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的政治生涯
2013-5
浙江大学出版社
傅虹霖
王海晨,胥波
无
唐德刚序 论三位一体的张学良将军在五光十色的中国近代史中，在百余年当国者的公私生活和政治成败的记录上，最多姿多彩的领袖人物，“少帅”张学良将军，应该是独占鳌头了。他那带有浓厚传奇性和高度戏剧化的一生，在民国史上老中青三代的领袖中，真没有第二人可与其相比。尤其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后一记杀手锏的“西安事变”，简直扭转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只此一项，已足千古，其他各项就不必多提了。前不久我曾看过一部叫做《少帅传奇》的电影，那显然是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使这部电影里的传奇故事比起少帅传记里的真实故事，恐怕还要逊色呢。少帅的实际生活似乎要比传奇电影里的传奇更富于传奇性！张学良本来就出生于一个富于传奇性和戏剧化的家庭里。父亲“老帅”张作霖便已很够传奇了。他由一个比小说书上“梁山英雄”更富戏剧性的真实的草莽英雄，在清王朝时代落草剪径，到抗俄抗日，招安立功，升官发财，而出长方面。他所长的“方面”竟比西欧英、法、德、奥诸列强的联合版图还要大得多！既有方面之权，作霖乃起而逐鹿中原，终成短期的中华之主，当上了北京政府的“大元帅”——当时中国正统的国家元首。学良便是这样一位不平凡的草莽英雄的儿子。他也是在草莽中诞生的，嗣后跟随其父，水涨船高，竟然做了军阀时代的中国“末代皇帝”的太子。张大元帅由于秉性忠烈，不可能做汉奸，因此不为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容，终于兵败之后，为日人暗算而以身殉国。这一段简略的老帅传记，本身便已是够戏剧化了。那时曾有意侍候老帅，终于变成少帅顾问的顾维钧博士就曾经告诉我一个真实而富有戏剧性的故事：作霖于1926年6月15日就职中华民国政府陆海军大元帅时，曾举行一次历代帝王和历届民国总统都循例举行的祭天大典。当张氏正在天坛之中捧爵而祭，并喃喃祝祷之时，孰知一不小心竟把这金爵摔落地上，爵扁酒流，使大元帅惊慌失措，与祭者也都认为是不祥之兆。其后不久，那批在北京以专才身份待业待诏的博士帮，包括顾氏自己，可能还有王宠惠、颜惠庆、施肇基等一群，日长无事，结伴行街。他们曾戏以张大元帅的生辰，冒为一无名老人的八字，请当时知名北京的一位相士代为算命。这相士把八字一排说：这个命贵则贵矣，只是现在他已是黎明前的“电灯胆”，马上就要熄灭了。“电灯胆”便是北京土话中的电灯泡。在那电力不足的北京，黎明前的电灯胆是特别明亮的。可是不久张氏这个明亮的电灯胆，便在皇姑屯熄灭了。这一故事是顾氏在海牙做国际法庭法官，返纽约向我口述其《顾维钧回忆录》时亲口告诉我的。这位国际法庭大法官，那时没有向我捏造这一故事的必要。我之所以提出这些小故事，也只是帮助说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一生是多么富于传奇性罢了。张学良自己在其所撰写的所谓《忏悔录》中，也曾说明他昔日从政的缺失是在识蒋之前一辈子“未做过任何人部下，未有过任何长官”。他只跟他的“先大元帅”做了多少年的少帅，而这少帅却是从一个公子哥开始的。张学良可能是中华民国史上最有名的公子哥了。但是，治民国史者也不能否认他是一位统兵治政的干才。把个花花公子和政治家、军事家分开来做，则民国史上实是车载斗量，没啥稀奇；可是把这三种不同的行业拼在一起，搞得三位一体，如鱼得水，则学良之外，也就真的别无分店了。少帅张学良之所以成为历史性的传奇人物，其难就难在这个三位一体了。汉卿、汉卿，我国近百年来的凤子龙孙达官显贵子弟，生活放荡的，也是成队成群了。若论吃喝玩乐的纪录，真正有钱有势有貌有才的邓通潘岳也不难做到，而难的却是大厦既倾、树倒猢狲散之后，仍有红颜知己，舍命相从，坐通牢底，生死不渝——这一点纵是《红楼梦》里情魔情圣的贾二公子，也无此福分，而汉卿你却一生受之，岂不难能可贵？我们写历史的、看小说的阅人多矣，书本上有几个真假情郎比得上你？一荻、一荻，你这个“赵四”之名，也将永垂千古。在人类可贵的性灵生活史上，长留典范，为后世痴男情女，馨香景慕。睹一荻之痴情，羡汉卿之艳福，读史者便知。若汉卿只是个酒色之徒而非性情中人，他哪能有这个美丽的下场——公子哥不难做，但是古今中外的公子哥，有几个不落个丑恶的、难堪的结局。慢说是像张学良这样的大人物了，读者闭目试思，在你所亲见亲闻的酒色之徒中，有几个不凄然而逝？红颜知己，学生战友云乎哉？赵一荻，我们历史学家也替你喝彩！至于张学良将军是个军事天才，我们读史者亦不能反证其非。学良才二十出头，便指挥数万大军，南征西讨。年方二十六便官拜北京政府的“良威上将军”，与吴佩孚等老帅同列——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握大权”。当然，学良的大官大位是与他“有个好爸爸”分不开的。但是，我们细阅本书便知他那个好爸爸也幸好有这么个好儿子。学良是他的“先大元帅”麾下不可或缺的助手、智囊和副指挥。他们的父子档，正如京戏舞台上所创造的“杨家将”。没有这个儿子，则张老令公的光彩也就要逊色多了；没有这个儿子，老令公于“碰碑”之后，余众也就统率无人了。少帅的崛起，确是由于传统的宗法关系而扶摇直上的；但是专靠这点血缘关系，便“负方面，独握大权”，雄踞一方，足为西欧各国之共主，也是做不到的。关于这一点，公证的历史学家，尤其是本书的作者，自有清楚的交代，读者可细玩之。张学良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情场、战场之外，也有其政治家的节操和风范，和青年爱国者的热血。他在二十来岁的青年期所具有的现代化的政治观念，已非老帅所能及。“年未而立，即负方面，独握大权”之时，竟能在日俄两大帝国主义环伺之中、守旧派元老将领压力之下，义无反顾，归顺南京，幡然“易帜”。须知学良于1928年底的易帜，与中国内战史上的“势穷来归”或“变节起义”是截然不同的，在3000年的国史上也鲜有先例。