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娜·丽斯年斯卡娅诗选
2010-3
诗歌与人
（俄）英娜·丽斯年斯卡娅
晴朗李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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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诗集为中国诗歌民刊“诗歌与人”（主编 黄礼孩）2010年三月总第24期。
译者简介：晴朗李寒，原名李树冬，生于上世纪70年代。河北河间人。诗人，译者，编辑。有译著《俄罗斯当代女诗人诗选》，合著诗集《三色李》，合译《当代俄罗斯诗选》，主编《青春21》等。曾参加诗刊社第21届青春诗会。现居石家庄，任杂志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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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娜•丽斯年斯卡娜(Инна Лиснянская，1928-),俄罗斯当代著名女诗人,1928年生于阿塞拜疆首都巴库,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定居莫斯科。
1948年开始发表作品。1967年,与作家谢苗恩•利普金结婚。1979年,与利普金参与了地下文学丛刊《大都会》的编辑出版工作。后来,杂志被查禁,丛刊年轻的参与者维克多•叶罗菲耶夫和叶甫盖尼•波波夫被苏联作协除名,为表示抗议,她和丈夫以及瓦西里•阿克肖诺夫也随即自愿退出苏联作协。
此后,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她的作品大多在国外发表。曾获得 1994年《射手》杂志奖、1995年《阿里翁》诗刊奖、1996年《各民族友谊》杂志奖、1999年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奖、 1999年俄罗斯国家奖、2000年《旗》杂志奖。2009年，中国民刊“诗歌与人”将第五届“诗歌与人·诗人奖”授予英娜·丽斯年斯卡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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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而诗意的呼唤——英娜•丽斯年斯卡娅诗歌论
——英娜•丽斯年斯卡娅诗歌论
文/刘波 李寒
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曾经说过：“俄罗斯文学不是诞生于愉快的创造冲动，而是诞生于人和人民的痛苦及其灾难深重的命运，诞生于拯救全人类的思考。”这种开阔且深邃的评价，准确地把握住了俄罗斯文学的灵魂。
白银时代前后的俄罗斯作家，是对苦难体验得最为深切的，他们笔下的现实，本就是由层出不穷的苦难叠加而成的，所以格外让人深感共鸣。这样的苦难传统被俄罗斯诗人和作家一脉相承地传袭下来，并成为俄罗斯文学传统的重要部分。当代的俄罗斯诗人和作家，同样也是在聆听前辈们的声音中，继续着自己的文学事业。其作品中的悲悯气质，以及坚韧的诗性品格，让他们打捞起了俄罗斯民族深重的苦难记忆，同时也为其国家的苦难和道义建立起了一份精神担当。
今年已经80岁高龄的英娜•丽斯年斯卡娅，就是继承与传袭这种文学精神的重要的俄罗斯诗人之一。她用自己带有浓厚苦难色彩的人生经历和优秀诗作，见证了俄罗斯文学在整个20世纪中后期艰难的前行之旅。
1950年代末与1960年代初：早期的想象和激情
英娜•丽斯年斯卡娅属于那种早慧的诗人，由于受国家战争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她的教育并不完整。但她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开始了自己的诗歌创作。那时所能读到的书，只有《圣经》和叶赛宁的诗集，但就是这样的书籍，让她受到了最初的宗教与文学启蒙。《圣经》为小英娜提供了对西方世界终极价值的认识与理解，这也成为她日后文学创作的重要精神背景。而对俄罗斯伟大的诗人叶赛宁的阅读，则为英娜诗歌早期强烈抒情气质的形成，也提供了丰富的文学经验。
与其他同时代的俄罗斯诗人一样，抒情性的体验与激情的发挥，成为英娜早期诗作最清晰的路径，这也让她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造活力。
请用棉被裹紧我，/把窗子关闭，/任何理想/请不要向我提起。//你看，我如此疲惫，/身心困倦，/在深夜我很少入睡，/活力消减。//而在思绪的墙壁上——/是乘风鼓起的白帆，——/我不能无视它们，/请闭上我的双眼。//这种相似令我恐惧，——/摘下那双面挂毯吧，——/我如此竭尽全力，/就像帆船要冲出墙壁。
