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评传
2006-1
复旦大学出版社
曹聚仁
403
无
本书是我国已故著名记者、作家曹聚仁先生的一部学术力作。首次附录了曹著《鲁迅年谱》、《鲁迅生平和著述年表》，凡二十万字，其中不乏许多珍贵的资料和鲜为人知的轶事。并向人们诠释了三个不同的鲁迅，还对当下流行的“假如鲁迅活到现在”的话题，作了精辟的评述。曹著《鲁迅评传》，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鲁研界最具分量的学术著作之一。 《鲁迅评传》(新版)系我国已故著名记者、作家曹聚仁先生的一部学术力作。写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香港。在国内外数十种关于鲁迅的传记、评论中，曹著的《评传》是最具个性的。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空里，作者说，他写鲁迅既不仰望，也不俯视，他把鲁迅视作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的人。作者通过对鲁迅心路历程、文艺观、思想政治观的述评，剖析他的作品，使我们看到了一个鲜活的鲁迅。 新版《鲁迅评传》，首次附录了曹著《鲁迅年谱》、《鲁迅生平和著述年表》，凡二十万字，其中不乏许多珍贵的资料和鲜为人知的轶事。在新版《鲁迅评传》中，曹向人们诠释了三个不同的鲁迅，并对当下流行的“假如鲁迅活到现在”的话题，作了精辟的评述。曹著《鲁迅评传》，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鲁研界最具分量的学术著作之一。
曹聚仁(1900—1972)，浙江兰溪市蒋畈村(原属浦江县)人。爱国人士。著名作家、记者、教授。曾主编《涛声>、 《芒种》等进步文化刊物，并在复旦等大学任教。与鲁迅先生交往甚密。抗战中带笔从戎，为战地记者，曾率先报道淞沪、台儿庄等战役。一九五o年赴香港，主办《循环日报》等报刊。一生著作颇丰，留下文字四千万余，著作七十多部，主要有：《鲁迅评传》、《文坛五十年》、 《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我与我的世界》等。
序 ／寒山碧 ／1“毋求备于一夫”——读曹著《鲁迅评传》／陈漱渝／1一 引言 ／1二 绍兴——鲁迅的家乡 ／7三 他的童年／12四 少年时代的文艺修养 ／17五 在日本 ／22六 辛亥革命前后 ／27七 民初的潜修生涯 ／32八 托尼学说／37九 《新青年》时代 ／42十 在北京 ／47十一 《阿Q正传》 ／52十二 《北晨》副刊与《语丝》 ／59十三 南行——在厦门 ／65十四 广州九月 ／70十五 上海十年间 ／75十六 晚年 ／91十七 《死》 ／109十八 印象记／114十九 性格 ／119二十 日常生活 ／124二十一 社会观／129二十二 青年与青年问题 ／1 46二十三 政治观／155二十四 “鲁迅风”——他的创作艺术 ／160二十五 文艺观／177二十六 人生观/199二十七 他的家族 ／216二十八 他的师友 ／234二十九 闲话／260附录一 鲁迅年谱／279编者小言 / 280一、小引 ／282二、幼年 / 282三、少年/288四、日本留学／290立、辛亥革命前后 ／297六、在北京／299七、五四前后／304八、南下／319九、在上海／333十、病逝／368十一、鲁迅研究述评／378附录二 鲁迅生平和著述年表／395
我想与其把你写成为一个“神”，不如写成一个“人”的好。 ——曹聚仁答鲁迅问 曹聚仁在本世纪中国文化史上是个多才多艺的人物，作家、新闻记者与学者兼于一身，著述甚丰。有论者认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像他这样高产的，除了梁启超、鲁迅、郭沫若和林语堂之外，几乎还不多见。” ——方汉奇《曹聚仁研究·序》 《鲁迅评传》是曹聚仁最重要也是最成功的一部著作，这部著作不仅使他赢得人们的尊敬，而且使他至少名垂百载。 ——寒山碧（香港作家） 在曹聚仁笔下，鲁迅是一个认真的人，一个有趣的人，一个廉介方正的人，一个值得尊敬的人。 ——陈漱渝（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专家）
我想与其把你写成为一个“神”，不如写成一个“人”的好。 ——曹聚仁答鲁迅问 曹聚仁在本世纪中国文化史上是个多才多艺的人物，作家、新闻记者与学者兼于一身，著述甚丰。有论者认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像他这样高产的，除了梁启超、鲁迅、郭沫若和林语堂之外，几乎还不多见。” ——方汉奇《曹聚仁研究·序》 《鲁迅评传》是曹聚仁最重要也是最成功的一部著作，这部著作不仅使他赢得人们的尊敬，而且使他至少名垂百载。 ——寒山碧（香港作家） 在曹聚仁笔下，鲁迅是一个认真的人，一个有趣的人，一个廉介方正的人，一个值得尊敬的人。 ——陈漱渝（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专家）
无
“史人”“妄人”曹聚仁