东北当局当年处于日俄夹攻之中，据说南京策士曾有“以外交制奉张”的建议。其实反过来说，“奉张”又何尝不可“挟寇自重”呢？在中国边患史中，安禄山、石敬瑭、张邦昌、吴三桂和后来的盛世才，不都是好例子吗？学良何尝不可依违其间，待机而动呢？但是学良不此之图，偏要易帜归顺，促成国家统一，最后招致日俄二敌，南北夹攻，终使他独立难以为继。再者，张少帅亦未尝不可效当年李鸿章以夷制夷之故技，联俄以抗日，亦联日以抗俄，于二敌均势中，自图生存。而学良亦舍此老例不顾，却（如他自己所说的）“不自量力，拟收回北满权利”，挥师“抗俄”。做了个希特勒式冒险之前例，对南北二敌，两面开弓。结果力有不敌，终于弃甲曳兵而走。或问学良当年何以见不及此？答曰无他，一股青年热血沸腾而已。那时少帅还不过29岁，满腔热血，他如何能向那老谋深算炉火纯青的老官僚李鸿章看齐呢？关于这一点，我们读历史的，月旦人物，就要看当事人的动机，而作其“诛心之论”了。学良当年既拒日又抗俄的干法，实在是一位少年气盛、忠肝义胆的民族英雄之所为，与当时那些私心自用，假抗敌之名，行投机之实的军阀、官僚、文人，实无法相比。古人说，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盖人之异于禽兽者，便是不同的禽兽，各有其独特的物性，如虎狼之残暴、乌鸦之反哺、鸳鸯之爱情等。这种不同的灵性，人类却兼而有之。只是人类各个体，偏向发展各有其不同程度罢了。世人之中君子小人之辨、爱情色欲之别、贪婪廉洁之分……也就在此。吴三桂说，父不能为忠臣，儿安能为孝子。事实上一个人在天赋性灵上，不能做情种，又安能做烈士——于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张学良青少年时期的那股血性。明乎此，则我们对“赵四”为爱情而生殉的感人故事，便也觉得没什么费解了。显然的，张学良青年期的血性，和他不愿做帝国主义傀儡的骨头，也是引起“九一八”事变的基因之一。今日史家已完全证实，“九一八”事变是当年日本朝野蓄谋已久的行动。老实说，那也是北伐之后，蒋李冯阎三年内战的必然结果。事变既发，张学良之“抵抗”与“不抵抗”，是不会改变事变之结果的；而况他的“不抵抗”原是奉命行事。背了这“不抵抗”三字的黑锅，在当时真是“国人皆曰可杀”。而张氏为此三字之冤不辩一辞；并从而戒烟去毒，浪子回头，洗心革面，知耻近乎勇，却是很难能可贵的。最后，我们就要谈到那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了。“西安事变”这件历史事实，今后恐怕要被史家争辩1000年而终无定论。但是，事变中的若干史实也是无人能够否认的。第一，事变之发动是基于张学良对国难家仇的义愤。他反对内战，主张枪口向外，是绝少、甚至完全没有考虑到私人利害的。在学良看来，北伐之后，他为谋求国家统一，不惜自弃历史，毅然“易帜”，归顺中枢。如今外患急于燃眉，蒋公必欲置中共全军于死地，不灭不休，毋乃太过。学良口劝不动乃贸然实行兵谏，希望蒋公不为己甚。张学良这种心理基础，盖亦为史学家所不容否认者。第二，“西安事变”之发生，建议为杨，主动为张。迨至骑虎难下之时，学良“问计无人”，致使精明而识大体的周恩来变戍“谋主”。这点也是不争之论。不过话说回来，“西安事变”之受惠者，也不全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乃至蒋公本人也未尝不无实惠。盖西安无变，则蒋氏之剿共战争，以蒋之个性，势必坚持到底。然证诸世界各国近代史之各种实例，这一剿共战争，将伊于胡“底”？实无人可以臆测。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古人说，扬汤止沸，莫如去薪。共产党有群众有理论，不谋釜底抽薪，专求扬汤止沸，是消灭不了的。而专靠枪杆来剿共，就是扬汤止沸。何况外患紧迫，大敌当前，有谁能保证，一把野火就可把共产党烧得死灰不燃？所以“西安事变”，未始不是国共之争的光荣收场。再者，“西安事变”之圆满解决，对当时南京政府也提供了“全国统一，一致对外”的抗日战争的必要条件，因而提早了全面抗战。根据当时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没有“西安事变”，则国府对日还得继续“忍辱”，而忍辱又伊于胡“底”呢？以当年日本侵华的气焰来推测，南京之抉择在“抗战”，在“忍辱”，其结果并无轩轾。所不同的只是：抗战者“玉碎也”；忍辱者“瓦全也”。欲求“瓦全”不可得也。如果没有个“西安事变”，而国民党一再忍辱而弄出瓦碎的结果，则蒋公与国民党在中国历史上，将奚止“身败名裂”而已哉！所以“西安事变”对蒋公对国民党，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总之，抗战八年，实是我国家民族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这句古训在抗战初期真表现得刻骨铭心，为后世子孙永留典范。笔者和一些老辈读者们，都是有亲身体验的过来人。我们那时亲眼见到蒋公和国民党的声望，全民仰止，真如日中天。这点史实，任何公正的历史学家，都不会否认。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全国的大统一，没有惨烈的武装抗战，则人事全非。一个独裁专政的领袖和一个忍辱含羞的政党，在历史舞台上以何种脸谱出现，我们写历史的人就很难妄测了。蒋公和国民党当时有此声望、有此契机，好好搞下去，正是天降大任，民赐良缘，来复兴民族，重建国家。谁又想到八年苦战之后，竟落了个派系倾轧，五子登科，关门自杀的局面，这又是谁之过欤？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西安事变”提早全民抗战是真，使反对派的中共因此壮大也不假，但是说它毁灭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那就过甚其辞了。但是不论我们对“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是怎么个看法，这桩严重的“事变”和它的多姿多彩的策动者，在我们向以史学炫世的中国，不能没有一部公正翔实的传记。