写于1947年的这首诗，带有一种19岁女诗人特有的自白与倾诉色彩，其情感流泻的丰沛，已深深地贯注在诗行中。诗人那种对理想的向往与决绝，让她整首诗的气势颇为奔放，幽暗、恐惧与拯救、冲动的情绪交织，有着明显的打破孤寂氛围的追求。这样的诗意成为英娜早期诗作的普遍格局：有着女诗人“冲破黑暗”、向往光明的信念与心态，朴素而又不失真诚，轻狂而又不失乐观。
如果说英娜40年代后期与50年代早中期的诗作还呈现出略含青涩的稚嫩，那么她在60年代初期的诗作，则已经开始迈向成熟的境地。她似乎真正脱离了那种单纯的明净，而试图以一种深刻的思想批判，来为自己的精神流转作一次指引。
哦那些词语多么令我痛苦！/它们流淌着，像从额头流下的雨水。/主流的词语/隐匿了次要的涵义。//一切都在逐渐改变，/寒霜被称作白银，/甚至生活已经不能/与我忧伤的手艺相融。//生活曾在我的眼前/而一切隐藏在字行里，/就像在书页之间/夹起一枚槭树的叶片。//只有在死神的面前/一切事物才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钉子成为钉子插在自己的孔眼中，/而高处成为了天空。
写于1960年的这首诗，有着诗人对世界与周遭事物具体的描绘，然而，透过这些具体的事象，我们能够洞察到诗人于其中所渗透的极富哲理意味的表达，这样的表达，相较于诗人在50年代的诗作，有了一种渐进的力量：由面对词语时的痛苦，到对生活改变的境况；由对生活已经不能“与我忧伤的手艺相融”，到在死亡面前最后的定位，诗人将对生命的感受，以沉重的方式完全呈现。生活，包括一切都在变化，而惟有死亡是无法更改的，这是诗人在创作中所获得的一份永恒的认知。
整个1960年代前期，诗人于那样一种相对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中，直率地写出了真实的意图。这一时期对于诗人来说，是难得的一段好时光。她从回忆与当下题材中，为自己争取了一份表达心性自由的权利。由此，诗人勇敢地发出了各种见诸性情的声音，比如“该哭泣的时候，/哎，我却在微笑。”比如，“真好，我自己还没有失去理智，/真好，我还没有让你发疯。”比如，“在水的黑色深渊上空/我突然发现，/两颗飞掠的星星/在高空相撞。”比如，“这就是说——还有希望闪烁的亮光，/获得新生——还在前面，/那感染瘟疫的衣服/在我炽热的胸前一点点腐烂。”尤其是1962年的《女巫》，具有强烈的魔幻性质，诗人将自己对于世界的那种理想，寄予在了“女巫”身上，并化身作这种具有“魔法”力量的神秘之人，对这个世界行使自己行侠仗义的权利和义务。这样的诗歌，其实还是可以看作是诗人在50年代诗风的一种延续，只是她将其蔑视权贵的勇气，嫁接在了女巫身上，具有了隐秘而深沉的力量。
此后，英娜的诗歌风格开始向着更为开阔与决绝的领地迈进，并呈现出各种变化的色彩。或有精彩的批判，或有潜在的隐喻，或有对罪恶的谴责，或有对善良的渴望。总之，英娜的诗歌，开始渗透一种特殊的力量在里面。她让自己在逐渐的磨练中，有了一种反抗邪恶的能力。
在那样一种恶劣的环境中，她让自己学会去真切地感受这个国家的一切，包括呼吸自由的空气，探索灵魂受难的困境。强烈的内心压抑，让她觉得自己没有理由停下来，去为苟活寻找一个毫无意义的缘由。
在我的栖身之所早已/没有净化的痛苦。/树木看起来好像玻璃，/我们在其中呼吸，/想让它们融化，但严寒/觉察了，加重了呼吸。/树木没有变换姿势，/完全似木雕或建筑。/可能，它们引以为荣的是，它们知道，/自己看起来像物体，/它们可以不用呼吸，/但还仍然存在并保留下来。/说不定！要知道我自己有多少次/也幻想成为一件物体，/突然间不再动，像房子，/就这样一直存在下去
1964年的《寒冷的早晨》，真正写到了寒冷到来前的一种冷漠的氛围。寒冷，这股邪恶之力，似乎没有力量能够抵挡得住了。这种痛苦，对于诗人来说，恰恰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切肤之痛。整首诗弥漫着一种深深的无奈感，尤其是对于自己的艰难处境，诗人的内心无法平静：她已被寒冷包裹得过于严实了，而唯一能解冻的，当然莫过于自己的笔能够担当起正义和良知的精神。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苏联相当一批作家又开始进入了被禁止发声的状态，而英娜等诗人，也在这被禁之列。就像索尔仁尼琴所说的那样，“我们不敢公开地说和写，向朋友们诉说我们的心头所思所臆和事情的真实情况——我们甚至不敢相信‘纸张’，因为斧钺依然悬在我们的颈上，随时都有斧起头落的可能。”正是在这样一种严酷的环境中，英娜的诗歌写作进入了地下状态。一旦进入地下，没有了任何发表与出版上的限制，诗人的创作更加的自由了。
对于那些不公正的待遇，诗人觉得不能再屈服于一种专制的力量，她直接以手中的笔，向这种不公正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和抗议。虽然诗歌创作被迫进入了地下状态，但她还是不断地在国外发出自己文学的声音和看法，以此将这种反抗的声音传播出去，将这种不屈的精神延续下去。
1960年代：宽恕与抗议之声
有俄罗斯的评论家说，英娜的诗歌初看起来很“简单”，她的大量诗作给人的第一印象的确如此，但只要我们深入下去，就会有一种“意在言外”的共鸣感。正如诗人评论家奥列格•罗果夫所说，“她诗中那些让人意外的韵律、句法和语音的离奇别致，再加上俚俗词语的运用、宗教的选题，还有某种潜在深处的能量。”
