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
2001-11
复旦大学出版社
王运熙，顾易生 著
996
无
本书依照历史发展顺序，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代前中期、近代七编，说明我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过程。全书内容系统，对于诗文、小说、戏剧各文学领域的理论批评，对于历代比较重要的批评家及其论著，均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本书在撰写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观点稳妥，叙述平实；同时注意吸收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在一些问题上提出了新的看法，具有很好的学术价值。
王运熙，男，1926年6月生。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文学批评通史》 （合作主编并参加其中《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的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合作主编并参加撰写）、《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中国古代文论管窥》、《文心雕龙探索》、《乐府诗述论》、《望海楼笔记》、《当代学者自选文库·王运熙卷》、《李白诗选》、《李白研究》等。 顾易生，男，1924年12月生。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合作主编并参加其中《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宋金元文学批评史》的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合作主编并参加撰写）、《柳宗元》、《诗词助读》、《宋词精华》、《十大散文家》等。 袁震宇，男，1928年6月生。复旦大学教授。著有《明代文学批评史》（合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合著）、《宋词精华》等。 黄霖，男，1942年6月生。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近代文学批评史》、《古小说概观》、《金瓶梅者论》、《中国小说论著选》（合著）、《原人论》（合著）等。 杨明，男，1942年11月生。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合著）、《隋唐五代文学批手史》（合著）。《刘勰评传（附钟嵘评传）》、《南朝诗史》、 《文赋诗品译注》等。 邬国平，男，19s4年10月生。复旦大学副教授。著有《清代文学批评史》（会著）、《清代文论选》（合著）、《中国文论选·近代卷》（合著）等。
第一编 先秦两汉绪论第一章 先秦的文学批评第二章 汉代的文学批评第二编 魏晋南北朝绪论第一章 魏晋的文学批评第二章 南北朝的文学批评第三章 刘勰《文心雕龙》第四章 钟嵘《诗品》第三编 隋唐五代绪论第一章 隋和唐代前期的文学批评第二章 唐代中期的诗论第三章 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第四章 唐代晚期和五代的文学批评第四编 宋金元绪论第一章 北宋的诗文批评第二章 南宋的诗文批评第三章 宋代词论第四章 金元的文学批评第五编 明代绪论第一章 明代的诗文批评第二章 明代的戏曲批评第三章 明代的小说批评第六编 清洗涤前中期结论第一章 明清之际的文学思想第二章 清代前中期文论第三章 清代前中期诗论第四章 清代前中期词论第五章 清代前中期戏曲批评第六章 清代前中期小说批评第七编 近代绪论第一章 近代的诗文批评与词论第二章 近代戏曲理论批评的发展和演变第三章 近代的小说理论批评