今日坊间有关张、杨之作和老帅少帅片段的传记，也并不少见；可是由一个职业史学工作者，穷根究底地来钻他个牛角尖，写篇水落石出的博士论文，尚不多见。因此傅虹霖博士以她10年之功，写出了这部《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似乎还是这位不平凡的历史人物张学良的第一本全传。虽然她所写的还只是限于张氏“政治生涯”这一面，至于其他多姿多彩的众多方面还有待来者。本书作者傅虹霖博士，于汉译本完篇之后，不弃浅薄，曾一再要我为她这本中文版写篇序文，她的厚意不是因为我对少帅张学良有多少深入的研究，相反的，正是因为我所知道张学良的政治生涯，却多半得自本书——我是这本传记英文原稿的第一个忠实读者。在作者撰写过程中，从导言到结论不但逐字逐句地细读，有时还签注意见，参酌大纲，详订细节。何以如此呢？因为本书英文原稿，原是作者在美国纽约的纽约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博士论文。在她撰写期间，不才适受聘为该校史学系博士班的客座导师。她适是我这位不学导师的博士研究生。这就使我对她这部大作的英文原稿非逐字逐句地细细阅读和慢慢推敲不可了。美国名牌大学中有关“博士论文”的撰写是十分严肃的，简言之，那就是胡适所说的“拿绣花针的功夫”。一幅百尺锦绣，是用小小的绣花针，一丝不苟、一针针地绣出的。不但要“大胆假设”，更要“小心求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夸夸其谈、望文生义等新闻报道式的撰述是一句不许的。还有在“方法学上”的选择也是极其严格的。我国写旧式传记的程式，也被“社会科学处理”的方法所代替，立言持论都要以社会科学各部门的法则为依归，不可信口开河。这样一来，不但难为了学生，也难为了导师。前者的训练便是后者的责任。这种训练，在中国旧戏剧界里叫做“坐科”。经过这种严格的坐科训练的演员，便叫做“科班出身”,否则便是“票友”。但这不是说票友一定不如科班，可是坐科毕竟是一种对“基本功”的训练，他的底子就非“玩票者”所可比。本书作者傅虹霖女士便是史学界有才华而又有科班训练的专才。笔者不学，竟曾一度做过这样有成就的高材生的论文导师，但我对这样不平凡的博士研究生却殊感内疚，因为我虽忝居教席，我对有关张学良的政治生涯的知识，大体依赖着傅女士的研究。如果说她是青出于蓝，那简直是我自抬身价了。我说这种话并非谦虚，而是事实。她这位杰出的研究生也是我所指导过的博士研究生中唯一的例外。笔者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任教十余年，老实说，那时在我辅导之下的研究生都可以说获益匪浅。理由是那时我兼掌哥大中文图书馆，并且教授一门《中国目录学》，坐拥书城，24小时浸在其中，所以任何艰涩题目和稀奇史料，都可一索即得，迎刃而解。因此诸生问学，往往半日之谈，便可省却他们数周数月甚至数年之功。这不是夸大，实在是汉家典籍浩如烟海，若无师承，则异族学生摸索终生，有时还是足未入户。今日有些所谓汉学家，难免还是如此。可是我对本书的作者就感到十分歉疚了——我对她没有尽到一位论文导师所应尽的责任。我反而是在批阅她的论文时向她学习。原因是当她开始撰写时，我正自哥大转业在纽约市立大学，而且转过来担任的且是一项综合多种学科的行政工作。我把哥大中文图书馆的钥匙交还原主之后，对图书资料的掌握便没有以前随时出入那样方便了。本书作者傅虹霖博士攻读的是私立纽约大学，我转业任教的是纽约市立大学，两校皆无汉籍收藏。研究汉学师生都倚靠哥大的中文图书馆。我既离哥大，则各校研究生来寻求“指导”者，我都以资料检阅不便而谢却。在这种情况之下，傅君做了我的研究生也就变成了例外。因为她和她的丈夫祖炳民博士和我夫妇早有通家之好，平时论学衡文都如兄若弟，大家治学亦各有高低。如今老友夫人为进修学位，选师适及下走，我虽自知不学，于情于理均不得不勉力承乏。今喜见大著问世，我附骥为文，真不胜其惭汗也。傅虹霖博士是东北的媳妇。她丈夫祖炳民博士原是吉林人士，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精通日文，曾主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亚洲研究院有年，知名汉学家。属东北世族，与原东北军将领和老少帅本家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本书由祖夫人来写真是得心应手，再加上他二人的才华和博士学位的科班训练，我想这部杰作也是够传世了吧。我是精读过她的英文原著的，持论公允，文笔流畅，颇得我心。中文译作虽尚未寓目，锦上添花自可预卜。不过博士论文毕竟是篇学术著作，自与通俗读物各异其趣，我想有心读者自能得其三昧；然书非自译，偶难达意，也是意料中事。原文撰述本以西文读者为对象。译汉以后，以中国文、谈中国事、让中国读者读之，自更有份亲切之感。如今发行在即，谨遵作者之嘱，匆草芜篇为序，尚乞海内贤明不吝教之，为幸。吴天威序 不可多得之作品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1936年12月发生的“西安事变”的研究颇有进展，尤其是1986年，“西安事变”50周年时，海内外各地纷纷举行纪念讨论会。与此同时，海峡两岸亦做有限度的开禁档案，提供给学者研究，遂有大量原始资料发表；目睹或亲自参与“事变”而尚健在之人士多肯撰写专著或宏文记述其事。新资料及新著述之问世，足使过去所作“事变”史实报道之错误得以纠正和我们对“事变”之观念有所改变。因此，对“西安事变”之研究不仅有所突破，亦开辟了新的方向，这是值得我们鼓舞和庆幸的。政府档案文件当然是宝贵的原始资料，迟早会公诸于世，仅就此类资料仍无法获得诸如“西安事变”之重要事件之全貌。幸而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总揽地方军政大权有年，旧属尚健在者犹多，他们因爱护张、杨两将军和对祖国的忠诚，并愿为历史作见证，再者时过境迁，个人恩怨已不复存在，故能道出官方文件及其他原始资料未能记载或遗漏的史实，亦可畅抒己见，提供对“事变”有见地的解释。