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中下）
2003-8
南开大学出版社
罗宗强 编
1436
无
文学史是文学发展的“历史”，是对文学的动观而非静视。把文学现象、文学流变和文学作品放在文学发展的长流中作通观审视，在宏观的视角下确定其价值和意义，这是文学史研究与写作基本的学理要求。所以，一部文学史也必然是一部文学发展史。由罗宗强、陈洪二先生主编的一部新作——《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下文简称《发展史》）。该书篇幅130万余言，分上、中、下三卷，2003年8月由南开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它的问世，标志中国文学史论著系列中又有一新的成员以其独特的形态登场了。 罗、陈二先生主编本文学史以“发展”命名，并非措词的技巧而已，而是自觉地贯彻了上述的文学史观，是着眼于发展的观点审视文学流变历程的思想的体现。 《发展史》展示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发展轨迹，即：（一）先秦两汉时期，文学尚未取得独立地位，往往与政治、思想、哲学、历史融为一体，较为纯粹意义上的作家还不多见，文体以诗歌、散文为主，风格上主要表现出典重淳厚、磅礴大气的特征。（二）魏晋至两宋时期，中国古代文学进入自觉期和鼎盛期。此一时期文人有着较高的地位和一定的独立发展的空间，文学的地位也大大提高，诗、词的兴盛并发展到臻于极致的美的境界标志着文人主体精神的充分张扬，审美上论结构的恢张、气势的博大虽已无法与先秦两汉文学相提并论，但词采之美、体式之纯、性情之真、韵味之厚却是它独具的魅力。（三）元明清时期，为中国文学的转型期和新变期。受专制政治和程朱理学的严重束缚和世俗文化的极大冲击，文人地位一落千丈，思想缺乏自由，精神惶恐落魄，而整个民族精神既失去了先秦两汉时期的雄大之势，又没有了魏晋以来直到宋代的灵动之气，作为士人雅文学标志的诗词和散文开始走向衰落，而受俗文化滋养的散曲、戏剧、小说却大放异彩。 由此看来，文学史的编著虽不可避免要涉及文学的分期，但绝不是分期文学的罗列，而必然要将时期之变与作家之变、文体之变、文风之变、审美之变等等种种因素作真切的把握和深刻的揭示，进而深入探求整个文学系统深层结构的演变和文学发展的根本走向。 文学史的发展观往往体现出对文学认识的联系观和系统观。对文学现象的认识通常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是“孤立”的看待，另一是“联系”的看待。中国古代文学的许多问题如果采用前一种态度，就不免就事论事，从而得出流于狭隘、片面和简单化的结论；相反，后一种态度则注重将每一文学环节纳入文学发展的系统中去审视，由此确定它应有的位置，认识它产生的因由和存在的意义。文学史研究和写作的总体趋向是抛弃前一种认识观，自觉地接纳后一种认识观。 《发展史》深入地贯彻了联系地、系统地观照文学对象的基本思想，在许多具体问题的评价上，都不难见出这一思想闪发的一些可贵的辉光。如评东晋玄言诗，该著在认识它的“诸多弊端”之外，对其“两点积极贡献”作了充分肯定，指出：“这种不同于前代的东晋特有诗风，不但直接启发了陶渊明平淡自然之风格，而且对后代文人诗歌中冲淡自然、旷达闲适风格的影响至为深远。而且，玄言诗人对山水的体悟与描写，也为晋宋之际山水诗的成熟和发展奠定了审美心理和创作方面的基础。”显然，倘若就玄言诗论玄言诗，认识就必然局限在“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的传统观点范围内。但若是把玄言诗看作一个环节，把陶渊明田园诗和谢灵运山水诗看作另一个环节，并进而把两个环节“扣”起来看，那么二者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也就清楚地显示出来了。若再把视界推广去，玄言诗还是中国诗歌史上平淡诗风和山水审美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这种联系地、系统地审视文学现象的文学史观贯穿着这部《发展史》的每一个章节。 中国文学史究竟是一部怎样的历史？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里，人们一度把文学史视为阶级斗争的揭露史或被压迫被剥削者的斗争史。目前，研究者对于中国文学史的认识往往同中有异，自成特色。有的认为“文学史著作的核心内容就是阐释文学作品的演变历程”，亦即文学史主要是文学作品的演变史；有的认为“文学发展过程实在是与人性发展的过程同步的”，换言之，文学发展史反映了人性自觉和进步的历史。这些观点都丰富和深化了文学史观，对中国文学史研究起了推进的作用。 对中国文学史的定性定位问题，《发展史》提出了独特的视角。该著在《导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的文学遗产，是我们民族的一部心灵史。解读这部心灵史，是文学史的不容置疑的任务。”又说：“通过文学史，我们能够更为真切地感悟我们的民族文化的精神存在。”简言之，文学史既是一部民族的心灵史，又是一部民族的精神史。 从切入“心灵”和“精神”的角度推演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是在充分认识我国文学乃至文化的本质精神的基础上作为的学理选择。“言，心声也。”这个具有两千年历史的概括了我国文学一个根本性规律的古老命题，既深刻地影响着我国文学的发生，也深远地影响着我国文学的发展。文学有着自己的灵魂，我国文学的灵魂是反映创作者自我并融会其时代内容的“心声”及其所蕴含的人文精神。恰如该著编者所说，中国文化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它的人文精神。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表现出的基本精神在于：创作者既重视自我，重视人性和人格尊严，又重视个体与自然、与社会的依存关系的精神，极为普遍而且深入地渗透在文学作品里，形成我国文学的人文精神特质。 