆和动力。既然“革命”不再是权力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周而复始的循环和更替，而是要把历史引向未来的方向，新的革命也就不能不依靠一种新的力量冲破旧的桎梏，不能不寻找一种新的萌芽以摒弃旧的躯壳，也不能不寄托于一种新的生命以达于未来的理想。而符合新的革命所需要的这一切新的元素，无论是就生命的个体这是就一种社会群体来说，无疑都集中地体现在少年这一社会人群及其个体身上。“革命”的词义所发生的这种革命性的变化，为少年这一社会人群及其个体进人革命历史，提供了充足的条件和依据，于是。从近代以来，一批一批韵少年英雄，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新的推动社会文明发展进化的现代革命的历史主体。不管这些少年对此是否有自觉的意识，也不管他们参加革命的动机如何，是以何种形式参加革命的，以及他们在革命的历史中，处于何种实际的位置，他们一无例外地都成了现代中国革命“天命攸归”的对象。王蒙在1940年代末的历史转折期成为“少年布尔什维克”，无疑也是这种“天命”选择的结果。二对革命历史的这种选择，作为当事人的王蒙，显然是没有自觉意识的。1934年10月15日，当王蒙在故都北平出生的时候，他后来颇感浪漫的革命，却在经历了五次残酷的“围剿”之后，刚刚突出重围，踏上了万里长征之路。王蒙自称是出生在北平沙滩的一个“平民知识分子”家庭。出生时，他的父母都在北平上学。他的名字还是他父亲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念书时的同室舍友、后来成了著名诗人、学者的何其芳起的。何当时喜读《茶花女》，《茶花女》的男主人公亚芒也被译作阿蒙，于是就把这“阿蒙”二字移用在他的同学新得的贵子身上了，后来因为父亲认为阿猫阿狗是南方人给孩子起名的习惯，“去阿存蒙，乃有现名”。他姐姐王洒的名字，则是他父亲的另一个同室舍友、后来也成了著名文学家的李长之起的。典出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洒（萨）》。如果按出生地算，王蒙是地道的北京（北平）人，但他的祖籍却是河北沧州的南皮县。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我很认真地每次都强调自己是河北省南皮县沧州市（原地区）潞灌乡龙堂村人，我乐于用地道的憨鲁的龙堂乡音说：‘俺是龙堂儿的。’我一有机会就要表明，我最爱听的戏曲品种是‘大放悲声’、苍凉寂寞的河北梆子。我不想回避这个根，我必须正视和抓住这个根，它既亲切又痛苦，既沉重又庄严，它是我的出发点，我的背景，我的许多选择与衡量的依据，它，我要说，也是我的原罪，我的隐痛。我为之同情也为之扼腕：我们的家乡人，我们的先人，尤其是我的父母。”可见王蒙对家乡的感情的复杂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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