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60年文化发展
2009-9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贺绍俊 等著
670
1949年l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60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奋勇向前、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60年，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从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强的60年，是举国上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创社会主义大业的60年。60年峥嵘岁月，60年沧桑巨变。当我们回顾60年奋斗业绩时，感到格外自豪：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正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系统回顾和记录60年的辉煌历史，总结和升华60年的宝贵经验，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刻领会和科学把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党的领导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民族自豪感，大力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时代主旋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在新的历史起点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深入推动科学发展，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选择。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是世界上一个强大的封建帝国。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入，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华民族沦落到苦难深重和任人宰割的境地。此时的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富裕；需要解决两大矛盾：一个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一个是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我们民族面对的历史任务，决定了近代中国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也才能开启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之路。历史告诉我们，一方面，旧式的农民战争，封建统治阶级的“自强”“求富”，不触动封建根基的维新变法，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以及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都不能完成救亡图存挽救民族危亡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都不能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贫穷、落后、分裂、动荡、混乱的苦难深渊中；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因此，中国必须选择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中国的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后，中国革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党全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最终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纪元！新中国成立初期，西方国家采取经济封锁、政治孤立、军事包围等手段打压中国，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紧紧抓住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一中心环节，在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同时，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从1953年到195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计划有步骤地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和转变，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邓小平同志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中，对中国为什么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作了明确的说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但是，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艰辛的过程。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代表着人类历史前进的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毛泽东同志很早就指出：“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有这种认识，所以这种探索贯穿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分析当时国内外形势和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开始了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道路”的历史性探索。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力图在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中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反映了曾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之后求强求富的强烈渴望。