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事与人物
2013-4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沈云龙
无
1958年,我写过一本《现代政治人物述评》,由香港自由出版社印行。曾请史学家左舜生先生作序,他认为“读来确比读‘清史稿’里边那些传记文学要感兴趣得多”,并且“觉得其完整与正确,也决不在近人薛福成、恽毓鼎、梁启超、罗悖最诸家所写这类纪述文字之下”。前辈推许,使我汗颜。嗣将该书改由台北文海出版社发行增订本,增加篇幅约三分之二,共三十余万言,事实上只是汇集一些零星短篇而成,算是我辞去公职后转向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起步。 至于长篇的述作,曾相继由“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出版《黎元洪评传》,联经出版社出版《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尹仲容先生年谱初稿》及《徐世昌评传》等专书,大抵以传主或谱主为经,有关史事为纬,运用传纪体和编年体的混合体裁加以剖析叙述,凡所涉及史料,必多方搜集,旁征博引,予以适当剪裁和处理,并详加考订,不厌其烦,以致每本书从十万字到百万字不等,虽耗费不少时光和精力,却仍乐此不疲,垂老无悔。因为这是我自1949年来台以后,自行摸索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些成果,遂亦不免有敝帚自珍之感! 我治中国近代史,抱定几项原则:一是不肯人云亦云,随便苟同,包括外国学人隔靴搔痒和别有用心的浅薄观点与极可笑的论调,决不引洋自重;二是对史事不可任意歪曲,对人物不可厚诬或是瞎捧;三是不以成败论人,不敢枉是非之公;四是尽量排除主观成见,提供客观史实,比较功过得失,让读者自行体会研判;五是遵从“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我国史家治史传统,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决不武断地轻下结论。三十年来我在这方面孜孜砣石_乞,寝馈于斯,无论长篇或短篇写作,始终信守这几项原则。区区用心,诚如胡秋原先生所说:“考究历史,始不目盲。史无讳饰,始不为谎。知鉴知戒,成功津梁。盲谎若张,国乃灭亡。”(见沈云龙:《中国共产党之来源》胡秋原序)这几句话,是我引为治史座右铭的。 畏友刘绍唐兄创刊《传记文学》杂志,垂二十载,销行海宇,允称独步,经营殊非易易。对近代史事与传记人物,常不断有别出心裁的崭新构想;如自1976年1月起,有“每月人物专题座谈会”的举行;1978年1月起,更辟有“民国史事与人物”的专栏。前者我曾被邀参加多次发言,后者几乎每期都有我的专文。其间有若干问题,多年来一般史学工作者,泰半有所顾忌,不愿深谈,或明知有所讳饰,不愿说破,尤其在课堂里,遇到质疑问难,亦往往含糊其辞,或乱以他语,无从公开讨论及详细阐释。我接触过不少历史系的大学生及研究生,很惊讶他们或她们对民国史何以若是之迷茫不解。因此,我明知以当代人而言当代史,必为当道所不喜,唐突时贤,自亦在所难免,然为历史求真求信起见,爱就民国以来具有关键性而影响深远创痛深巨的重大史实,加以剖析。就我所知,不揣谫陋,扼要指陈,俾能增强其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及使命感,鉴往知来,毋蹈覆辙,为历史教育稍尽绵薄,相信不是毫无益处的。 今特选辑座谈会发言纪录及专栏拙文三十篇,汇为《民国史事与人物》,藉资纪念。这个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国家,在多灾多难中成长之不易,虽日天命,岂非人事?愿国人猛省,时加警惕!惟引用资料,为题目所限,难免有若干重复,深滋遗憾。付梓以后,承史学前辈李幼椿教授以年逾八旬高龄惠予署签及赐序,绍唐兄慨允作跋,陶英惠、林抱石两兄经常协助搜集史料,赵克森先生悉心校稿,费神尤多,谨附此致以诚挚之谢意!