从1966年开始，到1978年，这12年时间，英娜在国内几乎没有发表过什么作品。只是在1978年的时候，出版过一本诗歌小册子《葡萄之光》。但仅仅两年之后的1980年，英娜在苏联又不能发表作品了，只在法国和美国出版了诗集。在这样的社会与政治氛围里，诗人选择了服从自己的内心，她要为人生建立尊严。
上帝审判了我，上帝宽恕了我，/他庇护我，关注我，惩罚了我，/但他从未用手为我/指出一条可行的道路。//按自己的内心选择吧：/自己的道路，自己的归宿，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要视地狱为天堂，/也不要把天堂当地狱，//既然选择了，那就永远不要吝惜/无论是歌声，还是低筒皮鞋！……//于是我选择了忧伤的朋友/和无忧无虑的敌人。
写于1966年的这首诗，是诗人宗教情结的一种再现，她将自己的生活放在了上帝的旨意中，结果却没有得到任何的指引。所以，这种失落而迷茫的结局，让她清醒地由幻想返回到了现实与内心里，由自己来决定与选择继续下去的命运之旅。这种对生活思考的过程，就是诗人内心不断斗争与衍化的过程，它呈现了诗人由幻境到现实的一种精神轨迹。
不管什么样的现实，生活还是要继续下去，有了如此平静的心态，诗人开始获得了一种理性的感受。自我的裂变，内心的冲突，在此，也暂时告一段落。她需要停下来，好好地调整自己。为此，诗人写了一些在内容上看起来比较平和的诗歌，比如《我已经快被忘却……》、《低低，低低，低低的声音》、《安东尼娜》等，这样一些对日常生活的想象与描写的诗歌，或许就是英娜此时最为真实的声音。她有勇气来与邪恶的力量进行抗争，而她也有胆识与周遭的生活进行和解。
在这期间，她也不时地借助诗歌，表达自己那些美好的愿望与期待，“我医治好他们的所有疾病，/我给他们烙了酥脆的大饼/而且，我让他们安歇/在我海边的家中。”她也抒写想象中善良的形象，“我不知道善良的面孔，/但我想像它是这样的：/它是淡蓝色的河水边/放着的一把白银的勺子……”
同样，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她不想妥协，所以，她并没有泯灭掉对这个非理性世界的怀疑与批判。由此，她发出了这样的追问，“谁今天会给我/这种慈悲，这种权力，/谁会愉悦地对我说起，/如何把时间从死神那里窃取？”她也揭幕这种孤独者幽怨的形象，“深夜里他们注视我的眼睛，/仿佛是在照镜子，/那全是孤独者的目光——/我可不要睡死过去！”这些并不为人所关注的细节，在我们看来，可能属于正在被遗忘的生活，然而，在诗人这里，它们却成了无法被漠视的现实与记忆。
我终于洞悉了语言，/看清了它的实质：它的肉体和灵魂，/我终于准备好/把这些话大声地说出。//然而，那些荒唐可笑的年代/对我干了自己想干的一切，——/越是深入了解大自然的本质，/我们越是害怕表达。
1966年这首诗，似乎成了诗人对自己过去乃至一个时代的总结：经过了长时间的挣扎与努力，诗人不仅能够从容地面对语言，而且也能轻松地处理现实了，这样的变化，是诗人打破局限之后的重新发现。她不再刻意隐藏自己了，她需要发出真实的声音，并且要让这声音扩散、流传，别人都能够听到，让过去时代的荒谬都能呈于世人面前。诗人的视野由此开阔，也开始讲求表达的深度与广度了。虽然生活本质的东西，让诗人害怕去揭露，但她还是义无反顾地充当起了现实的批判者。
从这时起，诗人有了一种角色转变的意识，那些矛盾的政治与社会现实，不仅没有让她在内心放松警惕，反而，她在自己文学与精神上的探索勇气，却变得更为坚韧了。
1967年，英娜•丽斯年斯卡娅与时年56岁的诗人、作家谢苗•伊兹拉伊列维奇•利普金相识并结婚，从此，两人并肩作战，成为俄罗斯当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文坛伉俪。同样是在这一年，英娜写下了一首献给利普金的诗歌《致利普金》。
我采集语言中的祛病毒药/沉默地走过自己的沙地。/就像卡拉库姆沙漠里的捕蛇人/走向自己危险的搜捕之旅。//后来，烈酒未能使他们沉醉，/他们陷于悠长的迷梦，/而旁边的口袋中是/不眠的毒蛇，不停扭动。//捕蛇人的双手布满伤痕/他们将目光转向自己的手艺，/应该忍受何等的痛苦，/才能获取这治病的毒药！//谁从恶中提取善，/是否因此会有很多收入？/但没有一年这样，/让我不再去干这个行当。//甚至没有这样的一周，/以至没有这样的一天，/不让毒蛇们深夜中/在我的身边咝咝作响。
诗人对利普金的倾诉，似乎建基于一种现实与想象交叉的创造之点上，“危险”、“迷梦”、“伤痕”、“痛苦”、“毒药”等词语的接连出现，让这首诗在“捕蛇人”与“毒蛇”这两种被捕者与追捕人的角色之间，迂回，周旋，最后却又不得不带着无尽的冲突艰难地前行。
尖锐，困惑，对命运的不屈服，对生活的不妥协，成为英娜60年代这一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诗歌风格。除了一些带着亮色的日常抒写，她那种哲思痕迹颇为浓厚的诗歌，似乎都笼罩在一种悲剧的氛围中。其阴影的不时闪现，闭抑情绪的流露，尤其是她那俄罗斯经验浓郁的抒写，让诗人笔下的现实，呈现出一种大气而又沉痛的诗意。
“对我来说孤独已经足够了！”——/我陷于绝望，这样思索着，/在昏暗中脱下裙子，/就像蜕皮的一条蛇。//……街道上黎明亮得有气无力——/一场暴雨打乱了全部秩序，——/那条裙子松软地悬挂在/楔进墙壁的钉子上。//它是那样软弱，/那样软弱——也实在没有什么，/我担心的，绝对不是自己的/疼痛，而是它的。//在半明半暗的房间里，/当陌生的面孔昏昏欲睡/轻轻触及我的脸庞，/它成了对我的一种折磨。
