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产权改革与国有资产监管
2012-11
南开大学出版社
陈旭东
205
《国有产权改革与国有资产监管》整体结构安排是以公共选择理论为基本分析框架，逻辑思路的主线是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宪政经济学和政府行为分析。全书的理论分析起点是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阐述制度规则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通过对国有产权委托代理关系特殊性的分析指出国有产权改革和国有资产监管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从利益主体间的产权博弈和政府行为两个角度论述了规则缺失下的国有产权改革和国资监管会最终导致社会初始目标与最终绩效的背离；由此得出结论：国有产权改革应该是一个最高规则约束下的公共选择过程。在本书的最后，结合国有产权改革和国有资产监管的历史进程，对中国国有产权改革和国资监管的公共选择之路进行了阐述。
陈旭东，男，1977年5月出生，山东省淄博市人，2006年毕业于南开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天津财经大学MPA教育中心主任，天津市行政管理学会理事，天津市经济杠杆学会理事，天津市“131创新型人才”，天津市政府决策咨询服务专家库成员。2009年曾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加州州立大学进行研究与学习。研究专长为宏观经济政策、公共财政与税收、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等。目前在天津财经大学承担本科生、研究生的专业课程教学工作，曾获得“天津市第八届高校青年教师教学比赛一等奖”。近年来，在cSSC：I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曾主持或参与省部级课题十余项。
第一章引论 第一节选题的理由 第二节本课题目前的研究状况 第三节本书的研究特点及可能的突破与创新 第四节全书的结构安排和逻辑思路 第二章源规则、经济发展与产权改革 第一节规则、秩序与经济发展 第二节契约、规则与经济改革 第三节源规则与产权改革 第三章国有产权的委托代理问题 第一节委托代理的基本理论 第二节国有产权的委托代理机制 第三节搭便车、诺斯悖论与公地的悲剧 第四章规则缺失下的产权改革——利益主体间的产权博弈 第一节分配公正与产权博弈 第二节利益集团理论 第三节利益集团间的产权博弈 第五章规则缺失下的国资监管——政府行为与政府失灵 第一节政府行为的目标 第二节政府主导的产权改革与国资监管 第三节国有资产监管中的政府失灵 第六章国有产权改革和国有资产监管的公共选择机制 第一节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内涵 第二节直接民主制中的公共选择 第三节代议民主制中的公共选择 第四节公共选择视角下的国有产权改革 第七章国有产权改革和国有资产监管的现实选择 第一节中国国有产权改革的历史回顾 第二节产权改革的初衷与绩效评价 第三节当前国有企业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关系 第四节国有产权改革与国有资产监管的公共选择之路 附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 参考文献 后记
版权页： 其次，传统国有企业管理模式内含的固有矛盾尖锐化，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管理模式是依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实行全社会范围内的计划经济模式的设想以及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爪“大工厂”（即国家的辛迪加）的思路而设计的。其基本特征是国家是全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计划者，政企不分，企业是政府的附属物，缺乏独立性。经典作家的上述思路共同的基本理论前提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已经具备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这一计划经济的物质基础，而且具备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一经济基础。然而，这种思路还有一个被人们忽视的潜在理论前提，即社会管理者也就是国家必须具备充分的管理全部企业的能力，包括信息能力、决策能力等经营管理能力和为全部国有企业担负盈亏的财政能力。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从而形成传统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模式时，上述物质基础、经济基础和国家的能力基础都是不具备的。因此，传统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一开始就存在着诸多矛盾。其中最突出的，一是企业经营管理的复杂性与政府管理能力有限的矛盾，二是国有产权的委托代理机制存在诸多矛盾和弊端，由此导致了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不断下降和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的软化。 第三，财政压力是政府主导开展国有产权改革的最直接原因。纵观中外历史可以发现，财政困难往往是一个国家经济体制变革的基本动因。正如熊彼特所说的：“从国家财政入手这种研究方法，在用于研究社会发展的转折点时，效果尤其显著……在社会转折时期，现存的形式相继陨灭，转变为新的形式。社会的转折总是包含着原有财政政策的危机。”张宇燕和何帆扩展了熊彼特的这一观点，并且提出了财政压力决定改革起因和路径的论题。他们认为，国家（政府）寻求缓解财政压力的自利行为改变了产权规则，产权规则又影响到经济绩效。“财政压力的出现，对国家的义理性提出了不容回避的挑战。国家将被迫调整原有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做出相应的应战，这便是国家主导的改革。”按照这一解释，对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而言，先“甩包袱”再“向新增财富征税”是财政困难背景下产权改革的正当次序。从现实的角度看，到1977年，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下降已经到了国家财政能力能够承受的极限。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使得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投资与国有企业的利税回报不相称。1956～1977年间，国家投资形成的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增长912倍，而国有企业利润总额只增长515倍，利润和税金总额只增长613倍。整个国有部门提供的财政收入只增长215倍。国有企业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国有企业提供的财政收入增长缓慢制约了整个财政收入的增长。1957年以后，中国财政状况的总体演变趋势是，财政收入增长速度逐渐下降，财政困难问题逐渐加剧。财政收入年均增长速度，“一五”时期为11.0％，“二五”时期为0.2％，1963～1965年间为14.7％，“三五”时期为7.0％，“四五”时期为4.2％。1974～1977年间，中国陷入了继“大跃进”时期以后又一个财政困难时期，1974年、1976年两次出现财政收入负增长。可见，单纯利用国家财政投入支持国有企业发展的老模式已经受到了国家财政能力的制约。 （二）产权改革的绩效评价 1.产权改革的初步成果 纵观三十多年的国有产权改革，其始终围绕着这样的目标：创造与资源配置市场化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国有产权的实现形式，改造以至重塑国有经济运行的制度框架，确立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使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客观上讲，改革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主要表现在。
《国有产权改革与国有资产监管》以公共选择理论为基础，试图建立一个学科交叉的国有产权改革和国有资产监管的分析框架。其逻辑思路的主线是规则约束下的产权改革与国有企业监管。作者的理论分析起点是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阐述规则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通过对国有产权委托代理关系特殊性的分析指出国有产权改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从利益主体间的产权博弈和政府行为失灵两个角度论述了规则缺失下的产权改革和国资监管会最终导致与改革初衷相背离；进而由此得出结论：国有产权改革与国有企业监管应该是一个最高规则约束下的公共选择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