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
2009.10
浙江大学出版社
[美] 托马斯·罗斯基
442
376000
唐巧天,毛立坤,姜修宪
无
就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而言，中文与外文（主要为英文）学术圈各自相对独立，尽管现在信息交流与人员往来已经较为频繁，两个学术圈有所交叉，但主体部分仍是明显分离的。相互之间对彼此的学术动态可能有所了解，但知之不详，如蜻蜓点水，缺乏实质性的深度交流，中外学者在这方面都颇有感触。而西方世界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相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更为有限。关于海外中国研究、外国人视野下的中国历史、制度经济学等，由于相关译丛的努力，越来越多地被引入中国学术界。由于欧美、日本与及其他地区的经济史、社会史等研究日趋成熟，其前沿性成果更需要我们及时获知，以把握当前社会经济史的学术动态和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对研究中国产生了兴趣，一则因为中国经济的崛起，一则因为如果不了解占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度的历史，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人类发展，他们希望与中国学术界有更多的交流。就有关中国的史料与数据而言，中国学者对英文的原始史料涉猎有所局限，遑论荷兰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法文等，这些语种中有关华人与中国的记载，是在中文正史与野史中几乎看不到的世界。而这些史料，在中西方的比较研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等领域，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长期以来，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由于外国入侵、战乱频发等原因，近代中国的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然而作者通过考察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问中国在制造业、农业、金融业、交通通讯，以及固定投资等方面的状况，并研究了私有部门和公共部门、生产和消费、货币和存款等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之后，有力地反驳了这个被普遍认同的观点。作者认为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的数十年间，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稍落后于当时的日本，但也获得了不可忽视的巨大的进步。
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G.Rawski）是美国匹兹堡人学经济学和历史学教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他师从德怀特·铂金斯教授，于1972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多年来致力于中国经济和历史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他为世界银行撰写的《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EconomicGrowth and Employment in China），是世界银行第一份关于中国经济的研究报告，被翻泽成了多国文字广为传播。他在《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过数十篇论文，有多部有关中国研究的专著问世，并曾担任世界比较经济学会主席等职务。
绪论第一章 战前中国经济：概览 一、本国和外国经济力量 二、私有部门和公共部门 三、军阀主义和中国经济 四、中国的市场结构 五、战前中国经济的本质第二章 制造业 一、工业企业家的来源 二、战前工业化的规模 三、空间分布、部门结构及企业所有权 四、棉纺织业 五、火柴工业 六、战前中国工业化进程第三章 银行业与货币系统 一、货币、金融与经济 二、晚清中国货币系统 三、主要银行机构 四、金融变迁与经济 五、结论第四章 交通与通讯 一、交通通讯条件改善的经济影响 二、水上运输 三、铁路 四、其他交通通讯方式 五、战前中国经济运输强度 六、交通、通讯与经济发展 七、新旧两类运输方式间的互补性 八、总结第五章 投资 一、近代化的固定资本投瓷 二、非近代化固定投资：推断性估计 三、战前中国经济的投资与存款：总体效果 四、结论第六章 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 一、1914／1918－1931／1936年非农部门产m增长 二、非农部门产m增长估计修正对总产m增长的影响 三、1914／1918-1931／1936年的农业产出增长趋势：对证据考察 四、现有主要农作物产出统计的不足 五、1914／1918-193l／1936年农业产出趋势：间接证据考察 六、1914／1918-193l／1936年间农业产出增长的新估计 七、总产出和人均产出的增长趋势：修正的观点 八、总消费与人均个人消费趋势 九、总结第七章 结论附录A 1912－1936年中国制造业产出增长附录B 1933年中国制造业产出部门构成附录C 1910－1936年中国货币供应量估计 一、金属货币 二、纸币 三、银行存款 四、1910－1936年中国货币供应量的估计 五、估计的局限性附录D 战前中国货物运输量 一、轮船运输 二、帆船运输 三、非机械化陆路运输参考文献索引