探索者的道路从来不是平坦的。到了50年代后期，党的指导思想开始出现“左”的偏差。特别是60年代中期，由于对国际和国内形势判断严重失误，“左”倾错误发展到极端，造成了延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创伤，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十分困难。1976年我们党依靠自身的力量，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内乱，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社会主义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冲破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束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从此以后，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经济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国有企业到其他各个行业势不可挡地展开，对外开放的大门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毅然决然地打开了，社会主义中国又重新焕发出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进行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巩固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当代中国探索出了一条真正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正确道路。
该书系客观记录了新中国60年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全面展示了新中国60年来社会主义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深刻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宝贵经验，生动宣传了新中国60年来我国各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及社会主义中国对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所做出的伟大贡献。
第一单元 文学艺术 第一章 在磨砺中走向成熟的文学艺术创作(1949～1979) 第一节 时代的呼唤与英雄的传奇 第二节 现实生活的赞歌与战歌 第三节 写“真实"与“干预生活” 第四节 革命现代戏的再解读 第五节 艰难的选择与艺术的尊严 第六节 血泪的进发与燃烧的地火 第二章 不断走向开放的文学艺术创作(1979～2009) 第一节 从“伤痕”到“反思” 第二节 变革现实的激情 第三节 文化之根与现实之流 第四节 现代先锋新潮 第五节 都市个人化女性 第六节 民间边缘化知识分子 第三章 与现代性同步共振的当代文艺思潮 第一节 “民族”与“阶级”的话语转换 第二节 关于现实主义的论争 第三节 “文学是人学”的真诚探寻 第四节 “现代化与现代派” 第五节 文学本体性的讨论 第六节 商品化与大众化 第七节 “人文精神”大讨论 第八节 后现代的浮出 第四章 建立良好的当代文艺生态环境 第一节 中国文联、作协的产生及其影响 第二节 当代中国的文艺奖项与评奖机制 第三节 文学期刊与中国当代文学 第四节 现代化的文艺传播方式与对外交流第二单元 新闻出版 第五章 新闻出版发展回顾(1949～1977) 第一节 新闻出版事业的整合(1949～1956) 第二节 曲折前进的新闻出版界(1957～1965)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中的新闻出版界(1966～1976) 第六章 新闻出版改革历程(1979～2009) 第一节 新闻出版界拨乱反正(1978～1982) 第二节 新闻出版改革初见成效(1983～1991) 第三节 改革与发展并重(1992～2002) 第四节 深化改革——科学持续发展(2003～2009) 第七章 改革开放后新闻出版事业的大发展 第一节 音像电子出版事业大发展 第二节 中国广播电视业大发展 第三节 中国数字传播与数字出版大发展 第四节 新闻出版管理及活动规范第三单元 影视艺术 第八章 红色年代新中国电影的国家话语(1949～1976) 第一节 社会主义电影事业的创建 第二节 共和国初期中国电影“光焰夺目”的起步 第三节 政治风云中的电影品格和修辞 第四节 “十七年”电影的创作特点 第五节 政治较量中的电影格局 第九章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电影艺术的发展 第一节 新时期中国电影的变革与探索(1977～2002) 第二节 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的和而不同(2002～2009) 第十章 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略 第一节 早期发展(1958～1978)：在粗糙和混沌中踟蹰前行 第二节 快速成长(1979～1991)：在探索和尝试中步人成熟 第三节 狂飙突进(1992～2009)：在传承和创新中强势影响 第四节 理论贡献(1958～2009)：拓荒、觉醒与收获 第十一章 中国电视艺术的辉煌成就 第一节 中国电视剧艺术的蓬勃发展 第二节 中国电视纪录片和电视动画片的辉煌历程 第三节 中国音乐电视和电视电影的发展第四单元 大众文化 第十二章 革命时代的大众文化(1949～1978)：主导意识形态下的群众文化 第一节 民间艺术形式成为一种沟通语言 第二节 “为现实服务”的宣教意识 第三节 群众文化的理论反思 第十三章 转折时期的大众文化(1978～1992)：思想解放的风向标 第一节 情感解禁后大众文化的勃兴 第二节 “风化”的政治含义 第三节 “不革命”文艺的合法性 第十四章 开放时期的大众文化(1992～ ) 第一节 泛娱乐化倾向 第二节 娱乐平民运动 第三节 娱乐即经济 第十五章 大众文化的多元价值取向 第一节 大众文化的社会批判意识 第二节 大众文化中意义的消解 第三节 大众文化的低俗化倾向
