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1998-08
复旦大学出版社
倪世雄
514
无
序一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既年轻又古老的，学科。本书第一章绪论第一句便引了斯坦利•霍夫曼这句名言——也是大实话。这门与哲学、历史、经济学相比，还处于孩提时代的学科，在西方，其学说流派之多，却不遑多论。读者从本书即可窥其一斑。但大体上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可分为两大类和两大块。两大类：一类是论述国际关系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的，本书评述的理想主义、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部分新自由主义学说以及某些批判理论，属于此类。它们各有自己的核心概念和理论框架，都有一定的逻辑和经验的根据。另一类是技术型的，包括被利斯特誉为“英雄十年”内风靡一时的行为主义学派的多数，以及直接借鉴其他学科，不一定专属国际关系的，诸如博弈论等。两大块：“主流”和“非主流”。“主流”即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流派，不包括尚未融人和不想融入主流的美国学者。“非主流”泛指西方其他国家国际关系理论。本书对此只简要介绍了英国、北欧，自是一大欠缺，据说有人还作过一番“英国学派在中国”的实地考察和分析。英国虽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大学开设国际关系课程的国家，但这门学科却在美国发展得最快，以致英国学者也自认英国学派是在美国“主流”之外的“非主流”。实际上，1959年成立的国际政治学理论英国委员会举办的许多研讨会，若非洛克菲动基金会的资助，怕也开不起来。本书着重甚而集中评介这个“主流”，也算是基本上反映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然而就核心概念的归纳和理论框架的锤炼而言，英国学派的“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的哲学基础、历史底蕴和分析方法，较之“主流”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似高出一筹。近年来西欧学术界提出重振大陆学派，激进的批判理论再度为世人瞩目，这也许可扩大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有一个更为总体的认识。不过，从本书集中评介“主流”的几次论战，可以看到两大类国际关系理论实是相互补充，互有提高。力图论述国际关系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的这一类理论，在行为主义技术型的挑战下，经历了简单一复杂一再简单一再复杂的发展过程。威尔逊理想主义和摩根索现实主义归纳出来的概念和框架比较简要，其不同的哲学思辨和相同的现实政治诉求十分清楚。但在行为主义务种方法论的批判下，这一类理沦便被补充得非常精细复杂，连均势也可以行为体数量多寡细分为十余种。到了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便干脆宣称只要国际社会存在无政府状态，便一定有均势，均势与行为体的数量无关。这又回复到简单。至于本书所说的，目前正在开展的“第四次”或“第五次”论战，即新自由主义的体制论挑战结构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以及以时下新秀为代表的建构主义挑战新自由主义等，则将“主流”的第一类理论再推上精细复杂的路程。不过，此次新挑战方强调的，不是上次行为主义的“科学方法”，而是传统的人文因素。加上社会学的认同、学习乃至移植等等。可见，每经一次论战，两类理论相互补充得更加完善。也许再经过一段时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还得从目前的纷繁复杂回归到简明扼要，构筑起涵盖面广、概括性强、时间考验性长的大理论（grand theory）。对此，“主流派”大多持乐观态度，认为流派林立、学说纷呈是件好事。只要不固执己见，互补已是事实。于是，严谨的学者告诫学子不要轻言理论，多说方法（ap-proches）为好——这也是大实话。因为国际关系的研究对象究竟是哪些，似难说清，迄今未取得共识。而这恰好是国际关系学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特征。不过就国际关系本义说的国与国之间的互动关系而言，八十多年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这方面已从实践中总结了一些相对稳定并高度实用的理论概念和框架，虽说不断受到各类批判理论的抨击。愚意这是应该予以梳理、比较和分析的。假以时日，倘能写出一部如朱光潜先生《西方美学史》（这当然是大师级的了）那样的西方国际关系学说史，如此，出版社拿到去掉“西方”两字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书稿的日子将不会太久。王逸舟教授在《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到“我们可能缺少对当代国际政治学经典作品的全面介绍，特别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的工作及其重要作品的分析”，这更切实际，但是可以做到的。倪世雄教授是国内系统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先驱者之一。这次和他的博士生完成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部辞书性的著作，尤其对西方“主流”学说及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发展作了详尽的评述，一定程度上呼应了王先生，为深入探究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有重要价值的参考。刘同舜2001年元月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