今杨将军已作古，张将军虽健在，似不便写自传或作专论澄清“西安事变”中之错误、复杂事实和疑问。此盖为我国之传统习惯，大人物不写自传；故有赖于张、杨两将军之旧属和故交来弥补此一缺欠。因他们同张、杨两将军朝夕与共，或参赞机密，或只侧面旁观，但均可从不同角度上提供有关“西安事变”之资料，及衡量张、杨两将军之生平。不宜因所知仅点滴而不予发表；我们必须集少成多，则有助于“西安事变”资料之充实，其贡献于国史亦必可观。西方学者研究“西安事变”亦颇值得我们注意。加拿大之陈志让从心理学观点的“自尊欲”分析蒋介石被困西安时之心理及其对策。美国范力沛就国际关系及南京政府内部之派系结构分析南京方面所形成西安之对策。两者研究显然皆有突破性，足资今后研究“西安事变”之借鉴。傅虹霖博士十余年来，足迹遍美国、台湾、中国大陆，为收集张学良将军资料，不遗余力，她所收集张学良将军之资料，尤以“西安事变”所收资料之丰当为我研究该段历史者之冠。今傅博士对张将军整个政治生活历史予以彻底之研究，其成果不仅有助于对“九一八”及“西安”两事变之了解，按张将军继其父执政东北以来，对我国内政与外交实举足轻重，其影响之巨，尚未能由专攻我国近代史者作全部的、科学的阐述与检讨。因此傅博士巨著尚属创举，其书付梓颇具意义。傅著叙述张将军政治生涯自其弱冠领导方面军之始，至辗转去台湾息影幽居，无不尽其详。不仅治史谨严，而文笔流畅，实为不可多得之作品，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是一大贡献。今以付梓在即，笔者不揣冒昧，特为作序，共庆其成。
《张学良的政治生涯(图文全译本)》内容简介：在五光十色的中国近代史中，在百余年当国者的公私生活和政治成败的记录上，最多姿多彩的领袖人物，“少帅”张学良将军，应该是独占鳌头了。他那带有浓厚传奇性和高度戏剧化的一生，在民国史上老中青三代的领袖中，真没有第二人可与其相比。尤其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后一记杀手锏的“西安事变”，简直扭转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只此一项，已足千古，其他各项就不必多提了。
《张学良的政治生涯(图文全译本)》基于史实，以客观公正的视角，通过整理当前最新研究资料及成果，向世人展现了张学良将军的戎马生涯。全书共分十一章，前五章探讨了张学良的生平和处世，他与日本人、蒋介石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接下来五章涉及张学良扣押蒋介石（“西安事变”）及后果；最后一章叙述了张学良被幽禁的情形。结论部分分析了张学良对中国现代史所作出的贡献。
作者：（美国）傅虹霖 译者：王海晨 胥波傅虹霖，美籍华裔学者。私立纽约大学博士生，师从唐德刚。其丈夫祖炳民，知名汉学家，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精通日文，曾主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亚洲研究院多年。王海晨，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近现代史、中外关系史和区域史比较。已出版专著有《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中国近代史教程》等，并在《历史研究》、《史学月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报》和《东北大学学报》等杂志发表论文20余篇。
再版前言张学良生前唯一肯定的一本传记 著者前言我只追求真实 著者自序感谢我的论文导师唐德刚 唐德刚序论三位一体的张学良将军 吴天威序不可多得之作品 导言是非功罪留待读者品评 第一章26岁的少帅 第二章东北向何处去 第三章与蒋介石联盟 第四章“不抵抗将军” 第五章初会周恩来 第六章“西安事变”背景 第七章兵谏序幕 第八章“西安事变” 第九章释放蒋介石 第十章“西安事变”的结局 第十一章幽居岁月 结论 张学良年谱简编 主要参考书目 作者采访一览 附录一外交部第三司一位副部长的备忘录 附录二评《张学良的政治生涯》 译者后记
版权页： 插图： 第一章 当时的奉天城，是一个国际性都市，日、英、法、美、俄等国的领事馆都设在这里，还有一些商务机构。特别是日本，不仅有总领事馆，还有警察署、独立守备队、特务机关等。 张学良就是在这样一个混乱、复杂的环境里开始了他新的学习生活。 张学良和与其同龄的中国青年不太相合，交上了一批英美朋友，对西方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经常参加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讲演会及各种球赛等。基督教青年会成了张学良开阔视野的场所，学习社会知识的课堂，结交朋友的基地。他在基督教青年会里，开始接触西方生活方式，深受西方文化熏陶，享受了一些在自己家里得不到的乐趣，呼吸着许多在传统式的中国家庭、尤其是像张作霖这样草莽绿林家庭所缺乏的气息。他在这里学会了打网球、乒乓球和高尔夫球，学会了开汽车、驾驶飞机。在今天看来，这些是比较平淡的事，但在60多年前的中国，实在是了不起的事情。他还学会了英文，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在这段时间里，结识了一些西方朋友，如詹姆斯·爱尔德，他俩成了莫逆之交。后来爱尔德做了张学良的私人管家。当张学良回忆这段往事时，曾写到，他受西方老师和朋友的影响超过了本国的师友。 张学良出生于草泽之间，孕育他的社会，是硝烟连年、杀伐常见的不安定社会；孕育他的家庭，过着朝夕不宁、动荡无终的兵马生活。他幼年丧母，其父热衷于权力争斗的官场，对家庭子女虽有抚育照顾之心，却没有多少时间。所以，张学良失去了母爱，应该得到的父爱也没有得到。家门前虽然每天都是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但占据张学良心灵的却是孤独与空虚。 