《史学名著丛书:民国史事与人物》为著名史学家沈云龙先生代表性著作之一。收录《民国初建与南北议和》《孙中山先生与民初政府及其影响》《民初国会之渊源及其演进》《五四运动的历史回顾与价值评估》,以及有关宋教仁、汤化龙、蔡元培、黄膺白等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文章。全书行文流畅,气韵生动,通俗易懂,为学史治史人士和广大读者提供了一部好读好用、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民国史作品。
沈云龙,著名历史学家,日本明治大学毕业。曾任上海《国论月刊》编辑,后在台湾任东吴大学教授、台大等校特聘导师,并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主持人、文海出版社总主编等。
民国初建与南北议和 武昌起义后和平之初探 袁世凯停战谋和之运筹 独立各省对议和之反应 南北和议之经过及其内幕 几经波折中之清帝退位与共和告成 孙中山先生与民初政府及其影响 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独立 各省代表会之组成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与推举大元帅 孙中山先生当选临时大总统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之修正 中央各部负责人选之安排 迁就南北和议及对袁世凯之许诺 清帝退位与孙辞袁继 中山先生解职后之影响 民初国会之渊源及其演进 武昌起义后之各省都督府代表会 成立南京临时参议院与质问抵押借款 制定临时约法与临时国会之论争 临时政府与参议院之北迁 ,临时参议院与内阁更迭及闭会 宋教仁与民初国会 清末假立宪与民初各省代表会 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制的反响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与临时约法 参议院民选争议与政党分野 政党内阁、超然内阁、混合内阁之争 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宋教仁 汤化龙其人其事 家世科第与赴日留学 请愿召开国会之失败 武昌起义出长民政 通电各省响应独立 确立军政府组织与筹议约法 随黄克强离鄂赴沪 民初政党之化合 宋教仁被刺与国会开幕 国会解散后出长教育 反对帝制与促袁退位 国会恢复与二度解散 敉平复辟与参加段阁 汤、梁与段之始合终离 游日悼亡诗之凄婉感人 曾慕韩日记之记载 游历美洲遇刺之死因 刘以芬论汤氏之生平 “五四”爱国运动的历史回顾与价值评估 “五四”爱国运动的时代背景 “五四”爱国运动的事实经过 “六三”风潮扩大与政府接受要求 “五四”爱国运动的历史评价 有关陈独秀生平的几个问题与我的看法 有关蔡元培生平的几项补充 蔡元培与光复会的渊源 蔡元培与林纾的论争 蔡元培停止祀孔的反响 蔡元培变更教育制度及晚年政治活动 陈炯明叛变与联俄容共的由来 陈炯明的拥荆、与叛孙 马林游说国共合作与孙越宣言 中山先生返粤与检举鲍、陈阴谋 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实行联俄容共 邓泽如、张继、谢持之弹劾共产党 中山先生北上逝世后之国共斗争 有关陈炯明叛孙的资料 孙、蒋两公对陈之期待与论评 陈免职后蒋公规劝之原函 粤军将领联请孙公下野之通电 吴敬恒调停孙陈复合之往来函件 章炳麟为陈所撰墓志铭及挽联 梁任公与曾慕韩 孙中山先生北上逝世与奉安大典 应邀北上与中止游俄 绕道日本赴津访晤张作霖 扶病入京患肝癌不治逝世 梁启超吊唁受窘与移灵社稷坛盛况 段祺瑞未莅公祭与李烈钧致答谢词 苏联政府赠棺与权厝西山碧云寺 筹备安葬紫金山与北上迎榇 灵榇奉移南下至宁之实况 奉安大典告成英灵永垂不朽 林森、邹鲁、谢持与西山会议 西山会议与成立上海中央党部 广州召开二全代会惩戒西山会议派 西山会议派举行二全代会于上海 北伐、清党与宁汉分裂 宁、沪合作与武汉清党 统一党务与西山会议派之终结 1927年北京搜查俄使馆之经过 搜查之动机及其实况 搜查后之中俄交涉与全面清党 捕获共产党首领李大钊等之处刑 有关李大钊身后子女之悬疑 从历史观点看张作霖的成败得失 从武汉分共到广州起义 武汉和平分共之由来 叶、贺领导南昌起义之经过 宁、汉、沪合作之酝酿 成立特别委员会与汪之引退 南京西征讨唐与广州张黄事变 “二二”惨案与上海会议 共产党广州起义 绝俄清共、查办张黄及汪之出国 扩大会议之由来及经过 派系恩怨与地方动乱之结合 扩大会议之酝酿及其波折 扩大会议成立宣言与党政措施 阎、汪会谈与东北态度 北平组府之经过与佚闻 东北军入关结束南北纷争 扩大会议之成果及其影响 “九一八"事变的回顾 张学良统治东北及不抵抗之由来 王正廷“革命外交”之误国 声诉国联与避免直接交涉之失策 国难严重声中兄弟阋墙之争 沈阳事变的副产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满洲国” 广州非常会议的分裂与宁粤沪四全代会的合作 胡汉民辞职幽居汤山的经过 四监委弹劾案与宁粤电报战 非常会议组府与南京释胡赴沪 上海和平会议与分别举行四全代会 蒋主席下野与宁粤沪三方合作 国难会议之回顾 召集国难会议之由来 国难会议会员之征聘 会员属类之分析 