本书是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复旦博学"精品教材《国际关系》系列中的一本。 本书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史上三次大论战为主线，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渊源及其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前后时间跨度为80年，内容涵盖西方近十个主要学派及其代表人物和几十种有影响的理论观点。包括威尔逊的理想主义、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和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等等。作者在书中对各学派、各主要理论的内容及研究方法作详尽评述的同时，重点介绍分析了近20年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最新发展和探索，如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软权力论”、“地缘经济学”等，以及关于国际安全和全球化的新观察、新论点。
倪世雄，1940年5月出生，安徽舒城人。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现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上海国际战略研究会副会长、上海美国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国际关系理论、中美关系。著作有
序— 刘同舜序二 金应忠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什么是理论——研究基点 第二节 什么是国际关系理论——定义之辩 第三节 “国际关系理论之父”——理论渊源 第四节 “国际关系理论大师”——历史沿革第二章 第一次论战——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第一节 一场严肃但“吵闹的论战” 第二节 从伍德罗·威尔逊到约翰·默里——理想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 第三节 从韦伯、卡尔到摩根索、基辛格——现实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 第四节 对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评价第三章 第二次论战——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 第一节 一场激烈但“虚假的战争” 第二节 从多伊奇到阿尔克——科学行为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 第三节 从怀特到霍夫曼——传统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 第四节 几点评论 第四章 第三次论战——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 第一节 新现实主义的出现 第二节 新现实主义与现实主义 第三节 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 第四节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 第五节 几点评论第五章 论战仍在继续——冷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建 第一节 从“范式之间争论”谈起 第二节 冷战的结束与国际关系理论 第三节 批判理论对实证主义的挑战 第四节 后现代主义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五节 女性主义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六节 建构主义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七节 英国、北欧的国际关系理论 第八节 基本评价第六章 国际关系基础理论（一） 第一节 国家利益论 第二节 权力论 第三节 冲突论 第四节 均势论 第五节 霸权稳定论 第六节 博弈论第七章 国际关系基础理论（二） 第一节 合作论 第二节 体系论 第三节 相互依存论－ 第四节 国际政治经济学 第五节 国际机制论 第六节 集体安全论第八章 冷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一） 第一节 软权力论 第二节 地缘经济学 第三节 两枝世界政治论 第四节 文明冲突论第九章 冷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二） 第一节 国际安全新论 第二节 民主和平论 第三节 世界秩序新论 第四节 全球化新论第十章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中国 第一节 简要的历史回顾 第二节 理论构建及其一般原理 第三节 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若干问题 第四节 几点思考附录 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倪世雄