———且说他《鲁迅评传》的硬伤
◎ 朱 正
我自己反省，我并不是一个适当的写鲁迅传记的人，除了史人的态度，论事比较客观一点。
曹聚仁《鲁迅评传》第二十九章
怎样的人物笔下，只能写出怎样的鲁迅来。
聂绀弩《从沈从文笔下看鲁迅》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衒，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
鲁迅《忆韦素园君》
曹聚仁著《鲁迅评传》，已有不止一个版本。我看到的是上海二○○六年出版的一本，实际包括作者一九五六年在香港世界出版社出版的《鲁迅评传》和一九六七年在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的《鲁迅年谱》两本书。现在我就来写一点我在这书中看到的硬伤。文章里引语后边所注的数字，指本书页码，就不再注明章节的标题了。
作者怎样看待自己的任务呢？他说：
在今日，写鲁迅年谱最容易，因为关于他的史料太充分了，比曾国藩的传记还充分些，就看鉴别史料有没有眼光，组织史料有没有能力。（5）
作者这样说，当然是自认为有鉴别史料的眼光，有组织史料的能力了。他以此自负，对自己正在精心结撰的大著期许甚高。他说：
我承认我的治史方法和态度，很受胡适、梁启超的影响，我的《鲁迅年谱》，假使写成的话，也就是《章实斋年谱》那一类的史书。（4）
《章实斋先生年谱》见《胡适全集》第十九卷，在史学著作中可称杰构。曹聚仁的《鲁迅年谱》是不是也可以并列在这个档次，读者看完本文之后就可以明白了。
他不但近比胡适、梁启超，而且还远比王船山。他说：“我对鲁迅的看法，有如王船山的《读通鉴论》，不一定苟同前人的评论，也不一定要立异以为高的。”（114）这样的书当然是传世之作，千百年之后还会有读者。他说：
百年之后，我相信必有史家承认我所写的，是把鲁迅当作有血有肉的活人来描画，绝少歪曲事实之处。（280）
鲁迅先生定将在中国文学史上占重要的一页，我这部《年谱》，或许对千百年后的史家有点用处。（381）
一方面，对自己的著作作了这样高的期许，另一方面，就要竭力贬抑别人的同类著作了。在他撰写《鲁迅评传》的那时，已经出版了的鲁迅传记，在大陆只有一本王士菁的《鲁迅传》，在台湾只有一本郑学稼的《鲁迅正传》。于是他就极力攻击这两本书：
王士菁的《鲁迅传》，那简直是一团草，不成东西，而郑学稼的《鲁迅正传》，更是胡闹，不仅侮辱了鲁迅，也侮辱了读者。（2）
王士菁所写的也就是这么一部传记，就因为他不懂得史学，不善剪裁，不会组织，所以糟得不成样子。而许广平不懂得史学，不独不会修正，连批评也不中肯。（5）
王士菁，无论史才、史识，史笔，都是不及格的，只写了一部乱糟糟的传记，比日本人的《鲁迅传》都不如呢。郑学稼的《鲁迅正传》，更是胡说八道。（382）
就这样，曹聚仁把别人的书贬得一钱不值，来反衬自己的书是怎样的了不起。可是，终于摆在读者面前的他自己的这部书究竟怎样呢？我不得不抱歉地指出：他批评王士菁的那些话大都可以用来批评他自己的书：不懂史学，不善剪裁，不会组织，不成样子……他这部书，大到总体结构，小到语法修辞，都有可议之处，这些都没有篇幅去讨论，仅仅就史学这一角度谈一谈书中的问题。作者在书中多次自称为“史人”（例如第116页、第260页），称他的书为“史书”（第4页），我想选择这一评论角度是适当的。而史学的范围都太广了；史才，史识，史德，这些也都暂不讨论，只看看书中所写的史实错误之类的硬伤。
传记和年谱，不但要记述传主的生平事迹，还必须介绍其时代背景。只有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之前，传主的一些行状才是可以理解的。曹聚仁注意这样做了，可是在这样做的时候，许多历史事件都被他写错了。读者看了，真觉得他不像一个受过史学训练的人。下面举一点例。
《鲁迅年谱》一九○五年所记历史大事有“清廷派皇族五大臣视察欧美各国宪政”（293）一条。这里的“皇族”二字就使人觉得奇怪。派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事，见于这年七月十六日的上谕：“兹特简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总第5364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这里，只有镇国公载泽是宗室，湖南巡抚端方是满人，而户部侍郎戴鸿慈和兵部侍郎徐世昌都是汉人。怎么能把这些人都称为“皇族”呢？
《评传》中说：“而同盟会，乃是合孙中山所领导的兴中会和章太炎所领导的光复会而成的”。（27）这里漏说了黄兴所领导的华兴会。华兴会的张继、宋教仁等人后来都是同盟会的重要活动家。这一疏漏，作者在十年之后所撰的《年谱》中才得以改正（293）。
《年谱》一九○六年记有“是年，清廷宣布实行立宪”（294）。其实清廷宣布的并不是“实行立宪”，而是“预备立宪”。这年九月一日的上谕：
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俟数年之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总第5563-5564页）
