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社会与文化思潮
2012-11
邹诗鹏、 冯平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11出版)
邹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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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社会与文化思潮》在梳理三大阶段各种思潮的基础上,通过引入中国道路与世界历史逻辑的重述、中国文化传统的当代转化、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中国现实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等视域,分析了三十余年来中国社会文化思潮演进的内在逻辑及其历史效应,进而初步提出了相关的哲学自觉问题。
邹诗鹏,1966年生,湖北恩施人,哲学博士(吉林大学,1999年)。现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教育部首批“新世纪优秀人才”。研究领域: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现代性社会与文化理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版专著《生存论研究》、《实践一生存论》、《全球化与存在论差异》,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新华文摘》等刊物发表重要论文100余篇。
民族复兴与价值重建(代总序) 引言 第一章80年代的新启蒙思潮 一、人道主义 二、“自由民主派” 三、科学主义 四、“西学热” 五、寻根文化热 六、新权威主义 第二章90年代社会文化思潮的分化与多样化 一、新启蒙思潮及其转化 二、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 三、文化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 四、新自由主义 五、新左派 六、后现代主义及虚无主义 第三章21世纪以来社会文化思潮的新变化与新动向 一、文化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持续 二、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 三、民生思潮 四、“中国模式”引起热议 五、民主法治潮 六、网络民粹主义 第四章三十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聚合与历史效应 一、三十年社会文化思潮演进的连贯性 二、三十年社会文化思潮的四个维度 三、三十年社会文化思潮的哲学自觉 后记
版权页: 上述概述仅限于哲学学科,而且在重要作品及人物方面仍有遗漏。实际上,经历过80年代新启蒙思潮的学人们,尤其是年轻学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并推动了这一思潮,且都曾有过相应的文字表达,恕篇幅及能力所限,不再一一细述。 人道主义精神同时也伴随着个性化与多样化追求。对于社会大众尤其是青年人而言,这种追求一方面体现为对不同于传统生活方式的新的生活时尚、服饰以及生活方式的喜爱甚至于追逐,如喇叭裤、长发、迪士科、港台歌曲尤其是邓丽君的歌曲(这类时尚最早被看成是黄色、不健康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生活方式而受到批判)。对港台影视及流行歌曲的追捧,是80年代中国内地特有的文化现象。《霍元甲》播出时,不仅城市里万人空巷,就是偏僻山乡,一夜之间也迅速流传开其气势磅礴的主题曲。1984年春节联欢晚会,张明敏一曲《我的中国心》迅速走红大江南北,“春晚”的流行及其重视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表征着中国百姓生活从先前不得不适应的政治化生活回归于日常生活。人们突然发现,歌曲演唱无须做到字正腔圆,照样可以婉转悠扬、直入胸臆。通俗歌曲似乎一下子取代了先前民族及其美声唱法的主流地位。事实上,接下来即是美声乃至于民族唱法的相对萧条阶段,换句话说,民族唱法甚至于美声唱法更多地是作为一种元素渗透进了以通俗唱法为主的流行风格中。此后便是朱明瑛、程琳以及费翔等通俗歌手的持续走红。与此同时,对主流政治的音乐表达也空前成功。诸如“党啊,亲爱的妈妈”、“长江之歌”依然延续了其政治抒情的基调,但在抒情方式上更多地融进了流行歌曲的风格。后来的历史表明,对邓丽君歌曲的抵制大抵只是当时官方的一时行为,或是维护主流文化的受激反应,而从随后的文化现实看,大陆很快便接受了港台文化。此后的相当长时间内,除了国家政策层面对一些直接有损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采取了限制以及抵制,但对主流政治文化与港台文化却保持了相当强的包容乃至于宽容,表明了整个社会文化心态的必然变化。而且,通过接受港台流行文化,实际上完成了大陆文化对港台文化的吸纳,人们意识到,港台文化本身乃中华当代多样性文化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越来越多的内地人开始学习粤语,并不完全是基于诸如生活在广东地区的要求,而是带有一定的文化吸纳特征。在此意义上,港台文化对“大中华”的自觉认同与强化发挥了重大的民族聚合及认同作用。港台文化通过完成对大陆文化的认同,为后来的港澳回归奠定了文化及大众心理基础。基于中华文化包容、多样化以及自信的传统,在当代中国的文化一体化格局中再次发挥了重大作用。
《三十年社会与文化思潮》将三十余年的社会文化思潮分为三个大的时段,并梳理了每一时段内思潮的分布格局及其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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