建国后50年代至70年代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相对独立的时期。通常人们会把“当代文学”的“渊源”追溯到1919年“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兴起，而它的“直接源头”则是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这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具有深厚的文学传统、文化传统与精神传统，这一传统的要旨即是对文学一体化的理想建构，正因为如此，中国新文学的主流作家，才会为一种至善、至美的社会和文学形态的目标所激励、驱动，才会在紧张冲突的寻求中，不断调整自己创作的心态和脚步，以期达到文学的理想境地。纵观这一时期的文学，我们会发现，正是他们的推动创造了这样的文学局面：一个在思想和艺术上高度集中、高度组织化的文学世界。这个文学世界中的“文学事实”——作家的身份，文学在社会政治格局中的位置，写作的性质和方式，出版流通的状况，读者的阅读心理，批评的性质，题材、主题、风格的特征——都实现了统一的“规范”。在这样的文学环境中，主流作家的心是明朗的、愉悦的，甚至是骄傲的，毕竟他们亲历了这样一段走向理想化的进程，并最终赢得了来之不易的胜利。应当说他们真诚、热切、崇敬、赞美的精神情绪回荡在那个时代。还应看到在50年代之后，又有一批更加符合时代和政治需要的作家进入了创作队伍，并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心力量。杜鹏程、吴强、曲波、浩然、李瑛等年轻的具有高度政治自觉性的作家们普遍认为，他们凭借着先进的世界观，一定能够在创作中客观真实地表现生活，发现和解释世界的规律。因而在他们内心情感的深处，是对自身写作的欢欣，是一片单纯的赤诚和获得真理后的自豪。建国初期，在各类题材的小说创作中，最先取得较好成绩、表现出创作生机的，是革命战争小说。在这些小说中，塑造了大量的具有浓厚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英雄形象。革命战争小说的繁荣与英雄形象的涌现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源于创作群体的一种共同心态。建国后相当数量的作家是从革命战争中走过来的，自身的经历使他们对革命战争有着深切的体验，对于用血肉之躯创造新生活的战士们怀有真诚的赞美、敬仰之情。写《保卫延安》的杜鹏程，写《铁道游击队》的刘知侠，写《红日》的吴强，都沐浴过战争硝烟。杜鹏程作为新华社记者，跟随西北野战军的一支部队，转战于陕北，参加了许多次战斗，走遍了西北的大部分地方。吴强在部队长期从事宣传领导工作，亲身参加过抗日战争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等重大战役。他们由文化宣传工作转向文学创作，可谓有着天然的创作优势。其次，新中国建立之后，新政权也不断倡导歌颂“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刻画正面的英雄形象”。正如周扬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所呼吁的那样：“假如说，在全国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有资格记录这个伟大战争场面的作者，今天也许还在火线上战斗，他还不能写，那么，现在正是时候了，全中国人民迫切地希望看到描写这个战争的第一部、第二部以至许多部的伟大作品！这些作品不但要写出指挥员的勇敢，而且要写出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战术思想，要写出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如何在人民军队中贯彻，这将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历史上最有价值的艺术记载。”以上种种因素，促成了革命英雄小说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高涨。其中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冯志的《敌后武工队》、刘流的《烈火金刚》、杨朔的《三千里江山》、陆国柱的《上甘岭》，在当时是家喻户晓的小说。被冯雪峰誉为“英雄史诗”的《保卫延安》(1954年出版)是第一部大规模正面描写并讴歌人民战争的长篇小说。作品全景式地反映了1947年毛泽东、彭德怀领导的延安保卫战，歌颂了广大军民浴血奋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画面。作品在艺术上有其独特的风格。首先，作家着力把英雄人物的高尚、壮美的精神世界和对战斗生活的深入思考、强烈的激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且通过诗般的语言表现出来，它浸透着作家对战斗生活的深入思考和强烈的激情，它不是在空洞乏味地议论和矫揉造作地抒情，而是体现出一种哲理性与诗情的有机结合。其次，《保卫延安》具有宏大壮阔的史诗构思。文学理论家冯雪峰在《论》里提出，“以这部作品所已达到的根本的史诗精神而论，我个人是认为它已经具有古典文学中的英雄史诗的精神；但在艺术的技巧或表现的手法上当然还未能达到古典杰作的水平。”所谓史诗性大都体现在作品中所具有的宏大的结构、众多的人物形象，以及对战争的全方位描摹。《保卫延安》正是以点、线、面结合的方式，以高昂雄魄的气势正面描述了延安保卫战的全过程、刻画了一个充满阳刚之美与浩然正气的英雄群体。作品中着重表现的英雄人物是“钢铁战士”周大勇，叙述了他从一个孤儿，经由长征、抗战和解放战争的磨炼最终成长为英勇善战的基层指挥员的历程，通过这样一个普通战士的成长过程也揭示了我们军队的艰苦卓绝的成长历程。再次，作品在表现领导人物时采用了艺术情感与历史纪实相融合的方法，从而确立了当代战争小说人物塑造的基本方法。作品中的彭总，是第一个在文学创作中被塑造出来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典型。他既是一个真实的将军，又是一个概括了同时代的老一辈革命家对党对人民鞠躬尽瘁、赤胆忠心的典型形象。最后，《保卫延安》充满了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激情。正如作者所说：“一定要写出一部对得起死者和生者的艺术作品。要在其中记载：战士们在旧世界的苦难和创造新时代的英雄气概，以及他们动天地而泣鬼神的丰功伟绩。是的，也许写不出无愧这伟大时代的伟大作品，但是我一定要把那忠诚质朴、视死如归的人民战士的令人永远难忘的精神传达出来，使同时代人和后来者永远怀念他们，把他们当做自己做人的楷模。这不仅是创作需要，也是我内心波涛汹涌般的思想感情的需要。”195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红日》是吴强的成名作，更是一部规模宏大、具有史诗意味的描写革命战争历史的长篇小说。小说以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最后在孟良崮全歼国民党七十四师的史实为依据，以1947年涟水、莱芜、孟良崮三个战役作为情节发展的主线，对一个军队由挫败到胜利的战斗历程作了全景式的描述。作品同《保卫延安》一样，重在塑造一群勇于斗争、意志坚定，充满革命乐观精神的英雄人物。但是《红日》更注重揭示他们的情感世界、精神风貌，他们首先是有着七情六欲的普通人，然后才是叱咤风云的英雄。在优秀指挥员沈振新、梁波的身上不仅闪耀着灼人的性格魅力，更具有无比丰富的内心世界。特别是连长石东根这个人物，突破了以往文学作品中写一般英雄的模式，成为一个存在着人性弱点的、真实而生动的英雄人物。此外，《红日》在对敌军人物刻画上也突破了以往军事题材作品中对敌人作漫画式处理的方式，作者将他们作为现实中的人来写，表现出他们作为军人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作品中重点描写了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这个被称为“常胜将军，，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既写出他刚愎自用、狂妄骄横、色厉内荏的一面，也写出他作为王牌师师长精明强干、指挥若定的一面，塑造出一个性格丰富、具有现实感的反面人物，这也是“十七年”小说中少见的成功的反面形象之一。总之，《红日》在塑造军人形象上取得了巨大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