可见清廷开出的只是一纸远期兑付的支票，而曹聚仁却把它说成立即兑付的支票甚至是现钞了。
《年谱》一九二四年所记大事，有“九月，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十一月，曹锟退位。十二月，孙中山北上入京。”（316）这里，“曹锟退位”四字，完全没有反映出当年的历史。十月二十三日冯玉祥发动政变，推翻了曹锟政权，随即电请孙中山北上入京。孙中山的《北上宣言》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日，见《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294页。这跟他在九月十八日发表的《中国国民党北伐宣言》（见前引书第75页）不是一回事。曹聚仁把这两篇宣言弄混淆了。
《年谱》一九二六年记有“三月，创造社出版《创造》月刊，郁达夫主编，提出‘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的新论题。”（322）这里“《创造》月刊”应作“《创造月刊》”，也许是编校之误，不去说它。只是创刊的当时并没有提出“革命文学”的口号来。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发表在一九二八年二月《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九期上，是已经要开始“革命文学”论争的时候了。把这口号前移到一九二六年，也可说是昧于史实。《年谱》一九二七年又重复记有“创造社提倡无产阶级文学，成仿吾发表《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３３2）时间依然没有说准，还是早了一年，而且《年谱》将同一件事在两年中重复记载，也就不宜再指责别人不善剪裁组织了。
关于“八一”南昌起义，书中说：“中国共产党，以贺龙、叶挺的四军为骨干，八月在南昌举义，是为红军之始。”（332）贺龙不属四军，当时他是国民党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
《年谱》一九二七年记有：“三月，胡适、徐志摩、梁实秋、沈从文、闻一多组织‘新月社’，《新月》月刊创刊。”（332）从行文看来，是说先成立了一个新月社，再由这个社创刊了一份杂志。这里首先要指出一个时间上的错乱：新月社是一九二三年在北京成立的，后来成员星散，无形解体，到了这《年谱》中说的一九二七年三月，早已不复存在。至于《新月》月刊，到一九二八年三月十日才创刊，显然不可能是新月社办的刊物了。可知新月社的结成和散伙是在一九二七年之前，而《新月》月刊的创刊是在一九二七年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曹聚仁要把这两件事都记到一九二七年。
《年谱》一九三一年记有：“一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四中全会，批判李立三路线，承认毛泽东的领导方向。”（348）这几句话表明作者对中共党史的无知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批判立三路线，是一九三○年九月瞿秋白、周恩来主持的六届三中全会的主题。而四中全会虽然继续提出批判立三路线，但主要锋芒却是针对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了。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操纵之下，主要目的就是提王明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这次全会所有文件，包括向忠发的中央政治局报告、决议案、国际代表在会上作的结论等等，都收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其中任何一个文件都没有“承认毛泽东的领导方向”的内容。这是要到四年之后的遵义会议上才解决的问题。
上面所说的这许多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对于鲁迅的传记来说，只是一种背景材料。对于这一些，看来曹聚仁颇有点不甚了了信口开河的习惯。在处理传主生平事迹的时候，作者总应该慎重一点吧。不幸得很，错得还更离奇些。下面也举一点例。
祖父的事情，书中是照抄周作人《鲁迅的故家》里两节“介孚公”的材料。这当然是很有用、很权威的史料。可是决不能说只要把它照搬过来即尽了“史人”的能事。这时就得用一点鉴别史料的眼光了。认真鉴别一下，就可以发现周作人这里说的有三点应予订正。一点，他为什么不做金溪县的知县了呢？周作人的书中所说的原因是“被参劾”，后来“便往北京考取内阁中书”。至于“被参劾”的原因，则是“同抚台闹了别扭”。曹聚仁在引用这一史料的时候，把周作人的原文简化为这样两句：“又同抚台闹了别扭，又往北京考取内阁中书”。（12）省掉了“被参劾”三字。这是不能省去的。不写明被参劾这一点，是不是闹了别扭就负气辞职呢？再说，参劾他的抚台是哪一位，应该也可以落实到人。像一省巡抚这样的封疆大吏，《清史稿》有表有传，一查便得。我已经查明鲁迅祖父周福清并不是被任何一位巡抚参劾的。参劾他的是两江总督沈葆桢。参劾的原因也不是和他“闹了别扭”，后来在北京做的内阁中书也不是考取，而是循例捐来的。我的考证过程，详见《周福清科场案述略》，收在我的《鲁迅回忆录正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一书中，这里就不细说了。