插图：本书研究的是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以下简称战前）半个世纪的经济增长，主要关注近代部门的发展。近代部门是指经济活动建立在从国外引进产品、原材料、技术及制度安排基础之上的部门。棉纺织厂、铁路及轮船运输、西式商业银行，将作为研究近代部门运作的典型例子在本书中予以考察。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在政治与经济极度不稳定的情况下取得了很大成果，其规模和影响与同时期其他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如日本十分相似。此时中国经济变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近代银行和工厂聚集的城市。新旧企业间的有力互补，意味着近代部门的发展有助于中国经济中已长期存在的传统部门。主要发生在中国沿海城市的近代部门变革给人们的经济生活水平带来了显著的提高，以至于全国人均实行产出与消费水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1937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数十年间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与提高。本书旨在分析中国战前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化的程度与范围，考察近代部门与传统部门之间的关系，并揭示战前经济发展对战后中国经济格局的影响。近代中国经济增长的开端可追溯至19世纪90年代。当时三种主要的新型经济形式——火车及轮船运输业、工厂工业和商业银行业，首先得到显著发展。
《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社会经济史译丛。
无
从美国史学界的眼光，全面、系统、对比的看待战前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内容丰富真实，可细细研读品位，但部分观点值得商榷！
第三只眼看战前中国经济，客观详实
特定年代的经济
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海外力作
很值得看看，读书可以增长知识。
观点很有见地,翻译地比较精准好书
大家之作 专业研究者必备
知道真相，才能认识现在，乃至未来
本书是对民国初年到抗战之前中国经济的研究。这段时期的中国经济，尤其是北伐成功之后到抗战爆发之前的十年，被欧洲汉学家白吉尔称为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本书的经济学功夫更为扎实，但对这段时期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依然未能给出透彻的解释。
书终于收到了，小伙子服务很好，我知道最近你们很忙，所以到货虽晚，但表示理解。在你们这里买书价格便宜。下次还会光顾的。
《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为美国经济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所著，原书和中译本分别由加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该书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影响深远，所以我选此书作简单报告，以期诸君借鉴、反思。
一、作者及译者
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GEORGE RAWSKI），1943年出生，1965（康奈尔）、1967（哈佛）、1972（哈佛）分别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他在哈佛师从著名中国经济史学家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珀金斯是美国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原哈佛亚洲中心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带头学者之一。）罗氏曾在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任教（1971-1985），现为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Faculty）、历史学教授（Associated Faculty）。著有大量中国经济、历史研究论作，曾为世界银行撰写《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Economic Growth and Employment in China），1979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随后有法文、西班牙文、日文译本。
本书译者唐巧天（女）、毛立坤、姜修宪三人均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师从吴松弟教授，而吴正是校者。2003年吴从哈佛带回几本高水平研究著作，让研究生边翻译边学习，《战》即其中之一。本书翻译工作和通校皆由吴负责，另一校者李天锋（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博士）时在匹兹堡大学经济学院交流学习，对书稿进行了最后校正。虽然有吴、李校正，但翻译效果不能令人完全满意。翻译失误、排版问题，使这本“大部头”的译本出现错别字、语句生硬、数据讹误和史实乖离（p96，出现病句“1949年之后···之后”；p117，表2.13，1913-1934，印成1913-1914；p133，“与化工业革命前的欧洲很相似”，不知所云；p162，“货币供应量与当年名义国内之比迅速增长”，“当年名义国内”应有更好的译法；p314，表中中兴煤矿，标明属于河北，然而作者前面已言在山东峄县；p354，表C.1，1934年数据A标明为4995，与前后相差太大，似为1995；p376，“我采用了较小的数字即4642万元”，与p375所述4.642亿元矛盾，大概是粗心所致；书中把1937年中日战争译为“太平洋战争”也有争议，这或许是罗氏原书的失误）。然瑕不掩瑜，中译本让更多的研究者接触到此书，功莫大焉。（海外研究著作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真正能被国内引介、翻译出版并产生影响的寥寥；读原著当然可以，只要你外语水平高，时间充裕，关键是国内每年研究著作都是堆积状态，海外的著作也是如此，我们面临的是选择的问题，因此翻译这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必须有人做）
二、本书写作缘起、前期积累