1968年的《裙子》，是敏感的诗人从被我们所忽视的生活之物上获得诗意灵感的体现，也是诗人的日常生活感受在时代与个性的合力刺激下，出其不意地再次爆发出的一种精彩图景。裙子这一极为常见的女性意象，在我们看来，再普通不过了，它根本无法呈现出诗意。但在诗人的笔下，它却成了软弱的象征。诚然，物质之软，在裙子这样的衣物中，的确是一种无法被赋予力量之物，这是令许多人费解之处。然而，在诗人眼里，恰恰是裙子的无助与软弱，于此成为了替代诗人之软弱的现实。这种意象角色之间的流转，让诗歌在瞬间就获得了奇特的美感。
英娜在60年代末期的探索，是出于一种本真的智慧言说，她在地下状态中，毫不掩饰自己的个性，她希望通过自己的思索与抒写，来聆听自远方的声音。不管是喧嚣的聒噪，还是冷静的低语，在诗人这里，都有了一种异常丰富的哲思色彩。就像简单并不代表贫乏一样，英娜诗歌中的朴实，并不代表她只能发出一种单调的声音，那是因为她更愿意在自然而然的个性重塑中，向我们传递那种带有原创性精神质量的心灵陈述。
1970年代：反叛与超越
当反抗成为诗人身上的一种标签，并可能成为永久的符号时，她必须警惕这种表达所延续的惯性，会给诗歌带来重复的尴尬困境。所以，诗人有必要经常敞开自己的心扉，以一种精神漫游的状态，获得新的话语资源，以保持有根的写作格局。而英娜在整个70年代，都在做着这样的努力。她在不断的寻找和转换中，为自己的写作确立了属于整个俄罗斯民族文学的标杆。
自从诗人与丈夫利普金的写作，开始被迫转入地下状态后，她的诗歌因为没有了发表上意识形态的限制，而开始进入自由而旺盛的创作高峰期。同时，在这一时期，诗人也开始反思自己的创作，并希望重建一种文学抱负。
我需要忍耐，/全部生活的魅力——/只不过是/一首诗。//从我的意识诞生之日/我开始书写的/只不过是/一首诗。//整个灵魂的变动，/死亡之上的庆典——/只不过是/一首诗。
写于1970年的这首《我需要忍耐》，是诗人新的美学风格的体现。她以将一切都归结为一首诗的姿态，重新对生活进行了不同寻常的定义。只有诗的生活，才是诗人真正向往和需要的，而无论是过程，还是结果，最终都脱离不了诗的归宿。生活的魅力，是一首诗，灵魂的变动与死亡的庆典，也是一首诗，从有思想开始的人之一生，还是一首诗，这才是诗人要达到的目的。不管认同还是反对，诗人在此的言说，并非虚假，而是真实的心灵处境。而与这首《我需要忍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当属她在两年后的1972年创作的《生活，我要和你断绝联系……》，同样是对生活的断想：“生活，我要和你断绝联系，/要和你断绝联系，/不去践踏/自己脚掌上的尘土，/不用贪婪的呼吸/加重空气，/也不让最后见面的朋友/心情抑郁……”这首短诗，似乎是诗人开始承受生活压力的写照。诗人看似喊出了“生活，我要和你断绝联系”的反抗之声，其实透过诗行，我们会发现她其实是拒绝生活中一些不和谐之音，从而保持住一种整体的平衡。因为冲突和矛盾太多，会增加生活的难度，也可能会给他人带来不必要的伤害。诗人“以退为进”的选择，是在束缚与解脱之间，为生活留有一片可供回旋的空间。
诗人所追求的，就是一种独立的精神，以及自由的境地，这不仅是国家的、社会的，更是时代的、内心的。她不想盲从与麻木地生活于这片苦难的土地上，她面临的历史与现实，都让她无法沉默，她需要发出自己高昂和激烈的呐喊声，也发出自己最低徊与清醒的人性之声，总之，她所要做的，就是拒绝遗忘，反抗麻木。
虽然诗人所表达的仍然是一种拒绝的态度，一种反抗的声音，但是她经过重新思索与调整，而为自己的精神独白寻找到了理想的根底。此时的诗人，也开始有意识地把关注点转到了那些优秀的俄罗斯诗人的人生与诗作上，这些诗人跟她有着相似气质和倾向，她能从他们那儿获得某种精神的交流。
到这儿来吧，这里有忘却的背叛/有与良心混淆的耻辱，/她走来，如此平凡，又如此傲慢/把我从每一个清晨唤醒。//我走近她不停地追问：/我们往哪里去，为何而去，/为什么我们要用鲜红的玫瑰/抽打自己的前胸？//这什叶派的仪规，/本来就不是女人所应知晓。/由于这深藏内心的话语/为什么伤口每天都在剧烈燃烧？
这是诗人于1973年创作的《致阿赫玛托娃》，对于这位有着广泛影响的女诗人，英娜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受。道德的力量让诗人感同身受地触摸到了宿命的法则，并深入到了灵魂里。在这种人格追问的透明言说中，两个具有同一种苦难意识的诗人，在个人经验的承受与处理上，都有着同样的道义与思想力度。
作为有性别意识的女诗人，英娜和阿赫玛托娃所面对的苦难，都是在一种唤醒生命记忆的过程中得以共同见证。诗人们出于本然之意，要去完成自己的使命：这种不屈不挠的品质，正是诗人表征自己叩问时代的批判力量与文学信念。她们与命运的对话和抗争，正是其不愿随波逐流的表现，她们由最初自发的愿望到后来自觉的省察，最终让灵魂停留在超越性的维度上。在写完《致阿赫玛托娃》之后的一年，诗人又写下了另一首虽短小但意蕴颇为丰厚的《致茨维塔耶娃》
你死后的灵床多么轻，/死亡不再把时光占用，/在此有余暇对生活认真想一想：/天才诞生，是使卑微的变得高尚，/而卑微的，是为了把天才踏在地上。