张学良的性格与绿林草寇、马上枭雄的父亲不同，他厌烦暴力、动荡，希冀安定、和平。他不想做称霸一方的草寇，不想做什么将军，他希望过着普通人的日子，学一门知识。但这种念头刚一萌生，就被他父亲扼杀了。有一次，张学良提出去美国留学，希望得到父辈们的支持。结果，东北的父辈元老们不仅不支持，还抬出“父母在不远游”的圣训拒绝他。还有一段时期，张学良决心成为一名学者，在北京国立大学登记报了名。但大帅为他选择的是军人的生涯，而不是学者之路。 1916年，张学良的父亲当上了奉天督军兼省长，独揽奉天军政大权。“君临”奉天之后，他便开始为称霸全东北做准备。不出两年，他果然如愿以偿，捧到了“东三省巡阅使”的印鉴，当上了“东北王”。张作霖是个很有政治谋略的人，称霸东北之后，深感单靠“绿林”兄弟，不能创兴大业，必须招揽人才，提高部下的军事素质。1919年3月，张作霖下令恢复停办多时的东三省讲武堂。他把绿林伙伴张作相、汤玉麟、阚朝玺等都送到讲武堂学习军事理论。与此同时，他也从北京召回张学良，送他进讲武堂第一期炮兵科学习。 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是一所以培养中下级军官为目的的军事学校。张作霖对此寄予极大的希望，课程设置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相差无几。教官多为日本士官学校、保定军官学校、北京陆军大学出身的军官。
这是我和胥波合作翻译的第一部书。 我和他都是30岁左右的同龄人，经世之经验不可谓没有，然而，人世毕竟不深。一般来说，缺什么补什么的欲望人皆有之。我们俩有一个共同的习惯，每每遨游于书林之间，专爱搜寻历史传记一类，总希图从他人的历史中悟点什么，以补自身之缺憾。有幸翻译专门记述张学良政治成败的英文著作，不觉感悟良深。 从书中获得的感悟，一般产生于阅读之时，而更深的感悟，往往是合上书本之后。 译完本书的最后一页，掩卷深思，怎样才能恰当地概括这部书呢？ 是一部记述一位军事家戎马生涯的记录？ 是一幅描绘一位政治家翻拨政治风云的长卷图？ 是一首赞美一位民族英雄挽救民族危机功绩的叙事诗？ 这些，都不足以概括书中所包容的全部。但它的的确确是一部记录，是一幅长卷图，是一首叙事诗。 但不只是记述一位军事家戎马生涯的记录，不只是描绘一位政治家翻拨政治风云的长卷图，不只是赞美一位民族英雄挽救民族危机功绩的叙事诗。 它是一部记载人问一切苦难与欢乐，沉思与搏击，情感与灵魂的记录：它是一幅描绘近百年神舟沉与浮，民族荣与辱，国家兴与衰的长卷图；它是一首诉说一代爱国将士成功与失败，光辉与惨淡，感奋与忧愤的叙事诗。 当然，这诗里，这长卷图上，这记录中，到处布满着本书作者对人世精细的观察；对人生深刻的思考；对人性透辟的理解；对人情真切的体验；对人类的爱，对传主的爱。同时也包括作为一位史学家对历史负责所付出的辛劳。 本书作者傅虹霖博士，是美国研究张学良问题的著名学者。她出生于中国的四川，小学、中学时代在日本、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度过。中学毕业后，赴美深造。先后获得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学士，西东大学硕士及纽约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曾于旧金山市立大学、新泽西州公立大学执教多年。 她除献身教育外，还酷爱艺术。曾追随岭南派国画大师黄君壁先生研习山水，后改学印象派油画。其作品在美国办过数次画展，所绘作品现于美国东西两岸画廊长期展出。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杜美金鉴于她对艺术的贡献，特任命她为加利福尼亚州人文基金会州长特派委员。 傅博士天资聪颖，才识过人，学问功底扎实。不辞辛苦，下笔必有据的修史作风更为人所敬佩。 为把本书写成一部信史，经得起历史的推敲、时间的检验，她曾三访台湾，两叩少帅家门，五抵香港，七赴大陆，花了十年之功，费数万美元，行程数十万里，遍访天下活着的历史见证人，采撷世界各地的文档资料。为搞准“西安事变”时，张学良一位部下的职务，专程从美国飞抵沈阳，亲访这位当事人；为一张照片，又专程从美国飞到台湾，冲破重重阻力，冒着极大的风险亲手拍照，以免挂寄丢失误，特由台湾飞到大陆，将照片亲手交给我；为商讨书中细节，又专程来沈，住在普通的小旅馆里与我们两位译者仔细推敲。这种严谨的治史态度，不畏风险、勇于吃苦的学者性格，不惜重金、以求实写真为标的大学问家风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和胥波生在东北，长在东北，孩提时代就听老人讲过老帅与少帅的故事。大学同窗读书时，都以历史学为专业。大概学历史的人都有好探赜索隐，迷恋传奇伟人之癖。张学良少年得志，发迹于奉天，崛起于东北，执政八年，统精兵30万，威震全国；壮年失意，衰于西安，被囚50余春秋，其间苦痛，鲜为人知。这样一位神奇人物，自然成为大学读书时探索、寻求之对象。 张学良的名字，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一生功过，也略有所知，大学时代之探索，更进一步。但真正认识到这位神奇人物是近百年风云史上最多采多姿、绝伦逸群的民族英雄，却始于译完本书之时。以前只知其神，只知其奇，不知其伟，不知其惨。通过翻译本书，第一次看清张学良作为一位民族英雄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及其完整形象；第一次这么深刻地感觉到为摆脱民族危机而奋争的漫长历程中，一代雄杰的果敢、无私及其个人所付出的代价；第一次如此深刻地认识到山河破碎时各类政治家、军事家选择不同道路、采取不同手段的复杂与差异。从字里行间，又能体味到傅博士理顺复杂历史、辨别真伪史料的艰难，及其秉笔直书的胆识、感慨和忧伤。整个翻译过程，思绪始终随着张学良政治生涯中的波澜而上下起伏，心灵和原著作者一样，经常被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和张学良的惊人之举撞得震颤不已。 