接着就是祖父的科场行贿案。周作人所述也与事实颇有出入，曹聚仁都照抄过来了。因为这是清末一个大案，有关的奏折和上谕都可以在《光绪朝东华录》里查到，足可资鉴别之用。例如说，不会办事因而引发了这一场大案的“那跟班是一个乡下人名叫徐福”（12），据浙江巡抚崧骏报告案情的奏折，此人不叫徐福，而叫陶阿顺。这算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错误，至于书中所说“将出钱人所开一万两银子的期票封在信里”（12），就是一个不能容许的大错误了。假如真如此书中所说，陶阿顺送去的信封中有一张可以立即兑付现银一万两的银票，介孚公也就不能保全首领了。幸好信封里并没有一张这样的有价证券，有的只是一张写着“凭票发洋银一万元等语”的纸条，只是一个许诺，表明行贿的意向。崧骏的第二封奏折更明确说这是“写洋银一万元空票一纸”。这一情节对于最后量刑极为重要。崧骏的奏折中说：“其所开洋票，系属自写虚赃，与议单文券不同，且财未与人，未便计赃科罪。”一个有史学训练的人，在这关系极大之处，怎么能对所引史料不加鉴别，据官文书订正呢？《光绪朝东华录》并非僻书，可就是没有去查考一下，也许是没有想到要去查阅吧。
鲁迅父亲的病死，《评传》说：“他父亲病了一年，死时只有三十七岁”。（22）此说就没有任何史料根据了。据《朝花夕拾·父亲的病》说，前一位医生医治了“两整年”，换了个医生（“陈莲河”）又看了一段时间，总计有两年多一点。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病》里说，大概没有这样久。他的记忆里，“甲午八月黄海战败”之时（1894年9月17日）他还没有发病，“他的病如在那一年发生，可能是在冬季吧。”到一八九六年十月十二日去世，病了大约是两年左右。
《评传》说：“他在仙台医学专门的学习成绩，非常之好，好到藤野先生把传他一家之学的希望存在鲁迅身上，好到仙台医专的同学对他妒忌，以为他独得藤野先生的照顾。”（22）这个“非常之好”一说，又是没有任何史料根据的。《朝花夕拾·藤野先生》中说：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
应该说，他自己的这一段回忆是很准确的。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转录了一张鲁迅一九○五年春季升级考试的分数单：解剖59.3，组织72.7，生理63.3，伦理83，德文60，物理60，化学60。平均65.5，142人中间列第68名。（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40页）这岂不正好和他自己说的“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相符吗。看了这个分数单，也可以知道书中说“他在医学校中，伦理学也得了最优等的成绩”（292）一说不准确，83分是不能算作最优等的。
鲁迅在一九○六年到仙台医专求学，在那里看了一张对他刺激极大的幻灯片。《评传》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争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23）一望而知，这是从《呐喊·自序》中照抄来的。一个人回忆往事，不妨作一点粗线条的记述，而一个“史人”修史，就不能不对这史料有所鉴别了。一九○五年九月五日，在美国的调停下，日俄两国签订《朴茨茅斯条约》，结束战争。说“其时，日俄战争刚过去不久”，才是史家的笔墨。
《朝花夕拾·范爱农》一文中谈到鲁迅参与《越铎日报》创刊的事。说是“一个去年听过我的讲义的少年”提议创刊报纸来监督“王金发他们”，显然是绍兴光复之后的事情了。报纸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三日创刊，鲁迅写的《〈越铎〉出世辞》见《鲁迅全集》第八卷。而曹著《年谱》却置此事于辛亥革命之前：
〔1911年〕是年……暑假后……也孙德钦同办报……十月间，武昌革命军起义，……后来，王金发从杭州带队来到了绍兴，组织了军政府。……《越铎日报》对都督有了微词，更触王氏之怒。（298）
对于鲁迅传记的作者来说，《朝花夕拾》是最常见也最重要的一种史料，它关于《越铎日报》一事的记述也是完全清楚明白的。真不知道有这书在手边的作者为什么会把报纸创刊时间弄错的：错了一个朝代，把民国时的事写成清朝的事了。再说，即使没有去查阅《越铎日报》上刊登的那些毫不留情的攻击文章，只看《朝花夕拾》里说的“开首便骂军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员；此后是骂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也就决不是只用“有了微词”这四个字可以交代过去的。