这种带有感性与哲思的抒写，让诗人感到了一种旷世的遗憾。与阿赫玛托娃一样，茨维塔耶娃作为俄罗斯白银时代最为重要的女诗人之一，她的诗歌也是在对俄罗斯民族抒写的现实上带着苦难情感的色彩。她们的思考与写作路径，都如出一辙地在一个交汇点上融合了。这正是诗人们在人心基点上乐观与悲观交织的情绪，共同促成了一种复杂的内心体验。
对阿赫玛托娃与茨维塔耶娃这两位女诗人，英娜以真挚的情感表达了自己的致敬之意。这是一个灵魂对话另外两个灵魂的精神通道，她们之间的那种在思想与文学维度上的共鸣与信念，都是出于女诗人们在面对民族苦难时所秉持的一份内在的风骨和气势。尤其是在那样一种“噤若寒蝉”的专制氛围中，她们以自己拒绝合作的姿态，表现了一种抗争的正义之气。
就像在1973年的《人质》这首颇具人性意识的诗歌中，诗人如此悲愤地写道：“在俄罗斯风雪与俄罗斯音节中/我生根长大——没有别的出路，/我已把自己献身为人质，/从吸气到呼气！//深夜里狂风暴雪肆虐/在国家的星辰下我就要窒息，/火炉的青烟安静地升起，/就像冒出的缕缕毒气……”这样的呼喊，带有诗人强烈的反抗束缚的渴望，她希望能够在俄罗斯大地上有着自由的空间，然而，真正的理想的人生图景，却难以在这块苦难深重的土地上得以实现。诗人在这个国家看不到出路和希望，所以她宁愿将自己“献身为人质”，换来更多人的幸福与安宁。
如果说这样的献身是一种想改变现实的无奈之举的话，那么在1975年的一首《档案》中，诗人则发出了一种至为彻底的人生质问：“难道从整个世界的混乱中，/从永恒的爱情，以及她的波折中/遗留在时代有力的手掌中的/将只有这三层的一叠纸——/诗歌，人们为此支付微薄的报酬，/账目，我按它们认真地支出……/而信件，却扼紧我的咽喉，/我不用丝带，而要用火焰把它们捆束。”最后留给我们的，还有诗人的一种期许与寻求生活可能性的愿望。诗人从生活的日常细节中，发现了诗歌的梦想，而这种梦想所承载的力量，却是很多事物所没有的。在1975年前后创作的《我的病房是蓝色的》、《记忆深处的某个地方》、《而我仍然觉得》、《有一个人，像未卜先知的神鸟》、《在那一小片云中》等，尤其是像《告别之歌》、《我在白天遭受》这样的诗歌，都是诗人通过回忆和想象完成的抒写，除了少量的带有乌托邦的虚幻情感之外，大部分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升华与想象出的超越性现实，虽有着感性的面貌，却于其中隐藏着深邃而理性的内涵。
当我们总是能在诗人这样的一些诗歌中发现新鲜的诗意，这是诗人于此紧紧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捕捉到了处于那个时代的人共同的心声。所以，在诗人的文字里，我们几乎看不到那种无关痛痒的无聊表达，不是那种带有荒诞色彩的创造性想象，就是具有内在质量的心灵秘语。
有时，她甚至能让自己笔下的诗意达到一种极致的状态。那种在话语实践上的丰富表现力，正是诗人在诗歌创作上拓展了自己精神疆域的结果。
如同上帝的孤儿所应承受，/我不会与命运争辩，/既不会与背叛者，也不会与残暴者/甚至和自己争辩，//而是这样——不用小鸟的鸣唱，/也不用春水的歌吟，/他是以极度的谦逊/摇撼着我的整个灵魂。
在写于1978年的这首《“如同上帝的孤儿所应承受……”》中，诗人以上帝的孤儿自居，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大度与气魄，这不是凌空蹈虚的空泛之论，也不是要张扬一种逆来顺受的忍耐之意，而是诗人有一种对生活的坦然与自信。从这种角度来看，这似乎是一种退守的姿态，就是这种姿态，令诗人无法消解生活的诸多可能，反而却能以一种隐忍的态度拥抱生活。
1979年，英娜参加了地下文学丛刊《大都会》，受到当时苏联当局的警告与惩处。英娜与丈夫利普金和诗人阿克肖诺夫一起，自愿退出了苏联作家协会，以示对作协开除维克多•叶罗菲耶夫和叶甫盖尼•波波夫的抗议。随后，诗人“顺理成章”地被文学基金会开除了，在国内发表与出版作品的权利也被剥夺。这种国家制裁的结局对诗人而言，似乎又成就了她另一番更为自由的现实。女诗人并没有为此感到特别痛苦，相反，她还有一种重获新生的特殊感受：“翻译的必要性消失了。我们开始更多地写自己想写的。这简直太幸福了！我们靠他的退休金和我的残疾补助金生活——我有心脏病。”
作为有担当精神的俄罗斯知识分子，英娜与丈夫利普金以一种不屈的坚强意志，直面专制政府对正义作家的迫害。“在亲爱的祖国被视为叛徒——显然，我得有一颗铁打的心脏。”当她被当作异端力量，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时，诗人反而变得比以前更为彻底和绝决了。这种清醒的态度，也让她的诗歌创作有了非凡的思想力度。
1980年代之后：在自由境界里继续诗意
被当作国家“叛徒”的日子，虽然仍在继续，但诗人内心里随着岁月的流逝与对生命的感念，有一种心如止水的平静。除了日常的生活之外，惟有诗歌能在孤寂的日子里，为诗人带来些许的安慰。当然，有时候，诗人也会不断地追问：生活到底怎么了？它能否留给一个人更多的活法和可能？
对于这些连诗人自己或许都无法回答的问题，她仍旧以道义和良知拷问的形式，以尽力作出明确的回应。
怎么办？我问生活，她说：去死！/怎么办？我问死亡，她说：去生！/为了找点事做，我在烤箱中烤面包干，/窗外雨水淅沥，如同血液里令人痛苦的颤动。//时而是天使拜访我，时而是撒旦，/每一个都从窗户对面的镜中进出，/只是我从来没有在镜中看见过自己，/时光流逝，仿佛流淌的雨水。//我向天使哭泣，但立刻来了另一位，/我以烧伤的手指在我们之间对空划着十字。/我觉得，深夜，就是焚毁的朝霞的焦炭，/可这时烤箱里烤糊了我的面包干。