《战》书历12年而成，1989年出版。此前罗斯基已经有了深厚的学术积累。七八十年代作者写出了许多关于中国近现代经济的论著。如"China's Republican Economy: An Introduction," 1978; "Economic Growth and Integration in Prewar China," 1982；"The Economy of the Lower Yangtze Region, 1850-1980," 1985；China's Transition to Industrialism: Producer Good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80.这些作品为罗氏《战》书奠定了诸多基础（其他人的研究成果是更广阔的基础）。罗氏此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要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二战爆发前的中国经济重新评估。尽管这段时间的经济环境相当恶劣，中国经济仍获得持续发展，这是本书反复论证的主题。
三、本书框架、内容概要
在绪论中，罗氏对该书框架结构就有明确的概述。第一章（战前中国经济：概览）从整体匡正之前对战前中国经济本质的误解，着重考察其本国的（domestic）、私有的（private）、平民的（civilian）和竞争（competitive）因素的重要性；第二、三、四章分别从制造业、银行与货币业、交通与通讯业具体论述经济的增长趋势；第五、六章从更广的视角考察中国的经济增长。其中第五章写投资，第六章写经济增长的程度和范围，对产出、消费（人均消费增长率低于产出增长率）增长做了整体估计；第七章为结论，他认为“本研究的定量结果，可以刻画出战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致情况”，尽管其发展稍落后于同时代的日本，但也获得了巨大的进步。（框架结构处理得非常好，既是总-分-总，又是逐步推进；章节衔接得当，每章最后有总结，一般还会引出下一章的内容。）
四、结论、创新成果
作者的结论部分：在绪论中，罗氏预先说明将谈到战前经济成果的长期影响。可惜的是，最后在这方面的叙述略显单薄。他的关注现实是为了反证历史——战前经济模式影响至今（这一点倒是很明显）。
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打破了之前对战前中国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流行观点（与《剑桥中华民国史》结论截然不同）。作者对前人（刘大中、叶孔嘉、珀金斯等）的研究成果有重大修订。此书一出，引得学界热议，褒扬与批评之声纷至，足见此书影响。
五、分析特色
（1）史料与数据处理得当。就史料而言，罗氏虽为经济学出身，史料利用却丝毫不逊。因其长期研究中、日经济史，掌握英、日、中、德四门语言，故能熟练运用中文的第一、二手资料。数据方面，作者善用前人研究成果，有承继，有修订，有破有立，并在不同基础上建立不同的分析结果（多用A、B方案）。
（2）罗氏论述各产业部门发展时，十分注重新旧（近代与传统）部门的互动关系，强调两者互补、共促，认为“中国发展一个突出特征，是经济部门的发展相互补充或相互强化”。（银行与钱庄；轮船与帆船等等）
（3）作者常对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经济状况进行比较。如制造业，把1933年的中国和1922/1931年的日本、1958年的欠发达国家、1880年的美国相比，认为它们均具有农业国家的特征；还把中国1933年和美国1860年代对比，得出结论：“20世纪30年代中国运输强度以及商业化程度，与70年前美国内战结束后那段铁路建设高潮时期的经济发展趋势大致相似。”这种对比对我很有启发性。有时同时代的比较反而更加牵强（学术趋向亦是如此，学术不能脱离时代，别人玩后现代主义的时候，你连温饱问题都没解决呢，一味“崇洋媚外”，可笑），而现代化这个大趋势可以让我们拿不同时期面临同样问题之情境作观察，自有它的可行性。
六、优缺点
本书较好地体现了经济学与历史学的融合，理论、研究方法的独特性自不必多说。它的特别之处还在于：a.经济的宏观统计分析；b.对货币金融制度发展变化的重视。这两点是刘佛丁（曾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所提。当然，此书出版后，也有一些学者对罗氏某些观点提出质疑，如赵冈、赖特、黄宗智等人。最惹人争议的便是对农业增长速度的重新估算（珀金斯、许道夫的统计资料相差太大，直接证据不足，故罗氏转向间接证据）。
我对这些争议没有置喙的资格（我不懂，所以觉得他们说的都有道理）。不过，我对本书的结论有话要说。我是站在一个普通读者的角度上来说。一般情况下，一个普通读者，随意浏览，肯定特别注意一本书的特别之处、创新观点，害人的地方恰恰在此。我们不去细读，只粗略地耳闻诸如刘泽华的“王权主义”、魏特夫的“治水社会”、陈旭麓的“新陈代谢”，其实很难得到真正有用的信息。对待此书，我们只看结论，必然是对以往观点的颠覆；反之，细读它，会发现太多疑问。
即便罗氏的分析没有瑕疵，依他的结论，只是强调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持续性。如果把中国经济放在较长时段进行考察，近代经济的确存在增长缓慢的现象，中国经济在世界中的地位大幅度下降（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p39-40）。何况20世纪初至战前中国政府无能、内部动乱频仍、外部威胁不断。如此多的经济政治障碍必然使战前经济发展没有充分实现其潜力，中国因此丧失了诸多机遇（1949年以后国内实现了真正的和平、统一，经济增长迅速加快，然而由于种种因素，丧失的机遇更多）。罗氏亦承认这一点。
再者，仅凭经济增长这个结论会掩盖许多问题。a.中日经济增长的实质不同。正如第二章表2.4（1933年中国和日本工业产量指标）所示，中国生产的棉纱、棉布、面粉等轻工业产品的确与日本相埒甚至过之，但水泥、硫酸、钢铁则与日本相差甚远。这是一个老问题，却是不可忽视的问题。b.经济增长背后的政治、社会。罗氏通过对中国军队开支的计算，认为军费只占总产出的4%左右，并不算高。这一点我信服。罗氏注意到军费占总产出的比例，必定也知道军费占政府总开支的比例。我们透过他和陈志让著作书中的数据，可知北洋及国民政府时代军费预算在政府总预算的比例中相当高（陈志让《军绅政权》，p141；罗书，p27）。这种高比例对于一个现代化国家算是异常（另，四川赋税问题——《让子弹飞》征税到2010年的真实版，不管什么著作，都无法回避其严苛性，整体统计无法弥除个体差异）。所以我认为对罗书的结论应理性看待。
七、反思、联想