说到绍兴光复，《评传》说：
辛亥革命到来那一时期，鲁迅十分兴奋，在绍兴尚未光复之顷，城中人心浮动，他曾经召集了全校学生们，整队出发，在市面上游行了一通，镇静人心，结果大家当作革命军已经来了，成为唾手而得的绍兴光复。（29）
一队学生在街上游行一通，绍兴就光复了。这真是海外奇谈。事实上，是杭州光复之后派王金发率队进驻，绍兴才光复的。曹聚仁在这里，又是不加鉴别照搬史料了。孙伏园的《鲁迅先生二三事》中的《惜别》一文，转述了许广平对他说的这件“武装演说队”的事，曹聚仁就照抄不误了。同样记了这事的周建人，说的就有分寸得多，他在《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鲁迅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的一年》中，只说在那人心浮动的绍兴城里，“学生们走到之处，人心立刻安定下来，店铺关的也仍然开了。”却没有说“成为唾手而得的绍兴光复”这样的荒唐话，可惜作者没有采用他的这一说。在多种史料中，比较、选取、鉴别的工夫，是一个有志于史学的作者所必不可少的。
鲁迅应厦门大学之聘，前往任教，有一些事情不很愉快。这在他写给许广平和未名社友人的信件中都有清楚的反映，传记作者凭着这些最直接的史料，对他生平中的这一段是很好处理的，不容易写错的。可是在《评传》中却出现了这样一段文字：
鲁迅是从北京到厦门去的；北京的学术空气和上海已经不相同，海派的学术研究，在京派已觉得过于浮浅，若拿这一尺度来衡量其他城市的学术空气，那当然更差一截了。海外（引者案：疑是海派之误）人士心目中的国学，尚未脱离“四书五经”阶段，那时的中山大学教授，力主读经，提倡《古文观止》和陈济棠一鼻孔出气，要驱逐胡适出境，对于鲁迅的辑佚书工作更不能赏识了。那时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对国学也是外行，所期待于国学研究所的，也和鲁迅的预想差得很远。一开头便格格不相入，也是势所必至的。（66）
读者很可以把这一段引文当作曹著《评传》全书的标本，看他是怎样东拉西扯，时间错乱，故弄玄虚，文不对题的。讲传主在厦门大学的事，忽然插入一段讲中山大学的事，讲胡适的事，这与鲁迅的事迹有什么关系呢？再说，鲁迅在厦门，是一九二六年九月四日到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日。曹聚仁在这里写的“那时”，只能是指这一段时间。那时在中山大学主持教学业务的傅斯年，力主读经了吗？提倡《古文观止》了吗？原来曹聚仁在这里插说的几句，并不是“那时”的事，而是一九三五年发生在广州的事。胡适的《南游杂忆》（见《胡适全集》第十卷）记下了他为接受香港大学名誉学位而作的南游，记下了他在广州两天半的经历。从胡适这篇文章中可以知道，力主读经，并且要求法办（而不是驱逐）胡适的，是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古直，文章里还记有他和陈济棠交谈的情形。读者无法理解的是，一九三五年胡适在广州的这些遭遇，与鲁迅一九二六年在厦门的遭遇有什么相干，也不能懂得在《鲁迅评传》插说此事是什么意思。
《评传》中还这样述评了鲁迅应蔡元培之聘任大学院特约著作员一事：
他对于蒋介石政权，也是十分头痛的；但他也在国民政府教育部属下的中央研究院供职；直到一·二八的炮火震破了南京为止。为了“生存”，抱关击柝，我们都可以做到的，因为鲁迅也和我们一样是“手不能提，肩不能挑”，没有别的生存技能的人（一定要把鲁迅想象得高不可攀的人，也是可笑的）。（386）
他这“评语”说得很清楚：鲁迅为了“生存”，他所敌视的蒋介石政权的钱也可以用，什么卑微的职业（下至守门打更）都可以做，因为他手不能提肩不能挑，没有别的生存技能嘛。这样一个人，当然就不足以言操守了。这就是《评传》作者对传主的评价。可惜的是他在作出此种评价所根据的事实都没有弄清楚。蔡元培就任大学院（即教育部）院长，设“特约著作员”，“延聘国内在学术有贡献而不兼有给职者充之，听其自由著作，每月酌送补助费。”也就是给社会上没有固定收入的著作家送一点补助费，是一项有利于发展学术事业的措施。这补助是无条件的，完全无损于接受者的操守。就说鲁迅吧，他在接受补助的这四年间的著作，那些收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里的文章，有一篇迎合、趋附权力者的吗？再说，这笔补助费，也并不是他为了“生存”所断不可缺少的。补助费只拿了四年又一个月，在这以前和以后，鲁迅靠着稿费和版税，不也是“生存”下来，并且不断有著作问世吗。再说，曹聚仁把这事写成是在“中央研究院供职”，表明他对这事原委所知有限，其实是与中央研究院毫无关系的。还有，南京并不在“一·二八”战争的战区之内，说“‘一·二八’的炮火震破了南京”，也许只是一种修辞、象征的说法，似乎不宜出现在史籍之中。
革命文学论争的中止，“左联”的成立，是鲁迅生平中的一个重大关节。《评传》是这样记述这件事的：
他初住上海时，提倡革命文学的创造社、太阳社的文人，对他的不断攻击，不独见解很浅薄，动机也很无聊，有的正是借攻击鲁迅以自重。不过，这一种斗争，并非中共的决策。到了一九三○年，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中共的文艺政策，有了一定的路向，而推行这一路向的瞿秋白，也是文学研究会会员，他和上海文坛人士交谊颇广，他是要争取鲁迅来做有力的支援。（82）
