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播学30年
2010.6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王怡红,胡翼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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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怡红君送来厚厚的一大迭书稿,令我作序,在下衔命而从之。翻阅着这部书稿,仿佛在亲历一个学科的成长史,重温昔日的学术活动篇章。是啊,传播学从1978年伴随改革开放的春风而进入中国大陆以来,已经走过整整30个年头的岁月!如同当今中国社会一样,传播学也是蓬蓬勃勃发展,显示出充沛而鲜活的生机。从细嫩的萌芽破土而出,.到长成一大片郁郁葱葱的森林;从屈指可数的几位传播学介绍者,到壮大为一大群卓有成就的研究者。看到这一切,我们最不缺乏的就是兴奋和自信。怡红及其课题团队选择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切入,即从编年史的角度爬梳和整理传播学走过30年的历程。这样做的好处是,至少重要事件、重要论著、重要活动等大体可以做到不会遗漏。可以设想,假如按类别归纳撰写,恐怕难度不知要增加多少。当然,即使是现在这样,可能这本书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和缺点,也可能这本书在评价论著及其作者方面存在某些偏颇和失公,还可能这本书在材料取舍方面有所遗憾,但这本书总算给了我们一个比较完整、比较系统、比较清楚的学科成长交代,因而有助于我们对传播学科发展的总体把握。从这个意义上讲,怡红及其课题团队做了一件很有价值的学术工作。虽然不敢妄言以后有无学者,但可以肯定地说,这本书是前无来者的。翻阅这部书稿时,正是达沃斯论坛开会之际。据报道,“中国”一词在本次会议上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国家,平均每5分钟出现一次,会议发言者几乎没有不提到中国的,反倒是发言不提中国的似乎都成了落后于形势的不懂得最新时尚的另类。喜欢创新的外国精英们这次又推出了一个新词,叫“中国密码”。其中的意思是,中国发展模式是一个密码,现在无人能解。的确,上世纪90年代初,外国拼命叫嚷“中国崩溃论”;过了一阵儿,发现中国非但未见崩溃迹象,反而更加壮大,生猛地跨入21世纪,于是又大喊大呼“中国威胁论”;中国仍旧不理不睬,继续坚实地前进,外国一看招数失败,马上又换面孔,柔情蜜意地呼唤“中国责任论”。其实,无论是过去的崩溃论、威胁论、责任论,还是现在的密码说,都表达出这样一个实质性意见:看不懂中国。不要说那些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国外著名专家看不懂中国,连中国自己的许多专家也解释不清龙腾虎跃、气势壮观的中国景象。更有意思的是,迄今人类出版的经济学著作中,没有任何一种经济学理论能够说明中国30年成长的事实。
本书由四部分组成。第一篇为编年史,着重描述了传播学研究在中国立足与发展的全过程,呈现了研究道路逻辑演进的来龙去脉。第二篇为专题研究报告和综述文章,集中重访了传播学30年来重要的研究领域,并运用批判的视角,反思传播研究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三篇为学者自述,通过部分学者的个人学术道路回顾,记载他们与大陆传播学发展的相互联系、独特贡献和重要的学术观点,以求较完整地反映该学科与学术群体之间相互影响的历史原貌。第四篇是由4篇资料文章与4个索引构成,旨在为读者的深入研究提供方便。
王怡红,辽宁沈阳人。1988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获法学硕士学他,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传播理沦、中国社会人际沟通的观念形态与交往行为研究。代表著作有《人与人的相遇——人际传播沦》,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等期刊上发表论文50多篇。