书摘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国际关系理论呈现出活跃的景象。特别是一批北美、西欧、北欧的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他们给第三次论战带来了新的理论思路。于是，除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外，还出现了相对主义、后实证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或建构主义等研究理论和方法，有人总称之“批判理论”，并将其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相提并论。在对两个主流学派进行评析和批评的过程中，“批判理论”把第三次论战再次推向深入。可以不夸张地说，自1979华尔兹提出结构现实主义之后，如果80年代是第二次论战的形成期的话，那么，90年代就是第三次沦战的深入发展期。这期间，由于受到欧洲、北美流行的相对主义(relativism)、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后实证主义(post-positivism)和解释学(hermeneutics)等思潮的影响，在第三次论战中出现了两场交锋：理性主义对反思主义(rationalism vs．refleetivism)和建构主义对解构主义(constructivism vs．deconstructivism)。这两场交锋的结果，使后现代主义，即建构主义占了上风。笔者最近几年在美访问期间，见到斯坦利，霍夫曼、詹姆斯•罗斯诺和罗们特•杰维斯时，他们均提及，研究第三次论战，除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以外，还应注重建构主义。日本独协大学的星野昭吉教授也专门提列，从90年代起，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正逐步相互靠近，而作为一种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或建构主义与其形成了新的论争。该理论思潮的代表人物有亚历山大·温特、约翰·拉吉、埃蒙纳特·艾德莱、麦克尔·巴纳特和彼得·卡特赞斯坦恩，而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耶鲁大学的亚历山大·温特。温特在1992年《国际组织》春季号上发表的关于强权政治的社会建构的论文中，最早提出建构主义的理论主张。他指出，建构主义虽反对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性主义核心，但却认同它们的科学方法。建构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客观唯心主义，它认为，对社会生活和国际关系最终起作用的不是物质本身，而是物质是怎样得到表现的。新现实主义所说的国际体系的结构最终是由赋予这些结构以实际内容的“具有社会意义的结构”决定的。这种具有社会意义的结构不是某一个人、团体、国家的主观臆断，而是举世公认的一种社会事实。由此，温特认为，无政府状态的后果与权力物质基础的分布无关，倒是与赋予这些基础以实际内容的主观建构出来的意义有关。由此，均势不再有意义，有意义的是威胁均衡(balance of threat)，即并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阻止政治家发动战争，而是政治家认为实际存在的东西起到了这一作用。也就是说，无政府状态是否导致国家采取自助行为，即安全困境是否使国家间趋向于对抗，要看国家对无政府状态持何种态度，要看国家间的姿态和意图怎样。无政府状态脱离了国家赋予它的意义就无任何实质内窖可言。而强权政治只是国家之间关系的一种可能，它不是无政府状态的本质属性，因此原则上转变强权政治的可能性并未被排除。日前，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论战仍在继续发展。第三次论战已使国际关系理论呈现出“成熟”的迹象。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以更冷静更客观的态度来审视这场论战及其两个主要学派之间的关系。争论双方的代表人物均强调，虽然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不应将其夸大。多尔蒂和小法尔兹格拉夫说：“新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要帮助人们懂得国际关系的话，它们就必须寻求共同之处。”基欧汉认为两者可以寻求到汇合点。他承认，他的自由制度主义观点是同样多地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借鉴过来的。约瑟夫，奈则强调，这场论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国际关系史上代表传统理论的两个主要流派之争的再现。现实主义一直占有支配地位，自由主义突出国内社会、国际社会、相互依赖和国际制度的影响……然而，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的分歧被过分强调了。事实上，这两种理论及方法可以互补”。约瑟夫·奈还指出，新现实主义者强调连续性，新自由主义者则强调变革性。谁对谁错?双方既对又错。面临21世纪的世界是充满着继承和变革的世界，所以，国际关系理论的任务应该是使两者实现互补和综合。“这两派理论对我们理解变化中世界的国际政治都是有用的和必需的。”50多年前，现实主义学派鼻祖之一莱茵霍尔德·尼布尔把理想主义者比为“光明的孩子”(children of light)，把现实主义者比作“黑暗的孩子”(children of darkness)。这两类“孩子”的“后代”——新现实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如今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里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起着不同的作用，应该取长补短，为发展面向新世纪的国际关系理论而努力。在追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历史沿革时，我们发现一个非常难得的巧合。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史恰好经历了80年，产生了四个带“九”的里程碑：1919年国际关系理论诞生，成为社会科学中的一门独立的学科；1939年爱德华·卡尔发表《二十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标志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新阶段——现实主义学派的开端；1979年肯尼思，华尔兹出版《国际政治理论》，第三次论战从此揭开了序幕；1999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面临新世纪的到来，正处在一个重要的世纪之交的历史发展时期。