一九二八年，成仿吾、钱杏邨、冯乃超、李初梨这一些共产党员作家围攻鲁迅。为什么后来忽然停止了攻击，而和鲁迅一起组织“左联”呢？现在人们已经知道，这是当时中共中央决策人李立三的决定，他命令这些党员作家不再攻击鲁迅，争取他到共产党的旗帜下来活动，拥戴他为左翼作家的领袖。为了得到鲁迅更多的合作，他在那危机四伏的环境下还同鲁迅直接交谈过一次。当年向党员作家传达李立三指示的吴黎平，鲁迅与李立三会见时在场的冯雪峰，后来都发表了文章回忆这段史事，足为明证。我也看到过阳翰笙提供的一项资料，说是李富春向他提出不再攻击鲁迅的。我认为这个资料也是可信的。只是李富春当时是中共江苏省委的负责人，他是在贯彻执行中央的意图。曹聚仁撰写《鲁迅评传》的时候，吴黎平、冯雪峰、阳翰笙提供的证词都还没有发表，他当然无从知道有关的详情细节。但是从“左联”成立于“立三路线”开始抬头之时，应该可以推想到是出于李立三的决策。即使说想不到这一点，也决不应该说是出于瞿秋白的推动。理由很简单，在“左联”的酝酿和成立之时，他都不在国内。是一九三○年八月间，他和周恩来同受共产国际派遣回国主持六届三中全会，反对立三路线。回国之初忙于政治斗争，并没有过问“左联”的事。到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四中全会上他受到打击，脱离了领导岗位之后，才过问“左联”的事的。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说：“秋白同志来参加领导‘左联’的工作，并非党所决定，只由于他个人的热情”。这也就可知《评传》所说与事实相去甚远了。
还有一件类似的错误。《年谱》一九三○年记有“二月，鲁迅、田汉、郁达夫、瞿秋白等五十二人发起‘中国自由大同盟’。”（343）前面已经说过，瞿秋白这时不在国内。
《年谱》一九三○年还记有这样一事：“那时，当局对文人的迫害，变本加厉；那时，鲁迅曾避居黄渡路的花园庄。”（340）事实上，是在一九三一年一月柔石被捕后，鲁迅才举家避难花园庄的。《年谱》将这事误系于一九三○年，而且把这次避难的原因，只一般地说是“当局对文人的迫害变本加厉”，只字不提柔石被捕事。而在《年谱》一九三一年里，才记下：“一月十七日，赵柔石等在上海被捕，二十日，鲁迅和许广平、海婴、许妈避难于日本人所经营的花园庄。”（343）也不知道这里写的同上一年写的避居花园庄是同一次还是共有两次。对于柔石等人究竟是因为什么事情被捕被杀，书中更无一字说明，大约也是以为“当局对文人的迫害，变本加厉”吧。殊不知道他们是在一次反对四中全会的党内会议上被捕的，完全是党内斗争中的牺牲者，以致《年谱》中竟写出了这样的话：“二月，‘左联’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政权对革命作家柔石、胡也频、李伟森、殷夫、冯铿等二十四个青年作家的杀戮。”（348）他把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林育南、中共江苏省委委员何孟雄都说成是“青年作家”了。他不知道遇难的二十四人中只有五人是作家（“左联”五烈士），另外的都是职业革命家。可见他是还没有弄清楚自己要写的事情就急急忙忙来动笔了。
书中小的差错更是触目皆是。这里随便举几个给大家看看。例如马珏是马裕藻（幼渔）的女儿，书中却说是马衡（叔平）的女儿（114），马衡是她的叔父。教育总长傅增湘是四川江安人，书中却说是湖南人（157）。只要看过《两地书》的人都知道，鲁迅和许广平是一九二五年才相识的，书中却说是一九二三年。（317）鲁迅定居上海之后，曾经在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二年两次到北京省母，而书中说只有一九二九年的那一次。（75）《萌芽》月刊，是鲁迅、冯雪峰合编的，书中却说是“郁达夫、冯雪峰共编”（338）。如果用“错误百出”这句成语来评这本书，那么，对这句评语不但可以从文学的角度来理解，更可以从数学的角度来理解。
最后，还可以来一点余兴，看看书中一段有趣的文章：
有一个有趣的题目，摆在我们的面前，便是：鲁迅假使活到现在，中共对他会如何？他对中共将如何？照胡适的说法，他是看了胡风被清算了，认为鲁迅也不免于被清算被斗争的。我呢，觉得胡适到了纽约，毕竟坐井观天，他是不懂得中共的政策的。我敢断言胡适留在北京的话，决不会被清算的，他还是做他的历史研究；他的红学的考证，一定更有收获；生活也许清苦一些，但他的生平志愿，一定可以完全达到了。中共对于“人尽其才”这一点是做得很不错的。鲁迅先生在现在的话，他的创作，将有什么成就，我不敢说。他的学术研究，一定有惊人的收获，那是可以断言的。至少，他那部中国文学史，一定可以写成的了。至于思想上的自我批评，一向是很勤奋的，他那回受了创造社的攻击，便努力研究社会主义的文艺理论，一下子，就搞得比他的敌手们还通些。他如若活在现在，他可以替中共政权建立新的文艺理论的（我们要明白：中共的政治路向，也是建立了自己的北京路线，并不依存于莫斯科路线的）。（386）