《文章流别论》论诗，认为三言至九言各体均源于《诗经》，这体现了他的宗经立场。又说：“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又说五言、七言“于俳谐倡乐多用之”。这一方面出于宗经的立场(《诗经》主要是四言)，一方面也确实反映了汉代以来朝廷和民间音乐歌诗的实际情况，即用于隆重场合的朝廷雅乐所用诗多为典雅的四言，而朝野供娱乐的俗乐多歌唱流美的五言、七言诗(尤以五言为主)。另外这也反映了当时诗坛的风气。魏晋时五言诗发展很快，佳作迭出，但四言仍然还是重要的诗体。西晋人所作四言诗颇为不少。如潘岳、陆机那样的著名诗人，在大量写作五言诗的同时，也还是写了不少四言诗。当时称赞四言诗作品的言论也并不鲜见。因此挚虞重视四言诗，与时代风气并不矛盾。当时人对于四言、五言诗的态度，可说反映了雅、俗两种欣赏趣味并存的情况。而挚虞以“音之正”与“非正”称说四言及其他诗体，表明他的立场偏于雅的一面。 《文章流别论》还言及《诗经》的六义。其解释大多沿袭汉儒，只是释兴云：“兴者，有感之辞也。”与汉儒所谓“托事于物”不同。但挚虞的说法并非否定旧说。所谓“托事于物”，是指在草木禽鱼等“物”中寄托人事，挚虞只不过从另一角度加以补充，即认为诗人为草木禽鱼等物所触发而引起感慨，联想到人事。虽并非否定旧说；但实反映了六朝人对于自然风物诱发感慨、引起创作冲动这一现象的自觉和重视(参见本章第二节论《文赋》)，与当时感物抒怀之作大量涌现有密切关系，因而具有新的因素，后来《文心雕龙·比兴》以“起情”释兴，“起情”亦即触物有感之意，与挚虞的说法不无联系。 独孤及天宝中与李华、贾至交往，尊事二人为兄，思想倾向也颇为一致。他同样推崇《六经》是不可企及的文章典范，而以《楚辞》、汉赋为文风浇讹之源。他曾引述友人的话说：“扬、马言大而迂，屈、宋词侈而怨。沿其流者，或文质交丧，雅郑相夺。”(《唐故殿中侍御史赠考功郎中萧府君文章集录序》)贬抑屈、宋，是当时复古者共同的论调。 值得注意的是独孤及除尊经之外，很重视两汉文章。他说：“后世虽有文章，六籍其不可及已。《荀》、《孟》朴而少文，屈、宋华而无根。有以取正，其贾生、史迁、班孟坚云尔。”此语见于其门人梁肃的《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是教导梁肃如何作文时所说。看来他对于文采还是重视的，认为《孟子》、《荀子》文采不足，故以贾谊的政论文和马、班的《史记》、《汉书》为效法对象。按卢藏用曾说：“汉兴二百年，贾谊、马迁为之杰，宪章礼乐，有老成人之风。”(《陈子昂文集序》)萧颖士也说贾谊“文词最正，近于理体”(见李华《萧颖士文集序》)。独孤及则进而与《荀》、《孟》比较，将贾、马、班三，人的作品作为学习写作的典范，具有从思想内容和写作艺术两方面加以肯定的意味。这对后来韩愈、柳宗元都颇有影响。 在独孤及论文的言论中，还有颇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比前人更鲜明地；反对骈偶声律。《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云： 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为用，亦犹涉川者假舟楫而后济。自典谟缺，雅颂寝，世道陵夷，文亦·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后比兴。其风流荡而不返，乃至有饰其词而遗其意者，则润色愈工，其实愈丧。及其大坏也，俪偶章句，使枝对叶比，以八病四声为梏萃，拳拳守之，如奉法令。闻皋繇、史克之作，则呷然笑之。天下雷同，风驱云趋，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犹木兰为舟，翠羽为楫，玩之于陆，而无涉川之用。痛乎流俗之惑人也旧矣。 从文章内容与文辞、文采关系的角度，批判讲究对偶、声律的骈俪文体“润色愈工，其实愈丧”，较之萧颖士反对“局夫俪偶”的说法，论述得更深入一些。独孤及本人的作品，多取散行，骈俪之作甚少，确可与其理论主张相印证。 独孤及关于诗歌的意见却与对散文的要求颇有不同。其《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云： 五言诗之源，生于《国风》，广于《离骚》，著于苏、李，盛于曹、刘，其所自远矣。当汉魏之间，虽以朴散为器，作者犹质有余而文不足。以今揆者，则有朱弦疏越、太羹遗味之叹。历千余岁，至沈，詹事、宋考功，始裁成六律，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伦，歌之而成声，缘情绮靡之功，至是乃备。虽去雅浸远，其丽有过于古者。亦犹路鼗出于土鼓，篆籀生于鸟迹也。沈、宋既殁，而崔司勋颢、王右丞维崛起于开元、天宝之间。得其门而入者，当代不过数人，补阙其人也。