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爱与死
2011-3
复旦大学出版社
林贤治
232
154000
无
《一个人的爱与死》是“一个人的鲁迅系列”之一。
《一个人的爱与死》为林贤治对鲁迅的一些专论与述评，其中包括”鲁迅的反抗哲学及命运”“五四、鲁迅与胡适”“鲁迅三论”等文章。作者在对鲁迅深入研究多年的基础上，力图为广大作者还原一位真实的鲁迅先生。
林贤治，广东阳江人。著有诗集《骆驼和星》、《梦想或忧伤》，散文随笔集《平民的信使》，评论集《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守夜者札记》、《自制的海图》、《时代与文学的肖像》，自选集《娜拉：出走后归来》，传记《人间鲁迅》、《鲁迅的最后十年》（中文版、韩文版）等。主编《20世纪世界文化名人书库》、《流亡者译丛》、《人文随笔》等丛书丛刊多种。
序
守夜者札记
一个人的爱与死
鲁迅的反抗哲学及其运命
哲学的回顾
人学：哲学与文学的通观
存在：绝望的反抗
现实主义—表现主义
危险的意义
一个反抗者的精神文本
也谈假如鲁迅还活着
五四、鲁迅与胡适
鲁迅三论
也谈鲁迅研究之谜
鲁迅与王朔的“有神论”
就李敖评鲁迅答记者问
鲁迅仍然走在我们前面
6 绝望的反抗憎，这一与爱相生相克的激情，必然导致非平和的行为，导致对既成局面的反抗。由于人的境遇是绝望的，所以，反抗这境遇也就成了绝望的反抗。他在致赵其文的信中说：“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绝望的反抗，乃从自身存在的本然处境出发，而结果也并不能消除处境的荒诞性和悲剧性，但可以在确信命运之无可避免、无可改变、无可挽回的情况下，不作屈服的表示。唯有这时候，作为实有而显现的“绝望”才成了虚妄，因为通过这一富于勇气的选择，一个人被赋予了存在的本质的庄严。辛亥革命前夕_，青年鲁迅就在《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文?中叫喊不平和反抗，猛烈抨击中国式的社会理想：“不撄”。反抗，不是“乱”和“犯”，“闹点小乱子”，不是“彼可取而代之”，而是彻底的反叛。对于鲁迅和他的哲学，用“反抗”来代替一贯袭用的“斗争”一词，无疑是更为恰切的。斗争，显得太笼统，容易被理解为势均力敌的较量，甚或自上而下的诛杀；而且，斗争一般地说具有明确的目标导向，而反抗则指向现存的否定，强调当下的瞬间性，由于体现了一种虚无感而带上彻底的明了性。反抗显示，斗争双方的位置与实力是不对等的。反抗意味着在上下、大小两极对立的境地中，始终以下和小为本位，永?放弃对抗。由于下和小所承受的处境压力是先定的，因此，被迫而作的对抗一开始便具有了报复的性质。正因为这样，鲁迅也就常常把反抗称作“复仇”。反抗是鲁迅哲学的核心概念。可以说，鲁迅哲学就是反抗哲学。反抗把实在世界与精神自我，存在境遇与个人行为，自由选择与命运归宿连结起来，充分体现了鲁迅哲学的自为性。7 反抗的个人性生命的个体性质，注定反抗只能是个人的反抗。在鲁迅哲学中，固然没有上帝，没有天启；但也没有?师，没有圣谕。西方的存在哲学家如克尔凯郭尔等关注的是内心的秘密，而鲁迅，重视的是行为与内心的一致性，也即自主性。他的关于个人化的思想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尼采，一是施蒂纳。尼采偏重文化思想，施蒂纳偏重政治思想。在著名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施蒂纳倡导无政府主义，强调以个人自由代替社会制约的重要性。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后，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中国空前活跃，尼采、易卜生等个人主义思想家也都一度成为知识界的精神领袖。但是，无论作为政治运动或是文化运动中的权威人物，都恰好在他们的职业宣传中放弃了这一时代现象?后的现代意识——个性解放。唯鲁迅执著于自己的哲学信仰，提出并坚持了“思想革命”的口号。所谓思想革命，其实是个体革命。它的含义是：任何革命，只有通过参与者的思想自觉，才能有效地进行；否则，不会给个人历史性的具体存在带来裨益。鲁迅对阿Q及“阿Q党”的造反的描叙，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他的革命观。他多次比较佛教中的大小乘教，总是扬小乘而抑大乘，实质上是强调思想行为的个体性。