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生与中国历史学
2009-5
南开大学出版社
李春雷
293
1993年夏，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了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以后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各国学者开始了对于文化传播和文化安全相关议题的研讨。在中国国内，有关文化传播和文化安全的研究大都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的，因此大体没有超出政治学的范畴。进入21世纪，学界不仅深化了这一思路，而且在相关议题的研讨视野上开阔了许多。如有学者就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对文化传播历史作了辨析和梳理；有的则透过世界与中国文化传播的历史镜鉴，对文化传播与当前文化建设问题予以理论的阐释。事实上，文化安全是指文化主体（主要强调文化的具体载体等）在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上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成果的认同、尊重和保护等方面的危机感。换句话说，文化安全更多的在于强调对本民族文化的一种集体认同，上升到比较高的层面则是知识界对相关问题的反思和研讨。如果我们把这一问题放在传播学的视角下，且回到文化安全自产生之日起的大的历史情境中去，就会发现，时下中国文化发展中遇到的“安全问题”都会从中汲取有效的营养。
本书笔者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在实际写作中以近代中美文化交流和民国期间的整个社会作为大背景，以期寻找到对留美生的史学思想的契入点，借此对他们之于民国史学的发展进行探讨。全文由“绪论”和九章（第九章为“代结语”）组成，九章分别为“民国时期留美生研究史学的背景”、“民国时期留美生研习史学阵容分析”、“范式’更新：留美生与新的史学发展”、“留美生与民国时期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留美生与民国时期中国史学学科化发展研究”、“传承中的创新——留美生历史学研究的个案解析”、“民国史学研究的纵深化——留美生与民国时期史学期刊研究”、“民族主义的内驱力：留美生与历史学本土化”、“传播中的反思——学术价值判断与学术取向的不同面相（代结语）”等。
李春雷，1976年出生，河北保定人。1995－1999年在河北大学学习获学士学位。1999－2002年在西北大学学习获硕士学位。2002－2005年在南开大学学习获博士学位。现为江西师范大学传播系副教授、研究生导师、系主任，兼任江西师范大学博士联谊会秘书长、江西省传播学会副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文化传播、新闻传播史论、媒体文化等。在《史学理论研究》、《历史教学》、《当代传播》、《新闻界》、《河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评论》、《西北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过30余篇论文，论文曾经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出版专著两部，参与和主持国家、省部级课题多项。
导言自序绪论 一、选题意义与拙作价值 二、学术史的回顾 三、研究思路第一章 民国时期留美生研究史学的背景 一、学政难以两分的社会背景——以梁启超、胡适、顾颉刚为主的探讨 二、“新史学”思潮方兴未艾的学术背景 三、小结第二章 民国时期留美生研习史学阵容分析 一、研习史学的群体概貌（以留美原因、留美院校等为主） 二、政策导向与整体阵容的变化第三章 “范式”更新：留美生与新的史学发展 一、留美生与民国时期的史料和史料观 二、留美生与史学科学方法的探求 三、《中国哲学史大纲》之于民国史学的范式意义第四章 留美生与民国时期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一、锄头考古学家与中国考古学 二、梁思永对中国考古学的贡献 三、小结：从疑古到考古的演进第五章 留美生与民国时期中国史学学科化发展研究 一、从时务学堂到《京师大学堂章程》、《奏定学堂章程》的学科信息 二、留美生对史学学科建设的参与与史学发展趋向的变化（以抗战前为主的讨论） 三、教材与教法：留美生教学实践的实证分析第六章 传承中的创新——留美生历史学研究的个案解析 一、以史学为训练的胡适之 二、雷海宗：一生以史学为职志第七章 民国史学研究的纵深化——留美生与民国时期史学期刊研究 一、民国时期专业史学期刊的出现及史学界的变化 二、留美生对史学期刊参与的一般情况 三、留美生在史学期刊中角色的个案分析第八章 民族主义的内驱力：留美生与历史学本土化 一、实验主义历史哲学的困厄（以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在民国境遇的研究为主） 二、“新人文主义学派”与“战国策派”的学理取向 三、胡适的学术转向及其之于史学本土化的启示第九章 传播中的反思——学术价值判断与学术取向的不同面相（代结语） 一、“土生土长”与留洋的盛行——以陈垣为例的探讨 二、留欧个案：傅斯年的史学成就 三、小结附录一 主要留美生毕业院校、年月、论文等统计表附录二 民国史学学术编年参考文献后记
插图：考古学作为一门通过调查、发掘和分析人类古代遗存认识文化与社会的进步历程的科学，在自身的成长过程中就与历史学有着内在的联系。它在民国时期是在承继中国传统金石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李济就曾在为卫聚贤所作的《中国考古小史》作序时提到这一点：“严格的考古学在我国虽是很近的一种发展，旧学中却有它很厚的根基。要没有宋人收集古器物的那种殷勤，清代小学的研究，就不会有那种朴实的贡献。甲骨文的发现，始在清代古文字学隆兴之后，两相衔接，中国一切旧学，因此就辟出来一个新的途径。由此而注意发掘及文字以外的考古资料，只是向前进一步的事，可谓一种应有的趋势。再加以自然科学的影响，现代化的考古学就应运而生了。”①由此可见，中国传统金石学为中国考古学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显然如果“没有自然科学的影响”，金石学仍旧不会有突破性的发展。事实上，真正为传统金石学注入养分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留美学生所带来的科学考古理论和方法，这其中李济和梁思永是突出的代表。
我在查阅资料时，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教育杂志》在1917年11月曾经对社会上热议的“北京大学文科之争议”细述原委，在追述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所遭遇阻力的前提下，详细记叙了陈独秀主持的第一次教授会的经过，陈独秀主张文史哲之中，“不必再存经学之名”，而陈汉章、黄侃却坚决反对，认为“经为中国所特有，故无妨即特存经学一部。”这场言语冲突最终还是以蔡元培的“付评议会决议”化解。姑且不论这场争论的双方孰对孰错，单就陈独秀坚持认为的，“教授的科目与其程序皆应于世界之普遍分类相合”就可以看出，当时的史学学术体系已经受到“学科时代”到临的冲击。事实上，关于民国史学的发展论文论著已是卷帙浩繁，有关“史学学科”的趋向问题虽有论及，但总有隔靴搔痒之感，或许学者不敢涉足的最大困惑在于史学较之于其他年轻学科，多了许多历史的沉积，西方和传统、传统和现代乃至中西学术之间的交叉论域太多太繁复的原因吧。陈寅恪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一文中提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时期时，无意中勾勒出了其时以西方学科观念为代表的西学，使经学处于无语的尴尬境地的情形。顾颉刚更是以当代人评述当代学术的姿态肯定了这一时期的史学发展的“特质”。
《留美生与中国历史学》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不错，好书，史学的传播
这样的研究很有意义。也是一种学术交流史。
这套书总体上看，比较一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