补阙讳冉……右丞相曲江张公深所叹异，谓清颖秀拔，有江、徐之风。……其诗大略以古之比兴，就今之声律，涵咏风骚，宪章颜、谢。…… 这里充分肯定了诗歌由质趋文的历史发展，尤其是明确地肯定了回忌声病、讲究对偶的律体诗。对历朝著名诗人，包括南朝的谢灵运、颜延之、江淹：徐陵都表示推重，更充分肯定了初唐沈佺期、宋之问使律体诗最终得以完成的重大贡献。显然独孤及在这里并不强调诗歌的政教内容，所重视的是其缘情绮靡的审美价值。看来他的复古、宗经、宏道之论，主要是就散文写作而言，诗歌则是仍被作为怡情悦性之具的。 梁肃(753—793)，字敬之，一字宽中，郡望安定乌氏(今宁夏固原东南)，世居河南陆浑，后又迁新安(今属河南)。曾为右补阙、翰林学士等。《全唐文》存文六卷。在古文运动前驱者中，梁肃是承前启后的人物。他青年时以文章见知于李华、独孤及，自称是独孤及的“门下士”。而晚年曾奖借韩愈、李观、欧阳詹等人。 梁肃论文，也推崇两汉。他称道独孤及“其文宽而简，直而婉，辩而不华，博厚而高明。论人无虚美，比事为实录。天下凛然，复睹两汉之遗风”(《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又在《补阙李君前集序》中说： 炎汉制度，以霸王道杂之，故其文亦二：贾生、马迁、刘向、班固，其文博厚，出于王风者也；枚叔、相如、扬雄、张衡，其文雄富，出于霸途者也。 以两汉政论文和史家之文出于王风，辞赋出于霸道，隐含前者高于后者之意。但既说汉代制度本是兼取王霸，则于后者仍有肯定的意思。梁肃这里主要是以王、霸为比喻，形容两种作品的风格特点。 在思想内容方面，一百二十回本的具体评点与李贽《忠义水浒传序》强调忠义、歌颂招安的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如第一回评点即开门见山地指出：“忠良二字，是此一部根本。”《水浒》第四十二回九天玄女对宋江说：“宋星主，传汝三卷天书，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这里评道：“数语是一书作传根本。”于宋江改聚义厅为忠义堂处，又批道：“添一‘忠’字，便是招安之根本。”一百二十回本评点将忠义、招安视作 《水浒》的“根本”，也就将宋江看作是忠义的化身，对他无限的爱慕和崇敬，如第八十五回宋江说：“纵使宋朝负我，我忠心不负宋朝。”批道：“食廪禄骗高爵者，可以三复此，且流汗愧死!”评点者从忠义出发，也就对“奸臣”、“贪官”作为对立面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当《水浒》第二十二回写到“朝廷奸臣当道，谗佞专权，非亲不用，非财不取”时，批道：“正是一部书的大题目，特为揭出，莫作闲话看过。”第八十二回当宿元景责骂高俅、童贯等人：“四边狼烟未熄，中间又起祸胎，都是汝等庸恶之臣，坏了圣朝天下”时，又批道：“说尽 亡国时事，真名言。”评点者甚至说：“官吏之恶甚于草贼”(第六十五回批)，“满朝奸臣，不如一娼”(第一百二十回批)，表达了对当时黑暗腐朽官场的无比愤慨。与此同时，评点者对那些被迫进入水浒、专与贪官作对的“强人”寄予同情，加以赞扬。这不仅表现在对李逵、鲁智深、武松等一些英雄的“快人”性格经常赞不绝口，而更突出地反映在评点者常在贪官和英雄的对比中表示自己的鲜明态度。如在《吴用智取生辰纲》一回的总评中说：“生辰辄用十万贯金珠，此必从掊克得来，卒为绿林中好汉取之，可为贪得者之鉴。”第二十三回总评又说：“武松视虎如蚁，后来梁山一般好汉视童、蔡辈为虎而冠者也，所以急欲以景阳几拳与之。”评点者这样反对贪官、歌颂英雄，尽管其主观动机是为了宣扬“忠义”，维护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确是肯定了《水浒》揭露社会矛盾和黑暗，歌颂人民起义的一面，在当时还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一百二十回本的评点对于《水浒》的艺术分析着墨不多，但也略有可观之处。首先，它对于如何描绘人物形象的问题，还是有所注意。《水浒》第四回写到鲁智深去打禅杖时，“那打铁的看见鲁智深腮边新剃，暴长短须，戗戗地好惨濑人，先有五分怕也。……”于此批道：“从打铁人眼里写出剃须发的鲁达真形来，是何等想笔!”这是点出从别人眼里来描绘英雄外形的。评点中也有指出从别人嘴里来刻画英雄情态的。如第七回写林冲妻子被高衙内调戏后，一日与鲁智深一起酒后买刀，当林冲到家取钱给卖刀汉后再问他：“刀从哪里来?”那汉子发了一通感慨。此处就评道： 只到家取了钱去似亦可住，却又诘问来历一番，不独细腻，且于汉子口内写出一段壮士失时的情语来，真能动人，添多少光景。 