80年的历史可分为前20年(1919—1939)，中间40年(1939—1979)和后20年(1979—1999)。前20年是形成期，中间40年是成长成熟期，后20年是发展期。汤姆逊的《国际思想大师》写至1980年，虽然涵盖的是1919年至1979年60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沿革，但也为后20年(1979—1999)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研究框架和思路。至此，我们不妨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和沿革作以下归纳：一部美国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包含着两次“革命”(现实主义革命和行为主义革命)，三次论战(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和六个主要学派(理想主义、现实主义、科学行为主义、传统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本书的以下各章将逐一加以介评。尼古拉斯·斯巴克曼出生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市，后移居美国。他一生短暂，影响却遍及美国学术界。他于1920年移居美国，在1921年一年中，就获得了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1923年，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此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任社会学和政治学讲师。1925年，调至耶鲁大学任教，10年之后，任耶鲁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任和耶鲁大学国际政治研究学院主任，直至土940年。斯巴克曼最初的兴趣是在社会学，但随之把后半生的精力转到国际关系研究方面。他的主要著作有：《国际政治中的美国战略》(1942)和《和平地理学》(1944)。斯区克曼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影响主要在现实主义思想和方法论两个方面。在现实主义思想方面，斯巴克曼强调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他认为国家的首要目标是赢得和维持权力地位。斯巴克曼的批评者说他的理论是极端的强权政治，而他却不屑一顾，回答说：“权力有一个坏名声，使用权力也经常会受到指责……现在有一种倾向，特别是某些自由主义者或自称为理想主义者认为，在国际社会中应排斥权力的主题，除非在非道德问题上。”但是，“脱离权力的政治观念和理想几乎很少能实现其价值。”对于美国国内存在已久的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的争论，斯巴克曼认为，这两种政治观点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事实相反，这两种观点以及它们引出的外交政策从来就是不断交织在一起的，它们之间不存在绝对的不是黑就是白的关系。为了说明他的观点，在《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一书中，斯巴克曼举了孤立主义的例子。他指出，孤立主义既是一种感情，也是一种国家战略。从感情上讲，孤立主义者们希望在他们这块远离欧洲争吵和战争的大陆从此能再不用卷入欧洲事务和欧洲烦恼。从战略上讲，美国所奉行的孤立主义是有它的原则的。在孤立主义政策中，人们往往只看到美国不愿意卷入英法争端、不愿意加入国联。但是，人们没有看到，美国战略意图足在欧亚保持秩序和均势，把西半球作为它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是美国最重要的利益所在。斯巴克曼认为，盲目地坚持孤立主义或者反对孤立主义的人都没有看到问题的关键。斯巴克曼还认为，地缘政治和均势是支撑国际关系理论的两根支柱，为此，他提出国际关系“边缘地带理论”(rim theory)。学术界称该理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麦金德地缘政治中“心脏地带理论”的重要补充和发展。从这里我们自然地引出斯巴克曼研究国际关系的方法论问题。他在研究过程中特别重视地缘因素。他认为，地缘因素是一个国家在制定外交政策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他强调，一国的地理位置，以及这种位置和其他权力中心的关系决定了这个国家的重要问题。在说明地缘政治这种研究方法的重要性时，他说：“有些学者歪曲地缘政治学。事实上，这是一种分析方法，是一组统计数据得出的合适的名称，在作出外交政策明智的决定过程小，它是不可缺少的。”是用地缘政治的研究方法，斯巴克曼对国际问题和国家安全做了透彻的分析，并使他由此在国际关系理论界产生影响。然而，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斯巴克曼认为他的地缘政治学理论和德国法西斯主义者讲的地缘政治完全不同。希特勒用地缘政治为其侵略政策服务，但他的地缘政治研究目的是为了国家的安全。此外，斯巴克曼的历史研究方法也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特别重视过去历史对今天的借鉴意义和今天的事件对未来的影响。关于前者，他认为，新的世界秩序不管怎样发生变化都不会摆脱过去的权力模式。关于后者，他表现出惊人的预见性，在20世纪40年代，他就预测中国将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军事强国。他还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方盟国对德国开战，是为了消灭德国法西斯，但战后并不会对德国完全解除武装。他的这一预见最后得到了验证。尽管他的预见完全是从美国的安全利益出发的，但对他的“先见之明”，人们不得不表示钦佩。