“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一九五七年七月七日罗稷南直接向毛泽东提出了这个问题。毛答：“要么被关在牢房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曹聚仁在写这一段文章的时候，并不知道有这一段毛罗对话，没有猜中。关于这事，我写了一篇长文章，收在《鲁迅的一世纪》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这里就不重说了。可以指出的是，曹聚仁的这一段文字主要是写给胡适看的，是想做点统战工作。对胡适作出了种种许诺，动员胡适弃暗投明。我看出了这一点，并不是因为我具有过人的史识，而是因为我掌握了一件过硬的史料。胡适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六日日记：
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这个人往往说胡适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称章太炎是他的老师。其实我没有见过此人。
此信大意是说他去年秋间曾到北京上海去了“两次”，“看到了朝气蓬勃的新中国”！“先生……最好能回北京去看看……可以巡行全国，等先生看了之后再下断语何如？”
他说他“愿意陪着先生同行”！（《胡适全集》第34卷，第466页）
这里胡适称他为“妄人”。不说别的，只看他这部《鲁迅评传》，水准如此之低，自视如此之高，“妄人”这一称号足可当之无愧了。
我在文风上受鲁迅的影响，可谓深矣，至今还洗不掉。早就想找一本他的传记看看，但又不敢看，因为他一度像孔子一样，是圣人。圣人是什么？圣人就是娼妓，人尽可夫。对找乐子的人要求爱情观，除了在今天的大陆嫖客身上——所谓穿起裤子讲道德——能仅见，一般大约是不可能的。但曹先生的这部书，印象中一直是以“著于香港”为标示，我心想或许是例外吧，便忍不住找来读了。
要说读后有什么感受？便是不想再读他的任何书了。作者在此书里所宣传的卖点有二，一是与鲁迅及周作人都有直接交往，是鲁迅的后生，曾亲炙风范；二是“与其把你写成一个神，不如写成一个人好。”
但不写成神，其实不过是替掉中-共给鲁迅的王冠，换成他自己所造的纸冠，以示朴素与真实——然而帽子是不能不戴的，哪怕鲁迅早已作古。作者在书中，动辄表明，自己“不能赞同马克思学派的看法”，“与冯雪峰的看法不同”，都是这个意思：鲁迅不需要你们的封赐，本身已是伟大，你们的阿谀反而浅化了他。一句话，你们不懂鲁迅。
为了维持鲁迅在曹先生心目中的伟大，于是我们看到：鲁迅受青年暗算，也是先忍，后避，不得已而绝交；鲁迅对于杨荫榆的攻击，也是因为杨荫榆恶劣残忍；鲁迅与内山完造的交往是深切的友谊，不值得怀疑；鲁迅与施蛰存的笔战，是因为鲁迅为了不想青年“开倒车“，总之，鲁迅的出发点永远不会错，虽然手段上不免过激，性格上不免意气用事，思想上不免悲观——这些正是的中共所美化处。
这样的论调，还说不是把人写成神？中共的神是泥巴捏的，唬不了人，曹先生不过是想让这“神“活过来而已。但遗憾的很，我读了以后，非但不更尊敬鲁迅，反而觉得很需要重新认识他，因其刀笔常常引人入彀；而且对于曹聚仁先生，及他的书，产生了不小的疑惑。落实了曹先生自己的话，“并非十全十美”的。
而曹先生所“懂”的鲁迅究竟是怎样的呢？思想上来说，是虚无的，这我赞同；但又是前进的，有热量的云云，我真不知道了。而且作者还说，“鲁迅的思想，受老庄自然哲学的影响很深，他是可以接受进化论的观点的，所以，他对于尼采的人生哲学，也能相契无间。”为什么“可以”？如何“所以”？简直是东北乱炖，呵呵。作者多次提及尼采的“超人哲学”，以配合鲁迅的进化论思想；何以一次不提尼采的“永恒回归”的思想呢？这不仅更合老庄，我以为也可能更接近鲁迅。
若说思想可以见仁见智，那也罢了；但为了维持鲁迅的伟大，却说鲁迅写的《太炎先生二三事》，可以看出“师生间契合”。这文章明显是宣扬斗争精神的，不过是借了太炎这个名目而已。曹先生这样的见识能读懂鲁迅的文章？我很怀疑。
正因为曹先生是这么读文章的，所以，竟说周作人，周建人晚年的回忆鲁迅的文字，是“可信的一手材料。”这还能说什么呢！周氏兄弟失合后，据学者说“见到就打”，以两人的见识，修养而至于此，此恨必定永难磨灭，是非必定复杂。曹先生却评为“这是作人一生的损失。”还不算，，还要把周作人晚年的追忆当“心里话”看，直接来证明鲁迅的思想与性格。试问曹先生，当时的环境，身为“汉奸”的周作人，不这样追忆身为“旗手”的鲁迅，还能怎样追忆？而以知堂的修养,阅历，及“见面就打”的关系，那些评价难道是发自肺腑？窃以为，实是皮里阳秋，字缝里写字，要细细看的。
而作者最让我反感的是，对于鲁迅与朱安的婚姻的评价，单说“旧式婚姻对鲁迅的心灵创伤”，却一句不提，鲁迅把母亲及朱安接到北京之前的十三年，朱安对周老夫人的侍奉。十三年间，鲁迅做了什么？
鲁迅后来和许广平结合，曹聚仁又认为他们是合适的，比较协调。却全不提鲁迅和萧红的事；对鲁迅常一个人卧在冰冷的地上，不去探究其内心的想法。这到底是为尊者讳，还是作者见识就如此，亦或者两者都有？我们就无从揣测了。
读完全书，我还产生了一个想法：以周氏兄弟眼力之深，对曹聚仁的真实看法究竟如何？他与鲁迅的关系是否真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和睦?都是可以探究的。总之，如果要了解鲁迅，这书并非如作者所念叨的“客观”，也十分浮于表面，在我看来是可以不必看的。因为在这个“谁信神州尚有神”的年代，它已经过时了。