舆论界及被邀会员之反应 取消召集国难会议之提议与反响 平津沪多数会员之拒不出席 国难会议的六日间 张道藩之报告与《大公报》之论驳 蒋延黻之独特见解 国民代表大会迟迟其来 黄膺白——一位失败的爱国主义者 政治方面在朝时少在野时多,长才未展 军事方面功成不居,决不私军队于一己 党务方面虽未归队,对党的制度与组织仍多所建议 外交方面对日周旋忍辱负重备受疑谤 国民参政会之由来及其成果 民初国会兴废与战时民意机构 从国防参议会到国民参政会 国民参政会的产生方式及其组织要点 团结党外人士与成立省级民意机构 国民参政会的功能与促进民主宪政 抗战前后国共商谈的历史教训 共军北上陕北与要求国共商谈 国共初步商谈与“共赴国难宣言” 抗战期间国共叠次商谈经过与美国之介入 抗战胜利后等于废纸的国共“双十会谈纪要” 政治协商会议的面面观 政协召开的由来及其成员分析 一切反动派居然都是座上客 蒋主席坦诚致辞与十次大会概述 五项协议、一场噩梦 北伐统一五十周年纪念 广州誓师北伐 击败吴、孙底定东南与清党分共 宁汉分裂、蒋公下野与北伐中挫 龙潭大捷与宁汉合作后之纷扰 蒋公再起完成北伐统一大业 维护北伐成果之蒋段往来函牍 裁兵编遣——北伐统一之后遗症 近四十年来中美关系的检讨 引’言 抗战以迄胜利的中关关系 1949年以后的台关关系 结语 三个中俄友好同盟条约的历史教训 李鸿章与微德订结的《中俄友好同盟条约》 民初帝俄·苏俄对华的一贯侵略 王世杰与莫洛托夫订结的《中俄友好同盟条约》 周恩来与维辛斯基订结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我对纂修中华民国史的看法
版权页: 民国初建与南北议和 武昌起义后和平之初探 逊清宣统三年(1911)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散布在湖北新军中之革命党人,起义武昌,拥驻鄂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旅)协统黎元洪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为民政总长以辅佐之。黎固非革命党;汤则著名立宪派,乃起义仓猝时所推定者。洎军政府成立,宣布清廷罪状,照会各国领事,俱以黄帝纪元四六。九年为年号,举动文明,匕鬯无惊,各国遂视为国际法上交战团体,严守中立。因是迄10月中旬,各省及重要地区,先后继起响应,纷纷宣告独立,除直隶(河北)、河南、甘肃、新疆、山东及关外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成立保安会尚受清廷支配外,革命军已奄有全国三分之二,时距光绪二十年(1894)孙中山先生提倡革命,组织兴中会,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仅十七载耳!其成功之速,实为历史上所罕见。盖晚清亲贵专政,一味以九年预备立宪为拖延之计,不识民心之向背,逆势而行,自召覆亡,有非人力所能挽回也。 初,清廷闻武昌起义讯,甚为震动,亟命陆军部大臣荫昌亲率近畿两缜(师)兵援鄂,无如与革命军战不利,乃又召回荫昌,改起用罢黜已两年余之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及钦差大臣,督办湖北剿抚事宜,节制各军,并以冯国璋、段祺瑞分任第一、二军总统,冯、段系世凯小站练兵时之将佐,而所统部队又多从世凯一手组训之北洋六镇抽调而来,有此渊源,将士无不用命,自可悉听其指挥。然世凯始则推托“足疾未愈”,辞不应命,继则提出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宽容革命党人,开放党禁,赋子调遣水陆各军全权及充足军费各条件,均获清廷接受。至是世凯方于九月十一日(11月1日)勉赴孝感视师,而冯国璋即于是日攻下汉口,焚掠极惨。捷报至京,清廷对袁益坚其信任。 汉口即失守,革命军退汉阳。适黄兴自港经沪潜行抵鄂,元洪钦其威望,拜为战时总司令官,督师反攻,与清军相持。至九月十九日(11月9日)世凯经清廷任命及资政院公举为内阁总理大臣,离鄂北上,濒行,派道员刘承恩、海军正参领蔡廷干为代表,由驻英领事葛福偕至武昌,奉书元洪,开列四条:①下罪己诏;②实行立宪;③赦开党禁;④皇族不问国政。与革命军议和,并称如能承认君主立宪,两军即可息战。元洪当即召集都督府高级职员举行欢迎会,请刘、蔡宣布来意,并由汤化龙致辞: 今日蔡、刘二君来到武昌,我等同胞极为欢迎。但是我们武昌此次首义,并非专行种族革命,实政治革命。我中华民国据有二十二行省,内有汉满蒙回藏五大族。求五族平等,所以必须改建五族共和。处现在二十世纪时代,君主国逐渐减少,民主国日益加多。如能按照共和制度,实事求是,则满清永久立于优待地位,享共和幸福,较之君主时代之危险,至有世世子孙莫生帝王家之惨,胜百倍矣!我想清廷真有觉悟,顺应潮流,必以吾言为然,谙蔡、刘二君,转达(袁)项城(世凯)不必固执可也。
《民国史事与人物》行文流畅,气韵生动,通俗易懂,为学史治史人士和广大读者提供了一部好读好用、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民国史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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