总序 一项有价值的学术工作前言导论第一篇 编年史 1978年以前 1978年 1979年 1980年 1981年 1982年 1983年 1984年 1985年 1986年 1987年 1988年 1989年 1990年 1991年 1992年 1993年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第二篇 研究报告 中国大陆传媒受众调研的发展历程 走向专业化:中国大众传播研究30年 中国大陆人际沟通研究与问题探讨 中国组织传播研究源起、脉络与发展 三十年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素描(1978~2008) 从媒介批评到传播行动主义 关于媒介与性别领域的学术进展的研究报告(1993~2008) 富有活力的研究新领域(1994~2007) 中国大陆网络新媒体研究历程、问题与前景 中国大陆广告学研究30年(1978~2008) 跨越与开放:中国传播学跨学科研究30年历程与意义探寻 三十而立:中国传播学研究群体的 发展历程与时代特征 探索与立场:30年中国传播学研究的五次争鸣 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综述与反思第三篇 学者自述 序:传播学发展史中的个性化身影 在对研究的反省中进步 从美国到中国:我的传播学心路历程 结缘传播学 我与跨文化传播学研究的不解之缘 研究中国传媒之旅 读书教研三十年,八万里路云和月 研究对象中国化 贴地慢行,慎思细问 新闻传播理论研究领域的华丽转身 从“边缘邂逅”开始的学术之旅 我为什么选择受众研究? 我的学术经历 我的广告学术生涯 我的学术师承及学术交流- 从个人的经历看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发展 传播的螺旋——关于职业生涯由来的片段追忆 传播学及“中国传”在中国破冰之旅(1982~2002) 有所思 架桥铺路、沟通中西是我的梦想 走在路上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无学之学,可为大学” 传播研究为中华复兴 寻找理解与沟通的可能性 传播学——我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孜孜以求,水滴石穿 我与传播学的结缘 做一个融合的国际化学者——我的学术进路20年 历史•机遇•使命 我的二十年 我与传播学研究 渐渐清晰的道路 我与传播学 此情可追忆,其事多茫然 来者犹可追 依然在仰望星空 挥不去的夙愿 怀念敬爱的张隆栋先生:中国传播学的开山者 怀念我的老师张黎第四篇 文献资料与索引 传播学学术研讨会资料 《中国新闻年鉴》 传播学重要学术期刊简介 新闻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综述(1983~2008) 中国大陆传播学著作出版现状简介(1983~2008) 传播学主要著作目录(1983~2008) 关键训 中外人名 机构后记
插图:研究领域的开拓与相关主题在传播理论研究方面,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受到了更多研究者的关注。张军芳对芝加哥学派领军人物罗伯特·帕克的传播思想进行了专题研究,提出帕克对传播学所做的贡献在于将传播看做一种互动关系和社会存在的基础。针对芝加哥学派的研究,黄旦和李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传播学者纷纷赋予芝加哥学派思想以重要地位,尤其是“符号互动论”被视为该学术的源头,但是在传播学术史上,勒温、霍夫兰等人的“四大奠基人”传统却占居主流。虽然黄旦等对此问题做了解答,但胡翼青的观点也是针对这个问题的回应。他认为: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理论与方法为传播研究建构了具有人本主义色彩的研究范式,可以使传播研究在传播与人性和社会生态的关系方面获得拓展。胡翼青在其后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又提到了芝加哥学派对传播技术范式的孕育所起到的积极作用。2006年前后,传播思想史讨论的热点无疑是媒介环境学,尤其是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麦克卢汉和伊尼斯受到关注,尼尔·波兹曼和约书亚·梅罗维茨等纽约学派的代表人物传播思想也备受关注。毛峰在探讨伊尼斯的传播思想时提炼出了“文明传播”的概念。他概括了伊尼斯在文明与传播关系方面的主要思想。伊尼斯认为:文明在确立、生长、扩张与绵延的过程中会不断遭遇传播问题。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是否合理流动分配、文化价值是否被大多数社会成员共享共信,是这一文明能否实现内部整合的基础;而在外部扩张上,文明对自然的开发是否超过自然所能忍受并自我修复的限度、文明是否能合理对待其他文明中的社区与人群,更成为文明生死存亡的关键。文明在传播过程中会出现“偏向”与失衡,往往会致文明于死地。因此文明传播的悖论在于:文明在物质、技术以及媒介层面的进步,常常打乱了固有的文明传播秩序,尤其是文化信息的骤然增加与分歧杂乱,使原本共享共信的文明价值被怀疑并否弃,最终使文明成为传播的牺牲品,文明由于传播的偏向而堕入战乱、崩溃等非文明的野蛮状态。除了对麦克卢汉到底是不是技术决定论者的论争外,关于如何翻译媒介环境学这一概念问题也是论争的焦点。何道宽、李明伟、梅琼林等学者倾向于将这个概念翻译为“媒介环境学”,以区别于国内所谓媒介生态的研究,而武汉大学单波等人仍坚持使用媒介生态学这一概念。批判理论研究领域关注的焦点仍然是不同学派的对比研究。杨击认为,英国的文化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一样,都是对媒介的批判与质疑,不过前者是从观察从经验出发的,注重的实际权宜而非理念。而后者是从理念和理性出发的。英国人从实际出发的批判,有效地制止了后现代思潮对人类追求确定性的全面颠覆。另有研究者认为,文化研究学派抛弃了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分析中的机械成分,对大众文化中蕴含的能动力量给予了一定的肯定,认为大众可以控制消费。