我的两位新闻界朋友，一次来家做客，闲聊中提起了本书。可能有职业的人都有轻重不同的职业病，他们用他们习惯的采访口气问我：“你是大陆的第一个读者，你认为本书的特色是什么？”我当时谈了三点，现在把它写成文字，书录于下。 其一，史料翔实珍贵。写史如同建楼，楼之优劣，很大程度在于砖瓦之好坏。史书中的史料犹如楼之砖瓦，砖瓦质量低劣，楼质难优，史料不真，史书难信，史料不珍，史书难贵。写史又不同于建楼，楼之砖瓦，有钱市上可买，有些史料光用钱是买不来的，尤其是有关张学良的史料，有的藏于亲属、部下家中、心中；有的收于常人难以涉人的档案部门；有的在大陆，有的在台湾，有的在异国。仅搜集史料一项，就难住了许多史学家。傅虹霖博士是《李宗仁传》作者唐德刚教授之高徒，对史料的搜集与辨伪极为重视。她曾亲自访问过张学良将军的夫人、女儿、女婿、同事和部下；亲自查阅过台湾历史档案馆、西德历史档案馆，以及日本外务省的档案；大陆和台湾及其他国家公开出版的有关张学良的回忆文章，专著及其他史料也几乎一览无余。 她所见史料之宏富，即使居住在海峡两岸最勤劳、严谨的史学家也远非能比。 她所掌握的史料，不仅宏富，而且十分珍贵。如张学良囚禁生涯之如何？国内外炎黄子孙引颈而望。本书真实地记述了张学良的幽居岁月。囚禁50余年之悲愤，与世隔绝半个世纪之凄苦，与赵一荻风雨同舟之坚贞，晚年思乡念友之情怀……一直写到1988年1月14日吊祭蒋经国。晚年之张学良，大陆学者，难以知其详、述其细，更显其史料之珍贵，更显其书价值之高。 其二，立论众允自然。张学良是复杂时代造就出来的复杂人物。他与孙中山有过交往，与蒋介石联过盟，与周恩来携过手，与墨索里尼的女儿、女婿交过朋友，围剿过共产党、扣押过蒋介石，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蜚声遐迩。而且，这位本来复杂的人物后来又由于海峡两岸的长期隔绝与政治对立及其他原因，又被人为地披上了一层浓浓的神秘色彩，成为“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人物。有人以管窥天，以蠡｛贝0海，说他是断送东北的罪人；有人以讹传讹，说他是历代风流小生也只能望其项背的花花公子；有人以意逆志，以升量石，说他是只凭感情办事的草莽之辈；也有人跳出此山中，拨开五里雾，说他是冠绝时辈的国之功臣，功垂竹帛的民族之英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海峡两岸持不同政见、受不同影响的人心目中有各自的张学良形象。 本书作者把张学良放回到他所生活的历史背景之下，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式记述与剖析，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下再现社会风云变幻中张学良的生平事迹、个性气质。正因为如此寓实于诚，据事直书，使我们能在本书中窥见张学良的真实足迹及中国历史的主动脉、主旋律。不到而立之年，即成为陆海空大军30万的统帅；皇姑屯爆炸声响后，东北向何处去的主宰；中原大战时鹿死谁手的关键筹码；震惊中外的西安兵谏的编导与主演；台湾孤岛上最冤枉的政治囚徒……一幕幕写得语之有本，言之有据，无虚美之辞，无隐恶之笔，褒其所当褒，贬其所当贬，述事客观冷静，立论公允自然，具体真切地刻画了张学良的完整形象。 其三，文笔质朴凄楚。历史上杰出人物，由于其业绩绝世超伦而令世人瞩目。然而，他们功绩愈惊人，人们也就愈不甘心于只了解其建功立勋的一面，人类固有的好奇心驱使他们去搜寻大人物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的全部生活。本书主要写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作者在写政治生涯的同时，特别注意挖掘影响传主政治观念的其他方面，如张学良的多重性格、坚贞爱情给他的力量、感情对政治的作用、政治上的失意给他心灵带来的创伤等。因作者对史料极熟，用起来若掀髯抵掌，如数家珍，笔锋又常带感情。写政治不板面孔，述过程不平铺直叙，发议论不唐突生硬，叙心理活动不矫揉造作，质朴流畅的文字总与张学良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发出共鸣。读来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凄楚准确的走笔，给人以丰厚含蕴、情溢满纸之感。 张学良的一生是悲壮的一生，用凄楚的文笔勾画，益加感人。作者笔下的张学良，有时像一匹被驯服的野马听从驭者的摆布（“九一八”事变时）；有时像一头雄狮，咆哮起来摇山动谷（热河抗战时）；有时，感情又像一条潺潺的山溪，情意绵绵（与赵一荻的爱情）；有时，性格又像大海的波涛欲吞噬一切，向全人类袒露出自己博大的胸怀（西安兵谏）。 从感情和性格上来讲，张学良犹如屈原之深沉、霍去病之果敢、岳飞之刚毅、林则徐之坚韧。而且，本书比历史上记载上述四位民族英雄的单传更能催人泪下。读此书，不仅使人从中受到爱国主义的熏陶，同时，也可觅到人生的某些真谛。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不同的读者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同不同的人走进同一片森林的感觉却不同一样，药师的印象是药材多少、猎人的印象是野兽多寡、地质学家的印象是地质地貌如何。读《张学良的政治生涯》，尽管读者的职业、兴趣、观念有所差异，但我想会和我产生同样的感觉：它是一艘用文字构成的轮船，只要能读进去，就会把读者载向博大、幽深、神秘、新奇、似曾相见未熟知的人生沧海。透过字里行间闪烁出的哲理，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作为史学家的阅历之广、学识之深。 选择张学良作为传主并能秉笔直书即可得出胆识过人的结论。张学良是政治风云中的大人物，被囚50年有余，政治上的恩恩怨怨至今未了。