（1）数据VS文字。 罗氏言：“我深信，量化方法是构建总体框架最有效的途径。”数据统计的优势在于它的强大说服力，相比之下文字描述太模糊、太随意。罗氏此书论述清晰，论据明确，推翻他人观点干脆利落，实得益于此。
（2）学生对老师的超越。书中许多方面对Dwight Perkins的成果有所修订。不类国内有些学者言必称师，不敢越雷池一步，所谓“先生高山仰止”等等适宜在追悼会、纪念文章生发的话，却在学术研究中亲身实践，真是悲哀。名师出高徒，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是理想；名师出徒子徒孙，这是现实。
（3）经济史著作看不到“人”的面孔，这是我不喜欢经济史的原因。但我们可以借鉴经济史的统计分析法，具体可见金观涛《观念史研究》和陈柔缙《人人身上都是一个时代》。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作者建立并利用含一亿两千万字文献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以关键词如“权利”“个人”“公理”“民主”“社会”“科学”“经济”“革命”等政治术语的统计分析为基本素材，辅以相关的统计图表，探讨它们对应的西方现代政治概念在中国的引进、演变以及定型过程（词汇的统计可能有缺陷，即高频率词汇有时并不能说明该思想的“高度集中”。如果后人统计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甚至民主自由词汇的频率，也会出现这种问题，但可以反观之，认真分析。缺陷不在统计本身，在于我们对统计数据的处理）。《人人身上都是一个时代》（北京三联，2011）中的一篇《烟草女工眼里的蒋介石》，对313名烟草工场的女工做问卷调查，由此可管窥台湾当时的社会生活（p76-83）。
（4）欲窥一时段之历史，既要作整体宏观把握，又需历史细节。我们考察五四运动，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和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同样重要，缺一不可。要看到统一，也要看到差别。我们只能多读，尽可能不褊狭，视野得以开阔，认识才比较明晰。
（5）罗氏著作是否为柯文所倡“中国中心观”之体现？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1984）宣扬抛弃三种西方中心观模式，走向中国内部取向（internal approach），这种取向实为史学发展的自觉潮流，经柯文加以系统阐述得以广大。罗氏此书对外国经济力量在中国的作用，对传统与现代的认识与柯文所倡比较一致。
（6）历史本身的复杂性，难以言语尽之。不可否认，无论哪个视角、方法都会有缺陷，所谓“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认识的片面浅薄从来不可避免。我们尽可以批评，却不能轻易贬低任何一种视角方法的价值。罗氏在书中采用不少经济学理论，并不囿于一种，只是“为我所用”而已。吴承明所言：“经济学理论有明显的时代性，而作为分析方法，则寿命长些”；“任何经济学理论都要假设若干条件或因素可以略去不变，否则不能抽象出理论来。这种假设是与历史相悖的。这不能改正，只能补救，即用史学的特长来规范时空（地区特点）和考察范围，使理论在小环境内起分析方法的作用。”如此通达，对我们思考问题才有裨益。
《战前中国经济增长》，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和历史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 Thomas. G. Rawski) 的著作。罗斯基教授是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师从以研究中国经济史而知名的哈佛大学经济系的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教授，1972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先是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任教，1985年到美国的匹兹堡大学任教。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发展、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发展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20世纪70年代末，他为世界银行撰写的《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是世界银行较早关于中国经济研究的报告。他在《政治经济学杂志》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过数十篇论文，并著有《战前中国经济增长》、《中国历史的经济透视》（合编）、《经济学与历史学家》（合著）、《中国的兴起与亚洲影响力的均衡》（合著），以及《中国伟大的经济改革》（合著）等多部研究中国的著作，并曾担任世界比较经济学会主席等重要的学术职务。几年前，他曾经召集一些经济学家联名给美国政府写信，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近年来，罗斯基教授针对中国经济发过一些有影响力的论文，有的论文已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和讨论。