文学史必须翻阅我们前人的心灵史，翻阅他们生存的时代的精神史。如果说有的文学史重在导引阅读者在我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丰富多彩、美不胜收的文学画廊中徜徉，有的文学史重在探求我国文学发展的规律性问题诸如文学盛衰规律、文体发展规律和文风演变规律等，还有的文学史重在从“文”的发展考察“人”的发展进而揭示文学演进的深层动因；那么，罗、陈二先生主编的这部《发展史》则更注重深入我们民族的情感世界和心灵世界，这种视角小而言之，它通过把摸作家的心灵的脉搏进而把摸他生活着的时代脉搏，用研究者和阅读者之心去贴近、对接创作者之心，从而实现作者与读者的深层对话和交流，大而言之，它从民族情感和民族心理结构的角度去探求我国文学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及其价值、意义，诸如我国文学的乡国情怀、亲情主题和人生感悟主题，它们构成中国文学发展的生命之根，它们是实现文学滋养人、陶冶人的情感之源。这样，《发展史》在发掘中国文学的人文精神、强化中国文学史研究和教学的人文化倾向方面实现了它独特的价值。 切入“心灵”演史的另一意义是把文学史写活，写出文学的生命。
上册导论第一编 先秦文学绪言 先秦文学发展概况第一章 上古传说文学第二章 周代诗歌总集——《诗经》第三章 多姿多彩的先秦散文第四章 屈原和楚辞第五章 混沌初开的文学理论批评第二编 秦汉文学绪言 秦汉文学发展概况第一章 秦代和两汉的散文第二章 司马迁与两汉史传散文第三章 两汉的辞赋创作第四章 两汉的诗歌刨作第五章 依经立义的文学理论批评第三编 魏晋南北朝文学绪言 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概况第一章 建安诗歌第二章 正始诗歌第三章 两晋诗歌第四章 田园、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第五章 南北朝诗歌第六章 魏晋南北朝散文和辞赋第七章 魏晋南北朝小说第八章 走向自觉的文学理论批评中册第四编 隋唐五代文学绪言 随唐五代文学发展概况第一章 南北文学合流与初唐诗歌第二章 盛唐的诗人们第三章 李白的魅力第四章 诗圣杜甫第五章 气骨顿衰的大历诗坛第六章 诗到中唐体变新第七章 李商隐与晚唐诗歌第八章 唐代攻文的发展第九章 唐传奇与变文、俗讲第十章 唐五代词的演变第十一章 二水分流的文学理论批评第五编 宋代文学绪言 宋代文学发展概况第一章 北宋初期的文学第二章 欧阳修与北宋诗文莫过于新第三章 旷世奇才苏东坡第四章 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第五章 柳永与北宋词坛第六章 辛弃疾与辛派诗文第七章 陆游与南宋清雅诗文第八章 姜夔与南宋清雅词派第九章 南宋后期文学第十章 闪现理性辉光的文学理论批评……下册结束语
司马相如是这一时期最大的赋家，他的《子虚赋》、《上林赋》（《史记》、《汉书》总称为《天子游猎赋》），形式和内容与其他赋家的作品均不相同。就形式而言，《天子游猎赋》是铺张扬厉、逞竞文才的典型的大赋；从内容说，它不以表现作者对社会人生的真情实感为目的，而只是以繁辞丽句对诸侯、天子的苑囿进行层层的夸叙摹绘，津津乐道。其他的辞赋作品则与《天子游猎赋》不同，它们或抒情，或咏物，或言理，情感真挚，思理明切，这些作品同样应当受到重视。 这一时期历史散文的巨大成就是《史记》的诞生。司马迁以历史人物为中心，创造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全面记载了自传闻时代到汉武帝时期的重要史事，从而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范例。《史记》具有重大的文学价值，它的很多人物传记，剪裁布局精妙，用多种出色的艺术表现手段展示鲜明的人物性格，成为文学史上史传散文的典范，对后代文学尤其是叙事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汉武帝时期还有不少乐府诗歌。乐府，本是官署之名，后来借以转称乐府衙署所奏唱的诗歌。武帝时期的乐府衙署具有作诗和采诗的职能。这个时期的乐府诗歌，也包括帝臣文人的创作和民歌两部分。可惜的是，这些乐府诗歌大多都散佚了。今存武帝时期的乐府诗歌，只有帝臣文人创作的《郊祀歌》十九章、《铙歌》十八曲的一部分和少许民歌。其中民歌的文学价值较高。另外，西汉的乐府诗歌中，有一些以五言句为主的作品，这在中国诗歌体式的演变过程中，是特别应予注意的。 从汉昭帝初年以后，是西汉文化和文学发展的后期。武帝独尊儒术，同时又把儒学置于附庸或点缀的地位。儒学地位真正得到提高，是在西汉后期。其明显的标志，是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召集的盐铁会议和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召集的石渠阁会议。在盐铁会议上，六十几名“贤良文学”与当朝权贵展开王道与霸道的政争，常令朝廷权要“缪然不言”，这是有汉以来还不曾有过的事。汉宣帝召集的石渠阁会议，讨论《五经》同异，的问题，众多的当世名儒都参与进来，宣帝亲临会议参加决议。这次会议规格之高，也是空前的。 儒学的大盛，对西汉后期散文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还是在武帝时期，《春秋》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就开拓了主张“天人感应”的新的儒学体系，他写给汉武帝的《天人三策》，在天与人之间建立了一种对应的逻辑关系，提出法天顺天的思想。这个思想，贯穿于西汉后期的政论文的写作之中。以刘向为代表的许多朝臣，他们的奏疏文的显著特色，就是频繁地引经据典，以灾异论政。另外，桓宽的《盐铁论》，虽不频引经典，也不滥说灾异，但全书都是“贤良”与“大夫”的诘难辩驳，质木平实。这批政论文的文学价值很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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