序一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既年轻又古老的，学科。本书第一章绪论第一句便引了斯坦利·霍夫曼这句名言——也是大实话。这门与哲学、历史、经济学相比，还处于孩提时代的学科，在西方，其学说流派之多，却不遑多论。读者从本书即可窥其一斑。但大体上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可分为两大类和两大块。 两大类：一类是论述国际关系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的，本书评述的理想主义、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部分新自由主义学说以及某些批判理论，属于此类。它们各有自己的核心概念和理论框架，都有一定的逻辑和经验的根据。另一类是技术型的，包括被利斯特誉为“英雄十年”内风靡一时的行为主义学派的多数，以及直接借鉴其他学科，不一定专属国际关系的，诸如博弈论等。 两大块：“主流”和“非主流”。“主流”即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流派，不包括尚未融人和不想融入主流的美国学者。“非主流”泛指西方其他国家国际关系理论。本书对此只简要介绍了英国、北欧，自是一大欠缺，据说有人还作过一番“英国学派在中国”的实地考察和分析。英国虽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大学开设国际关系课程的国家，但这门学科却在美国发展得最快，以致英国学者也自认英国学派是在美国“主流”之外的“非主流”。实际上，1959年成立的国际政治学理论英国委员会举办的许多研讨会，若非洛克菲动基金会的资助，怕也开不起来。本书着重甚而集中评介这个“主流”，也算是基本上反映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然而就核心概念的归纳和理论框架的锤炼而言，英国学派的“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的哲学基础、历史底蕴和分析方法，较之“主流”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似高出一筹。近年来西欧学术界提出重振大陆学派，激进的批判理论再度为世人瞩目，这也许可扩大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有一个更为总体的认识。 不过，从本书集中评介“主流”的几次论战，可以看到两大类国际关系理论实是相互补充，互有提高。力图论述国际关系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的这一类理论，在行为主义技术型的挑战下，经历了简单一复杂一再简单一再复杂的发展过程。威尔逊理想主义和摩根索现实主义归纳出来的概念和框架比较简要，其不同的哲学思辨和相同的现实政治诉求十分清楚。但在行为主义务种方法论的批判下，这一类理沦便被补充得非常精细复杂，连均势也可以行为体数量多寡细分为十余种。到了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便干脆宣称只要国际社会存在无政府状态，便一定有均势，均势与行为体的数量无关。这又回复到简单。至于本书所说的，目前正在开展的“第四次”或“第五次”论战，即新自由主义的体制论挑战结构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以及以时下新秀为代表的建构主义挑战新自由主义等，则将“主流”的第一类理论再推上精细复杂的路程。不过，此次新挑战方强调的，不是上次行为主义的“科学方法”，而是传统的人文因素。加上社会学的认同、学习乃至移植等等。 可见，每经一次论战，两类理论相互补充得更加完善。也许再经过一段时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还得从目前的纷繁复杂回归到简明扼要，构筑起涵盖面广、概括性强、时间考验性长的大理论(grand theory)。对此，“主流派”大多持乐观态度，认为流派林立、学说纷呈是件好事。只要不固执己见，互补已是事实。于是，严谨的学者告诫学子不要轻言理论，多说方法(ap—proches)为好——这也是大实话。因为国际关系的研究对象究竟是哪些，似难说清，迄今未取得共识。而这恰好是国际关系学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特征。 不过就国际关系本义说的国与国之间的互动关系而言，八十多年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这方面已从实践中总结了一些相对稳定并高度实用的理论概念和框架，虽说不断受到各类批判理论的抨击。愚意这是应该予以梳理、比较和分析的。假以时日，倘能写出一部如朱光潜先生《西方美学史》(这当然是大师级的了)那样的西方国际关系学说史，如此，出版社拿到去掉“西方”两字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书稿的日子将不会太久。王逸舟教授在《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到“我们可能缺少对当代国际政治学经典作品的全面介绍，特别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的工作及其重要作品的分析”，这更切实际，但是可以做到的。 倪世雄教授是国内系统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先驱者之一。这次和他的博士生完成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部辞书性的著作，尤其对西方“主流”学说及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发展作了详尽的评述，一定程度上呼应了王先生，为深入探究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有重要价值的参考。 刘同舜 2001年元月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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