集体与个人，平等与自由，本是密切相连的一组哲学范畴；由于思考重心的转移，在鲁迅的文本中，前后有着极其微妙的变化。但是，看重个体生命是一以贯之?。鲁迅终其一生，不愿加入任何党团，理由是：团体“一定有范围”，且得“服从公决”，所以他说，“只要自己决定，如要思想自由，特立独行，便不相宜。”即使后来加入一些组织，也是纪律并不严密的，可以容许他最大限度地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权，而不至于仅仅成为“整体的一部分”，甚至在“拘束性的祭坛”上被谋杀。联名发布政治宣言之类，也并非服从来自外部的意志的驱使，而是出于个人的道德责任。他曾经表白说，在他身上，有着“‘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的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在这两者之间，他又明确说道：“我是大概以自?为主的。”在反抗的个人面前，是不存在偶像的。反叛者是天生的“破坏偶像者”。所谓偶像，既可以是权威人物，但也可以包括制度、机构、观念，各种阻碍人类进步的庞然大物。爱德华•希尔斯阐释的“卡里斯玛”一语，庶几近之。它与“终极的”、“根本的”、“主宰一切的”权力有关，因而具有神圣性质，成为统治社会的信仰、价值和秩序的象征。由于个人是历史和人类全体必须通过的范畴，所以偶像是反个人的。破坏偶像及其神殿，就意味着回到个人那里去。作为政治偶像，在鲁迅?文本中出现最多的是“权力者”，还有“僵尸政治”、“官僚主义”等等。他对权力者及其整个的上层建筑的抨击是不遗余力的，甚至对权力本身，也都怀有一种不信任感。当他直面惨淡的人生而追问“谁之罪”时，权力便以它无所不至的独尊地位，成了罪恶的根源。正是对于权力者的神圣的憎，使他个人同众多的被压迫者休戚相关，奠定了他的人道主义的基础。不同于“古风式的人道主义”的是，他反对存在着一种普遍的道德原则，指出：压迫者指为被压迫者的“不德”，对于同类是“恶”，但对于压迫者却是“道德”的。中国的权力中心社会，不能不给他的哲?涂上现实政治的浓厚色彩，而有别于把个人视为自足的社会原子，独立于社会的封闭体系的西方哲学。在他的哲学中，个人永远向着一个“共在”——广大的被压迫者敞开。在后来的西方存在哲学家当中，在对待个人的反抗问题上，同鲁迅较为接近的有两位：加缪和萨特。加缪广泛地批判了克尔凯郭尔、胡塞尔、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舍斯托夫等一批以同样的焦虑为后盾、从相同的混乱中出发的哲学家，指出他们关于神的存在、经验本质、生命的超人意义，以及把荒谬永恒化的主张，是对现?世界的逃避，是“哲学性的自杀”。他认为：反抗是一种“奇特的爱的方式”，是“生活动态本身”，否定它就等于放弃了生活。可是，他又反对在“爱的位置上放下恨”，认为反抗是有教养的人的行为，需要的是“适度”，而适度是合乎地中海世界的传统的，因而反对暴力，反对革命。他的《战斗报》战友布尔戴这样说他“一方面渴望行动，另一方面又拒绝行动。”这种不彻底性，使他最终仍然无法逃脱“自杀”的结局。而在鲁迅看来，暴力革命乃是憎的必然形式，虽然他对这一形式被滥用的可能性同样存有戒心，如对创造社的“革命文学家”和“左联”的“四?汉子”的保留态度所反映的；但由于他并不像加缪那样把革命看成是一次性的、终极的行动，所以在主张思想革命的同时，热情呼唤“火与剑”的到来。可以认为，正是对人类面临异化的历史处境的合理分析，以及对阶级斗争包括暴力革命在内的积极主张，使他赞同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暴力与人道主义的深层联系，另一位存在哲学家梅洛•庞蒂在《人道主义与恐怖》中有着很出色的表述。他说：“我们不要别人尊我们为优美的灵魂。可供我们选择的，不是善良和暴力，而是要在暴力中选择一种”；“革命暴力之所以可取，因为它有着人道主义的前途。”这一观?，显然是与鲁迅更为接近的。从理论到实践，萨特一生都在变化着自己，我们可以通过他的“选择即自由”的命题来看待他对反抗的态度。萨特认为，人始终是自由的。自_由并非意味着人们可以在实践中达到什么目的，它只是与自我的本质_的否定性有关，意味着选择的自主。在对现实斗争的自觉参与，以及对责任的主动承担方面，萨特与鲁迅颇相一致。但是，萨特的自由观，明显地倾向于主体的随意性与未来的可能性。而鲁迅，未来对于他只是现实反射出来的某种思想背景，他总是执著于现实本身；在反抗现存世界的时候，又总是执著于这一世界得以维持的各种?件的连续性、共生性和稳定性，从而杜绝了因为自由的选择而逃避现实的可能。萨特的一代，是在与理性主义的对抗中生长起来的；鲁迅则在接受存在主义先驱者的同时，积极吸收启蒙哲学的理性营养以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理论，其中主要表现在对所依赖的生存环境的认识上面。作为一个中国人，鲁迅彻骨地感觉着生存的不自由。他深知，个人与社会是无法分割的；所以从不选择“彻底”，而甘愿保留生命哲学内部的矛盾与暧昧，并承受其中的苦痛。