1981年的这首《“怎么办？我问生活……”》，虽然是一种真切的生活追问，但字里行间却隐藏着独特的感染力。这样的诗歌中，既有细节的微妙展现，如日常生活的“在烤箱中烤面包干”，又有精神的整体观照，如对“时光流逝”的痛惜，对生活无方向感的“哭泣”，这样无奈而又矛盾的状态，或许正是诗歌呈现出的疑虑所昭示的伦理所在。如果是对生活如流水帐般轻描淡写的抒情，可能就没有我们意想中那种直抵人心的话语力量了。
虽然我们经常会在诗人的诗作里，发现一种俗常的悖论。但正是这种悖论，却真实地突显了诗歌的艺术与社会功能。因为诗人总是在追问，在一种焦虑与悲愤的情绪发泄中，留下一份耐人寻味的质疑，这种质疑是对生活的，时代的，精神的，命运的，各种关乎理想与现实之距离的解析。在诗人笔下，生活的悖论所透露出的，或许正是荒谬的现实。这样的现实，是时代意志作用的结果：诗人对强大制度的反叛与违拗，所导致的只能是内心的痛苦与精神备受摧残的折磨。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创作的《“没有无人住的房子，只有无家可归的人……”》、《事件》、《在梦境的林边》、《在飞翔的岁月》等诗歌中，都无不有着诗人在自己的思想之旅中痛苦思索的痕迹，不管是那种体验现实的生活细节，还是以想象的方式完成的抒写，都浸透着一种感时伤世的情怀，都蕴含着一种扭曲创痛的感受。即便如此，诗人仍然有着清醒的思路，她仍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自由而诗性的天空。
在1990年代前期，俄罗斯大地上刚刚经历了一场堪称天翻地覆的“国家革命”，一切都要从头开始。而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界，同样需要注入新鲜的元素，需要流淌新鲜的血液。
假如我真的死去，/请不要相信，我已经死亡，/我生活在汝拉山上，/我化作苍鹰的灵魂。//它生有双头，在国徽之上/张望着生命与死亡，/相信我的哀求吧，/当它吩咐时，那就快去。//快去，你就会遇见我，/你会理解那两只不同的眼睛，/一只是白昼的真理，/另一只是黑夜的谎言。//就让我化作它的灵魂，尽管消沉的翅膀/下面有些霉烂，/假如我真的死了，/请也不要认为，我已经死亡。
诗人在1993年写的这首《“假如我真的死去……”》，虽以假设的形式推测出了未来的处境，但却从中透出了几分血性的真实。这种分行的大气文字里，有诗人历经生活与时代劫难之后的开阔胸襟，也有她希望自己堪当拯救苦难大任的悲悯。这样的诗歌，是诗人理解世事之后的通达，是对生命怀着博爱的心灵自白。
假想自己的死去，会有恍如隔世的感觉，诗人希望像她的前辈诗人与作家那样，以自己的身体与笔墨，铸就符合俄罗斯民族精神的伟大，比如那位有俄罗斯文学精神之象征的索尔仁尼琴，他的经历与作品，就是一部俄罗斯20世纪苦难与道义的浓缩史。
早在1993年4月，还在国外漂泊的索尔仁尼琴就在给英娜•丽斯年斯卡娅的信中写道：“人们好像还曾忧虑：在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之后，由谁来延续俄罗斯诗歌自己的独特性，为其增添光彩，树立威望呢，——这由您达到了，显然，这并非按照既定的计划，而是非常简单，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索尔仁尼琴对诗人的评价，是对一种俄罗斯诗歌理想之召唤的应和，他所谓的独特性，就是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俄罗斯民族特殊的精神经验，或者说是对苦难问题从不回避的一种担当品格，这是英娜作为一个女诗人，对阿赫玛托娃与茨维塔耶娃等人之诗歌精神的传承。
在1994年由普希金基金会出版的诗集《历尽劫波之后》，索尔仁尼琴的这封信被作为序言予以发表。这样的结局，似乎是暗示了俄罗斯文学自从国家变革之后，重新恢复了对文学中人性、正义和生命本质的关注。
在这个世纪的最后一年，英娜凭借自己几十年的精神坚守与文学成就，终于获得了包括官方在内的组织与读者的承认，俄罗斯两个重要的国家文学奖项都颁给了这位71岁的老人。第一次，她获得了亚力山大•索尔仁尼琴奖，能够获得以女诗人最为推崇与尊敬的俄罗斯作家命名的奖项，的确是一次令她兴奋的荣誉。后来，又因诗集《从当事人那里直接听来的》而获得了俄罗斯国家奖。
这两大奖项的获得，对于诗人来说，就是对她所创造的成就的一种认可，同时也是对她那具有创造性文学理想的尊重。如果说诗人的诗作是以情感表达的真挚取胜的话，那么，她对于诗歌技巧的关注，可能就少有人注意了。其实，对于此，诗人还是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和看法的。