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从古至今，名声一直是人们心目中最值钱的东西，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左右人的名声的史学家也备受青睐，被视为执掌“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人地”之权的人物。像唐太宗那样的明君，以古为镜，以人为镜，重视史家；梦想流芳百世，担心死后遗臭万年的乱臣贼子更是惧怕史官。北齐魏武帝曾对史官魏收说：“我后代名声，在于卿手，最是要事。”唐朝宰相韦安石曾说：“世人不知史官权重宰相，宰相但能制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圣君贤臣所以畏惧者也。”魏武帝、韦安石之流历代屡见不鲜，因秉笔直书而遭杀身之祸的史家也是举不胜举。古者有之，今者未绝，更能显示出作者胆识非能常人可比。 我不仅为我能成为本书的译者和大陆的第一个读者而感到高兴，更为我能结识她和她的丈夫而感到荣幸。 她的丈夫祖炳民博士是本书的审校者。祖博士在美国身兼数职，公务繁多。他担任加利福尼亚州华裔共和党联合会副会长，全美华裔共和党联合会共同主席，美利坚联邦合众国教育委员会委员，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顾问，肯尼迪大学副校长兼亚太研究所所长，还曾担任过三届总统的顾问。如此之多的职衔，其繁忙程度可想而知。他为了审校本书译稿，特地来华住了lO天，每天焚膏继晷，废寝忘食，对译稿做了多项斧正，剔除了诸多纰漏。他不仅国文功底深厚，又精通英文、日文，若不是祖博士审校，其他人是很难做好的。因书中涉及大量日本专有名词，这些名词均根据日文发音写成，日文词典里查不到，英文词典里也没有，非精通英、日、汉三种语言和广博的历史知识才能判定译文准确与否。祖博士与傅博士一样博学多知，而且为人坦荡，相处10天，不仅享受到了他的友谊，而且从他那里获得了大量教益。我在这里愿意表示我和胥波对他的感激、敬佩之情，感谢他的审校。 一提傅博士、祖博士，我自然想到了我们之间的引荐人——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彭定安教授。他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引荐人，我非常感谢彭教授在我们之间架起了一座横跨太平洋的友谊之桥。 译稿付梓之际，我想到下列为本书译稿曾给予热忱帮助的人们：辽宁大学历史系胡玉铮教授翻译了参考书目日文部分，魏黎娜、杨英、郑雪白提供了部分章节的译文初稿；辽宁大学出版社总编室副主任刘东杰特意飞赴西安补拍照片；辽宁大学历史系周毅、邢安臣老师、辽宁省档案馆曲哲、辽宁省政协文史办赵杰、申世英诸君，为本书无私地提供了他们多年珍藏的历史照片。在此，谨致以深深的谢意。 翻译过程中，辽宁大学历史系周毅、邢安臣、胡玉海、靳方前四位尊师，新华社王辅捷、光明日报社乔磊两位好友，车维汉、常江两位大学同窗，曾给予许多答疑与咨询性帮助。 最后要感谢，也是最要感谢的是辽宁大学出版社刘万泉社长。他既是本书责任编辑，也是本书的热心支持者。他开拓性的出版意识，开明的办社方针，使我们在翻译过程中摆脱了不少后顾之忧，这是非常难得的。假若没有刘社长的支持、鼓励、催促和出版方面的安排，本书问世的时间恐怕不知推迟到何时。 译好此书，不仅需要英、日、汉文方面的功力，而且需要广博的中国史知识和世界史知识。但是，我的功底非常之浅薄，经验更为有限，虽多蒙胥波鼎力相助，原意仍难免无失。因此，译之前，心情惶惶；付梓之际，惶惶依然；出版后，亦定依然惶惶。译文不妥之处，敬希海峡两岸各界读者，不吝赐教，俾使再版时得有补正。 王海晨 1988年3月30日于辽宁大学
张学良可能是中华民国史上最有名的公子哥了。但是，治民国史者也不能否认他是一位统兵治政的干才。把个花花公子和政治家、军事家分开来做，则民国史上实是车载斗量，没啥稀奇；可是把这三种不同的行业拼在一起，搞得三位一体，如鱼得水，则学良之外，也就真的别无分店了。少帅张学良之所以成为历史性的传奇人物，其难就难在这个三位一体了。 ——唐德刚（著名历史学家、传记文学家） 傅著叙述张将军政治生涯自其弱冠领导方面军之始，至辗转去台湾息影幽居，无不尽其详。不仅治史谨严，而文笔流畅，实为不可多得之作品，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是一大贡献。 ——吴天威（日本侵华史研究专家） 本书的成功之处恰在于，作者对张氏进行了多方位的“透视”，其生动、雅致、富有同情心的描绘，展示了这位传奇人物的荣辱与浮沉，得道与失足，乃至他的性格特征、思维方式、情趣爱好、家庭生活以及由此产生的喜、怒、哀、乐。 作者走笔能与张学良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发生共鸣，读来使人有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之感。 ——乔还田（人民出版社副总编）
《张学良的政治生涯(图文全译本)》为张学良生前唯一肯定的一本传记，美籍华裔傅虹霖博士耗10年之功，写就张学良的第一本全传。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吴天威作序！美籍华裔参政先驱祖炳民先生亲自校订本，首版至今24个春秋，累积印量已近30万册。