《一个人的爱与死》内容简介：狂人所目睹的吃人的惨剧是在夜里展开的；单四嫂子的希望是在夜里破灭的；神往于革命的阿Q，是在夜里迷迷糊糊地被提到县城里去的。陈士成、祥林嫂、魏连殳、子君，还有范爱农，还有柔石，或死于阒寂之夜，或死于喧阗之夜，或死于余生者的无尽的怀悼之夜，总之是在夜里。整个吉光屯为夜——昏睡的白天——所笼罩，不然，何以要点长明灯呢？林贤治编著的《一个人的爱与死》深入到鲁迅的心灵深处去探秘，写出了对鲁迅独特的解读。
无
鲁迅对于我来说遥远而又亲近，想了解有关他的一切。
林贤治，1948年生，广东阳江人。著有诗集《骆驼和星》、《梦想或忧伤》，散文随笔集《平民的信使》，评论集《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政治事件与精神事件》、《守夜者札记》、《自治的海图》、《时代与文学的肖像》，自选集《娜拉：出走或归来》，传记《人间鲁迅》、《鲁迅的最后十年》等。主编《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蔓陀罗译丛》、《流亡者之旅译丛》、《流亡者丛书》、《世纪散文丛编》等丛书丛刊多种。选编《绝望的反抗》、《野百合花》、《鲁迅档案：人与神》等数十种。
我读鲁迅始于中学时代，记得刚进学校，便买了一册《鲁迅小说集》。然而，在明净的玻璃窗下，最多只能在字面上浮游一些时，至于深隐的意义，那是无由体察的。到了“文革”，阅读才算是比较有系统，虽然买不到全集，但所有的单行本都给我弄齐了。与其说这是书林中的一次邂逅，无宁说是带有一定意向性的选择。不过，只有这时候，我才意外地发现，鲁迅的著作原来是一服强力止痛剂。
是人，不是神。人们谈“文革”是“现代造神运动”，其实所造的乃是别的神祗，并非鲁迅。鲁迅永远是无权者的灵魂的保护人——这是我，从自身多年的生活和阅读经验中所感知的，而不是从圣谕或权威著作中获得的结论。鲁迅从困顿中来，深知底层的不幸；他经历过各式革命: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除了出版物，主要通过左联及留苏朋友的关系)，对革命和革命者有深刻的观察；他一直经受黑暗的压迫，从国家这头怪兽到出没无常的鬼蜮，都曾一一见识过，交战过。他站在壕堑里，但有时也走出来，露出笔直的颈项、骨头和血肉，抵抗背腹两面的夹击。然而，即使在搏战最激烈的时候，他仍然不忘以宽大的布衣护卫弱小的一群。他说过，他本人更偏于“姑息”的一面。然而，社会不容他姑息，他唯一可选择的只有抗争。 “文革”进入后期，气候不但不见晴朗，反而愈加恶劣。在乡村寂静的夜晚，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我一共写下十余篇论文:《鲁迅论秦始皇》、《鲁迅与瞿秋白》、《鲁迅论〈水浒〉》、《鲁迅论写真实》……这些文字，都是为当时的时代语境所激发的，而且都同鲁迅有关。除了论《水浒》一篇在多年以后拿出发表外，其余没有发表，写作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发表，相反极其害怕被发现。稿纸写满后，便小心地一页一页投放到木匠朋友为我的桌子特制的活动夹层里。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鲁迅当年说他是戴枷锁跳舞，我却是在枷锁中静静地呆着，想象当众跳舞的幸福。记得巴金曾经说他在“文革”中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每译到那些诅咒沙皇暴政的话，就有一种复仇般的快意。我很能体会这种心情。
林贤治先生是当代学者中真正的鲁迅权威，揭去鲁迅头上的大帽子，甩开扣在鲁迅头上的屎盆子，给予历史的同情，学术的清晰阐释，人格的维护，而这一切又以优美的语言出之，学术思想文采三峰并流。
书写的挺好，正版，推荐
在圖書館翻到這本書 ，被裏面那些簡短而震撼的語句所震撼！中國講魯迅講的最好的一個是北大的錢理群老師，再一個就是林賢治！！！
书不错，包的也很好，只是我个人比较喜欢大一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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