当然，刻画人物主要还是从正面来描写人物的语言、行动和心理活动等。对此，评点者也发表了一些意见。如第十一回写林冲云：“当晚林冲仰天长叹道：‘不想我今日被高俅那贼陷害，流落到此……”’批曰：“摹写愤恨语情，真使英雄堕泪!“第三回史进投奔延安府，路过渭州时写道：“史进在路，免不得饥食渴饮，夜住晓行，独自一人行了半月之上，来到渭州。‘这里也有经略府，莫非师父王教头在这里?’史进便人城来看时，依然有六街三市。只见一个小小茶坊，正在路口。……”评点者在“这里也有……”两句处加了圈点并批道：“直接。此数句眼里。心里、口里一时俱现，更无一毫帮衬牵缠，真史迁之笔厂总之，一百二十回本评点指出了刻画人物的一些具体方法，不能说没有价值，但它并未充分注意分析人物的性格特点。第二十四回眉批曾说：“将一个烈汉，一个呆子，一个淫妇，描写得十分肖像，真神手也!”这似乎触及了人物性格的类型性的问题。但恰恰这句话，也见于百回本的眉批。这不能不引起了人们怀疑后出的百二十回本有伪托的可能。 关于情节结构，评点者主张既要合情合理，又要波澜曲折，做到“真”与“奇”的统一。这在以下几回的批评中谈得比较明确： 情事都从绝处生出来，却无一些做作之意，此文章承接入妙处。（第二十三回） ……
前言 我们曾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至80年代中期，集体编写了一部三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被指定为全国高校文科教材，流行颇广。最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相当活跃，有关论著、论文数量众多，其中并有若干有分量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新著。我们也于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集体编写了七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这些都为出版较早的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修改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这部批评史新编，以原来的三卷本为基础，体例框架大致照旧，分为两册，按时代前后，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代前中期、近代七编。在内容方面则变动较大，对原著作了许多增删，重写了不少章节，改正了过去一些不妥当的提法，因此改名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在内容的改动方面，主要吸取了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的研究成果，也参考了时贤的若干看法，由于体例限制，未能一一注明，请读者谅解。 原著编写者除我们两人外，尚有袁震宇、李庆甲、黄霖同志，刘大杰先生曾对上册进行审阅，并作了部分修改。前此，刘先生、李庆甲同志已先后去世。参加此次新编撰写工作的是王运熙、顾易生、袁震宇、黄霖、杨明、邬国平同志。具体分工如下： 杨 明：第一编，第二编中的绪论、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编中的绪论、第一章第一、二、三节、第三章。 王运熙：第二编中的第三章、第四章，第三编中的第一章第四、五节、第二章、第四章。 顾易生：第四编中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一节。第五编中的第一章。 袁震宇：第四编中的第四章第二节，第五编中的第二章，第六编中的第五章，第七编中的第二章。 黄 霖：第四编中的第四章第三节，第五编中的第三章，第六编中的第六章，第七编中的第一章、第三章。 邬国平：第六编中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 第四、五、六、七各编的绪论由顾易生、袁震宇、黄霖、邬国平共同撰写。 王运熙 顾易生 2001年2月 于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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