傅虹霖写得比较好，她那里头大概百分之八九十说的不错。——张学良张学良可能是中华民国史上最有名的公子哥了。但是，治民国史者也不能否认他是一位统兵治政的干才。把个花花公子和政治家、军事家分开来做，则民国史上实是车载斗量，没啥稀奇；可是把这三种不同的行业拼在一起，搞得三位一体，如鱼得水，则学良之外，也就真的别无分店了。少帅张学良之所以成为历史性的传奇人物，其难就难在这个三位一体了。——唐德刚（著名历史学家、传记文学家）傅著叙述张将军政治生涯自其弱冠领导方面军之始，至辗转去台湾息影幽居，无不尽其详。不仅治史谨严，而文笔流畅，实为不可多得之作品，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是一大贡献。——吴天威（日本侵华史研究专家）本书的成功之处恰在于，作者对张氏进行了多方位的“透视”，其生动、雅致、富有同情心的描绘，展示了这位传奇人物的荣辱与浮沉，得道与失足，乃至他的性格特征、思维方式、情趣爱好、家庭生活以及由此产生的喜、怒、哀、乐。作者走笔能与张学良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发生共鸣，读来使人有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之感。——乔还田（人民出版社副总编）由美籍华裔学者傅虹霖博士撰写的《张学良的政治生涯》（王海晨、胥波译）一书，依我看，和国内以往行世的同类书籍相比，本书显得更有特色，更经得起咀嚼和引人思索。众所周知，张学良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由于他平生行事善独辟蹊径，多出常规，且与孙中山有过交往，与蒋介石联过盟，与周恩来携过手，与墨索里尼的女儿、女婿交过朋友，围剿过共产党，扣押过蒋介石并由此成为一位囚徒……所以，要真实再现其传奇生涯，确非一件易事。而事实上，多少年来，人们根据各自的价值观，对张氏的公私生活及功过是非作出了种种不同的解释。有人说他是国之功臣；有人说他是断送东北的罪人；有人说他是草莽之辈；还有人说他是一位花花公子。本书的成功之处恰在于，作者对张氏进行了多方位的“透视”，其生动、雅致、富有同情心的描绘，展示了这位传奇人物的荣辱与浮沉，得道与失足，乃至他的性格特征、思维方式、情趣爱好、家庭生活以及由此产生的喜、怒、哀、乐。诚如王海晨在译后记中所言，通过本书，第一次看到了张学良作为一位民族英雄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及其完整形象；第一次深刻感觉到为摆脱民族危机而奋争的漫长历程中，一代雄杰的果敢无私及其个人所付出的代价；第一次清楚认识到山河破碎时各类政治家、军事家选择不同道路、采取不同手段的复杂和差异。善于从纷繁的历史材料中，捕捉那些具有决定意义的事实，且在叙述时又不简单化，是本书的一个显著特点。凡对张学良生平行事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他于1928、1936年导演的东北易帜和西安兵谏是其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两幕活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这两幕惊人之举系着张氏一生的荣辱与浮沉，使其成为一位超世绝伦的传奇人物。对于这两桩事，本书作者用大量篇幅做了客观的论述。以西安兵谏为例：书中分五章依次考察了这一事变得到和平解决的过程。以往大陆学者的解释，多注重中国共产党所起的作用。而本书则认为，张学良和杨虎城之所以释放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固然起了重要作用，但首要条件是，张学良兵谏的初衷是逼蒋抗日。与此同时，也不能漠视几位国民党要员所起的作用。当时，在国民党上层，除何应钦、戴季陶力主军事讨伐外，冯玉祥、于右任等曾给张学良打电报表示：“只要你释放蒋委员长，无论你坚持什么主义，都可以商量。”至于宋子文、宋美龄以及蒋介石的顾问端纳更是不惜身家性命，亲赴西安说服张氏释蒋。总之，在作者看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绝非一种因素使然，而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对于一般读者来说，看本书时，最感兴趣的内容恐怕莫过于有关描述张氏被囚之后的文字。人们的这种心情是不难理解的。试想，当一颗正在升起的政治明星突然遭到不测而陨落，人们能不猜测他的去向吗？更何况，张学良作为一代雄杰是被他的拜把兄弟蒋介石囚禁的，而且一关就是50多年。此间，特别是被遣送到台湾后，他是怎样生活的？他在想些什么？蒋氏父子对他怎样？如此等等，人们渴望解开这些谜。恰是在这方面，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据作者云，为了深入了解张氏晚年的幽禁生活，她不仅亲自采访过张学良将军的夫人、女儿、女婿及其他友人，还数次飞抵台湾，试图与张学良本人直接会面（可惜未能如愿）。正是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不畏风险、不怕吃苦的学者性格，使其得以在书中以凄楚的笔调，道出张氏幽禁岁月中的悲愤、凄苦、孤独，以及与赵一荻风雨同舟的坚贞，乃至晚年的思乡念友之情……还应看到，本书的文字既不艰涩，又非小说家言，且能随着内容的不同而起伏变化，做到生动流畅。由于作者走笔能与张学良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发生共鸣，读来使人有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之感。这一点，是国内多数史学家所不及的。当然，本书也有它的不足之处。比如对“杨常事件”的论述似显太单薄。实际上，张学良在1929年1月10日以“阻挠统一”罪处决东北军总参议杨宇霆、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常荫槐是经过周密考虑的。作者对此似应做更深层次的探究，写得再深入、具体些。——乔还田（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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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真实翻译给力。读起来一点都不吃力。很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