《战前中国经济增长》历时十二载得以写成，于1989年出版。作者依据自己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全面了解，利用多方面丰富的历史资料，运用历史学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事关中国近代经济评价的重大问题，重新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得出与以前的流行观点极其不同的看法。本书出版后立即引起多国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学者的广泛重视，在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等研究亚洲和中国的学术刊物，发表了很多对此书的评论。例如，美国华盛顿大学尼古拉斯•拉迪教授，康内尔大学高家龙教授，威斯康星大学赵冈教授，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黄宗智教授，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赖特博士，都在不同场合发表了评论。由于此书对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的中国的经济进程和性质重新加以评估，向长期流行的权威观点提出挑战，所依据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不同于惯用的模式，也引起我国研究近代经济史的学者的关注，并引发讨论。其中，著名经济史学者刘佛丁先生所撰《对20世纪前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重新估价——评罗斯基著<战前中国经济增长>》（载《近代中国》第3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因刘先生的学术声誉和评价的全面而特别引人注目。
罗斯基这本著作的论述范围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但讨论的重点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4/1918年至1936年这20余年的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状况。长期以来，绝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因外国入侵、封建压迫、战乱频发和政治动荡等原因，近代中国的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甚至认为是在不断衰退，人民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反而日趋下降。罗斯基细致考察了制造业、农业、金融业、交通与通讯、固定投资等方面的状况，考虑了私有部门、公共部门、生产和消费、货币和存款等因素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在一系列计算、估测的基础上，罗斯基修正了刘大中、叶孔嘉、珀金斯等人提出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变动趋势的定量分析，得出与传统看法完全相反的结论。他认为在抗日战争以前的数十年，中国尽管经济发展稍落后于同时代的日本，但也获得巨大的进步，在1914/18至1931/36年间，全国人均产出和消费都有显著和持续的增长，估计总产出累积增长率达到38-42%，而人均产出增长率相应增长了22-24%（详第六章之“总结”）。在这一进程中，新式工业得到成长，而传统经济部门尤其是手工业仍然得以维持，并在新式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有利环境下得到进步。农民虽然在革新活动中获利甚少，并且农业科技程度仍然低下，但贸易、生产、运输和金融新模式的间接后果所带来的专业化和劳动力分配，却为农民带来了提高生活境遇的新机遇，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较大的提高。因此，中国是少数几个取得成功增长的不发达国家中的一个。抗日战争以前的经济增长，为其后（包括1949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人们对真理的认识往往要经历一段不短的时间，尤其是要接受改变传统认识的重大观点。因此，一本学术著作的价值，不在于它的观点当时能否被大多数的人所接受，而在于它能否在坚实的实证研究基础上，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与视角，得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在这些方面，罗斯基的著作无疑有着引人注目的贡献。在对罗斯基书的评价方面，不少学者未必都同意他的观点，却都赞赏罗斯基的独特的学术贡献。刘佛丁先生的书评无疑是一个代表。对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早期的中国经济，刘佛丁先生认为停滞和衰退的说法不符合历史实际，但又认为在当时的市场发育程度、战前农业发展状况、中国国民总生产的增长趋势等方面，罗斯基的研究有所高估，而他关于资本积累的论证也缺乏说服力。尽管如此，刘佛丁先生仍然对罗斯基的著作给以两个方面的很高的评价。其一，国内经济史学界少有人对中国近代的经济发展作宏观的统计分析，但国外这方面的研究不乏其作，罗斯基书在这些基础上更上层楼，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有开拓性的进展。由于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界向来忽略对近代的经济发展作宏观的统计分析，而这一点却又至关重要，因此有必要提倡罗斯基的研究方法。其二，罗斯基的另一特色，是对货币金融制度发展变化的重视，他的关于储蓄和货币供应的计算是颇见功力的成果。这方面的宏观研究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中也是薄弱环节，本书的出版可补其不足。
基于了解国外研究成果对提高研究能力的重要性，2003年我从哈佛带来少量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著作，并确定几本特别重要或特别需要的著作，请研究生们一边翻译，一边学习，罗斯基的《战前中国经济增长》便是其中的一本。我们通过自己的研究，深感罗斯基书中的一些研究方法颇具启发意义。而他的一些观点，例如对外贸易对近代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作用，货币金融和运输通讯方面的进步增大了国外贸易对国内经济活动的影响，经济增长从沿海发展到内地，在新工业产生的同时一些手工业部门不仅未被压垮反而获得新的发展机遇，以及人们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等方面的观点，经得起推敲。十余年中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有了较大的推进，许多学者的实证研究，都不同程度地证实了罗斯基著作中的上述观点，尽管对发展水平的评价未必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