读者现在看到的这份研究成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所于2007年立项的一个重大研究课题,由传播学研究室提出课题申请和组织研究的。该课题组最终由13位成员组成:王怡红(传播学研究室)、胡翼青(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07年新闻所访问学者)、张丹(传播学研究室)、杨瑞明(传播学研究室)、姜飞(传播学研究室)、谢明(传播学研究室)、王凤翔(传播学研究室)、胡河宁(温州医学院组织传播研究所,2006年新闻所访问学者)、卜卫(新闻学研究室)、孟威(网络学研究室)、张威(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06级硕士生)、向芬(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06级博士生,现留所工作)。传播学室的全体同人都参加了这项课题的研究。要从纷繁而杂乱的资料中,隔着中国社会30年变革的巨大时空,为传播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书写历史篇章,我们无法以奔跑的方式,贴近这段时间带给我们的启示,体验这条研究道路的漫长,也无法在绕场一周之后,直接到达预定的研究目标。我们是把这一研究过程看作一次高难度动作的训练,当作一次又一次学习和磨炼耐性的机会,让自己慢慢地接近这个目标。曾任教香港中文大学的余也鲁教授在回眸中国传播研究的历史时这样写道:“在这已逝的将近一万天中,传播学的教育和研究,在肥沃的黄土地上蓬勃发展,无论是专业设立的速度,论文的数量,学术会议的频仍,攻读与从事此专业的人数,以及内容的丰富,多样与涉及领域之广泛,都是空前的。几乎可以说,在中外历史上都是举世无双的。这一页历史的整理与爬梳的工作,也就极之艰巨。”正是如此,我们这个课题组背负着历史重任、学术标准、各方信任与支持等多重压力或动力,在文献资料的搜集与爬梳中,行行重行行,遍历传播学在中国发展30年的历史足迹,历经困苦与艰辛,现在我们终于到达了预定的终点线。也许,我们想听到一些短促而轻微的掌声;也许,我们还有很多无能为力的遗憾,还有许多感觉与失败的地方,包括那些漏记的人与事。缅怀流逝的时光,一番辛苦与收获足已构成我们的多重体验。我们心里明白,学无止境,日复一日,死而后已。这唯一不同于以往的,只是留在这本书里的一次永远值得我们珍惜的相互激励与愉快合作。这项研究是从2007年5月开始着手准备的。初衷是想做一本“传播学在中国发展30年大事记”。为此研究小组多次组织召开过讨论会,交换与交流研究心得和想法。随着研究的深入,课题研究框架和内容也不断得到修改和充实。除了13位研究者个人所承担的研究任务之外,姜飞、谢明、张威为初期研究方案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思考与帮助;胡翼青作为本书的主编之一,撰写了编年史的初稿,并全程参与了本书的组稿、修订和编排、出版工作;杨瑞明、张丹作为本书的副主编,除撰写研究报告外,承担了全书编年史、研究报告与学者自述等的编辑、修订和部分组稿工作;谢明、张威、王凤翔、向芬等也为编年史部分提供了资料。卜卫和孟威贡献了她们的新近研究成果;王怡红为该课题主持人,负责课题项目的提出与申报、研究架构的设计与表述、研究过程的组织与召集,参加了编年史的写作,并负责全书的主编工作。
《中国传播学30年(1978-2008)》:传播学西来新新而起正值中国社会变革之际占称30年为一世为传播学的10年发展立传即使通过缩年体的书写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无
系统回顾传播学在中国30年发展的大书,有多个专题文章,最有价值的就是那些前辈的学术回顾~
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对今天传播学的发展甚是有意义。
对于专业学生和老师来说,是一本很好的书,全面了解三十年来的中国传播发展脉络。
这本书是帮朋友买的,朋友说很好。
因为论文要用。有幸听过其中一个作者胡翼青的讲座,觉得很受启发,有大家风范。
前半部分类似于编年史,后边部分是综述性文章和学者自述,多角度反映传播学发展,可以当工具书使。就是书看起来不够新,有些脏。
书内容很好。书一般。
这本书其实含金量很高可是书送来的时候实在太让人生气了封皮上全是灰就不说了封面折页撕裂了一道口子 还有胶水粘的痕迹虽然说重在内容可是拿到新书是这样的品相 心里还是不免感到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