在一次采访中，诗人指出了诗歌创作在专业上的区别：“现代诗歌努力借助复杂多变的形式传达出全部的复杂和细碎，其中既有外在世界的，也有内心世界的。这就证实了，诗歌如同医学，出现了非常细致的专业分工。确实，前卫的作品好像个性得多，这些一次性地闪光，每一次，都会创造出新的语言。传统写作更像是用习惯形式的交谈，在那里，个性特点因为语气得以强化，也就是说它们之间有细微的区别方法。”诗人对现代诗歌的态度，持比较宽容的态度，无论是前卫的先锋诗歌，还是传统的诗歌，它们对于诗人来说，都是表达自己所思所感的一种方式，并没有什么优劣之分，而是各种的分工不同罢了。所以，诗人也尝试过用前卫与传统两种形式来创作诗歌，都取得了成绩。而她所不断追求的，并不完全是那种纯技术性的东西，而更多的当是诗歌所表现出的“内心的自由和高超的文学质量”。就像诗人在丈夫利普金去逝之后，所写的几首悼念之诗，比如《“没有你”》中的“没有你，我像没有了民族和家庭的/人，如同一名残兵败将。/没有你，窗外的风景失去生机，/现在的窗子也仿佛明信片一样……”，比如《“你走了，已经不再回来”》中的“你走了，已经不再回来。/对这样的分别想要习惯/比用左手托举右边的太阳/还要困难”，这样的句子，仍然那么富有真挚的感情，完全不像是出自一个年近80岁的女诗人之手。
诗人在理性之中，仍然透出了诗歌的激情，而在内敛、隐忍的情状里，却又彰显出几分宽广、睿智的内涵。有时是一种冲淡清洗的文字，有时却又是一种浓厚情感的笔墨。她以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让她的诗歌作品也相应地透出自由的精神，展现鲜活的世界。
对于灰化的土壤，我——是灰烬。/但善恶之树/记得，我从前某个时候曾是/树干年轮中的一环。//但是我的认识一点不少，/我看得清楚，如同透过玻璃，/我，沿年轮注入果实，/供养着善与恶。//没有从善中识别恶，/树皮收藏了我。/而你却撒谎说，我在昨天/从你的肋下诞生。
这首诗人于2006年年底创作的《树》，也是由自然之物引发的对生命岁月的哲理思索，具有很强的知性倾向，即在想象与理性的交织中，幻化出一种有根基的人生境遇。尤其诗意是在善、恶与树的年轮、树皮这些意象中穿梭，虽有一种对人生局限和障碍的突破之意，但仍是困难重重，而这并不影响诗人通过想象“树”这种静物，看透人生里所隐藏的美丑之别。
写《树》这首诗时，诗人已经78岁，但她的诗性感觉与想象力，丝毫不减当年。尤其是那种敏锐的理性穿透力，随着沧桑的来临，却变得愈发尖锐、透明，且富有力量感。在创作《树》的前后几年，诗人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都表现出了一些新的思考生命的迹象，同时也呈现出了一种新的情感美学，如为逝去的丈夫所写的《“阳光好像车轮一样”》、《“我从自己的黑暗中……”》、《在墓地与教堂间的草地上》、《在无边无际地遮蔽下》、《在这样的夜晚》、《我穿上了你的坎肩》、《一切旧事在大脑中混淆——》等诗歌，虽是对丈夫的一种深深的追忆与缅怀，但我们却能够看出，诗人于其中蕴藏着自己的沉重、私语和更加强劲的宽广经验。在已经到来的孤寂岁月里，诗人仍要坚强地守护着两个亲密之人共同创造的尊严，仍要平静地面对即将到来的生活。
如今已有80高龄的女诗人，仍然笔耕不辍。对于自己钟爱一生的诗歌，她一如继往地表现出了相当的热情和兴趣。她曾经说过：“我认为诗歌就是文学的灵魂。如果对人的灵魂失去了兴趣，那当然，也会对诗歌，相应地对文学失去兴趣。”如此言辞，不用解释，也足以体现出诗歌在诗人心目中的分量。
现在的英娜，虽然经历了整个俄罗斯民族在20世纪所遭遇的诸多苦难，虽然她也像大多数俄罗斯知识分子一样饱经沧桑，但她却以自己的恬淡与恪守，以自己对诗歌的虔诚与持续性写作的不屈精神，征服了很多俄罗斯年轻的读者，甚至包括许多国外的诗歌爱好者。以她对俄罗斯民族博大的诗歌精神的传承，从绝望之中挖掘希望，从悲悯之中发现力量，这或许才是诗人的与众不同之处。正是这种丰富的人生经历与生活感受，才让诗人得以在几十年的文学历程里建构自己独特的诗歌美学，才得以在自己的文学理想国与现实世界的交汇处，坚守一份执着，寻获一片自由而诗意的空间。
(注：本文所引的英娜•丽斯年斯卡娅诗歌及俄罗斯相关评论，均来自李寒的翻译。)
对于能在世界的那个国度被授予诗歌奖这一荣誉，我感到莫大荣幸。在那里，诗歌总是历久弥新，富有现实意义，并为人民所需要。——英娜·丽斯年斯卡娅
人们好像还曾忧虑：在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之后，由谁来延续俄罗斯诗歌自己的独特性，为其增添光彩，树立威望呢？这由您达到了，显然，这并非按照既定的计划，而是非常简单，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索尔仁尼琴致英娜·丽斯年斯卡娅的信（1993.4）
英娜·丽斯年斯卡娅（以下简称 安娜）是“诗歌与人·诗人奖”的第五届得主。这个奖项虽然是民刊“诗歌与人”创立的国际奖项，但评委实际上只有一人，即该刊物主编黄礼孩先生（我第一次听黄先生说起时就囧了）。我与黄先生有过数面之缘，书柜里亦收藏有两三本“诗歌与人”（年刊）。好吧，我承认两三本很少，尽管只是个学生。
今年三月份到一个诗歌朗诵会上打酱油，碰巧得赠今年刊的“诗歌与人”，便是这本《英娜·丽斯年斯卡娅诗选》。会上同行的mm拿着这本书给黄先生签名，题辞是：愿诗歌给你带来人生美好的一刻。
面对这样一位中国读者几近完全陌生的诗人，文本解读显然需要时代背景的支撑。英娜1948年开始发表作品，1967年与同为作家的丈夫谢苗·利普金结婚（好吧，我第一次看成了普希金…）1979年，与利普金参与了地下文学丛刊《大都会》的编辑出版工作。杂志被查禁后，丛刊年轻的参与者维克多·叶罗菲耶夫和叶甫盖尼·波波夫被苏联作协除名；为表示抗议，她和丈夫以及瓦西里·阿克肖诺夫也随即自愿退出苏联作协。此后，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她的作品大多在国外发表。