PS：我是读完全书才读的陈漱渝的序言。序的开头他对曹备致讥讽，如说“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曹聚仁是一个以多方面业绩显示自己才华的人物；在中国当代政治史上，曹聚仁又以‘海外哨兵’的姿态为祖国统一大业做了很多至今仍然鲜为人知的工作。”极少有这么写序的，于是我误以为找到了同调。没想到越往后看，越发现我错了：我以为他是在笑曹裹足不前，没想到他是在笑曹“出位”。陈以为应该退回来，于是他退到了红旗底下。这越发让我失望了。近年陈丹青的谈鲁迅，我也看过几篇，仍觉得附会时代观念及为亲者讳的框框，没能跳出，也不太喜欢。
现在越来越觉着环境对人或者思想的重要性。
以前听那些讲刚进公司的人得如何努力的事，因为每年都有一茬新人过来，如果你在属于你的这一年没有出人头地，那你就会被后来者淹没，时间不等人。
这段话放在这里，也合适。
一个人，得放在属于他的时代和背景中才能成为最真实的他，否则他就只能是一个内里虚无的壳，挂着这个人的名字而已。思想更是，古往今来，这世上有多少天才，有几个能在历史上留名。他们的思想和观念也只有在当时的那个时代激荡碰撞，过个十几年，大多都会落伍。只有少数真正认识到人类本质的人的某些思想才会留下。但他的大部分的思想还是和他的当下联系在一起，放在现在，就显得不伦不类了。此外，更要命的是，文字的转变，我不知道这种转变是只有中国有，还是是所有有文字的民族的烦恼。70年前的文字，放在现在来看，真的很别扭。
说了这么多，还是没说到重点。
曹聚仁的这部作品很好，因为他是那个时代的人，他熟悉鲁迅所处的环境，所以能更好的把鲁迅以及他那个时代描述出来，真实的表达，让读者自己通过这个复现的场景来理解鲁迅。这比凭空想出一个时代，把鲁迅放进去，然后告诉你鲁迅就是这样，好得多。
这个就是我喜欢这本书的原因。
在鲁迅博物馆的小书店里看到这本书，大小轻重都很适合阅读，纸张颜色也柔和。于是卓越上买了来，开始补课。
新中国长大的孩子，都知道很多关于鲁迅先生的事。通读全书，不过是把印象中的记忆串联起来罢了。但是，鲁迅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仿佛越辨越不清了。
小时候从课本上学习先生的文章，归纳出中心思想来，我们眼中的鲁迅是站在共产党的队伍里的。他是拿笔当作投枪，与敌人战斗。而他的笔是永远那么有力。后来慢慢知道这人竟不是共产党！暗暗为他惋惜，随后找各种理由。还有人说，他是地下党……
我当然不同意。我想先生是被利用了。他在我眼中是一个自由主义战士，他绝不会想加入任何政党，不会让任何人束缚他的思想。他单枪匹马地去战斗，赢得满堂喝彩。直到我走进鲁博的那天，我还坚持着这种想法，和同伴辩论着。
然而，一个英雄的形象终于倒下了。也许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真的英雄。当我了解他越多，我甚至越失望。他的思想不仅离共产党的信仰相去甚远，甚至他都不知道革命是对是错。他的一生经历了那么多的社会变革，却没有见得这社会怎样变好的。他怒斥眼前的种种恶行，却无能为力。他的言辞激烈，然而投枪刺中的未必是真的敌人，一个敌人倒下了也改变不了什么。他曾经呐喊过，后来又彷徨。晚年犀利的杂文背后仍然满是疑问。
据说，清醒的人都是痛苦的。鲁迅总是清醒的，他的确也很痛苦。他没有信仰，满心怀疑。他坚持民族主义，伤害他的又都是本民族的同胞。
有人把他称为民族思想的导师，然而有几人又愿意跟随这样的导师痛苦？那些痛苦的思索被抛在一边或被一些人利用着，我们都喜欢糊涂一点过日子。
倒想看看楼主如何评鲁迅的
2013-07-08 23:43:46 海阔天空_北漂
倒想看看楼主如何评鲁迅的
鲁迅字可以说是从他以来作家中最好的，至少也可说最好的两三个之一。性格方面，只是觉得特别深，不好遽下断语。
为什么不能用放松些的心态来读这本书呢？作者自己都说了不敢给鲁迅做传，所以只是出了一本评传。相对来说，他是以一种不远不近的角度来观察鲁迅及其周围的人，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人而已。相对其他人写的传记，他这一本还是可读的吧？出此书的三联等出版社真会看走眼么？
我觉得英雄的倒下不影响他是英雄，因为真正的英雄是注定了悲剧命运的。鲁迅可以说是一个英雄，因为他勇猛的战斗精神；也可以说不是一个英雄，因为他的命运不够悲壮。
“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鲁迅）
长大你就明白了，世界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所以探索和疑问才伟大，鲁迅才伟大。
ls的同学：鲁迅是伟大的，但有多少人愿意作鲁迅呢？
这篇评论竟然写了快5年了。5年里，鲁迅被从语文课本里光荣地删除了。将来的孩子是不是不再会关注到鲁迅？如果鲁迅和林语堂、梁实秋一样，在大多数人模糊的印象中只是一个民国大文豪，那是不是更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