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与长期经济发展
2006-6
复旦大学出版社
华民
374
304000
无
本书书收集了华民、韦森、张宇燕、文贯中等经济学者十篇经典文章，这些文章着重从制度变迁与长期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研究视角，比较了近代中国和西欧社会动态演化的历史轨迹。如华民教授的“‘马尔萨斯制约’与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从人类的基本经济学问题出发探讨了最近一千年中，西方国家的兴起与东方国家相对衰落的原因。韦森教授的“‘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运用“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概念，从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对近代西方世界的兴起与晚清帝国衰落的原因提供了新的解释。同样地，文集中文贯中教授、张宇燕教授以及其他专家的文章均以丰富的资料和独特的视角讨论和解释了中外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某些特殊现象。
华民，教授，长期从事国际经济学、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研究与教学工作。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兼世界经济系主任。担任的社会职务有，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专家，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 “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咨询专家，上海市国际友人协会副会长等职。共出版《西方混合经济体制研究》、《转型经济中的政府》、《长江边的中国》等学术著作12部，《国际经济学》、《公共经济学教程》等教材4部，在国内权威与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近40O篇。先后获得“金三角企业优秀论文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奖”，“吴玉章优秀著作奖”，“安子介国际贸易优秀论文奖”，“上海市优秀教材奖”，以及“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奖”等1O多项。
“马尔萨斯制约”与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对世界经济发展的重新认识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研究西方世界近代兴起和晚清帝国相对停滞之历史原因的一个可能的新视角从哈耶克“自发—扩展秩序”理论看经济增长的“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海外白银、初始制度条件与东方世界的停滞——关于晚明中国何以“错过”经济起飞历史机遇的猜想中国自陷于农本社会怪圈的经济地理学析解制度变迁与长期经济发展: 英国工业革命前后的实录制度变迁与长期经济发展: 来自17世纪荷兰的启示制度变迁与长期经济发展: 法国历史上的“为与不为”13～16世纪意大利经济的兴起和衰落清代前中期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
西欧从公元1500年以后开始出现经济增长，到了公元1800年经济增长加速度。英国与美国从公元1700年开始出现经济增长。中国在公元1000—1250年期间(宋朝)曾经有过经济增长，然而，随之而来的则是长期的停滞，直到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才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增长，其增长的速度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见过的，即使在世界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英]安 格斯·麦迪森，2003)。由于当今中国出现的经济增长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实现的，所以，不妨将其称之为世界经济增长中的“邓小平效应”。 毫无疑问，中国宋朝时出现的经济增长绝对先于欧洲国家。那么宋朝的经济增长是由哪些因素促成的呢？费正清认为中国宋朝出现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原因应归功于贸易的发展。贸易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地域的分工，因此也刺激了生产的全面发展。国内不同地域之间的贸易不仅促进了生产大发展，还刺激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并且迎来了世界历史上首度海外贸易的繁荣。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费正清认为，中国实际上早于欧洲国家就已发动了“商业革命”([美]费正清，2001)。 现在的问题是，宋朝为什么会出现世界上罕见的贸易发展呢？笔者以为这可能与北宋朝战败向南迁都有关。随着宋朝迁都，大量人口向南方移民，中国南方人口密度骤增，“马尔萨斯制约”凸现，从而需要通过贸易来加以打破。但可惜的是，宋朝这种可喜的增长趋势并没有能够持续下去，原因在于两宋时期的经济结构虽然因为经济增长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并没有能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相反，占据着中国社会统治地位的士大夫阶层为了保持自己在中国社会中的优势地位，千方百计地要把社会的经济活动置于传统儒家学说的伦理框架之中。宋代士大夫阶层为此努力的结果便产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宋代理学。宋代理学的核心内容主要涉及这样两个方面：首先，理学对以家庭为中心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格外重视，需要指出的是，这五伦中除了朋友关系，其余都是权威或者服从关系；其次，则是儒家仁慈君主的政治理想，国家被视为一个大家庭，君主同父亲一样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最后，强调治理这个国家的应该是经过科举考试选拔的德才兼备的士大夫，他们有责任不惮天威向皇帝进行劝谏([美]费正清，2001)。从宋代理学的以上内容中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些体会：第一，宋代理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宋朝经济增长与即将形成的市民社会的一种反动，因为它把传统的儒学思想发展到了极致，从而限制了中国社会的转型；第二，宋代理学尽管也有一个“理”字，但是，它要阐述和发展的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社会伦理观，而不是那种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的社会理性，因此，打着新儒学旗号的宋代理学并没有把中国人民引向一个理性的社会，而是仍然使之禁锢在传统的伦理社会；第三，宋代 理学的出现表明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并不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代表文明发展方向的知识分子阶层，而只是一个依附于皇权的分利集团。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