诗人的这种境遇，让我不由想起《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他没有像英娜一样看到恢复声誉的那一天，但他曾说过：“当我写作《日瓦戈医生》时，我时刻感受到自己在同时代人面前负有一笔巨债。写这部小说是试图偿还债务。当我慢慢写作时，还债的感觉一直充满我的心房。多少年来我祗写抒情诗或从事翻译，在这之后我认为有责任用小说讲述我们的时代……”
而同样有知识分子良知的英娜，将她的孤独、不懈、责任、不忿乃至泪水，都托付给了诗歌。
在我的阅读体验中，鲜有如英娜的诗歌般震撼人心的作品。在阅读这本诗选时，我也同时在读《诗经》。英娜的诗歌与《诗经》有个鲜明的特点，几乎都是以诗歌首句作为标题。这种奇怪的比较，却让给予我一种莫名的亲切。
英娜的诗歌，由于的民族文化的差异，以及我对俄罗斯的浅薄了解，其诸多意象与用语反而呈现出陌生化的效果。这无疑是一次刻骨铭心的阅读，让我再一次让自己确信人性、良知的存在。我非常喜欢其中一首：《人们把土豆、猪油拖向市场……》。光看标题确实是一种很新奇的认知，但沉重的思绪却弥漫着整首诗歌。
人们把土豆，猪油，浆果，瓶瓶罐罐，
破衣烂衫，拖向市场……
我觉得很好，我还不知道
这买卖是成功，还是徒劳。
对面楼上两个朋友有些疲惫
他们喝得酒气熏天……
我觉得很好，我还不知道
他们是出于友情，还是无聊。
居民区入口，墓地的旁边，
乌鸦们无所事事地嘶叫……
我觉得很好，我还不知道
它们是为了遗骸，还是荣耀。
老党员从被窝里摔出
“真理报”——都是令人厌烦的胡扯……
我觉得很好，我还不知道
是信仰它，还是盼着它倒掉。
监狱的囚车从火车站
开往冻土地带，那里充满饿狼的嗥叫，
我觉得很好，我还不知道
他们是自由，还是命丧荒郊。
（1969年）
译者出色的翻译，为我们如此真实地再现了这首荒凉的、无奈的却又饱含良知的诗歌。是信仰它，还是盼着它倒掉？时代的叩问，从诗人之口说了出来。
英娜的诗歌，常常填满孤独的色彩。孤独不等同于寂寞。寂寞是被遗忘，孤独则是庄子式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值得注意的是，英娜有少数的诗歌是独立标题，这往往昭示着那首诗之于她的意义。如她在这首《孤独的馈赠》（1970年）中所说：
而我会得到
孤独的馈赠，
它干涩，激烈，
如同大海里的火焰。
我们会发现，“大海里的火焰”、“蓝色”等意象或修饰常常在英娜的诗歌中呈现，这无疑和诗人的人生经历紧密相连。抑郁、孤独在这首小诗中更为淋漓尽致：
那些日子，当莫名涌动的忧郁
突然袭来，
我，通常会把两只手套
忘记在暖和的出租车上。
不知不觉我已站在莫斯科郊外的林间，
把双手深深插入袖口里，
我这样站着，就像站在教堂的
唱诗班里，而我却忘记了词句。
（1970年）
诗人已冷，心冷，冷得忘却了手套。唱诗班的众口一词，束缚不了追求自由的灵魂；双手插入袖口，自我是唯一的拯救。诗人另一首诗歌《哦，那些词语多么令我痛苦》也很明显的表达了这种情感。
哦，那些词语多么令我痛苦！
它们流淌着，像从额头滑落的雨滴。
主流的词语
隐匿了次要的涵义。
一切都在逐渐改变，
寒霜被称作白银，
甚至生活已经不能
与我忧伤的手艺相融。
生活曾在我的眼前
而一切隐藏在字句里，
就像书页之间
夹起一枚槭树的叶片。
只有在死神的面前
一切事物才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钉子成为钉子插在自己的空中，
而高处成为了天空。
之前我的老师兼编辑跟我说，黄礼孩擅长写诗评。我深以为然，故在此引用他在诗选的序中对此分析：
是什么样的词语让诗人痛苦？它不是主流的词，也不是隐匿了涵义的词，不是篡改了生活本质的词。在诗人内心流淌的词，它是呈现、是真相、是道义、是良知、是忧伤、是愤怒......
但现实的生活中词语被伪装被代替被隐藏，是指鹿为马，是“寒霜被称作白银”。在一个无法真实说出事物本质的时代，诗人认识到“只有在死神的面前，一切事物才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世上所有的事物都在死亡的面前止步，也只有在死神面前才找到自己的位置。诗歌道出了时代的不平、不公和黑暗，也写出诗人内心的痛苦。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盛赞诗人 “作为一名杰出的抒怀诗人，您闻名于国内和世界，享有极高的声望。您的作品以其精美的风格和深刻的印象，成为俄罗斯文学中最为鲜明和显著的现象之一。”英娜·丽斯年斯卡娅和她的作品，继承了俄罗斯民族诗歌的月亮阿赫玛托娃的伟大传统。英娜致阿赫马托娃：
到这儿来吧，这里有忘却的背叛
有与良心混淆的耻辱，
她走来，如此平凡，又如此傲慢
把我从每一个清晨唤醒。
我走近她不停地追问：
我们往哪里去，为何而去，
为什么我们要用鲜红的玫瑰
抽打自己的前胸？
这什叶派的仪规，
本来就不是女人所应知晓。
由于这深藏内心的话语
为什么伤口每天都在剧烈燃烧？
（1973年）
她走来，如此平凡，又如此傲慢
把我从每一个清晨唤醒，
愿诗歌给你带来人生美好的一刻。
感谢品读，收藏了！
瞎扯一通,拾人牙慧,见笑啦~
这个只有顶礼膜拜的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